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的悲劇質素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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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2014/8/18 13:28:00

  屈原辭賦“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歌創作深受其影響。對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詩評選》:“義山詩寓意俱遠,以麗句影出,實自《楚辭》來。”[1]吳喬《西昆發微序》:“義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無題》詩十六篇,托為男女怨慕之辭,而元一直陳本意,不亦風、騷之極致哉!”[1](P8)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註《無題》(八歲偷照鏡):“此首乃追憶之詞。邐迤寫來,意註末兩句。背面春風,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詞特妍冶。”[1](P30)秦朝釬《消寒詩話》:“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著,即以為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1](P44)
  上面引述,主要從總體上概略談屈原辭賦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劇質素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略陳管見。
  一、屈原《九歌》的悲劇本質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九歌》是朝廷祭歌還是民間祭歌,它的創作年代是早是晚等問題,向有爭議。筆者認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時,根據楚之民間祭歌加工創作而成的一組抒情詩。這個問題的界定,對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創作年代和性質,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劇色彩。
  聞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結構》、《什麽是九歌》[2]兩文中,根據《九歌》十一篇的內容和風格特征對《九歌》進行了分類,認為其中八篇的《東君》與《雲中君》、《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河伯》與《山鬼》各為一對配偶神,作品所陳述的是他們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這種劃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實際,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碼“二湘”、《河伯》與《山鬼》諸篇陳述愛情故事則是不爭之事實。愛情是人類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應終成眷屬,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總是以失敗而告終。《湘君》,寫湘夫人思念戀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駕舟親往前迎,“邅道洞庭”,橫渡大江,歷盡艱難險阻和千辛萬苦,然而,“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嘆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橫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寫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見,相遇無緣。他幻想能與湘夫人同結百年之好,傳令築室水中。但正值水中華美芳潔之宮殿築成之際,“九嶷繽其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九嶷山上的眾神來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願望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河伯》,始寫河伯與戀人攜手遊山玩水——“與女遊兮九河”,“登昆侖兮四望”,“與女遊兮河之渚”,真是其樂融融!然而好景不長,“流澌紛兮將來下”,由於流冰紛下的威脅,“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與戀人不得已而淒然分別。《九歌》所寫主人公對戀人的追求,要麽是求而不遇,要麽是遇而復失,總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與這種要求的不可能實現,構成了悲劇性的沖突,最終是理想的受摧殘,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遭到毀滅。
