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二十年代鄉土小說的發展及流變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教育理論論文
論文作者: 陶高清
上傳時間:2010/11/26 14:22:00

  論文關鍵詞:鄉土小說;現代知識者;文化批判;鄉愁
  論文摘要:鄉土小說是五四文學革命以後興起的一個最早的現實主義小說流派,大約形成於二十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作家有普迅、許傑、許欽文、彭家煌、臺靜農等。鄉土文學作家與其描寫對象之間有豐富的精神聯系與復雜的情感矛盾,既包含理性的批判又有情感的懷戀,大多是批判與懷戀交織。其中鄉土寫實的一脈,到三十年代發展成左冀文學一派,代表作家有張天翼、茅質、吳組湘、沙汀、艾蕪等。而另一批作家卻表現了一種復雜心態,即將對農村落後文化的批判和鄉村純樸民情的禮贊交織在一起,代表作家有廢名、沈從文、蘆焚等,到三十年代發展為“京派文學”。

   “鄉土小說”是五四文學革命以後興起的一個最早的現實主義小說流派,大約形成於二十年代中期,成員以文學研究會作家為主,也包括語絲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許傑、許欽文、彭家煌、臺靜農、魯彥、賽先艾等。魯迅在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分析賽先艾、許欽文、魯彥、臺靜農等作家的作品時,就用了“鄉土文學”一詞。這個術語後來就被用來概括這一小說流派的創作特色:“賽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過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們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見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由此可見,魯迅所定義的“鄉土文學”,主要是從三方面來談,其一,作者的身份特征是離開鄉土、僑寓都市的知識分子;其二,作品的內容主要是有關鄉土的回憶性敘述;其三,作品的情感基調是隱現著鄉愁。
  其實,就鄉土小說來說,首開風氣之先的作家正是魯迅本人。他“於鄉土文學發韌,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的筆,從教條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抱取滋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一新的領域”。他的《故鄉》、《孔乙己》、《風波》等都出現得很早,給後來的鄉土作家建立了規範,由於魯迅作品的思想藝術高深完美,所以成為20年代、以致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不可企及的典範之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創作中所顯現的那種較之其他鄉土作家更為強烈的“鄉土情結”,而這種“情結”又源於作者對中國農民深深的“愛”上。可以說,魯迅的鄉土文學創作是對中國農村、農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現。
   寫家鄉的風土人情是鄉土文學的常見內容。魯迅 鄉土小說的環境大都以海邊水鄉為背景,在《社戲》裏描繪了飛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朧下起伏的連山,兩岸碧綠的豆麥夾雜著河底水草散發出來的清香二‘…鄉野的田園風光、民間社戲,那種近乎“仙境”般的表現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讀者領到江南水鄉月夜的境地。在《故鄉》裏把少年閏土融進浙東海濱絢麗的畫面裏,奇幻美妙,新鮮動人,寫出了詩一般的環境,童心和稚氣,溫暖與慰藉。此外,魯迅重視人情的描寫。在《社戲》中描寫了農村農民和小朋友的好客,雙喜、阿發等小朋友的熱情天真,六一公公的憨厚純樸,揭示了他們的心靈之美,農村的古樸之風,農民的憨厚之氣。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封建等級觀念日益的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人情也隨之變化。閏土對“我’,竟然喊起“老爺”來,楊二嫂也變得刻薄刁滑起來。人與人之間變得隔閡,人情變得淡薄,既揭示中國農民整體生活的現狀,也反映了當地的民情時尚。
