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動的困境:理論闡釋與實證分析

論文類別:管理學論文 > 管理理論論文
上傳時間:2006/2/7 9:12:00

摘 要:集體行動的困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西方學者根據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構了集體行動困境的模型,並作出了若幹理论闡釋。這種非合作博弈下的集體行動邏輯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現實中可能會出現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公共資源利用無度、公共秩序混沌無序、公共组織效率缺失、公共政策執行失範等諸多。為此,明晰產權、明確責任、溝通協調、自主治理、理性激勵、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決公共管理危機或集體行動困境的可能路徑。

關鍵詞:集體行動;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Overcoming Under Non-cooperation Game

Abstract: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objective social phenomenon. The western scholars create some theoretical patterns about the dilemna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 som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life world. If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non-cooperation game logically reflects in the reality of governing public affairs, it will appear some problem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shorted, the public resource overused, the inorder public order,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lost, the anomie of pup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us, the possible path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public managementor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such as distinct propertyright, clear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utonomic governance, creating encouragement, reasonable supervision and so on.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non-cooperation game;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公共事務管理是一種典型的“集體行動”形式。而集體行動的邏輯或曰集體行动的困境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是行動個体理性行為的非合作博弈結果。個人自私的行為並不一定能夠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顯然不能夠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產生最佳的社會共同結果,個人理性並不能保證集體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機的出现似乎在所難免。公共管理危機的克服有賴於行動個體的行




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賴于制度的安排。因為制度
是長期叠演博弈所選擇的均衡結果,它是行動個體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徑依賴。實際上,“关於非合作博弈的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更深的目標其实是尋找合作之路”[1]。由集體行動的困境走向集體行動的帕累托累進(Pareto improvement),是包括管、學、學、社會學等學者共同致力探討的重大問題。




一、集体行動困境的理論模型
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A.Aristole)曾經斷言:“凡是属於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務,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務;對於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務”[2]而使这一斷言模式化的公共選擇模型最大的有三個: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體行動的邏輯。
1968年英國科學家哈丁(G.Hardin)在美國著名的《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公用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個體行為是如何導致公共利益受損的惡果。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國村莊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個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決於其放牧的牲畜數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數超過草地的承受能力,過度放牧就會導致草地逐漸耗盡,而牲畜因不能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就只能擠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擁挤的草地上,結果便是草地毀壞,牧民無法從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這時便發生了“公用地悲劇”。同時,盡管每個牧民決定增加飼養量考慮到現有牧畜的價值的負效應,但他考慮的只是對自己牧畜的影響,並非所有牧畜的影響。于是,最優點上的個人邊際成本小於社會邊际成本,納什均衡總飼養量大於社會最優飼養量。正如哈丁所說:“這是悲劇的根本所在,每個人都被困在一個迫使他在有限範圍內無節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會中,每個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3]
