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遷

論文類別:財政稅收論文 > 稅務研討論文
論文標簽:清代史論文
論文作者: 鄧亦兵
上傳時間:2006/4/20 11:04:00

  內容提要:本文通过對清代前期稅則制度變遷的描述,說明清代政府的稅則制度變更,使不同種類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計量單位征收,以市场機制為基礎,無疑是一種進步。然而,清代稅則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政府規定的稅則,不能隨物價浮動而及時改變,物價上漲,稅率降低,稅收總額也随之減少,使稅官們的薪俸、管理關稅的各項經費,都會产生不足。因此,各關監督、或管关官員,就用私自增加收稅量的辦法來補充缺額、缺款,這就形成各關稅則,在原部頒則例之外,又產生現行則例等法外則例,部頒則例成了空架子。

  關鍵詞:清代前期 稅則制度 稅率
  
清代前期政府对內陸各關制訂了征收商品通行稅的原則和法規,稱為“某某關商税稅則”,對此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者许檀等和日本學者香阪昌紀的研究是開拓性的,具有重要意義,也頗具代表性。許檀等学者在分析了一些稅關計征方法變更、品種增刪、部分商品稅額的增減及裁革免稅之後,認为:“清代的稅則條款和稅额,從整體上看相當穩定,那麽應該可以認為,其稅率是呈下降趨势的。”並指出:“不能認為稅額的增長就一定是加重剥削”1。

香坂昌紀根據康熙《滸墅關誌》2和嘉庆《滸墅關誌》對不同時期滸墅關的稅則進行比較,說明稅額在不同時期都有所增加。他認为,雍正年間規定“計石征課制,其後繼續使用,基本的原則没有變化,但是可以推斷稅率超過定制(部頒稅則標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還認為,康熙、雍正二次修改稅收則例,“每次(商人)擔負的稅額都被增大”3。 但香阪氏認為北新關的稅率低 4。

簡言之,以許檀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整體上稅則相當穩定,稅率呈下降趨勢。税額增長也不一定是加重稅收,也就是說政府的稅则整體上變化不大,稅是不重的。以香阪昌纪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稅額是增加的,稅率增加的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浒墅關幾次修改稅則,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標準,商人的稅負比較重。應該說,兩篇文章都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据,論述嚴謹,但卻得出两種相反的結論,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筆者認為兩種意見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兩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化問題。第二,稅率的變化趨勢是增加还是降低?從而說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過關稅是重還是輕?本文準備圍繞上述兩個問題展開讨論。

一 稅則制度

從管轄角度看,清代的內陸稅關分為戶部管理的關,簡稱戶關,工部管理的關,簡稱工关。各關商稅則例規定的納税對象有商人和船戶,一般来說,商人繳納商品稅,亦稱貨稅,船戶繳納船稅,亦稱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戶關中的貨稅則例進行探討。税收則例是政府規定的征收商品通过稅的原則和標準,亦是政府頒發的具體經濟法規。政府的稅收則例,要求相關人員按規定標準、手续納稅和征收,這裏簡稱为稅則制度。

明代的稅則制度分梁船則例和货物則例。梁船則例是向船戶收取船料,原來是“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後從简便,乃驗船梁闊狹,定收料銀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裝載貨物的多寡很難測量,所以改為梁船计征,使稅收方式變得簡便。“各鈔关止收船料,惟山東臨清、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6。貨物则例是先向船戶征收,再由船戶向商人收取“納料等項”。“凡各處車輛船只裝載货物經過,或彼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銀多寡,具有则例可遵”7。 當時人評價稱:“斯關算舟,弗征其貨,政善優矣”8。 明代的貨稅則例是從價計征,亦稱價則,即將過關商品,先官為定價,頒發定價則例,然後按價征稅。

清代順治元年全面免稅,第二年開始征稅時,各關一般都沿用了明代的稅則,以後才逐漸有所變化。從表面上看,清代政府對稅則的變更主要是將明代錢币單位鈔貫改為清代钱幣單位銀兩;將明代流通的商品品種、部分商品具體征稅數目裁革減免等9。這种改變從官方文書上看,至少延長到了乾隆年間。如臨清關,乾隆11年“則例開載應征各項貨物,共一千九百余條。今該抚咨送該關收稅簿冊,逐一查對,所征貨物僅止一百八十余條,較之則例開載不及十分之一”10。“臨清關商稅則例,刊自前明,其條例多不宜於現行。迨乾隆二十九年,該省巡撫崔應階,以舊刊稅则內,開列鈔貫名色,兼列前朝衣飾,及賭具等物,非體制所宜,奏明将鈔貫名色,折合銀數,並将賭具等則刪除……通本核校,大约宜現行者十之三、四,而不宜於現行者十之六、七”11。太平關,乾隆11年“征收貨税內,有則例未載,比照征輸者,有因貨物贵重,酌加細料者,有因則例稍重,量以輕減者,歷任相沿,商民悅服。若概為改照舊例,均有未便,請仍照現在之數征收一折。經部按冊查對,其量增量減之處,尚屬合宜。惟比照征收各條,如珍珠、玉器等貨,比照潮綢例征收之處,均屬未協,議令該撫準泰,會同總督策楞,另行酌議,造冊具題”。“夫比例征收,原因例無正條,酌量貨物貴賤,以此較彼,价值相等,始可比照。今珍珠、玉器貴重等貨,非潮綢可比”12。戶部認為:這些商品“从前或因洋船未通,是以例未載入。今前項貨物販運过關諒亦不少,自應酌定稅則,增入條例,刊開明白,劃一征收”13。乾隆13年,“戶部議復,廣東巡抚嶽浚疏陳,太平、遇仙、浛光三關厂,現征稅則與部例未符,酌征貨税七十三條,木稅二十二條,按冊較对,比照粵、贛兩關,及該關稅則,增者四十,減者二十九,照舊者二十五,均屬平允,應準其刊載遵循。從之”14。

