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企業文化(下)

論文類別:工商管理論文 > 企業文化論文
論文標簽:日本文化研究論文 日本企業文化論文
論文作者: 陳秀中
上傳時間:2008/7/1 11:31:00

二、民族傳統心理对其企業文化的影響

  1、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

  基於傳統的生存的危机感和憂患意識,日本民族特別渴望成為強者、成功者(而這裏的強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成功的團體、民族),崇拜強者、能者,而鄙視弱者和無能者。[10]1853年美國艦隊轟開了当時較落後的日本國門,日本人並不把它當作一種恥辱,反而拜美國為师,吸收西洋文化,終于在1868年發生明治維新的劃時代變革。[11]这種源自危機憂患意識的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意識已深深澱積在他们先祖們的血脈之中,代代相傳,已成為一種民族特有的心理。這種心理使日本民族成為一個敢於开拓冒險、勇於創新、奮發圖強、自强不息的民族。日本企業無法例外地秉承了這種民族心理,使它們無時無刻都在尋找成功的機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撓,善於學習吸收别國先進的為我所用的優点和長處,無論世界哪個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術出現,它總是不惜代價,甚至不擇手段搜羅回來,使自己的不斷強大,立於不敗之地。

  這種意識反映到企業戰略上則是寧可容許企業發生赤字,也不能將市場占有率讓給競爭對手。即使在銷售額下降的情況下,仍然加大投資、擴大生產能力、增加銷售网點、加強促銷活動,保持企業繼續上升的勢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市場占有率讓給对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能超過競争對手,就會逐漸被淘汰出局。這做就了他們知難而進的強者性格和要麽徹底失敗,要么大獲成功的冒險精神和命運!

  有人說:“這種傳統民族心理發展到極處,則表現為活著就要在競爭中勝出,成為強者、成功者,一但失敗,則去跳樓自殺吧,無人會可憐一個失敗者,日本民族是一個容不得失敗的民族。”[12]雖然,日本的自殺率較高,一些文學作品流露著欣賞死亡的審美倾向。但是,對於日本絕大數人來說,是不存在如此極端的心理的。

  2、務實心理

  亦基於傳統生存的危機意識,日本人特別地务實。他們不喜歡思辯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傾向於事實、现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如後面所提到的“即物主義”性格。[13]

  現代的日本人,在經济上有總體規劃,又尊重經濟規律,讓激情與想象的熱流註入客觀規律的模子,澆鑄出切實的產品,而不是恣意妄為及以主觀想象的方式從事经濟建設。他們務實求真,不尚空談,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戲,老老實實以辛勞和智慧來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創造奇跡。这與我們曾經崇尚虛榮浮誇、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國民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兩個民族從戰爭的廢墟上同時起步,幾十年後,一個做到上天,一個卻在經濟面臨崩溃中重新討論真理的标準問題……

  3、“忠”、“和”心理

  “忠”:現代的日本人已把傳統的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這一民族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關系個人生存的企業的效忠。每個成員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归宿,為企業貢獻自己的青春才華,他們往往自願超時工作,任勞任怨,鞠躬尽瘁,許多員工都罹患疲勞綜合癥。都是為了回報企業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絕大多數日本管理者都是緘默、含蓄、安靜、內向和以他人為中心,为了所有企業成員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這種“和”作為管理方式,導致不断的討論和妥協,以成就企業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諧。

  三、日本宗教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在5世紀前後,我國的儒家思想就開始傳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忠、信、智、孝、和、愛、恭、儉、忍、讓”等倫理思想,在日本這樣一個具有强烈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因而崇拜強者的民族中,並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發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沒有讓儒家學說居独尊的地位,而是允許不同學術流派和不同宗教並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種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體系。

  日本人不喜歡思辯的、形上學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实證的思維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義”性格。[14]

  “儒家思想中處於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徹底排斥於日本人的倫理體系之外”。[1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說沒有“誠”,《中庸》說:“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但卻沒有对中華民族後人產生強烈的影響和以致形成以“誠”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反而教人詭謀、奸詐的三十六計能滲透到人的靈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戶時代後期,以“誠”為中心的倫理說成为主流……日本儒學中逐漸居於主流地位的是以“誠”為中心的倫理思想。[16]這種文化為日後日本企業的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們因為沒有發育“誠”文化,缺乏“誠信”是我國市場經濟難以規範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們的社會(包括企業)為此付出並将繼續付出沈重的代价。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纪中葉,美國的炮艦轟開日本的國門和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雖然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湧進了日本,但是日本並不是以完全徹底否定历史和過去的態度發展資本主義,仍然繼承和保留了封建時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天皇為中心的忠君愛國的觀念深深地植根於每一國民心中,即使在二戰战敗之後,日本也不允許盟国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強烈要求將天皇制繼續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國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見,“忠”已深深澱積在日本國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時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幹預政治了,只能在民間、外交從事一些儀式性活動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觀念。