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也說明了:在一次博弈的情況下,人们不遺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對於集體來說往往並非帕累托最优狀態。假設兩個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住,分別被關在兩個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間進行審訊。警察告訴他們:如果兩人都坦白,則各判刑5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則坦白者立即釋放而抗拒者重判8年;如果兩人拒不認罪,則他們會被以較轻的妨礙公務罪各判1年。如果我們用-1、-5、-8分別表示罪犯被判刑1年、5年、8年的得益,用0表示罪犯被立即釋放的得益,那麽我們可以用一个特殊矩陣(圖1)將這個博弈表示出來:
囚徒A 囚徒B
坦白 抗拒
坦白 -5,-5 0,-8
抗拒 -8,0 -1,-1
圖1 囚徒窘境
對該博弈中的兩個博弈方來说,各自都有兩種可供選擇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種可能結果,其中,最好的得益是0,最壞的得益是-8。假定A選擇的是坦白,B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假定A選擇的是抗拒,B的最优選擇同樣是坦白。事實上,(坦白,坦白)不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個占優戰略選擇。而(抗拒,抗拒)不是納什均衡,因為它不滿足個人理性要求;訂立攻守同盟也沒有用,因為沒有人有積極性遵守協定。因此,兩個囚徒決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為目標,結果是無法實現最大利益甚至較大利益。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M.Olson)演繹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說明個人理性不是實現集體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實現集體目標時往往具有搭便車(free-riding)的傾向。奧爾森批驳了傳統的集體行動觀,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行動的,認為“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实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4]。在奧爾森看來,集团的共同利益實際上可以等同或類似一種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應的相聯性(jointness of supply)與排他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兩個特性。公共物品的兩個特点決定集團成員在公共物品的消費和供給上存在搭便車的動機,即使個人不為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承擔任何成本也能為自己帶來收益,因為公共物品的消費並不排斥不承擔成本者的消費。
與囚徒窘境描述的一次博弈所導致的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稍有不同,奧尔森闡述的是n人存在的場合下,反復式的叠演博弈所導致的集體非合作性結局;與哈丁敘述的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過程稍有不同,奧尔森闡述的則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個體不會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體行動。盡管如此,三種分析模型在本質上仍然是一致的:
集體行動存在著困境,人類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並非輕而易舉。古代“三個和尚沒水喝”、“濫竽充數”的故事,俗話中的“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眾口難調”,古典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安徒生童話中的“皇帝的新裝”,說明的實際上也是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奧尔森在為桑德勒(T.Sandler)《集體行動》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範畴,幾乎都是圍繞兩條定律展開的。第一條定律是“有时當每個個體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会自動出現一種集體的理性結果”;第二條定律是“有時第一條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個個体多麽明智地追尋自我利益,都不會自動出現一種社会的理性結果”[5]
二、集體行動困境的現实考察
集体行動未必能導致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由n人組成的團體裏的公共事務管理就是如此。在現實的公共管理中,為数不少的人抱著“有我没我影響不大”、“我不做总有人去做”、“我不管總有人去管”、“反正少不了我的份兒”的消極心理,個体對公共事務采取漠不關心甚至非合作的態度。這種“搭便車”的心態是造就集體行動困境的根源,也是公共事務管理出現危機的肇因。如果集體行動不加以规制,那麽公共管理過程中將會出現下列現象:
第一,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和非排他性(non-etclud ability)。它既是有形的物質產品,如公路、桥梁、航標燈等,又是非物質產品和服務,如、政策、消防等,此處僅以有形的物質產品為例說明公共產品的供給也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問題。倘若大家都出錢興辦公用事業,所有人的福利都會增加。但問題是,如果我出資而他人不出資,則我可能會得不償失;如果他人出資而我不出資,則我可以占便宜、搭便車,免費享受他人的成果。因此,每個理性的人最優選擇均是“不出資”,這種纳什均衡使得公共產品供給出現短缺、公共福利無法提高。譬如,當前的農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道路橋梁設施棄置,城市公用設施毀損、“衛生死角”長年積壓等。生活中颇為貼切的例子是,集體宿舍内樓道裏的路燈壞了,一個人希望而且總想肯定有人會出錢買一个燈泡安裝上去,結果人人都持有這種不付出成本(購買燈泡成本和勞動時間成本)而免費享用的心態,致使樓道裏长時間漆黑一片。希冀“風险不擔、利益共沾”,一些人不願去做的“順手之勞”终究致使公共產品供給困難、公共福祉無法享受。古典經濟學中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典故形象地表明集體行動博弈與公共產品供給的故事:原先在市場當中流通的是“足金”的貨币。某甲想,既然是“足金?的货幣,那麽我收藏起來,把含金量不高的金幣投放到流通領域當中,恐怕别人也不會知道。某乙也如此想法,於是也將不“足金”的貨幣投放到流通之中……等到一定時候,市場中的“足金”貨幣已經沒有了,於是“劣幣”驅逐了“良幣”。個人的搭便車行為無疑造成了對集體利益的侵害,公共产品如同“皇帝的新装”!