從實質上看,清代貨税則例的計征方式有所變化。首先是改價則為稅則。清代不再先为商品定價,而是從量计征,稱為稅則,即各關先按各商品在當地的貴贱程度、來源,以石、車、斤、匹、件、副、箱、篓、包等商品計量單位,規定應征數目,然後按單位數量征收。如通州坐糧廳“舊刊稅則,復加查核,據冊首聲明,伏地貨價,每兩征稅八厘;起京貨價,每两征稅三厘。而於各物條下,但註作價銀數,不列征稅銀數,與各关體例參差,謹將價則悉改稅則,以昭劃一”15。天津關“該關舊刊税則,有正稅、作價兩層。據正稅科則所載,核與各關事例约略相符。於作價科則所載,多有前朝服物,及不經見條款。又與正稅科則重復互異,輕重懸殊。行据該關聲復,作價稅則,系該关駐紮河西務時,沿存前朝之例。其後移關天津,始定正稅科則。現在概照正稅科則稽征,其作價科則……悉行刪除”16。打箭爐,雍正6年規定按地方征稅舊例,每兩征銀三分17。實際上就是從價計征,到乾隆41年更定新例,“凡商稅一應貨物,均分地道,按數科稅,照部頒現行条例征收”18。最明顯的例子是乾隆《欽定戶部則例》中各關的商稅則例,都是以這種形式規定的。

其次是改梁頭則例為簽量計石征收。梁船則例亦稱梁頭則例,是“量船之廣狹,以定稅之多寡,名曰梁頭”19。具體征收方式,“以量船之寬闊,所載貨物分平、加平、補、加補四項征收錢粮”20。清代梁頭則例中的平料、加平料、補料、加補料是向商人征收的貨物稅。浒墅關在順治12年前沿用明代的稅则,此後頒發了新稅則,“十二年郎中陳襄呈送滸墅鈔關則例到部,該司查對款項無異,仍劄该關刷印二冊,送部颁發,其堂簿令商人親填”21。康熙15年監督高璜稱:“本關原額稅銀一十四萬五千兩。若照部定則例征收,止得銀三萬兩有奇,因稅額並添增銅價不敷,原歷年收稅,官員酌量增定征收。職等在差,亦照歷年征收之例征收,可得定例錢糧,并添增銅價。今所增銅價三分五厘之數,可以加增。此外,亦可以酌量加增”22。康熙25年內務府慎刑司郎中桑格稱:“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部定滸墅關收稅則例內,不論貨物多寡,惟量船之寬闊七尺至一丈八尺止”23。他提出商品價格不同,用同一標準,按船大小征稅,是不平等的。“貨物自有貴賤,綢緞等物價值,與豆鱼貨物價值,大有分別,俱以加補一例征收,甚是不均。應將无論船只大小,計所載貨物多寡貴賤作何征收,重復定例,庶奸宄之徒不得僥幸作弊,收稅均勻,有益於守分之商人”24。但戶部議復稱:“高璜等稱,滸墅關原系量船征收,年久商民已知,量船征收之例,仍量船收稅,則商民不致苦累等語。相應仍照前量船收稅。奉旨:依議”25。高璜是康熙15年的監督,戶部議復桑格的意見時,高璜早已離任,可能是戶部對其進行咨詢後議復的。另一種可能是康熙《滸墅關誌》將不同時期的奏議聚集在一起,產生了錯誤,因為筆者未見原折,暫存疑問。戶部駁回了桑格改革計征方式的意見。“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戶部照監督高璜供稱量船征收則例頒行浒墅鈔關。二十七年十一月,巡撫都禦史洪之傑置立木榜於分司署前”26。此時戶部重新颁發滸墅關稅則,仍然是梁頭则例,是按當時監督實際征收的標准規定的,也就是說承認了監督實际使用的標準。此後大约經過三十多年,雍正5年高斌奏请改變計征方式,才获批準。

高斌奏稱:“查滸墅關則例輕重懸殊,如豆稅一項,名曰加補料,有梁頭、小販之分。”“小販則例,每石稅銀七分,【大船】梁頭止收二分六厘,相去懸殊,甚屬偏枯,以致以前小販豆貨雖寬至五分一石,仍不抵關,多被梁頭包揽”。他建議“將小販豆船照現收米稅之例,每石收銀四分”。對大船“逐船簽量,多者依數,每石二分六厘遞加,所刮余豆,每石亦止二分六厘”27。這個意見經戶部议復,獲得允準,稅則改為販運豆货,小販每石改征銀四分。大船“令循例簽量,多者依數每石二分六厘遞加”28。然而,實際征收的標準仍然與部頒標準有差異。雍正6年已經升任浙江布政使的高斌奏稱:“滸關現在商船所納各色貨物稅銀則例,與部頒則例數目多寡不符”。販運豆貨的“小販雖減至四分,而較之大梁頭船,每石二分六厘,相去尚懸殊”。而贩運米糧的“活梁頭船,每石約計納銀二分五厘,小販米船部定則例,每石四分五厘,現行则例,每石實止收銀四分”29。戶部議復同意高斌的意見,“將大梁頭船所裝豆貨,照宽減小販例,一概每石征收四分”。對販運米糧,部議認為,“小販米石稅額,與梁頭多寡互異”。“嗣後凡活梁頭船裝載米貨,俱令簽量計石,現照小販例,收銀四分”30。该月9日奉旨議行。雍正6年5月以後,滸墅關新稅則對糧食、豆類商品改原來的梁頭計征為簽量計石征收,规定每石征收四分,不論大船、小販一律如此。

高斌提出的問題引起戶部的註意,戶部在題本最後稱:“臣等更有請者,高斌将滸墅關現行征收則例,絲毫無隱,據實奏明。臣等將伊所奏現行則例,與部頒則例逐一項比較,大不相侔,是知各關雖皆有部頒則例,未必能盡遵部則征收,似此有名無實,陽奉陰違,相習成風,事所必有。若不清楚厘定,則稅课既無定例,必至任意增加,奸胥猾吏,高下其手,以致地方豪棍,得以包攬把持,殊非恤商裕課之道也”31。雍正6年5月9日,皇帝令“通行直省各關,將各處現行征收則例,徹底清查,據實奏聞”32。於是,各關監督奉旨奏報現行征收稅則,户部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审議並重新頒發各關税則。

臨清關,山東布政使嶽浚稱:“惟有糧食一項,兩河商販最多,向來止照梁頭丈尺納鈔”。請照浒墅關之例,一體簽量計石征收33。這個申請被批準,开始實行應該是雍正6年11月以后。

