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整體主義”——與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養》編者商榷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高等教育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馮鐵蕾
上傳時間:2010/5/2 11:51:00

  論文關鍵詞:整體主義 集體主義 中國古代集體主義
  論文摘要:“整體主義”是一個詞義寬泛、含混,容易引起歧義,並正被混亂使用的術語。教學實踐中,這一不當術語易使講者難著邊際,聽者一頭霧水,有礙於人文傳統的闡釋。文章通過遞進設問而三作質疑,並建議實事求是地采用“中國古代集體主義”來表述相應的傳統倫理。
  筆者因工作調動,新近接受“兩課”教學任務,備課中,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組編、羅國傑先生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修訂版全國高校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養》(以下簡稱《修養》)中的有關優良道德傳統部分的“整體精神”或“整體主義”概念,多存疑慮。此一問題不僅涉及整個傳統美德內容編排,還進一步關乎如何弘揚傳統,以充實當代大學生人文底蘊的“成人”大計。教義所在,教職所在,故不敢自揣其私。茲條縷三問,既供《修養》編撰者於修訂中斟酌、參考,亦祈方家、同道者關註、賜解。
  一、術語怎麽約定
  第一個問題,基於文字的困惑,“整體主義”術語如何約定俗成?
  廣義上,任何語詞都有一約定俗成的過程,只要能基本反映或表達相關事物內容,不致引起歧義,便可因其語義的客觀性、針對性而獲得廣泛的認同和使用,並在習慣上成為既定語義的“成語”。
  就《修養》涉及的道德傳統語境而言,整體主義是否足以成其為一約定術語,值得懷疑。首先,其關鍵詞“整體”的含義過於寬泛,包括一應物理、數理、心理及所有社會領域的具象和抽象事物的完型在內,故後綴“主義”,便難以貼切表述《修養》所謂“為社會、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思想”之傳統美德內涵。其次,該術語未經習慣上的共同約定。就筆者所能查閱到的各類中文工具書中,除馮契主編的《哲學大辭典》下稱《辭典》在2001年修訂版裏新增有“整體主義”辭條外,余皆不見獲載。如果說,此例還僅僅是說明約定不充分,那麽,該詞在現實使用中的混亂語義,則足以反映約定不成功、不成型。僅舉著名的網絡搜索引擎Google為證:鍵入中文“整體主義”一詞,可獲得1470余項結果,但其語義語碼之紛亂,運用領域之廣泛,當令《修養》編撰者們大跌眼鏡。對該詞不僅褒貶迥異,或視同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或勾連專制集權、法西斯主義,甚至從方法論到信仰體系,從古至今,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各個領域,均能摻和其中,自話自說。盡管不能要求《修養》對“整體主義”的肆意泛濫承擔責任,但同時卻必須承認,該術語確確實實未獲得共同約定。其三,整體主義術語還缺乏必要的學術積累。漢字的象形、表意特征,使其語詞大多具有望文生義的模糊功能。即便學術術語,也不一定需要準確界定和具備廣泛的群眾基礎,只要經圈內學者共識並默契采納,亦可約定成學術慣例。但遺憾的是,這似乎也難為整體主義作辯護。
  以筆者長期關註傳統文化的視線所及,尚未發現上世紀9O年代前有關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理學史和文化史專著中,出現過整體主義術語;而且,從嚴復、章大炎、王國維、梁啟超以來,無論以新學思維治舊學的國學大師,還是第三期儒學和當代新儒家代表,以及大陸的文化史專家和西方漢學家中的著名人物,似都不曾使用整體主義之語。即使不言垂垂老者,治中華文化史且仍活躍的權威人士,如湯一介、劉澤華、方克立、馮天瑜、金耀基等,亦未對整體主義提法作出呼應。