  屈原《九歌》所展現的悲劇,不僅僅是美好事物的毀滅,它還表現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殘時的不屈意誌,勇敢抗爭,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湘君》寫湘夫人由於湘君的爽約而對他的感情產生懷疑,認為“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於是便把湘君當初贈送給她的定情物“玦”與“佩”丟棄到水中:“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顯示了與負心漢的決絕態度。但同時,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又想若戀人真正因為客觀原因而未赴約的話,我也不能錯怪他,所以采芳草交給“下女”以向湘君傳達自己的心意,顯示了對愛情的不懈追求。《湘夫人》的結尾同樣表達了主人公這樣的思想感情。《山鬼》,寫山中女神盛妝去與戀人約會,在淒風苦雨中久等戀人不至,她在經受著失戀的痛苦煎熬時依然充滿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認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與當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質無異,倒是對方的感情起了變化:“君思我兮然疑作”,從而表達了無比悲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憂”!一位既向往愛情,熱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躍然紙上。
  《九歌》所展現的這種悲劇的本質,在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李商隱年輕時在王屋山之道觀與女道士宋華陽相識並墜入愛河,但此事被發現,宋被遣,詩人也被趕下山。詩人為這一刻骨銘心的愛情寫了諸多詩篇,包括一些無題詩皆與此相關。這些詩篇無不具有悲劇色彩。《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層中鎖彩蟾。應是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精簾。”(本文所引用李商隱詩皆選自中華書局1988年版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以下只註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詩人本當與宋氏姊妹同賞明月,這是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卻被玉樓深鎖,水晶簾隔,令詩人無緣相見徒勞思念。事發後,在“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時節,詩人與宋分別,依依不舍。但他仍寄有希望:“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無題》)。誰知此別竟是永訣,幽期難再,天涯永隔,詩人只能在夢中與情人相會了,夢醒之後他深沈慨嘆:“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這一美好的愛情就這樣給毀滅了。
  《燕臺詩四首》的女主人公是先於洛陽柳枝的李商隱的戀人,可能是某家的養女,與商隱發生戀情後即被一大商人重金買去[3]。由於詩中多楚地及其風物,如“雲夢”、“湘川”、“蒼梧野”、“楚管蠻弦”等,《燕臺詩四首》所受《九歌》之影響殊為明顯,尤其“瑤琴愔愔藏楚弄”一句顯與《湘君》“吹參差兮誰思?”有相承之處。這四首組詩的悲劇色彩也更為濃郁。詩篇寫詩人與女主人公在春天相戀而被迫分離後,便從夏經秋到冬,由中原(河內懷州)而石城(今江陵),經洞庭湖沿湘江到長沙,千裏追尋。戀人則“芳根中斷香心死”,“破鬟倭墮淩朝寒”,又被商人挾持匆匆遠行。這種千裏追尋而元果的悲劇結局與《湘君》湘夫人駕舟北征千裏尋夫而不遇的結局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者,《湘君》是想象,《燕臺詩四首》是寫實而已。
  劉學鍇先生說:李商隱“十四首無題詩多寫離別相思,而且多數是抒寫愛情的失意、幽怨、感傷、幻滅等帶有悲劇性的情感內容。”正像《九歌》一樣,李商隱的愛情詩也不僅僅表現愛情遭受摧折與毀滅的悲傷,而且表現了主人公對愛情的堅韌與執著,在悲中展現出崇高與美。如《無題》(颯颯東風)的尾聯“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方面是愛情幻滅的強烈悲憤,是屢受挫折後近乎絕望的嘆息,但在幻滅、絕望中透露的卻是任何阻抑也無法泯滅的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結果不是心如冷卻的死灰,而是導致新一輪的春心萌發和更強烈的追求。[4]《燕臺詩四首》主人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輾轉千裏的追尋本身就顯示了主人公的堅韌與執著,由悲中顯示出美來,與湘夫人的千裏尋夫具有同樣感人的力量。
  二、《九歌》悲劇的感傷基調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九歌》悲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基調感傷。郭沫若說《九歌》歌辭“清新”,調子“愉快”,“情調清新而玲瓏”[5],雖然也能找到例證,但並不符合《九歌》的整體實際。馬茂元說:“在《九歌》的輕歌微吟中卻透露了一種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長的感傷情緒”。“隱隱約約地籠罩著一層從生活深處發散出來的憂愁幽思,感傷遲暮的氣息”。[6]《九歌》除《東皇太一》外,其它諸篇都帶有憂傷哀怨的情韻。且不說“二湘”、《山鬼》、《河伯》這些祭祀地祗的篇目,即使祭祀位高權重的天神的如《東君》、《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幾篇也莫不如此。《少司命》寫人神道殊,相戀而不得其所,“悲莫悲兮生別離”。“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無不表現出一種悲涼悵惘之情。《大司命》雖極寫大司命這一掌管人之壽夭之神威嚴權重,詭譎莫測,然“老冉冉兮既極,不浸近兮愈疏”,“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抑郁憂傷之情依然可見。《東君》,寫太陽神高唱著“暾將出兮東方,照我檻兮扶桑”,撫馬安驅,駕龍而上,乘雷而行,何等威武雄壯!然而,“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依然不免帶有一絲惆悵。《雲中君》,始寫雲中君沐蘭浴芳,華衣若英,龍駕帝服,翺遊周章,何其逍遙!然而,結尾則是“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其情更是憂傷淒婉。正如周禾所形容的那樣:“仿佛這些神被一種力量所驅使而聚集到一起,在詩人的統一指揮下進行了一次情緒頗為低沈的大匯演。”[7]