淮安關,順治4年沿用明代梁頭則例,“米麥船只明季則例,俱纳加補。今應仍令照納加平船料。其農船裝載米麥,不在此例”34。至康熙25年“監督杜琳任內,因恐遠商估客不能諳曉,易啟侵漁,且又時值幹旱,河道淺阻,裝載累千石之船只,不能連樯抵關。民間改造小艇運貨,俱系零星販戶,不能照梁逐項完結。當經因時制宜,按照貨之重輕,集三關則例,參酌損益,糧食則簽量见數,貨物則按數論石,定則征收”。“商民樂從,照辦已久”35。雍正7年监督年希堯奏請,將北來載貨大船,“改照客販征收,以從劃一”36。淮安關監督杜琳康熙25年自行修改稅則,對糧食簽量計石,對貨物按數論石,定則征收。到乾隆10年監督倭赫稱:“該關舊有通船一載之例。如船實能受載百擔,而裝貨在七十擔以下者,仍按擔征收。如滿七十擔者,即照本船受載數目,令輸百擔錢糧,自數百擔以至千余擔,俱照此例。再查簽量船只,受载之例,凡船頭、船梢及平板上跨,俱剔除不入見數之內,即贮貨亦不征稅。例冊未刊,不知始自何年”37。工部議復,同意倭赫所請,按擔征收。這說明杜琳之後的監督未完全按杜琳的辦法做,而是又創造了量船與簽量計石相結合的征收方式。到乾隆年間頒發新稅則,“粘米、飯米、小米、小麦、蕎麥、豆、蠶豆,每擔各稅五分”38。也就是說,淮安在乾隆年間對糧食等商品改梁頭則例為簽量計石征收。道光元年,又對淮安關徐州口的收稅又作了一點更改,“徐關雜糧无論外來土產,數至七石以上,稅過二分者,按石收稅。其數不及七石,稅不足二分者,免其征收”39。

夔關,康熙6年四川巡撫張德地請設夔關總稅,裁止宁番等處商稅。他說:“據夔州府申称,卑府查得夔關一稅,歷唐宋元明皆設於下關城鎖遏之處,迨今世遠人亡,舊額莫考。況三峽古稱天險,自四五六七八月水勢洶湧,船莫能保,故商艘於秋夏難行,而數目亦难以臆定。今卑府妄议,以春冬二季定稅銀三百兩,秋夏二季每季定稅銀二百兩,共約計每歲一千兩之數俟。”40 張德地的奏請被批準,“設夔关、建昌關,每年雜稅銀兩俱系知府征收”41。雍正5年川陜总督嶽鐘琪稱:“獨川省米糧,既不抽稅,而商贾又以不許遏糴為詞,便至漫无稽核”。他奏請“四川夔州一關,照江南淮安之例,凡遇米船到關,即令該府盤查量榷稅銀,以裕國課,其有別項貨物,仍照例收稅,統归正項”42。戶部議復:“川省運販米船,向無船料,客商或夹帶私鹽違禁之物,無可稽查,而沿途地方官往往借端需索。請照淮關船料尺寸則例,抽报料稅,所輸無幾,稽查甚便。至米船出川,地方官如有勒索稽留者,該督撫指名題參,應如所请。從之”43。此後夔關“雜稅之外,於雍正六年內,奉文增有米糧船料。查從前立法之始,原止將下楚之雜糧米船按尺征料,實未常定為米稅”44。此後就以量船方式征收米稅。虽然批準征收糧食稅,但皇帝不放心,又派官員隆生等人專门進行調查。“雍正七年内,經前任監督隆生,始奏稱改論石输課,每米一石,征銀四分,以折船料”45。雍正7年以後,夔關稅則改量船計征為簽量計石征收。

北新關在雍正7年戶部檢查時,有部頒则例、現行減例、和貨物比例三种例文。總督李衛奏稱:“糧食向來止征船料,所有嘉湖二府解省南糧,並民間進關完納糟糧,以及租米等項,原非商販,其船料一概免征。又濮院王莊綢,因閩粵、江右各省商人,凡屬大起恐其航海越渡,故特寬減,以示招徠。其本省店鋪,以及零星攜帶者,皆照紡绸一例征輸。又比則科稅,而有加倍者,以貨本稍貴之故,恐日久弊混,可否將比例免其加倍,止照正數征收,理合請旨”46。經戶部逐款核對議復稱:“原頒則例與現行比例,均屬平當,果無寬減示恩,亦無濫加病商。應行該督,转飭管關各員,將則例、比例,均刊木榜,豎立關前,务使眾商共曉鹹遵,按則征收,著為成例”,被批準47。北新關商稅則例是由部頒則例與現行比例合成的一部新法規。至乾隆7年,“經過米船照舊征收梁頭課銀,不必計石科稅”48。也就是说,北新關不對商人征收米税,只是對運米的船戶征收船料。但對通過該关的主要商品綢、緞、絲等貨物,則都是以商品單位匹、斤等數量,向商人征收的。

在税則制度的變化過程中,各關監督是執行制度的人,但他們並未嚴格遵守部頒則例征税。如上述淮安關監督杜琳自行修改稅則。滸墅关監督說:“查部頒則例,及懸掛木榜,其實從未遵行。現行則例歷任相沿,遠近商民輸納習慣已成為例”49。“陜省同州府屬之大慶關一處,向來日收抽稅另有成例,較之部颁則例參差不一……迨至奏銷,始將一年所收之銀,按照部頒則例貨物數目造報,以為符合之計,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年。雖核其征解總數,並無以多報少情弊,但則例既不劃一,奏冊尤非實在,考核竟成虚設。抑且一關兩例,易啟吏胥弊混”50。北新關,雍正7年4月“戶部為遵旨查议事,議復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李衛題称,浙省南北海三關,向照旧例征稅,其間有與部頒則例不符之處,皆歷來通商寬恤,相沿已久”51。這就是說,在收稅時稅官是按照自己規定的標准征收的。為了向上奏報不被駁回,各監督每日都在中央主管部門要求填寫的印簿中做假。滸墅關監督桑格說:“今部頒商人親填印簿,定例四季報部,現今首季三月內咨送。若照部定数目填寫,銀數與船數不符,必至多添商人船数。若以現今征收實数填入簿內,有違部頒定例,又屬不合錢糧”52。高斌說得更直接:“历任親填簿內,俱照则例填寫,其余銀兩,概不登填。若所填與則例不符,恐致部駁”。他甚至申請:“仰祈皇上,敕部定議,嗣後發商人親填簿內,俱令照日收實數登填,不必止照額數扣報盈余錢糧”53。可見,各關監督不但未按照部頒則例征稅,而且还隨意增減稅收量,實際征税數量多於規定。

在粗略地描述了一些關的稅則制度變遷與執行情況之後,再對這些關的稅率進行估算。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 稅率估算

