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與留守——從社會化看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選擇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基礎教育論文
論文標簽:農民工論文
論文作者: 王水珍 劉成斌
上傳時間:2008/4/5 11:35:00

內容提要:本文對流動兒童与留守兒童社會化過程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在智育社會化與生活社會化方面,流动兒童與留守兒童不存在顯著差异,在身心健康、知識面廣度方面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在人際關系方面留守優於流動兒童,總體社會化結果上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選擇流动更能夠促進其健康发展。

  本研究所用調查数據來自筆者主持的于2005年4—7月對浙江省三類地區的調查。所謂三類地區是依據浙江省統計局2004年9月2日公布的對全省11個設區市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進行調查的結果,對城鎮外來人口的“來源省份和地區”进行分類,第一類受浙江直接輻射影響的鄰近省份抽中安徽、江西;第二類是受浙江間接輻射影响的經濟欠發達省份抽中河南、湖南;第三類是省內的經济相對落後地區抽中金華磐安縣、麗水青田縣。對三類來源省份和地區的流動人口子女進行多階段抽樣調查,共得到有效調查問卷516份,其中,有關留守兒童的296份,流動兒童220份。樣本基本概况是:男性276人,占53.5%;女性240人,占46.5%;父母外出打工1年及以下的有70人,占13.6%,1~2年的有102人,占19.8%;2—3年的有84人,占16.3%;3—5年有104人,占20.2%;6年及以上的有113人,占22.9%;38人未回答外出打工年限,占7.4%。父母中只有一方外出的有198人,占38.4%;父母均外出的有318人,占61.6%。

  一、教育社會化結果的比較

  我們對教育社會化的界定主要是指學校教育,因此,在考虑留守與流動兒童教育社會化的效果時,我們从學習習慣的培養情況、學習質量与水平、學習狀態、學習主動性4個方面(這4個指標都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對流動與留守儿童在教育社會化結果進行比较。上述4個指標的操作化过程中,交作業晚或曠缺的次數越多,得分越低;作業越感到吃力,得分越低;學習興趣越小,社會化得分越低;求知欲越弱,得分越低。每一單項指標的賦分均为1-5分,此4項指標總分為20分,留守與流動兒童在此4項指標上所得分相加得該個案教育社會化維度的總分。

  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在教育社會化的比較中,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在學習習慣的培養情況、學習狀態、学習主動性3個方面並無顯著差异,只有學習質量與水平即做作業時的吃力程度差異顯著。為什麽前3個方面及教育社会化總體水平會無差異呢?我们分析發現,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留守的兒童占67.5%;流動在公辦學校就學的占6.5%,流動在民辦民工子弟学校就學的占26.0%;这就是說流動出來的民工子女是以民工子弟學校就學為主——他們事實上享受的不是城市教育,大多數民工子弟學校的教育質量與水平與農村的教育質量與水平不相上下,在兒童學習習慣与素質的培養上與真正的城市教育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流動兒童在民工子弟學校中所處的學習状態與農村留守兒童所處的學習:狀態也就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一指標對民工子女的發展不重要。其實,學習習慣的培養、学習狀態、學習主動性是相近的指標,都是有“慣性”的因素。有關统計資料表明(來源:http://daode.youth.cn/xiguan/t20041124-14286.htm),對於绝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的好壞,20%與智力因素相關,80%与非智力因素相關。

  現有的調查結果證明,要塑造民工子女良好的學習環境,還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首先就民工子女享有教育資源的條件來講,必須改變農民工子女仍然以民工子弟學校為主的被動地位,讓民工子女與城市孩子一同接受城市教育;或者是改善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條件,提高教学質量。

  二、家庭生活社會化結果的比較

  在現代變動的社会中,家庭關系及家庭形態發生了變化,但家庭關系仍然是最緊密最持久的紐帶,對於儿童而言,家庭對其影響是其他社會機構無法取代的。兒童的社會化發展首先是從家庭开始的,家庭是兒童社會化最早的執行者和基本執行者。在家庭中,通過父母的影響及指導,兒童獲得了最初的生活經驗、社會知识和行為規範。結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將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家庭生活社會化做一定的比較,具體內容包括橫向家庭關系、縱向家庭關系、主觀生活質量、生活独立性等。