   魯迅是第一個真正寫普通農民的作家。魯迅與農民存在著深刻的血緣聯系,少年時代的鄉土生活經歷已成為他的精神氣質,形成他強烈的“鄉土情結”,使他把最真摯、最深厚、最熱烈的情感傾註到農民身上,寫出了農民在重重壓迫下喘息的苦難。魯迅“像一個成年,的兒子對自己年邁的父親一樣,了解中國的農民,關懷中國農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誠地愛著中國的農民”,“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人感到他對農民群眾,具有魯迅那樣最無虛飾而又最熱烈、最厚重的感情。TR嘆故鄉》中老實忠厚的閏土,年復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戰線上掙紮著,被壓榨得說不出話來,變成了木然毫無表情的“石像”。魯迅了解農民,他不僅描寫了農民生活上的困苦,更寫出了他們精神上的痛苦,並揭示了造成這種痛苦的根源,同時魯迅還在積極探索著農民擺脫困境的道路。
   在魯迅開創了鄉土小說範型之後,一批學步魯迅青年作家也註目鄉土,登上文壇,構成了二十年代中期頗為可觀的鄉土小說家群體。他們的作品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他們的作品有的描繪現代工業文明對封建宗法制農村的沖擊,揭露軍閥肆虐、社會動亂給農民造成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災難,如許傑《賭徒吉順》、魯彥的《黃金》;有的展示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禮教造成的種種人生悲劇,如臺靜農《燭焰》;還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故鄉的風習,對愚昧、落後進行尖銳的諷刺和批判,如許傑《慘霧》、彭家煌《活鬼》。
   在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中,呈現出鄉土文學作家與描寫對象(故鄉生活)之間的距離。這種距離具體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時間距離,作家敘述的都是記憶中的、發生在以前的故事;二是空間距離,作家已經遠離故事發生的地點(故鄉),大都僑居北京;三是文化距離,鄉土文學作家從鄉鎮走到都市,進人另外一種文化環境,接受了現代文明的浸染,於是能夠用新的眼光、新的價值尺度去審視、衡量故鄉的生活。這三種距離的統一決定著鄉土文學作家與描寫對象之間豐富的精神聯系與情感聯系—理性的批判、情感的懷戀、或者批判與懷戀的交織。
  理性的批判是鄉土小說最為突出的立意。其中最為直接表現的是強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註意”,魯迅的這種創作主旨,在許欽文、賽先艾、彭家煌、臺靜農等人的作品創作中也顯現出來。
  作為覺醒的現代知識者,鄉土文學作家們用冷靜的眼光去審視他們生活過的鄉村時,種種落後、愚昧、閉塞的景象,帶給他們總是焦灼、憂思、激憤,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文化批判。

  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對鄉村文化及其鄙習陋俗的批判。鄉土小說以大量的篇幅向我們展示了諸如“水葬”、“冥婚”、“械鬥”、“典妻”、“偷漢”等等鄉土風俗,表現了現代鄉土中國的農民們落後愚昧的生存方式。賽先艾的《水葬》展現了貴州鄉俗的殘忍和蒙昧。駱毛偷竊被抓,村人決定處以“水葬”。而執刑者、被執刑者和圍觀者都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認為“犯罪用不著裁決,私下就可以處置”。千百年來停滯的小農生活方式陶鑄了這種原始野蠻的鄉俗,和這種文化下人們的麻木。其二,是對鄉民生存方式和蒙昧文化心理的反思。如王魯彥的《菊英的出嫁》。菊英在死去十幾年後,母親為其準備嫁妝、選定鬼婿、挑選良辰吉日、舉行婚禮等等,一切如活人出嫁一樣。而婚禮雙方、圍觀者卻都認為這很合情理。這種村民的集體意識是中國封建閉塞文化的真實寫照,而在這種文化中生活的鄉民,其深層的文化心理是愚昧、麻木的。許欽文的《鼻涕阿二》中,體面人家的二女兒菊花小時候被叫做鼻涕阿二,受盡淩辱打罵,鄉村維新時因進夜校被傳為“和木匠阿龍自由戀愛”,被迫嫁給壽頭阿三,丈夫死後又被賣給錢師爺為妾,得寵後卻又殘酷地虐待奴摔,“這是一個自由在冷淡、輕視、侮辱、虐待的空氣中長大的可憐人,然而她卻並不知道自己可憐,並且自己地位稍優時還將她所受的一切,施之於別人。最終她於錢師爺死後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鄉村婦女的一幕幕悲劇(延伸至整個鄉民群體),正緣於魯迅所指出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此外,除對鄉村中國病苦的揭示之外,鄉土小說作家更將文化審視的眼光進人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以此尋找病苦的根源。王魯彥的《一個危險的人物》中寫了“一個近乎沒有事情的悲劇”。一個在城裏讀了多年書的大學生子平因為接受的新思想的熏陶,變得不合鄉村的古老規範而最終被逼上絕路。通過子平的悲劇,我們看到了殺死他的鄉村文化的這種凝固、保守的“東方不動性”品格。這種鄉村文化具有極強的內聚力,任何異質文化都將在其中失色變質。而在這種不動性品格之下,國人的落後、保守、麻木也是必然的。“落後的國民性”成為鄉土文學作家思考的重點,對國民性的拯救成為重要的文化啟蒙主題。