  概言之,缺乏充分約定的語義基礎和必要的學術積累,整體主義術語,未免顯得突兀。尤其是考慮到該術語在當今社會歧雜、紊亂使用的時弊,《修養》新版的修訂工作,當謹慎鑒之為是。
  二、概念怎樣形成
  第二個問題,基於邏輯的困惑:整體主義概念如何形成?缺乏充分約定,並不根本妨礙概念在邏輯上的成立,只要給出確當的定義,揭示出反映事物本質的內涵,概念即可得以設定。
  迄今為止,《修養》第三版仍未對整體主義作出定義,這又不免使學術概念失卻了形式邏輯的基礎。前述《辭典》,或可視為《修養》之奧援,罕見地收錄了整體主義一詞,且定義為“歷史上統治階級提倡的關於處理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關系的一種道德原則與倫理學觀點。不過,該定義卻不夠嚴謹:其一,以“整體利益”定義“整體主義”,有重復之嫌;其二,定義概念與被定義概念不相稱,“原則”和“觀點”的外延明顯小於“主義”(包括原則、觀點在內的學說、理論體系);其三,最重要的是,該定義並未一語中的、揭示出概念的實質內涵——“整體”的利益取向所在。這就使得定義看上去更像是一種不夠嚴謹的解釋。詞文撰寫者或有所感,接下來又作了限制性解釋:“抽象地強調整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整體利益乃至為之作出犧牲。,,L婦亡羊補牢之下,雖勉強達意,但“整體”仍有待進一步說明。
  以《辭典》龐大的編撰群體,外加馮契先生之功力,尚在界說時如此捉襟見肘,這足以表明“整體”詞義過於寬泛,至使其“主義”不能被相稱、確切地定義。或者說,由於使用了不當之術語,才難以抽象出與概念相符的本質屬性。
  當然,概念的形式,不必局限於設定或創新之獨方,還可通過引進“外援”之別途,從異域輸入。英語中即有現成概念:holism和wholism。
  1979年版《辭海》將holism意譯為“整體論”,指英國在前南非聯邦統治者史末資(J.C.Smuts)所創立的一種殖民主義統治學說j,這顯然與《修養》的整體主義意趣大相徑庭。1999年新版《辭海》雖剔出其殖民色彩,但從時間關系看,似亦對《修養》不存在影響作用。
  史末資於1926年首倡整體論時,已從哲學上提出了整體高於或大於部分的思想,但卻沒有相應的科學理論支持,故與holism詞源一樣,其學說還帶有明顯的“神啟”痕跡。整體論在西方大行其道,乃系統論興起之後的晚近之事。換言之,holism在現代西方,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基於自然科學的一種方法論;二是基於方法論之上的一種哲學觀:整體大於部分單純相加之和。《美國傳統辭典(雙解)》即作如是解。另外,整體論方法應用於醫學,又派生出醫學上的整體主義,不過,這一派生術語,通常多以wholism來表述。後者系單詞whole(全部、整體)加後綴而成,既直觀、準確地表達了整體主義,又免除了holism的宗教神秘主義色彩,用之於西醫學,最是貼切、自然。由於wholism的準確性,也常用作holism的同義語,以表述整體主義哲學或整體論方法。
  既然西方的整體論或整體主義並不具有倫理學含義,就無從直接導入來指代中國古代思想史現象,因之,也不能成為《修養》倫理傳統語境下“整體主義”概念成立的外來語借用理由。如果能進一步假設,《修養》是借鑒西方整體論方法來間接闡述相應的古代道德原則,那也仍然需要對“中國式”的整體主義作出定義。畢竟,沒有任何根據可以保證東西方這兩種“整體主義”具有概念上的等值性。但這樣一來,中國式的整體主義概念,又將重新面臨定義困難或難以相稱、確切界說的邏輯困境,終不免使人產生概念何以形成的疑問。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修養》與《辭典》中所謂整體主義術語欲表達的思想,雖不存在於holism或wholism中,並不等於西方缺乏相應的術語。英文collectivism即集體主義概念,實已包括了此一涵義。《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集體主義的定義是:“個人從屬於社會集體(如國家、民族、種族或階級)的社會組織(或學說——引者所加)”。對具有如此權威、精確定義的Colleetivism,《修養》竟然視若無睹,不認真加以借鑒,其中必有深意在。
  三、邏輯怎樣與歷史一致
  第三個問題,基於歷史的困惑:整體主義之名,如何與思想史之實相符?