  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在生活社會化上並不存在顯著差異,在縱向家庭關系、主观生活質量與生活獨立性上也不存在显著差異,但在對橫向家庭的評價上存在顯著差異。生活社會化總體水平及主觀生活質量差異的不顯著我們認為與農民工的總體社會地位及其生活方式有關,雖然農民工外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收入狀況,尤其是對子女的流動提供了可能,但他們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改變他們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農民地位,他們的人在城市中勞動,但他們並未享受城市的生活水平與生活方式,当然,他們的子女仍然過的是與在家鄉沒有本質區別的生活,他們與城市生活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兒童的獨立性是我們关註其生活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適當的家務勞動對於兒童的成長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培養他们的自立自理能力,另一方面讓他們作為家庭的成員,及早地體會家庭成員的責任和義务。從我們的調查統計數據來看,流动兒童和留守兒童在洗衣服、買菜、洗碗、拖地掃地等四項的比較中都不存在顯著性差异。從調查的狀況來看,參與洗衣服和買菜的民工子弟所占的比例並不是很高,56.3%孩子沒有帮父母洗衣服,74.2%的孩子沒有幫父母或監護人买菜;相對於這些比較困難的家務活,民工子弟參與洗碗和掃地或者拖地的狀況要好很多,56.6%的孩子會幫助父母和監護人洗碗,而77.3%的孩子會主動地帮助家裏掃地或者拖地。在干家務這個問題上,民工子弟并不是嬌生慣養的孩子,他們都會幫助父母分擔一定的家務,以减輕父母的負擔,但是他們的參與還是有選擇的,大多數幹的是他們力所能及的活,而像洗衣服和買菜這樣的活對他們來說還是有一定的難度,所以於這些活的孩子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為什麽留守兒童与流動兒童對家庭橫向关系的評價顯示出一定的显著差異呢?橫向的家庭關系主要是夫妻之間的配偶關系,我國的家庭关系在改革開放以來夫妻關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成為家庭關系的主軸,与親子關系並重甚至是超過親子關系的重要性。這與家庭結構日趨簡單、家庭代數減少、家庭結構日趨核心化有關,當然也與家庭觀念越來越趨向文明有關,家庭的平等觀念日益增強。作為民工子女為什麽流動兒童对父母間關系的評價會低於留守兒童呢?筆者認為答案在於上述所有家庭橫向關系的變化,留守兒童觉察到的要少於流動兒童。因為當今农民工外出流動越來越倾向於夫妻雙雙外出的趨勢,而對於留守兒童來說,他們父母之間的關系及其變化是被隱瞞甚至是屏蔽的,而流動兒童由於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他們更多地感受到父母之間的沖突及其關系的變化,家庭中这一核心關系的感受是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但本研究由於主題的限制對這一问題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

  三、身心健康社會化結果的比較

  人的健康包括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適應功能良好三個方面。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相对來講業余生活不夠豐富,尤其是本研究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心理健康與精神食糧的測量對民工子女來說还比較遙遠,他們更多地是基本生存問題,所以我們在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肌體健康社會化的比較主要集中在運动鍛煉情況、生病次數、身體素質評价、飲食習慣等等。

  從T检驗結果可以看出,留守兒童與流动兒童在對健康狀況的目我評價之間並無顯者差異,在運動習慣、飲食習惯、客觀評價(生病次數)方面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所以總體的身心健康方面,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

  我们的調查中發現,留守兒童有70.2%是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有25.5%是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只有4.3%是與其他親屬生活在一起的。這說明留守儿童大多是處於一種隔代家庭的生活環境中,為什麽隔代家庭中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就差呢?