這裏所指的稅率是稅關征收諸商品稅的數量,與該商品在該關所在地區的價格比率。稅率高低依靠史料作定性描述分析,很難具有說服力,因此估算稅率將為問題的解決带來定量分析。可是計算稅率難度很大,第一,稅率與税則有直接關系,但各關稅則不同,對諸商品征稅量也不一樣。第二,戶部管轄的稅關較多,目前筆者未見到所有有关稅則改變的史料,無法逐一計算稅率。第三,諸商品在該關所在地區的價格,不僅不同時期各異,既使同一時期,也不盡相同。更何况諸關征稅的商品,種類繁多,要想得到各具特色的數據材料,非常不容易。因此,筆者只能根據掌握的零星史料,略作量化分析,期望將來收集更多的史料進行補充,以達到比較完整的程度。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清代前期糧食在商品流通量中占主導地位,一些稅關又以糧食稅为主體,況且糧食價格相比其他商品價格的記錄較完整,前人作了大量收集和整理工作,為計算糧食稅率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所以本文對以商品糧食為主要稅種的關,進行稅率估算。如上所述,清代戶關征收商品通過稅,是按照單位商品量计征的,而且這種計征標準,在乾隆以後基本上没有變化,根據物價越低,稅率越高的原理,從前人列出的米價表中,選擇最低米价,再用稅則中規定的米稅去除,得出該關米稅率。这個稅率是最高稅率,以後隨著物價上漲,稅率呈下降趨勢。其他商品價格,選擇零星記载,估算大概稅率。

滸墅關:如上述,在雍正6年之前,滸墅關每石米征收銀0.026兩。另據岸本美緒總結前人研究成果,列出康熙年間江南蘇州附近地區米價表,最低米價為每石0.7兩 54。此時的最高米稅率約為3.7%。雍正6年修改米豆稅,每石纳銀0.04兩。雍正年間該地區最低米價為0.6兩 55,最高稅率約為6.7%。此後,滸墅關稅則沒有更改,但蘇州米價是上升趨勢。乾隆年間,“蘇城米價,以每石二兩上下為貴,一兩五錢上下為中,一兩上下為贱”56。假設最低价每石1兩,最高稅率为4%。乾隆二十年,豆每石价至一兩八、九錢 57。豆稅約率為2.2%。道光8年,蘇松米價每石1.54兩 58。稅率約為2.6%。康熙時,滸墅關最高米稅率為3.7%。雍正時,滸墅關的最高米税率為6.7%,應該說米價如此之低,稅率如此之高,只是理論上的估計,因為如果蘇州當地的米價是每石0.6兩的話,那麽商人就不会倒貼錢,把外地米運入苏州城,這樣滸墅關進口米量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實際稅率只能低,不會等于或高於這個水平。滸墅关的米稅率,從低走向高,至雍正時最高,到乾隆及以後,米價上升,稅則不變,稅率下降的趨勢是很明顯的。

臨清關:雍正6年山東巡撫奏報稱:“臨關小稅中剝買雜糧,每石纳銀一分一厘,糧食以米麥為貴,请將米麥二項,照小稅加倍,每石納银二分二厘。其余雜糧照小稅原額每石納銀一分一厘。凡雜糧船項下,除船户仍納正料外,其一切补料、雜項,悉行革除。就七尺船較之每船裝二百余石,向来正補各料需銀二兩四錢零,每石纳銀約一分一厘。今若改作簽量計石,雜糧照依小稅,每石一分一厘,正与料額相符。而米麥二項,每石二分二厘,比之料額則已增加一倍……至於同一雜糧額税,而又不便照滸墅關每石四分之例者,因東省糧食價值较之江蘇不啻減半,本少則利輕,若加至四分,恐利息微,而商販少,又不得不隨地制宜,以為招徠遠商之法也”59。這個奏議被批准執行。臨清關的情況與滸墅關相似,雍正6年11月以后開始執行新稅則,米麥每石納銀2分2厘,此前每石納银1分1厘,從稅則上看增加了一倍。因為當地糧食价格是江蘇省之半,所以稅则規定的征稅量比滸墅關低。筆者未見到前人對雍正6年以前山東米價的研究成果,这裏只能根據零星價格,列表1。(略)

如表1所示,假設雍正6年之前,山東最低米價為每石0.5兩,稅則規定每石收0.011兩,稅率為2.2%。如果按照臨清米價是蘇州之半计算,臨清米價每石大約为0.35兩,稅率約為3.1%。更改稅則之後,雍正10年,稅則每石收銀0.022兩,按最低價每石0.4兩计算,稅率為5.5%。乾隆43年,按每石價0.7两價算,稅率約為3.1%。臨清關糧食稅率也是從低走向高,高期大約在雍正改变征稅方式之後,可見税則增加,稅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臨清關米麥稅率,大概不會超過5.5%,因為這是按最低價格計算的。乾隆之後稅率趨于降低。

淮安關豆稅率,日本學者滝野正二郎根據乾隆43年,豆平均每石價值1.2兩,納稅0.05兩,計算出稅率為4.2%。60 康熙25年之前,以及乾隆之後,糧食稅率应當低於乾隆時的水平。

揚州關:乾隆元年2月20日蘇州巡撫高其倬奏稱,“揚關豆貨則例,每石納銀二分,登明船重稅多,又從遠地來者,加二寬免征收。查向年北來外河各船,俱不敢渡江,裝至邵伯即發客轉販。再雇邵伯鎮之船,裝載過關渡江。此等船只過关,每豆一石,完稅一分,自設关以來即如此征收,由來甚久。細查其故,蓋因此等船只不量加寬減,則北來之豆客接買者少,邵伯船戶亦不肯接運,不特扬關之稅額必缺,且揚關以下滸關等處豆貨亦少,頗有关系。此從前之所以斟酌變通而行。近年以來,北來之船漸次渡江,照例宽以八折,而邵伯船只亦復不少,若改照外河之例,一概八折,接運之船轉以為苦,故仍從其舊等語……應如所議,照舊征輸”61。“豆、米、麥、芝麻,每擔各稅二分,船重税多,遠來者,加二寬免”62。乾隆21年2月,揚州米價“中米一倉石,市價銀自二兩四、五錢,至三兩一、二錢不等。幸江廣、豫東米船連檣而下,尚不缺乏”63。稅则每石納銀0.02兩,假设揚州米價為2.4兩,稅率約為0.83%。若從河南光州运到揚州的米,由邵伯鎮船户轉販蘇州,稅則每石納银0.01兩,假設扬州米價為2.4兩,稅率約為0.42%。到3月時,揚州米价最低為每石2.6兩,最高價為2.8兩,米價普遍下降“一、二錢不等”64。因最低米價上升,稅率會更高。當時河南光州米價為每石一兩四、五錢,商人在光州购米,運往揚州,不算運費,每石米可以賺0.98兩。