第二,公共资源利用無度。哈丁的“公用地悲劇”在現實生活中的公共資源開發利用上屢见不鮮,諸如公海的過度捕撈、森林的濫采濫伐、圍湖造田等等。“‘公地悲劇’这個表述已經成為了一種象征,它意味著任何時候只要许多個人共同使用一種稀缺资源,便會發生環境的退化”。[6]近幾年在湖南省湘鄉市漣水河畔,兩岸的村民找到了一條新的致富路,開砂場采砂賣錢,但自從采砂活動紅紅火火搞起來以後,兩岸堤防損毀,生活用水汙染,而且打架鬥毆事件急劇增多,黑社會性質團夥形成,一次潭市村村民易建明僅僅因為小攤擋了挖砂車輛的路,就遭人暴打一頓。[7]世界文化遺產、中國道教第一山的武當山景區內亂砍濫伐、管理混亂,公然違反規劃亂占亂建、開荒种地現象屢禁不止,出租廟觀做武館,對部分古建築進行賓館式改造、擴建,使文物遭到不可恢复的破壞,還給周圍古建築帶來严重的安全隱患。“沒來武當想武當,來了武當上大當”,近年來,遊客對武當山一直頗多微詞,一個世界文化遗產風景區的利益爭奪終致“遇真宮大火”。[8]再如汽车尾氣的環保問題。若從環保角度或集體利益角度看,汽車擁有者应該購買清潔型汽車或在排氣嘴上安裝凈化裝置,但如果從個人成本的角度出發考慮這个問題,就會有截然相反的取舍——單個人購買了清洁型車輛(一般來說,這種車輛從價格性能上不如普通型汽車)和安裝净化裝置是自己完全的成本支出,而對於收益自己卻只能享受到如其他沒有支付成本的人一樣的清潔環境。於是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大氣汙染仍舊汙染!大部分漁場都存在著巨大的過量捕撈,如果通過管制能阻止過量捕撈,大多數漁场都可以以較少的努力得到現在的捕获量。[9]然而,大多数國家沒有最優的漁業管制,國家之間為爭奪漁业資源而發生沖突也仍然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草原的過度墾殖和放牧,植被的破壞而沒有人努力去維持其持續放牧能力,大規模的荒漠化和沙塵暴天氣也在所難免了!
第三,公共秩序混沌失序。由於集體行動的盲目自發,可能造成建設中的“一哄而上”、市場經濟中的無序競爭、民工潮“盲流”等等。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由囚徒窘境演繹而來的沙灘占位模型中找到解釋。[10]設想較長的海滩上比較均勻地散布著許多日光浴者,假定有甲乙兩個小販設攤於海灘,以同樣的價格、相同的質量向日光浴者提供同一品牌的礦泉水,那麽甲乙兩販如何安置自己的攤位呢?為了便于闡述問題,我們將海灘表示為長度為2的直線線段[-1,1],具體見下圖2:
     甲       乙
-1   -  A O B     1
圖2 沙灘占位
如果希望“不要發生資源浪費且對顧客提供方便”,那麽- 與 點處甲乙兩個安置攤位是最合理不過的,因為他們將擁有幾乎一樣多的顧客,赚到幾乎同樣多的利潤。然而,小贩都是具有“個人理性”的,只要手段合法,總是希望自己的生意盡可能地紅火,至於其他的生意好壞則不是自己的事。出於這種理性,小販甲會产生如下想法:如果我將攤位從- 處向右移至A點,那末A點與 點的中點不再是0点處,而是位於0點右邊的B点。這一移位,甲將從乙那兒搶走線段[0,B]內的顧客。同样,乙也不會原地不動,作为一個“理性”的商人,他也应該想到將自己的攤位向左移動以争取更多的顧客。於是乎甲乙鬥智博弈的結果將使他們的攤位设置在0點附近,他們可能相依為鄰且相安無事地做他的礦泉水生意,也可能時常相爭而大打出手。而在n人博弈的場合中,就可能出現“位置”上的群聚和混亂,比如運動式的重復建設、堵塞及爭搶座位現象等。
第四,公共組織效率缺失。集體行動如果沒有很好地进行組織結構的設計和組織制度的建構,那麽公共組織就会成為“大鍋飯”的溫床,“自利性”就會腐蝕“公共性”。在高度集權的计劃經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農村的集體经濟普遍采用“三級所有、队為基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實行集中劳動和集中經營,評工記分和按工分分配的制度。這種過於單一、過分集中而又平均主義的體制嚴重压抑了農民的積極性,阻礙了农業生產的。同時,公共所有權與经營權沒有分離,實行集就業、保險、福利三位於一體的勞動制度,分配上企業吃國家“大锅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這種狀況使得“搭便車”行為广泛存在,某一個體不付出勞动成本同樣也能得到其他投入勞動者相同的收益,如此成本与收益的不對稱,使得許多人怠工、窝工,農村集體與國營企業效率不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企業制度的建立也就大勢所趋了。如今,在一些公共組織里面,既存在相當多的損公肥私現象,拿私人的發票往“公家”戶头裏報銷;又存在著得過且過“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整天巴望著有人會把事情幹好,“一杯茶,一枝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結果組織效率和效益大打折扣。管理者抱著“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致使前來辦事者十天半個月還辦不好。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冗員充斥、議而不決,凸現集体行動的復雜性和艱難性,公共组織效率和價值喪失殆盡。