  首先,就生理條件上讲,大多數留守老人撫養孫子孫女在力量上不堪重負,有學者的調查顯示,有63%的老人表示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照看子女孩子,他們主要是基於“天經地義”和“生活所迫——自己不為子女照看孩子,子女就不能夠外出务工,家境就不可能變好”。而这樣一來,年歲已高的老人在經過多年的農村體力勞動的消耗之後,照看子女的子女時顯得力不從心,加上耕種田地的辛苦,他們對留守兒童的撫養與照顧的質量與流動儿童在流動地父母的撫養与照顧質量相比,無論是物質生活水平還是家庭氣氛、親子互動的頻率與親情感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不同,而所有這些不同都會對孩子的成長帶來很大的影响。

  其次,就家庭代際關系上講,不少老年人是在子女的“壓迫”下撫養孫子孫女的,他們急切地想擺脱這一負擔,但由於子女的“啃老”而不得不承担下來,如此被動地撫養,其對孩子照顧的質量及對兒童身心健康的影響是可以想见。

  第三,就兒童自身社會化的需求來講,處於隔代家庭環境的留守兒童與爺爺奶奶祖輩的關系肯定比不上馬父母間的親子關系。我們發現留守兒童大多有急切與父母見面的想法,這種急切既有物質上改善的需求,更有情感体驗的需求;流動兒童由於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親子互動及家庭氛圍往往比物質生活本身更能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长。

  心理健康方面的內容雖然沒有列入我们的計分指標,我們調查了一項不宜計分的項目,即民工子女的理想定位。人生理想的選择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一個人社會化的終極目標,也是影響未來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內容。我們沒有設計成選擇項讓兒童來選的,而是直接由兒童自己講自己的理想,我們用文字記述,調查問卷進入數據库時用字符串格式錄入,然後再归類統計。

  當大老板、明顯是流動兒童的選擇比例顯著高於留守兒童,而考大學的选擇比例是留守兒童顯著高于流動兒童。應該說,流動兒童雖然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但是城市生活方式對他們的影響還是显見的,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在人生理想定位上得以體現,城市人更現實的金錢观念對他們影響很大,所以流动兒童在人生理想的選擇上更接近城市裏的兒童——能賺錢的職業才是理想的。然而,留守兒童更大地還是屬於傳統觀念——考大學跳龍門,在我們的調查中也發現,考大學的觀念在留守兒童的腦海中是個相当朦朧與籠統的概念,他們並不確切地知道什麽是大学,大學到底都學些什麽,還有現在大學的改革所带來的大學多元化——層次不同的大學對個人的影响是天壤之別的,在他们的觀念中,考大學就是翻身的代名詞。

  四、人際關系社會化结果的比較

  人類交往既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當代社會成员的一項基本技能,在社会和文化領域內,人际交往被看作是人們進行意義建構、文化分類、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過程。在本文中是指兒童在性格上傾向於開放或是封閉,與家長、與老師和同學交往的程度,與同學有矛盾時處理矛盾的方式,這既包括兒童的性格倾向,也包括其人際融合能力,还有解決矛盾和爭端的能力。因此,對農民工子女進行人際交往社會化的比較分析,對流動儿童與留守兒童的生存與發展將有更深入的理解。人際交往社會化的內容主要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成員交往、同辈群體交往、朋友數量、師生交往、人際關系需求與评價等。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從T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交往態度方面兩類儿童無顯著差異,在橫向的同輩群體又往、縱向的师生交往、性格傾向等方面均是留守兒童優於流動兒童。在总體的人際關系社會化方面是留守兒童優於流動兒童。其主要原因在於流動兒事在流入地受到社會排斥,而留守兒童沒有這一因素。社會排斥的概念是就社會關系而提出的,排斥或社會孤立是指某些令人或群體被排斥出社會關系。社會關系這一概念既有量的維度——包括交往數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也有質的方面一社会關系所能提供的社會支持如何,還有結構維度——指社會網絡的密度、同质性與多樣性或分布广度廠據此分析,社會排斥是交往人数和頻率的下降,是社會网絡分割和社會支持减弱。具體到流動兒童而言,則表现為流動兒童的同齡群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社會关系網絡斷裂——留守兒童則不會遇到這一問题;作為群體性動物與好玩的本性,流動兒童期望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除了與其他流動兒童組成群體之外,他們也傾向與流人地的兒童建立夥伴關系。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隨著市场經濟體制的轉型,现代社會中人際關系的格局發生了變化,經濟地位在人際交往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流動兒童與流入地的本地兒童之間的交往過程中首先就存在文化差異與沖突,城市兒童自身及其家長大多也會考慮到這一點排斥流动兒童,流動兒童由於文化背景與經济條件無法融入到流入地同輩群體的生活當中,正常的社會人際關系难以建立。對於流動兒童而言,雖然身在城市,他們的社会關系主要還是與周圍有著相同經歷的流動兒童建立有限的人際關系網絡,然而由於城市儿童這一比較坐標的參照,大多流動兒童會在心理上對人際交往產生自卑與封闭的趨向。

