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心理學論文
上傳時間:2006/4/26 15:21:00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心理史學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凯爾特是德國批判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與“長時段”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後,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尝試使用心理史學的。六七十年代以後,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渐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类,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与回歸”的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力。

  [关鍵詞] 心理史學 年鉴學派 心態史 文化心理結构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於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时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义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统的基礎上,已開始註重人本身,關註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註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1]十九世纪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历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权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並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於偏重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心。”[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则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对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於“歷史理性批判”、坚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当用精神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体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為了避免历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學家還必須註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现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關於歷史學家,我們習慣於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变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於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法國年鉴學派,以其“精神狀态史”的研究範式對心理史學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法國年鑒學派最初同樣是出於對蘭克學派那種只關註政治史、制度史或戰役史的不滿,主張擴大史學的研究範圍並使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他們認為,這样即可以在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进行“長時段”、“總體史”的綜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會、、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歷史學”。所谓跨學科研究,就是借助於經济學、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計量學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從多種視角認識和研究歷史。年鑒學派的先驅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是最早強調心態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學者。費弗爾在对腓力二世時期弗朗什-孔泰省的歷史研究中,就試圖在使用地理學、社會學方法的同時,結合使用心理學的方法,探索該地區的歷史全貌。後來,他把註意力更多地轉向了對人類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運用集體心理方法考察了長期支配以往人們的種種觀念,揭示了一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态。”[5]他的《馬丁·路德:一個命運》一书,探討了十六世紀德国社會的精神風貌和集體心理,開創了法國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運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紀的不信神: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該書中強調,“一定時空範圍内人們的思維工具,即長期左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觀念,揭示了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和普通民眾的精神狀態。”[6]因此心理史學的研究,“是要揭示歷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慮、愛憎、信念等。為了勾畫這種情感世界,歷史學家必須運用語言学、人類文化學、哲学、肖像學、文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方法進行綜合研究。”[7]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國心理史學的經典之作。

  法國年鑒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鑒學派創立前,就致力於以心理因素說明人的研究。他在《創造奇跡的國王》一書中,以“國王觸摸”的功效———即通過国王觸摸患者治病為事例,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的方法,对中世紀王權崇拜的产生、發展和消失,進行了綜合性的考察,從而揭示出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心態。他在分析的過程中涉及到人們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機制26二十世紀中外心理史學概述時,提出的國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與德國馬克斯·韋伯在約略同時提出的神聖的克裏斯瑪(Charisma)特質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史學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當時法、德兩國的知名學者中已獲得了廣泛的共識。後來,布洛赫在其史學理论的經典之作《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多次運用了心理史學的方法。他認為,“考证涉及到心理狀況,它是一门微妙的,決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序。總之,如果要加定義的話,那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東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證,也與心理分析相關。因為有關史料真實性的考證,在史料來源及其外在標準無法確定时,“就只有從原物或內在的特性著手,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布洛赫特別強調:“史料的取舍取決於心理分析,何為真假錯誤的理由都得經過鑒定”[8]。费弗爾與布洛赫在心理史學方面的嘗試和努力,為法國後來的精神狀态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代著名學者戴維斯(NatalieZ Davis)即受到他們很重要的影響。她有關法國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與社會研究的一系列論文,即成為心態史研究方面的成功範例。
  法國年鉴學派的史學思想在進入布羅代爾(1902—1985)時代之後,心態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為布羅代尔“長時段”的“結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心理結構諸結构中的一個主要構件,這體現出年鑒學派在史學思想與結构體系上的趨於成熟。布羅代爾在《历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曾說过,是“長時段”理论架起了溝通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橋梁,從而促進了历史學與各門社會科學全面而系統的交流,各類學術相得益彰。不過,正像布罗代爾“長時段”理論對於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樣,他在對於“長時段”整體結構的認識上,同样由於過分強調地理環境和生態結構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結構的作用。他的《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即體現出這種環境或生態決定論的傾向[9]。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與布罗代爾史學路徑不同、曾被布羅代爾批評的另一部分法国歷史學家,則直接繼承了費弗爾集體心理分析的方法,並將其發展為比較纯正的精神狀態史研究。如迪比的《戰士與農民》、芒德魯的《近代法國概論:心理歷史學》、菲雷的《18世紀法國的書籍和社會》。他們試圖從各個角度揭示時代的精神狀態。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奧克族村莊蒙泰尤》更具典型意義,他通過具體詳實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史料,準確直觀地勾勒出法国那個特定時代的鄉村生活,使人們看到了當時村民們的精神狀態,從而了解“深處的法蘭西”。這種與社會學方法相結合的心理史學方法,的確有著如他所说的“由地窖進入頂樓”風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緣於此。

  如果說法國年鑒學派的心理史學,主要是以史學為主體而借助於心理學的分析方法的話,那麽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則是以心理學為主體把比較科学意義上的心理分析理论於歷史研究的具體實踐。二者的視角不同,學術路數自然相异。後者這種產生於史學外部的心理史學,可能更具典型的現代科學意義。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問世,1910年後,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種理論運用於具體歷史人物、歷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後發表了《達·芬奇的幼兒期之回憶》(1910年)、《圖騰與禁忌》(1913年)、《群體心理学與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與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運用的心理分析比較規范,使得心理學與歷史學自此真正結緣。我们亦可將其稱為真正意義的“心理史學”,或“歷史心理學”,實際上就是心態史。不過由弗洛伊德開創的這種心理史學,在二次大戰前還未引起史學界足夠的重視[10]。

  美國的心理史學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並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以魯濱遜為代表的“新史學”運動。魯濱遜在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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