夔關:在雍正7年“始奏稱改論石輸課,每米一石,征銀四分,以折船料”65。此後税則沒有改變。筆者未見到前人研究四川米價的成果,只能将零星米價列表於下。表2(略)

四川米價如表2所示,取最低米價每石0.6兩,稅則每石征銀4分,夔關最高米稅率約為6.7%。

其他商品,如白蠟,“江南素不產蠟,皆由遠省販來。蕪湖、蘇州乃百貨匯聚之區。茲確訪時價,每凈蠟一斤,蕪湖時價銀一两二錢,蘇州時價銀一兩一錢七分……近年以來,百貨昂貴,較之二十年前不啻倍蓰”66。乾隆20年安徽白蜡時價“每斤價銀一兩五分”67。蕪湖關稅則,白蠟每擔稅3錢 68。稅則中沒有記載擔相當於多少斤,假設每擔等於100斤。乾隆20年,蕪湖白蠟時价每斤1.05兩,稅率为0.29%。假設雍正年間,芜湖白蠟價值每斤0.525兩,稅率為0.57%。滸墅關稅則,白蠟120斤作1擔,每擔税1錢2分 69。假設雍正年間苏州每斤白蠟價銀0.585兩,税率約為0.17%。乾隆16年,税率為0.085%。另據鄭光祖记載:“乾隆六十年九月,余隨先君,自滇由川江回,道經重慶。其地為全川百貨雲集之所,時其地白蠟價廉(紋銀二十四兩一擔),行家說合至再,先君以拙於商贩辭之。後十二月抵蘇,經白蠟行店,姑詢時值。店主急問曰:货其至乎?望正切也(元絲銀一百零八兩一擔)。若端木氏當此利三倍矣”70。假設此時重庆白蠟每斤0.24两,夔關稅則,白蠟每斤税九厘 71,稅率為3.75%。

  如絲,雍正年間杭州絲價,“頭等細絲,雍正元年每兩七分八厘有零。雍正二年,每兩七分二、三厘。雍正三年,每兩七分。雍正四年,每两七分。略粗些的絲,雍正元年每兩七分二厘有零。雍正二年,每兩六分七、八厘。雍正三年,每兩六分五、六厘。雍正四年,每兩六分五、六厘。其粗糙不堪之絲,奴才衙門用不著,不行采買,價比头蠶好絲賤一、二分……大概歷来上貴者,不出一錢之外,最賤亦得五、六分不等”72。北新關稅則規定:“中絲每百斤稅八钱五分七厘六毫,每百兩稅五分三厘六毫”。“土絲每百斤税六錢四分,每百兩稅四分”73。假設雍正年間杭州中絲價銀每百兩6.5两,稅率約為0.82%。假設土絲每百兩價銀5兩,稅率約為0.8%。香阪昌紀認為,中絲稅率是1.3%,如何計算的沒有說明 74。
再如棉花,岸本美緒前引書中,所列江南棉花價格,一部分是康熙時期的,當時滸墅關的稅則還未更改,無法計算。另一部分乾隆時期的價格,是以錢為單位的,換算成銀誤差會更大,所以棄之不用。乾隆時期,崇明縣“木棉每百斤价銀三兩三錢”75。“木棉每百斤銀三两二錢”76。滸墅關税則,“凈棉花每一百四十斤作擔,每擔稅一錢二分”77。假设崇明棉花每擔價銀4.48兩,稅率約為2.7%。

山海關錦口“青茶系徽州土產之極粗者,在地買價每斤不过二分,賣價百斤三、四两不等。查木榜所載應照粗茶則例,每百斤正稅七分二厘”78。青茶稅率為2.4%、1.8%。

還有一些商品,因為目前没有收集到有關的價格,只能從稅則本身增加,或減少來判斷稅率的情況。如山海關:“黃豆、豆餅二項,該關向不征稅。乾隆三十七年,据盛京將軍恒祿、該關監督平泰,先後奏咨,經戶部奏準,酌照臨清關例,黃豆每石、豆餅每一百五十斤,各收稅一分一厘。續於四十年,將军弘晌等奏準,改為二分二厘科征”79。只從稅則上看,豆稅增加了一倍,稅率應該是增加了。

淮安關:“皂礬每擔舊定稅銀八分,節年減以五分征收。又鉛每擔、新釘、茶葉、鐵條每擔,舊定各稅銀一錢二分,節年鉛每擔、茶葉每擔只各征銀八分,新釘每擔、鐵條每担只各征銀五分。又紅花每担舊定稅銀一錢七分,節年只征銀七分。錫箔百塊折一擔,舊定稅銀一錢七分,節年只征銀一錢。蘇木、胡椒每擔舊定各征银二錢七分,節年只各征銀二錢等語。所有各項稅则,應照減定實征銀數纂列”80。皂礬減少37.5%;鉛、茶葉减少約33.3%;新釘、铁條減少約58.3%;紅花減少约58.8%;錫箔减少約41.2%;蘇木、胡椒減少約25.9%。虽然目前尚無法計算出各商品的稅率,但可以肯定戶部新頒則例,比原來舊稅则減少了,如果商品的價格沒有变化,稅率會降低。