第五,公共政策執行失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我國政策執行中長期存在著的一種普遍現象,具体表現為“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替換性執行、“曲解政策、為我所用”——選擇性執行、“軟拖硬抗、拒不服從”——象征性執行、“搞土政策”——附加性執行。[11]個中原因除了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的矛盾、公共政策本身的缺陷、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驅使之外,集體行動的邏輯也是主要因素。一則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行動,理性的算計使得自己只顧追求最大化利益,於是乎公共政策成為一紙空文,沒有人去執行;二則公共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搭便車”行為,对於受益型政策的執行,希望别人能“示範”,對於受損型政策的執行希望自己能僥幸逃脫損虧,於是乎公共政策長期得不到貫徹執行;三則在公共政策執行的監督中成為袖手旁觀的“他者”,比如某人對於組织中——管理者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但作為“清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期冀有一天有人能檢舉揭發,結果大家都是這種心態,於是乎照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無論是反腐政策,還是政策反腐皆成“空中樓閣”!在執行過程中,公共政策低信任度运行,需要相當高昂的交易成本去維系;同時,公共政策執行責任不明確性和責任隱匿性,使“集體責任”等於“没責任”,政策出了問題,不知道找誰去解決……執行當中的“靜態阻力”——不合作使得公共政策失效或者失敗。三、集體行動困境的治理路徑
美國新制度主义學的主要帶頭人之一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建構了公共池塘資源(the common pool resources)模型,從和實證的角度闡述了運用非國家(集權)和非市場(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決公共事務的可能性,認為“利維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決公共池塘资源的靈丹妙藥”[12],“人類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資源在事實上不是依賴國家也不是通過市場來解決的,人類社会中的自我組織和自治,實際上是更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務的制度安排。”[13]她的制度给予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或公共管理危機的克服頗多啟示,她的自主治理框架對現實公共事务管理有著相當積極的意義。但我們不能因為反對利維坦(不受制約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私有化,而忽視國家和市場的力量之於公共事務危機克服的作用。我们認為,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或公共管理危機的克服可以通過如下的政策配置或制度安排來達到目的:
第一,產權明晰,責任明確。不論是“公用地”,還是“公共池塘資源”,其占有與使用的邊界必須清楚地規定,有权從“公用地”或“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資源单位的個人或家庭必須予以明確規定。公共資源的使用必然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定性,並確定負責任的提取方式,以使公共資源可持續。邊界的不清晰和非確定性,只能使公用資源過分提取直到耗竭。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也要落實到事、責任到人,否則無人負責,一片混亂,公共產品供給勢必短缺、公共组織效率勢必缺失、公共秩序無法安排。在产權不能夠得到明晰界定的情況下,短期行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由於很多農民一開始擔心这種政策不長久,因此他們的行為方式是試图在短期內窮竭地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出,而不註意田地的保養与維護,不考慮田地的可持續耕種能力,這時,他們基本上是把田地當作公地來看待。但是,一旦他們相信這種政策會长久地持續下去,他們的行為方式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他们就比較註意維護土地的长久耕種能力了。[14]公共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企業制度,即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明確界定公共企業的国有資產所有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权,使所有權關系清晰和具體化,不會改變國有資產的歸属;同時所有者(出資者)同企業经營者有各自明確的權利和責任,這樣國有資產不致流失,又可保值增值,也提高了公共企业競爭的活力和市場的效率。