  流動兒童受到的社會排斥現象是農民工遭遇社會排斥的一個縮影,這是與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倫理特征相聯系的(鄭勇,2005),其主要表现就是我國已經實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戶籍制度排斥,它在客觀上起著社會阻隔的作用,尤其是對農村居民產生著巨大的社會排斥作用。大量的農民以農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從事那些城裏人不願從事的體力勞動,特別是那些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差、劳動風險高的工作,而且不能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和城裏居民一樣的勞動保護和相關福利保障,一直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當然作為派生的民工子女也顺理成章地被排斥在社會保障政策之外,在社會支持網絡中更是成為弱勢群體。

  五、知識面廣度及他人評價的比較

  鑒於本研究的目的,筆者設計了客觀評价指標以對比留守兒童与流動兒童社會化結果的情況,從日常生活常識到電腦知識的了解程度,從兒童的自我總體評价到家長與老師對兒童的總體发展評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進行賦值(見表6)。

  110、119、120等常用的電話號碼對於孩子在遇到意外的時候求生,是一個很好的途徑,从對民工子弟對這些號码的認識程度來看,知道110的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119、120,而對114、122等咨詢電話號碼知道的孩子就相對比較少些,在對這些號碼的認識和了解的比較中,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並無顯著性差異。

  在對流動儿童和留守兒童對電腦知识的了解程度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兩者不存在顯著的差异,使用過電腦但是自己沒有的孩子在民工子弟中占了大部分(53.9%),而見過電脑,但沒有使用過的也為數不少,占了23.2%;不知道電腦為何物的和自己有电腦的比例都比較小,分別為5.5%和6.7%,對於電腦知識的了解程度,流動和留守兒童都沒有太大的差異,這主要和他們的生活状況相關,他們的父母沒有更多的經濟條件為他們創造一個可以經常性接觸電腦的環境,更沒有經濟能力為他們配置電腦,由此總體來看,他們接觸電腦和了解電腦的狀況都不是很好。

  從流动兒童和留守兒童對知識面的自我評價來看,兩者存在一定的差異,表現為留守兒童更加的趨於自信,而流動兒童更加趨於保守。在“比大多數同學窄很多”的选項中,有10.2%的流動兒童選擇了該選項,而留守兒童為6.1%;而在“比大多數同學寬很多”的選項中,4.1%的。留守兒童選擇了該選項,而選擇該項的流動兒童只有2.8%;在“彼此差不多”的选項中,有50.7%的留守兒童選擇了該項,而選擇該項的流動兒童為61.1%,大大高於留守兒童。