  “忠”,使日本企業中的“终身雇傭制”能得以實行,使員工對企業有著極高的忠誠,在日本企業,如果某個人為滿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會備受人們的責備和歧視的,人们對這種“不忠”之人噓之以鼻,不願與其為伍。(這與西方的價值觀全然不同。)而員工的利益則要視企业的效益及工齡而定,日本企業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齡的增加而增加,在企業中幹得越長,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這樣使员工對企業的忠誠與企業對員工的高度負責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統一体,形成了終身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關系。
“和”,則從觀念上保證了员工在企業中與他人合作,和諧相處,使日本企業減少人際關系的內耗,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為日本企業高效能團隊的精神的主導和聯系紐帶。

  此外,在企业的經營哲學中,還融入了佛教中的“經世濟眾”、“虔誠感恩”等宗教思想。他们絕不會將“賺取利潤”這個任何企業都必須達到的目標放在首位,相反,他們更多是強調企业的責任、強調企業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所負的责任。(這一點是含有對政府的扶持的感激因素,將在後面第五點中詳述)如豐田公司社訓第1條是:“上下同心協力,以至誠從事業务的開拓,以產業的成果報效國家”;日本TDK公司精神:“创造:為世界文化產業做貢獻”;松下電器公司把“產業為國”放在第一位;豐田汽車公司就明確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為報恩感謝而生活。”[17]正是這種崇高的責任、“感激”“報恩”思想,使企業員工的奉獻精神發揮得淋漓尽致,工作已不單單是滿足個人物質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給員工這種精神上的滿足。由於日本宗教信仰上的多元體系和兼容性,日本員工对企業這種充滿宗教色彩的管理思想也容易接受。宗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份。

  四、日本歷史對日本文化乃至企业文化的影響

  站在對企業文化的影響角度,我從3個重大转折期去分析日本的歷史對日本文化的構成及影響。

  1、大化革新[18]。

  公元7世紀,日本人發生了“大化革新”,全力模仿和學習中國唐代文化,包括建立了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制度和相應的戶籍制。中國儒家文化流傳日本,對日本文化影响深遠(將在另一節“日本宗教”中详述)。中國的這一套制度和文化經過千多年的興衰演变,始終無法使自己的國家走向強大,相反,卻使自己的國家不斷走向積弱和不堪外強一擊,同樣,受這種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日本,在1853年受美國轟打之前是一個落後的、封閉保守的專制國家。
2、明治維新[19]。


  日本的脫胎換骨,走向富强,許多史學家認為從明治維新開始,然而,我認為應從1853年開始。這一年,美国艦隊突然轟闖日本東京灣,日本根本就毫無任何還手的能力。美國要求日本通商,一年後,日本簡直就無能抵抗就屈服了,與美國簽訂了在中國人看來是喪權辱國的《神奈川條約》,从此,鎖國時代結束,門戶大開。八年後,英國軍艦炮轰鹿兒島,也來掠奪瓜分,日本跟中國一樣,受到到巨艦大炮的欺辱。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終于知道自己的積弱,转而自覺向這些“強盜”者学習,決心發奮圖強,而不是如何“報仇雪恥”,不是在阿Q式盲目自大中談民族强大史,日本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了真正走向強大了,這是劃時代歷史性的轉折。

  六年後,即1868年,也即中國的太平天國滅亡之後第四年,也即清皇朝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同治皇帝統治時期,中国飽受了西方列強鴉片之害和瓜分割讓之痛。在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變法,這就是歷史上使全世界叹為奇跡的“明治維新”。其最大的特點是:吸收西洋文化,實行資本主義“文明開發”改革,以西方的工業文明漸漸代替了以往落后的農耕文明。而工业文明的標誌是工廠企業的出現和壯大。只短短的數年,日本就從荒陋落後状態之中,一躍而成为一個完全嶄新的現代化的年輕國家。明治維新為日本企業的發育和发展掃平小農觀念及機制上的障礙,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西方式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國家,並且迅速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在中國,同治讓中國繼續走向衰落;在日本,明治讓日本迅速走向強大。但是他們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實行专制的中央集權統治,整个國家的命運仍掌控在皇帝或天皇個人的手裏,並培養了“忠君”的臣民。只不過存在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這時候,專制的強大起來的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有人說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是基於封建殘余力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依然滲透。但我认為,其中並不能排除基於生存危機感的生存空間擴張和資源需求的必然選擇。在當時,有哪一個強國沒有幹過战爭掠奪的勾當!有哪一個强國海外沒有殖民地!可以說,列强都是靠掠奪殖民地財富来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的。在當时的生產力狀況下,日本只能靠武力去爭取他們想要的東西。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二戰及二戰之後的日本。