第二,市場交易,降低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消費是非排他的和不可分割的,我消費,你也消費,我付出成本進行消費,你不付出成本也可得到同樣的消費,這表明正外部性的存在。“公用地”過度使用,我要得到最大利益,你也要滿足最大利益,於是資源耗竭——負外部性出現了。為了降低外部性,使收益與成本對稱,對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提供引入市场交易的辦法就無法避免了,比如對公用水資源使用者實行收費等。以堵塞現象為例,假如人們以某種形式為使用道路付費的話,情況會有所改善的可能性。這種貨幣價格將導致較少的行駛——一些人合夥使用汽車,另一些人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還有一些人也許在家里使用與工作單位連續的机終端遠距離工作而根本不用到辦公室。行駛的減少將減少塞車,因而維持了繼續行駛者的時間價值。由於“第一,在道路上行駛的貨幣價格太低;第二,司機用於交通的時间的價值必須用於配合旅行的需求量”[15],因而交通阻塞大量存在。又以環境汙染的外部性為例,在現行的管理安排中,大都是采取由政府征收排汙费的辦法來解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政府的存在和職能就是為了解決外部性的,但是,這一命題的逆命题卻不成立,即不是所有的外部性問题都只能由政府來解決。[16]在原有制度安排下,企業雖然是排汙和治汙的主體,但卻处於被動的地位,只要達到政府規定的汙染排放標准,就沒有激勵再進一步治理汙染、减少汙染物的排放。而2001年9月開始的亞洲開發銀行资助的“二氧化硫排汙交易制”首先在山西太原市26家企業試點,首開了國內排汙權交易之先河。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企業取得了排汙權交易的利益,就有了積極參與汙染治理和排汙權交易的巨大激励,從而達到治理汙染、減少汙染物排放的目的。
第三,沟通協調,自主治理。無論對於公共產品的供給,還是公共政策的執行,都少不了協商機制和契約機制。没有協調就無法達成公共事務管理的契約,也就無法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安排。同時,有了契約和規則,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就建構了公共組織,就可以開展“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 governance)和進行集體公共選择。以湘南C村為例,該村屬山區,灌溉由雨水積累的山塘提供,幹旱時節每年都要發生因水问題的沖突甚至械鬥(如同电影《老井》影像)。因為存在“搭便車”的情形——不付出勞動享受收益,有的村民把別人田地裏的水灌溉到自己田地,有的成天霸占灌溉水,直至最後有的村民幹脆把山塘的水還未到枯水季節就把它放幹了。於是,為了避免集體行動的混亂和無序,提高集體收益,村民自發地召開了灌溉水管理大會,選舉了“灌溉管理委員會”,形成委托——代理機制,“管委會”(代理人)薪酬由村民支付(按人頭每年每人2元)。在“管委會”的安排下,每人每畝灌溉2小时,並對違規者進行懲戒——罰款50元並取消灌溉時间2小時。在這次大會上,还對村裏其它公共事務进行了安排,形成了“鄉規民約”。村民的溝通機制和契约安排,鑄成了村民的自主治理,有效克服了因“不合作”所導致的非良性外部成本的增加。
第四,理性激勵,合理監督。如何要求集體中的行動個體去為集体作貢獻呢?如何促使集體中分散的個體形成“組织合力”從而發揮“1+1>2”的組合效應呢?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使行動個體所在的集團具有越來越強的相容性,達到“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必须解決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為此,奧尔森教授設計了一種動力機制——“選擇性激勵”(selective incentives),這種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會驅使潜在集團中的理性個体采取有利於集團的行動。同時,“激勵必須是‘選擇性的’,這样那些不參加為實現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組織,或者没有以別的方式為實现集團利益作出貢獻的人所受到的待遇與那些参加的人才會有所不同”[17]。選擇性激勵要求對集團的每一個成員區別对待,賞罰分明。也就是说,對於那些為集團利益的增加作出贡獻的個人,除了使他能获得正常的集體利益的一個份額之外,再給他一種額外的收益,如獎金、紅利或榮譽;而懲罰就是制訂出一套使個人行為與集體利益相一致的規章制度,一旦某個成員違背,就對之进行罰款、通報批評或開除乃至法办等。[18]比如,对清潔型企業實行減免税,對汙染型企業課以懲罰稅;對遵紀守法企業给予獎勵和榮譽,對制造假冒偽劣产品的企業施以重罰乃至重刑;對生產積極分子給予表彰,對窩工、怠工的職員給予罚款乃至開除,勞動績效與個體利益挂鉤,實行按勞分配等等。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以公共池塘資源模型為例建构了長期持久灌溉制度的設計原則,其中“分级制裁”與奧爾森之“選擇性激勵”有異曲同工之妙。她認為,“制度激勵”(institutional incentives)是“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必要條件,實施“监督”和“分級制裁”是必需的。其目的是“(1)防止那些想破壞规則的人;(2)使準自願遵從者確信其他人也遵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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