  從T检驗可以看出,從知識面廣度到民工子女的自我評價,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並不存在顯著差異,这說明我們前文的流动兒童在流動地的教育社會化、物質生活質量等方面並不高於留守兒童的分析再次得到了證實。流動兒童的客观生存環境雖然比留守兒童有某些方面的改善,但就基本生活常識——這一社會化結果來看,流動兒童並未超出留守兒童的水平,身在城市但與城市兒童的知識廣度還存在本質的差距。進而,流動兒童對自身社會化的評價與留守兒童無差異,也證實了在感覺上流动兒童並非與城市兒童屬於“同質群”,而與留守兒童屬於“同質群”。當然,就樣本屬性來看,流動兒童做自我評價所依據。的參照群體並不是城市兒童,而是他們自身所在民工子弟學校中的同學,此群體與留守兒童所在农村學校中的參照群體是同質的。所以廠就結論的解釋力來講,我們不排除樣本設計的局面及其解釋力的局限,只是本研究的数據結果進行討論。站在客觀立场進行評價,我們認為流動兒童的社会化效果總體上是優于留守兒童的,這一點既是我們的研究假設中重要的觀點之一,也在家長與老師等“他者”對兩類兒童的社會化總体效果的評價得到了證實,存在顯著差異。

  六、小結與討論

  鑒於上述各項目的分析,我們對所有指標進行綜合,五個維度綜合成百分制的民工子女社会化指標體系,用總社會化程度得分來比較兩類兒童的社會化結果。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在總體的社會化結果方面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社會化均值分高出留守兒童1.819個百分點,檢驗結果表明此差異達到統計顯著水平;此結論證明了關於兩類兒童社會化水平的研究假設。具體到各個維度來看,智育社会化與生活社會化方面,流动兒童與留守兒童不存在顯著差异,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動兒童优於留守兒童,在人際關系方面留守兒童優於流動兒童,在知識面廣度與他人評價方面流動兒童優於留守兒童,對此結果我們分幾個方面加以解釋。

  關於教育社會化的無差異,我們認為流動民工在打工地是外來人口,不具備本地居民上學的制度条件,加上經濟條件的限制,大多是在民工子弟學校上學,民工子弟學校大多存在辦學不夠規範、师資力量不強等問題,雖然暫時性地解決了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但是,在實質程度上民工子弟學校不比農村的學校教學質量高,所以在教育社會化上,流動兒童所受教育與留守兒童差异並不顯著。

  關於生活社会化差異的不顯著,我們認為民工子女無論是流動或是留守,他們都是底層社會群體的一部分,橫向流动的地理位置並不足以改變他們的社会生活,這與他們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資源的道理相同,流動儿童並不能享受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所以流動出來的民工子女在生活質量上與留守兒童并無顯著的差別。

  在身心健康方面,流動兒童由於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生活相對完整,亲子問的互動及父母的照顧使流動兒童在身心發育方面相對更健康,尤其是把子女帶出來的民工對其子女身心健康的評價更傾向於積极。

  在人際關系方面,由於留守兒童處於雞犬相聞的熟人社會當中,從小就在鄰裏之間紮下了交往频繁的根,同輩群體均为熟悉的夥伴,老師可能就是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或伯父伯母,這给留守兒童的人際關系帶來了較強的正效應;而流動兒童大多處於城市的異質文化群,並且受到文化沖突與社會歧視的影響,在人際交往方面较差。

  在知識面廣度與客觀評价方面,留守兒童相對處於一个信息閉塞的世界,而流動兒童的社會環境更為開放,信息流更大,接觸面更广,無論是在科技知識或是日常生活知識,流動兒童見過的甚至是用過的均高於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知識面較廣進而得到的评價也更高。

  綜合各个維度的總體社會化水平表明了流动兒童的社會化優於留守兒童的社會化,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選择流動更能夠促進其健康發展,這既符合我們研究假設的判斷,也符合青少年一代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更符合中國由目前的人口大國向未來的人力資源大國轉變的趨勢,也更符合中國社會转型期加快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促進城鄉和諧的需要。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4月16日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表明,我國農民工正在發生三大转變:由亦工亦農向全职非農轉變,由城鄉流动向融入城市轉變,由謀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轉變。農民工子女教育既是老一代農民工的關註焦點和穩定基點,也是下一代成長起來的農村勞動力真正實現三個轉變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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