綜上所述,每次稅則改革,大多数關都增加了收稅額。正如香阪昌紀指出的那樣,浒墅關順治12年梁頭則例比明崇禎5年則例規定的稅銀凈增2倍。康熙25五年現行標準,相当部頒則例的7~10倍。雍正5年實際征收,又比康熙25年則例規定的增加了 81。然而,税則改變,實際征收數量增加,是否就能說明稅重呢?好象還不能簡單的得出結論。因為關稅的輕重是稅率決定的,稅率低,稅自然輕。盡管稅率與稅则有一定關系,但是稅率又與商品價格有重要關系。當稅则規定的單位商品征收數量增加时,商品價格不變、或降低、或增高,稅率都會增高。当稅則規定的單位商品征收數量下降時,商品價格不變或者升高,稅率會降低;商品價格降低時,稅率會升高。反之,税則規定的單位商品征收數量不變,商品價格降低,稅率升高;商品價格上漲,稅率則会降低;商品價格不變,稅率也不會改變。清代前期以商品糧食為主要稅种的常關,大約在雍正7年以前,都進行了稅則改革,即從量船計征,改為簽量計石征收。尽管稅則規定的征收數量增加,稅率也增長了,但從實际看,主要商品稅率并不高,其中夔關的粮食稅率最高,因為四川是糧食輸出省,當地的糧價應該比湖北、江南的糧價低,才有外運的可能性。由此也可以估計,各關的糧食稅率一般不會超過夔關6.7%的水平。白蠟的稅率也同样,四川重慶是白蠟產區的集散地,白蠟價格比較低,而蘇州、芜湖是銷售區集散地,白蠟價格比較高,因此夔關的白蠟稅率3.7%,而蘇州、蕪湖的白蜡稅率還不到1%,估計其他各關的稅率當不會超過夔關3.7%的水平。棉花過關稅率,是以崇明縣的棉花價格每斤3分2厘為基礎計算的,同時期安徽各府棉花1斤價銀八、九分 82。北方陜西“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木棉二十斤”83。每斤棉价銀7分5厘,都比崇明的棉花價格高,說明崇明棉花稅率比較高。崇明縣是棉花產區,如果不遇到災荒,那裏的棉花价格是比較低的,估計其他各關的棉花稅率要低於3%的水平。絲也是按產地價格計算的,絲的稅率大約高不過1%的水平。青茶是銷售地稅率,產地稅率要高於2.4%的水平。在當時人眼裏,各关的稅也是不重的,“至於各關之征收稅課,一遵欽定則例,或征數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其科則最重者,亦僅四、五十分之一耳,課非重也”84。总之,清代前期各關的情況不盡相同,各種商品的稅率也相異,應該進行具體分析。稅則下降,而該關附近的物價上涨,稅率下降;或者稅則不變,該關附近地區的商品價格下降,該商品的税率會下降的情況都可能存在,但從清代前期來看,乾隆以后,稅則基本不變,商品價格總趋勢是上漲的,稅率自然顯示出下降趨勢。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清代前期政府規定征收的商品通過稅率是比較低的,商品稅也是不重的。
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 對稅則制度的評價

通過以上描述,可以肯定地說,政府的有關制度、政策,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必要的,也是順應經濟發展的。政府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不斷修改稅则,簡化收稅過程,無疑符合當时全國商品流通量增大的具體形勢。清代對貨稅則例的改革,使不同種類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單位征收,更顯合理。而且對每天通過數以千百萬計的船只來說,每船裝載的商品各不相同,以貨物論數計石為標準征收,註意到了商品價格的浮動水平與征收標準的關系,所以也可以說清代政府的稅則制度變更,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是“力圖使稅收更趨合理化的一種努力”85,無疑是一種進步。

清代前期税則制度的根本問題是追求公平合理,這在戶部、及一些人士中都有共識。“關税理應劃一公平”86。“立法貴得其平,收稅貴得其人”87。税收則例的制訂原則是“因地制宜”88。一般來說,政府對稅則的修改是比較慎重的,如對嶽鐘琪申請夔關征收糧食稅時,朱批:“睹此論甚有理,但數省多賴川米食用,恐立稅或少有未便處,已有旨,諭部詳議”89。後經戶部議復同意了他的意見。對滸墅關米粮過關稅,戶部也是先考慮到,“米石為民間日用所需,是以部頒則例只照梁頭丈尺榷稅,原欲招集商賈,俾糧儲充牣,江鄉足食也”90。這說明清代前期的政府对商品通行稅的征收,比较註意納稅人的承受程度,力求平等,並非是征收得越多越好。這也反映出專制体制下的政府,非常註意协調其統治基礎廣大民眾的需求,與商人追求厚利之間的平衡,通過這種制衡來達到安定社會秩序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在順治時期規定新稅則,康熙年間對部分稅關的稅則進行了修改。雍正6年以後,又在全國對稅关的稅則進行調查、核實、重訂。乾隆2年,戶部根據乾隆元年甘汝來的奏折,“請敕下直省督撫,及各關監督,凡一切收稅地方,核定則例”91。這次修改稅則的情況,仅從乾隆《欽定戶部則例》中就可以反映出來,各關稅則都进行了全面重訂,統一命名。可以說,各關商稅則例经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時期的修改、重訂,大概每隔幾十年,這一过程就重來一次,如此反復,至嘉慶、道光時期,稅則就再也没有全面的變更了。新稅則的产生過程,一般是各關監督在實际稅收中實行的則例,也稱現行則例,執行了一段時間後,通過監督、或管關官員奏報,督抚轉奏,經戶部議復同意,將所實行的稅則,題本上報,皇帝認可,再由戶部頒發,成為新的部頒則例。從這個決策過程中,可以看到專制政府對經濟事務,一般先是監察機構官員提出疑問和意見,然後由中央各部官员、或各省督撫進行討论。這些官員往往都結合管轄區的具體情況,提出解決辦法,最後主管部門向皇帝奏報,再由皇帝批準執行。这個決策過程是政府推行政策的必要手段,它使政府以最快速度獲得比較全面而準確的信息。正是通过這一過程所產生的政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制宜,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增強了政府管理商品稅收的能力,使稅額逐渐增加,起到的積極作用。也正是由於清代前期專制政府的權力集中,各方面的職能權力隨之加強,使得有關商品流通方面的許多具體制度得到強化,這也是使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比明代有了很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清代稅則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各關監督在實際征稅時,根本不按部頒稅則的法規執行是一個普遍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各關稅則調整中,有一個最常见的事實,政府增加各關的稅收定额,但不改變稅則,致使收稅總數,收稅實際數量降低,不能完成政府規定的收税定額。香阪昌紀指出:“為了確保稅額(指定額),不能按正規部頒則例征收”92。應該說征收不敷定額的關鍵是過低的稅率。“稅率又未能隨物價变動而調整。如果嚴格遵照舊稅則課稅,则每年關稅不免有嚴重低收的現象”93。這種低稅率使整個税收制度產生了一些的問題。按部颁稅則征收,不敷定額,所以各監督、管關官員常常私自更改稅則,增加了對貨物的平料、加平料、補料、加補料的數量,或者是改變計征方式。