  有三個直接證據可以表明,《修養》中的所謂整體主義,意在表述一種集體主義。其一,相關標題是揭櫫為“社會、民族、國家的愛國主義思想”,這恰恰是集體主義(無論古代或近現代)的應有之義。其二,題下內容所列舉的“以公滅私”或“公而忘私”,“義以為上”或“先義後利”,正是古代集體主義的基本原則。其三,以超出該題三分之一的篇幅費盡苦心地將整體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詳加比較,特地分析強調二者在社會制度和階級屬性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實質上又無異於已把整體主義歸類為集體主義。值得一提的是,《辭典》對整體主義的處理,也湊同工之趣:其所分別援引的亞裏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黑格爾的相應觀點,即個人利益服從於城邦利益、公共福利、國家至上原則,都正是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共同闡揚的主張。並且,辭文作者也同樣將整體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進行了同類異質的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其辭目的英文對照,並非holism或wholism,而是collectivism!明明欲表述一種集體主義,卻偏偏要迂回開去,甘冒約定難、定義也難之風險,采用生澀、含混的整體主義術語。雖僅一字之差,但已遠離歷史之實。茲就《修養》相關內容之偏離史實,略陳二三。
  第一,缺乏定位,偏離了思想史重心。盡管《修養》把整體主義放在諸傳統美德的首位,卻既沒點明其所處思想史位置,亦未陳述它與其後“仁愛原則”“人倫價值”“精神境界”“道德踐履”的有機聯系,從而也就使人難以通過清晰的坐標與參照,來準確把握其思想地位。缺乏定位,實因寬泛而又空洞的整體主義概念不便於定位。若明確以古代集體主義概念以代之,則可準確地定位為傳統倫理的核心。甚至於,如能考慮到中華古文化形態的倫理——政治實質,還可進一步定位成整個中國古代民族精神或國家哲學的思想軸心。因為,集體主義不僅滲透於古代各社會階層的道德觀念之中,成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為規範,而且還是社會、民族、國家向心力和聚合力的“道”“理”依據所在。受過歷史唯物主義訓練的人,至少應明白,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那個時代的主導思想。而在古代集權社會裏,集體主義正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第二,“主義”單薄,偏離了傳統的豐滿實態,既稱“主義”而非“主張”,那就是一種思想體系,就宜列出體系所應有的一些思想範疇或基本概念、思想原則或基本命題、思想表現或各類主張。但《修養》對整體主義的概括,僅限於“公私”觀、“義利”觀和愛國主義三項內容,未免離“主義”的豐富性甚遠。並且,古代的公私觀與義利觀,實具二而一的內涵:公即義,私即利。將二者區別而論,越加襯托出“主義”之單薄。如果不是“整體”過於含混、難著邊際,“主義”並不至於失去原有的豐滿與充實。其實,公私(義利)觀僅是古代集體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其他還有本末觀、忠孝觀、忠恕觀等;愛國主義也僅為古代集體主義的思想表現之一,其余還有經濟上的平均主義,政治上的民本主義,社會理想上的大同、小康主張,道德上的人性論、仁愛主義,民族關系上的華夏中心論和天下親和論等等。總之,只要不以整體主義來放逐古代集體主義之“正身”,上述原本屬於“主義”的豐滿思想血肉,便不至於一並遭受放逐或忽略。
  第三,一字之差,偏離了古代集體主義實踐軌跡。整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一字之差,意在區別二者的社會、階級屬性,凸現出《修養》用整體主義來特別黏附剝削制度下統治階級利益的苦心孤詣。但是,人為的標簽,不僅不能區別概念的本質屬性,卻倒適得其反,導致生硬的整體主義概念,被生動的古代集體主義實踐區別開來。因為,正是基於社會、階級的屬性——富國強兵、長治久安的君國大計,治理廣土眾民的統治階級,才會以安定團結為前提,掂量“舟水”利害,倡導“民本主義”,憑借集權方式來“為民作主”,從而整合統治階級利益與民眾利益。事實上,中國古代既流布有最完備的集體主義理念,更演繹出古代最富成效的集體主義實踐。只要我們不囿於片面的階級分析,願意回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歷史問題,就不難從古代的文治模式中,發現許多基於集體主義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如頗具統治理性的三省六部制,整肅吏制、扼制腐敗的監察制,反映民情民意的上書制和申訴冤制;均田置產、勸課農桑,遏兼並、抑豪強,倡清廉、重身教,以及災時的平糴、賑濟,戰後的土地分配、輕徭薄賦等。離開這些集體主義的行政管理實踐,斷難想像中華古文明競能綿延不絕,屢創農業化高峰的世界奇跡。然而,在片面執著於社會、階級屬性的整體主義概念框架內,這些整合著統治者與民眾利益的集體實踐及其果實的鮮活歷史,居然就被舍棄,而遠離了我們。整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僅一字之差,彼此涵蓋的歷史,何必相隔千裏。
  四、結束獻語:請還“整體”給“集體”
  “三問”之余,不免建設性一問:既然《修養》(包括《辭典》)中所謂的整體主義,其實意在描述一種集體主義,何不舍遠求近,棄繁就簡,幹脆利落地還“整體”於“集體”呢?如果僅欲區別於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則可通過定語限制來劃分:簡單、明了地稱之為中國古代的集體主義。這樣,既免除了別創性詞和約定難、定義也難的尷尬,亦足以兼顧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時又更好地包容了社會、階級屬性的區別在內。說到底,古代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區別,即便體現在社會階級屬性上,也終究是時代的區別,而並不能體現出在社會、民族、國家等集體上的原則區別——二者均持個人利益小於、低於且服從於集體利益的共同價值取向。
  筆者之問,出於三思。三問三思,匯總為對《修養》修訂者的小小建議:請還“整體”給“集體”。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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