  總之,上述小說執著於現時的鄉土生存方式,沒有關於鄉土過去的夢,也沒有關於鄉土將來的夢,從而構成了鄉土小說中寫實的一脈。這鄉土寫實的一脈,到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張天翼、茅盾、吳組湘、丁玲、沙汀、艾蕪等人那裏,已經從一般的鄉村苦難的書寫演變成了對鄉土的社會階級分析與政治批判,從而構成了左翼文學一派。
  但對於鄉土小說的多數作家來說,對古老鄉村文化的批判和對喧囂繁華都市的拒斥是同時存在的。他們在小說中同樣表現了強烈的鄉情鄉愁。王魯彥在《童年的悲哀》中說到:“啊,我願意回到我可愛的童年時代,回到我那夢幻的浮雲的時代!神啊,給我偉大的力,不能讓我回到那時代去,至少也讓我的回憶拍著翅膀飛到那最淒涼的一隅去,暫時讓悲哀的夢來充實我吧!我願意這樣,因為即使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歡樂來的夢幻,來的甜蜜啊!”許欽文也痛悼失掉了“父親的花園”。
  作為與鄉土中國的“離”而“不棄”的現代知識者,他們在與傳統決裂時,傳統意識與現代觀念,依依鄉情與銳利理性時時在沖突碰撞,從而表現出一種文化選擇上的仿徨。在諸多的鄉土小說中,對農村落後文化的批判和對鄉村純樸民情的禮贊又總是交織在一起的。這種復雜的心態在二三十年代另一批作家,如廢名、沈從文、蘆焚等人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廢名在《竹林的故事》中透露出一種“隱逸之氣”,到了《橋》等作品中,其筆下的鄉土,回蕩的已經是一曲純粹的田園牧歌了。在《河上柳》中對“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是遠古鄉村生活的的一往情深的描摹。“竹林”的恬靜,“河上柳”的古樸,“桃園”的靜謐,,·…修竹綠水,小橋古塔,迷人的自然風光,“三姑娘”的清純,“李媽”的慈愛,“聾子長工”的勤敏……這些都描寫了樸實木吶、寬厚仁愛的美好鄉村韌性,一幅寧靜和諧的鄉村樂景。
  沈從文更是極大地拓展了鄉土小說的田園視角,強化了鄉土小說的牧歌情調。如《神巫之愛》、《龍朱》等展示的前現代文明的鄉村圖景,洋溢著充滿野性生命的自然之美。《邊城》中,就連吊腳樓上的妓女性情“也。永遠那麽渾厚”。在他的幾乎所有的描寫鄉村的作品中,未被文明汙染了的村莊、古樸和諧的民風、純凈自然的人性成為永恒的主題。
  然而諸如廢名、沈從文等人的對於古樸民風的留戀和歌頌,潛在的心理是現代知識者對現實的鄉土中國和都市生存環境雙重的失望,以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身份認同的飄浮感,從而造成了鄉土和都市之間,鄉土作家們兩難的文化選擇。
  廢名在對傳統的鄉村文化的批判和選擇中,選擇了鄉情,最終試圖通過宗教式的自我修復,尋找精神的寄寓之所。通過刻意表現遠離塵囂的靜謐諧和的鄉村風光,和與之相協調的古樸淳厚的人際關系,建立起與被現代商業文明汙染了的半殖民地都市文化的對立物,表現出強烈的“逃逸”氣息。
  沈從文則是出於沈重的鄉土悲憫感和憂患,進行了所謂的“經典重造”,以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為依托,建立一個“供奉著人性”的“希臘神廟”。對於城市中的汙濁和畸形,他都將之作為夢中湘西的對立存在,進行辛辣的揭露和諷刺,如《八駿圖》、《城市一婦人》等等。他也對鄉土現代變異顯示出了深深的憂患。會明(《會明》)、老兵漢燈》)身上那副古道熱腸,卻與現代生活環境格格不入,以至於被看作是難以理喻的“呆子”。他們身上的那點“鄉下人”的鄉村古風正日漸消失。在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化”沖擊下,《丈夫》中的鄉下婦人身上出現的變化,也預告著古老鄉村精神的崩潰和解體。但沈從文堅信人類純真的情感和完整的人格只有到古樸的田園中去尋找。
  這派小說發展到三十年代就形成了平和、淡遠、雋永的京派小說。它獨有的精神風貌是贊頌純樸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並將寫實、記“夢”、象征熔於一爐,藝術上不僅有現實主義,更有較重的浪漫主義成分;在思想內容上更表現出一種對傳統文化、民俗民風的重視。
  總之,二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自一出現,便成為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文學現象。它完全植根於中國鄉土文化傳統中,並內隱著中華民族鄉土精神,從而呈現出與西方文學完全迥異的地方特色,並具有極為明顯的地域文化性。同時,鄉土小說作家在傳統和現代之間,面臨著兩難的文化選擇。既有對故土的思戀和摯愛,也有面對充滿了貧窮、落後、愚昧的苦難世界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對此後其他文學流派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內在傳承和影響力。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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