原因之二是船戶改造船只,量船征收的方式使實際稅收數量減少。桑格稱:“若照部定則例,七尺以上船頭,方許收稅。每日所過之船不過十余只,十四、五只不等,所收錢糧不足百两。揆厥所由,從前一丈八尺之船,長五、六丈者,深不過四、五尺,即滿載亦不過四、五百石。因此奸宄之徒,知系止量船頭寬闊征稅。新造大船,寬不及一丈八尺,深一丈有余,长十余丈,載貨四、五千石。【顯然是多說了。因為雍正五年丈八船載二千九百八十二石為率。】猶有更甚於此者,将船打造甚窄,仄行不便,傍附小舟並行。從前載一分者,今已載至數分,因此大船稀少。若不將小船計擔收稅,俱以不足七尺之小船,分載過關矣。若以小船所載貨物不令行走,勢必壅滞商民。由此推之,大船不得不增收,小船亦不得不按擔征收也。以此征收稅務錢糧,以完辦铜斤要務,無計可施,仍酌量前任征收之舊例,遵照定額”征收 94。量船征收,“奸宄之徒,惟圖多載貨物,將船造作深長,皆相沿日久,希圖侥幸行走。緣征收錢糧增減不一,使商人不知應收实數,或有不肖之輩,借端多索,亦未可定”95。如果說這種情況是從康熙年間開始的,那麽,到雍正5年監督高斌仍稱:“奴才到任收税,見梁頭一丈八尺者,交銀七十七兩五錢三分,又外加銀二十余兩不等,比照則例有浮多三十余兩者。奴才細問原由,據山陰江都梁頭船戶呈稱,丈八之船原照則例納銀六十七兩三錢,後因有將船改造深寬者,是以往年有均鈔之請,以簽量擔数,作梁頭丈尺,如丈八梁頭,以二千九百八十二石為率,納銀七十七兩五錢三分,合計每石二分六厘,若內有不及數者,則按二分六厘一石遞减。如逾數者亦照此例遞加,倘有過于船艙限槽之上,是在本船之外所刮余豆,照小販例上纳”96。臨清關附近糧船,“向来止照梁頭丈尺納鈔,因有狡猾船戶,改造寬深大船,出於常式之外,包攬重載,偷漏錢糧,實為隱害”97。乾隆10年管理淮安、宿遷等关稅務倭赫奏稱:“狡黠船戶,每計貨物已滿七分,即分貯頭、梢、上跨,以避一載之例。而奸猾吏胥,藉此高下其手。嗣後請將散裝貨物,不拘頭、梢、艙跨,悉行上稅,通船一載之例禁止”98。鳳陽的情況亦如此,“貨船有改闊造深之弊”99。這說明船戶改造大船,少納稅,不僅持續了幾十年,而且是各關的普遍現象。

顯然,嚴格按照當時的部頒則例收稅,增加了裝載量的大船貨稅,和被大船包揽的小販貨稅,就會以不違法的方式偷漏,關稅定額不能完成。而且政府規定的稅則,不能隨物價浮動而及時改變,物價上漲,税率降低,稅收總額也隨之減少,使稅官們的薪俸、管理關稅的各項經費,都會產生不足。因此,各關監督、或管關官员,就用私自增加收稅量的辦法來补充缺額、缺款,這就形成各關稅則,在原部頒則例之外,又產生現行則例等法外則例,部頒則例成了空架子。雖然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個時期政府都依據現實更改了稅則,但修改跟不上實際變化,更何況嘉道時期沒有再改变,這就使得各稅官根據自己的意願,苛索商人,增加收稅,年年相繼,使商人的實際稅负比政府規定的加重了。