  3、二戰之後[20]: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兩顆原子彈在本土爆炸使數十萬人喪生,100多個城市夷為平地,近千萬人流離失所……

  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必須面對戰敗這一現實,而不得不思考日本未來何在?明治维新贏得的第一次崛起以失敗告终,也必然使日本民族認真思考和缜密選擇如何實現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崛起!企業文化正好滿足了這一民族心態的需要。

  二戰之後,美國支持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包括修改憲法、解散財閥、改革農地等,以資產階級立憲君主制代替了明治維新以後建立起来的具有濃厚專制主义色彩的近代天皇制度,實行議會制。

  正因为社會的穩定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使日本抓住了国際市場的一系列機遇,包括承接歐美梯度轉移的制造業、為美朝戰爭中美國供應物資等等,从此日本經濟迅速恢復和飛速发展。

  二戰使日本意識到不可能靠武力去謀求生存和發展,迫使日本選择另一條發展之路——经濟全球化之路。

  佛格爾《日本第一》中提到戰後日本企業文化的觀念革命[21],我覺得是很恰當的,歸納如下4點:

  (1)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观念。

  (2)把軍事武士道精神轉化為企業武士道精神。培養了一大批敢打敢拼的企業家。

  (3)吸收各民族文化之長,建立了日本的合金文化。推行反求工程、創新工程,即把各國同一產品的优點、缺點列出來,然後集優优於一身。兼收並蓄、為我所用。

  (4)把生存理性主义的急功近利轉化為求生存、謀發展的文化。按今天的話來說,亦即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机制和規劃。表現在具體上就是用教育培訓和科學技術推動企业的發展。

  五、戰後日本政府與日本企业的關系

  二戰之後,以吉田茂為首的首屆政府制定了“傾斜生產方式”這一重大決策,優先發展海陸運輸、煤炭、鋼铁、化肥等產業,設立了復興金融公庫,從材料、資金等各方面扶持重點產業企業。此後數屆日本政府均沿襲這一政策。事实證明日本經濟的恢復与迅速起飛,離不開這個廉正、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50年代之初,就大力扶植本國企業適應生產國際化和實現資本國際化,以汽車和電子產品為先導,加紧向國外市場擴張,在發達的歐美国家建跨國公司,積極參與他國的資源再分配。日本政府給跨國公司对外投資提供出口信貸,由國家给予擔保。在稅收和財政上,政府提供優惠政策,甚至由政府直接參加跨國公司的國外投資活動,由政府扶植的日本跨國公司從1951年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到1986年时投資累計已超過1000億美元。到九十年代初,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仅次於美國和英國,居世界第三位,使日本的跨國公司遍布發达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並以技術領先優勢,質高价廉和良好的售後服務的优勢,形成了在國際市場獨具的競争優勢。[22]
日本鐵礦石儲量微不足道,但1987年,日本生產的粗钢卻達9850萬噸,產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當時的蘇聯),之後一直遙遙領先。日本鋼鐵工業創造的這一奇跡完全是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依靠補償貿易,利用進口澳大利亞高品鐵礦砂來發展本國钢鐵工業才得以實現的。日本企业填海造地興建的技術世界頂尖的輕津鋼鐵廠,也完全由政府扶植的。[23]


  日本政府從政治、法律、财力等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服務,致使日本企業可以迅速成長和強大。这除了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外部環境,這亦直接影響了日本的企業文化。

  “国家”,除了地域的概念,更是一個社會管理組織的概念,“政府”代表著“國家”。

  中國企業与日本企業同樣是同時從戰争的廢墟上起步,但所走出的軌跡卻天壤之别,關鍵在於政府體制。事實證明,只有廉正、高效、務實的服務型政府,才有企業的強大和國家的強盛。


  註 釋:
[1]《世界地圖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2]《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3]威廉·大內《Z理论——美國企業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戰》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是“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中的一種。
[4](日)吉田茂《十年回憶》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5]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8月版
[6]郭鹹剛《西方理學說史》中國经濟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7]郭鹹剛《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8]詹姆斯·C·艾伯倫,喬治·斯陶克《企業巨子》1992年版
[9]http://w.51sobu.com/new/content/2005115151105772823625.html
[10]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11]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2]資料来自清華大學劉紅松教授2004年8月20日在广州天河稅務局為清華CEO廣州班的講課。
[13](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1983年版,第75頁
[14](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1983年版,第75頁
[15](日)本尼迪克《菊花與刀》中譯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頁
[16]《論語·大學·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7]http://www.hroot.com/companypublish/html/1552.htm
[18]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6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19]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5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0]見《世界通史·第三卷》第76—77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1]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22]《國际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23]《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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