還應該看到,清代前期國家專制政體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政府在商品流通中發揮更大的能力。專制政府缺乏有效的社會制約,沒有獨立的權力中心牽制政府,致使中央政府在商品流通方面的職能權力過於集中,產生了许多政策性失誤。隨著物價上漲,政府本來可以不斷調整各關稅則,使稅则更符合客觀實際。但政府對這些违背市場規律的舊制度,不敢越雷池一步,放棄了改革的機會,削弱和限制了自己管理商品經濟的能力。桑格是管理稅收的基層官員,接近稅收實際,往往能抓住稅則制度的缺陷,提出創新的收稅方法。其實他的目的與中央政府的稅收目的是一致的,為了稅收的“均勻”,追求平等合理,完全是正当的。但戶部稱:“近因出差各官希圖議敘,托言銅價浮多,不遵定例”100。顯然,戶部過多考慮的是與政治有關的事情,并未從經濟角度,重视定額增加,稅則不變,稅收減少的情況,使改革推遲了三十多年。這自然与當時財政稅收結構以農業稅為主體,商品通過稅所占比例不大有關。另外,還与政府決策的目的和思維方式有關。政府往往以安定為目的,怕改革生亂,其實稅收是政府控制市场的手段,掌握稅收這個杠桿,調節税則不適應物價的情況,才能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社會安定才有意義。政府的思維方式常常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精神,對進一步改革稅制很少考慮。可能正因為此,反而給實際工作的官員留下了比較大的利用權力的機會,使他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决定稅則標準。部頒則例的法定稅則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給税官受賄貪汙,商人偷稅創造了條件。康熙年間,滸墅關的監督桑格,一方面改變了稅則,另一方面希圖肥己,額外橫征,致害商民。“桑額任內,除征收正額外,溢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零。得旨,設立榷關,原欲稽查奸究,照額征收,以通商賈。桑額征收额課,乃私封便民橋,以致擾害商民,著該衙門嚴加議處”101。加之乾隆時期,政府考核稅官与上屆、前三屆比較的方法,更使收稅總量增加,稅官收稅甚至到了沒有標準的地步。嘉慶、道光時期,雖然政府取消了比較上屆、前三屆的考核方法,對個別稅關定額和收稅則例進行了下調,但由於沒有如雍正年間那樣对所有稅關則例進行調查、核實,重新確定、頒發,所以沒有根本改變部頒稅則脫離物價水平的狀況,反而使官員與商人聯合起來貪汙偷漏稅款。(此問題另文論述)有人說,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变好;一個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坏。這從某種角度說明,人訂立制度,制度又改變人、影响人。其實桑格的貪汙就明顯的例子,他看到稅則制度的缺陷,並利用這一缺陷,為完成稅收定額,也為個人多得,廣泛苛征,从原本全部屬於國家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因此,不僅訂立制度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這個制度要根據實際情况不斷改革,也是不可忽視的问題。這說明經濟制度創新的關鍵在政府,也可以说政府管理經濟,就是建立一個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制度,還要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變革。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1 許檀、經君健《清代前期商稅問題新探》,載《中国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以下簡稱許文。
2 這部誌前有康熙十二序文,一般稱為康熙誌,但書中有多處内容提到雍正時期的事,至雍正八年海保任監督,甚至還有乾隆四年字樣,說明這部志書是後人編纂的,不是原本康熙誌书,見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三《建置》;卷之四《管轄》;卷之八《榷部》,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康熙十二年刻本。
3 【日】香阪昌紀《清代滸墅關の研究》Ⅲ,載《東北學院大學論集》历史學、地理學,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第13號,以下簡稱香坂文。
4 香阪昌紀《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關を中心として-》,載《東洋史研究》第51卷,第1號。
5《滸墅關誌》卷之一一《禁令》,嘉靖刻本。
6《滸墅關誌》卷之一一《禁令》。
7《滸墅关誌》卷之一一《禁令》。
8《滸墅關誌》卷之一一《禁令》;卷之九《船料则例》。
9 參見許文。
10 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劉於義等奏折,見鈔檔,中国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藏。
11 乾隆《欽定戶部則例》卷之七○《稅則·臨清關商稅則例》。
12 《清高宗實录》卷二六八,乾隆十一年六月戊寅。
13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劉於義奏折,見《明清檔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内閣大庫原藏檔案,A143-18,B80136。
14 《清高宗實錄》卷三二二,乾隆十三年八月己醜。
15 乾隆《欽定户部則例》卷之六八《稅則·坐糧廳商稅則例》。
16 乾隆《欽定戶部則例》卷之六九《稅則·天津關商稅則例》。
17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七《户部·關稅》。
18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五《戶部·关稅》。
19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監察禦史吳震方题本,見鈔檔。
20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亦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道光七年刻本。
21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22 康熙《滸墅關志》卷之七《則例》;道光《滸墅关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23 康熙二十五年內務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題本,見康熙《滸墅關志》卷之六《歲額》;道光《滸墅關志》卷之五《貨物則例》。
24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六《歲額》;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则例》。
25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六《歲額》;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26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
27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见《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輯,第491頁。
28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九《戶部·關稅》。
29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戶部題本,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30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戶部題本,见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货物則例》。
31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戶部題本,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32 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署理江西巡撫張坦麟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1輯,第897-898頁。
33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東布政使嶽浚奏折,見《宫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1輯,第650頁。
34 《淮關統誌》卷六《令甲》,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35 雍正七年監督年希堯奏折,見乾隆《淮關統誌》卷六《令甲》。
36 乾隆《淮關統誌》卷六《令甲》。
37 《清高宗實錄》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庚子。
38 乾隆《欽定戶部則列》卷之七一《稅則·淮安商稅則例》。
39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四○《戶部·關稅》。
40《夔州府誌》卷一三《榷政》,道光七年刻本。
41 道光《夔州府誌》卷十三《榷政》。
42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川陜總督嶽鐘琪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8輯,第721頁。
43 《清世宗實录》卷六二,雍正五年十月乙酉。
44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楊馝題本,見鈔檔。
45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楊馝題本,見鈔檔。
46 光绪《浙江通誌》卷八六《榷稅》。
47 《北新关商稅則例》雍正七年七月抄本。
48 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九《戶部·關稅》。
49 道光《浒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50 乾隆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陜西西安布政使慧中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宮中朱批·財政類。
51 光緒《浙江通誌》卷八六《榷稅》。
52 康熙二十五年內務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題本,見康熙《滸墅關誌》卷之六《歲額》;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53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輯,第491-492頁。
54 岸本美緒《清代中國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日本研文出版1997年,第118-119頁。
55 岸本前引書,第120頁。
56 《清高宗實錄》卷六三六,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庚戌。
57 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折,見《宮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輯,第738頁。
58 《清宣宗實錄》卷一四六,道光八年十一月己酉。
59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東布政使嶽浚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1輯,第649-650頁。
60 滝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間の常關征稅額に關する一考察》,日本九州史學會报告。此為2000年12月10日,在日本九州大學召開的學術讨論會的論文。
61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內閣下戶部陳大受題,見鈔檔。
62 乾隆《欽定戶部則列》卷之七二《稅则·揚州關商稅則例》。
63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折,见《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3輯,第710頁。
64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普福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3輯,第831頁。
65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楊馝题本,見鈔檔。
66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輯,第198頁。
67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五日安徽巡撫鄂樂舜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1輯,第189頁。
68 乾隆《欽定戶部则例》卷之七七《稅則·蕪湖關商稅則例》。
69 乾隆《钦定戶部則例》卷之七四《稅則·滸墅關商稅則例》。
70 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貨殖貴賤》,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版。
71 乾隆《欽定戶部則例》卷之八五《稅則·夔州關商稅則例》。
72 雍正四年九月初一日孫文成奏折,見《宫中檔雍正朝奏折》第6辑,第506-507页。
73 乾隆《欽定戶部則例》卷之八二《稅則·北新關商稅则例》。
74 香阪昌紀《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載《東洋史研究》第51卷,第1號。
75 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江南蘇松水師總兵王澄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686頁。
76 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蘇松水師總兵馬全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6輯,第147頁。
77 乾隆《欽定户部則例》卷之七四《稅則·滸墅关商稅則例》。
78 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府尹霍備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宮中朱批·財政類。
79 乾隆《欽定户部則列》卷六五《税則·山海關商稅則例》。
80 乾隆《欽定戶部則例》卷之七一《稅則·淮安关商稅則例》。
81 參見香坂文。
82 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安徽布政使高晉奏折,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輯,第441頁。
83 楊屾《豳風廣義》乾隆六年。
84 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宁奏折,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宮中朱批·財政类。
85 参見許文。
86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戶部題本,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87 道光《夔州府誌》卷一三《榷政》。
88 乾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劉於義奏折,見《明清檔案》,A143-18,B80133。
89 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川陜總督嶽鐘琪奏折,見《宮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輯,第721頁。
90 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戶部題本,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91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撫楊馝題本,見鈔檔。
92 參見香阪文。
93 範毅军《走私、貪汙、關稅制度与明清國內貨物流通稅的征收――明清時代關稅資料性質的檢討》,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
94 康熙二十五年內務府慎刑司郎中桑格題本,見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则例》。
95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道光《滸墅關志》卷之五《貨物則例》。
96 雍正五年二月十五日高斌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輯,第491-492頁。
97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山東布政使岳浚奏折,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1輯,第650頁。
98 《清高宗實錄》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庚子。
99 乾隆《欽定戶部則列》卷六五《稅則·鳳陽關商稅則例》。
100 康熙《滸墅關誌》卷之七《則例》;道光《滸墅關誌》卷之五《貨物則例》。
101 《清聖祖實錄》卷一二九,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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