  《九歌》這種感傷色彩,不僅影響了同時期的詩人宋玉,也影響著後世詩人的創作,李商隱可謂受其影響最著的一位。
  “刻意傷春復傷別”,是商隱對杜牧詩的評價,其實正是夫子自道,杜牧詩的傷感遠不及商隱的詩。且不說他那些戀情詩、無題詩,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將情人離別時的黯然銷魂表現得無以復加。成為離別情詩的千古絕唱,即使他的詠物詩、政治詩也都籠罩著一層如濃霧般的感傷色彩。如詠物詩之《流鶯》,馮浩《玉溪生詩箋註》評曰:“通體淒惋,點點杜鵑血淚矣。”劉蕡是晚唐政壇上頗有作為的重要人物,也是李商隱仰慕的政治家,因黨爭而遭貶。劉蕡被貶而死後,李商隱連續寫了四首悼念的詩。其《哭劉蕡》曰:“上帝深宮閉九閽,巫鹹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後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詩中人物、意象、情調都明顯受楚辭影響。
  劉學鍇將李商隱詩的情緒型感慨分為“間阻之慨”、“遲暮之慨”、“孤寂之慨”、“迷惘幻滅之慨”[4](第十一章),我想,無論哪種類型,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感傷的基調。李商隱詩感傷的情感基調取決於其生存的時代和個人遭際等因素,但從詩歌藝術創作的角度看,他則從中國詩歌感傷主義的傳統中接受了藝術營養。劉學鍇將中國文學史的感傷主義傳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宋玉、李商隱、曹雪芹為代表,且以為李商隱詩歌的感傷主要接受了宋玉的影響[4](第十八章),較為切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但我以為李商隱詩歌的感傷色彩受屈原《九歌》的影響更為突出。試比較商隱《重過聖女祠》“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與《九歌·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一寫“上清淪謫得歸遲”的“聖女”所處的環境氣氛,一寫越過艱難險阻到約會地點不見戀人而獨立山巔的“山鬼”所處的環境氣氛,那由細雨靈風所構成的朦朧幽約的境界,由這種境界所透出的看似淡微而實則深沈的主人公的憂傷如出一轍,甚至連用語如“靈風”、“神靈雨”也幾乎相同。所不同的是,商隱詩作為七律之一聯,更為概括,蘊含更為豐富。其實《聖女祠》“松篁臺殿蕙香幃”與《山鬼》“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也有淵源關系。至於《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一千古文人“悲秋之祖”的名句,對李商隱“颯颯東風細雨來”(《無題四首》其三)、“東風無力百花殘”(《無題》)、“風光冉冉東西陌”(《燕臺》)的影響也是顯然的。所不同者,一為悲秋,一為傷春,“感傷”則是一致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九歌》悲劇的神話題材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屈原《九歌》的悲劇是與其運用神話傳說作題材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神話大多具有悲劇色彩,如《精衛填海》、《誇父逐日》等。《九歌》即是祭祀的樂歌,幾乎每篇都包含有一個淒美悲涼的神話傳說。“二湘”之娥皇、女英的神話傳說眾人皆知。無論把舜看作“湘君”、二妃看作“湘夫人”還是把娥皇看作“湘君”、女英看作“湘夫人”,《九歌》“二湘”所源的神話傳說都是悲婉動人的。一般認為《山鬼》中的“山鬼”即巫山神女瑤姬,《文選·高唐賦》註引《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瑤姬未嫁而卒已是悲劇,卒後與楚襄王未果的愛情也是一個淒美的故事。
  《九歌》運用神話傳說題材的悲劇性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九歌》的悲劇性。李商隱詩歌的悲劇性也與此有關。李商隱詩歌運用神話傳說與《九歌》相關者以湘妃與巫山神女最多。如《燕臺四首·秋》:“瑤琴愔愔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瑤琴’四句,恨現前之歡娛有限,用巫山事,所謂‘猶恐相逢是夢中’也。”《燕臺四首·冬》:“清溪白石不相望,堂上遠甚蒼梧野。”顯系用“湘妃”典。馮浩《玉溪生詩箋註》評此詩“神味原本楚《騷》”者,殆源於此。《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眾中賞我賦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輩。”“高唐”即用巫山神女典,下句直接點出與屈宋之關聯。與宋玉之關者是《高唐賦》,與屈原之關者定是《山鬼》了。前引《重過聖女祠》“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不僅意境、感傷色彩與《九歌》有關,其暗用之神話故事也與《九歌》有關。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註》:“‘一春夢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雲,得所歡也。‘盡日靈風’,言其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風,離其偶也。”《無題二首》其二“神女生涯原是夢”之“神女”即巫山神女。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評此詩曰:“重幃自鎖,清宵自長,所謂神女小姑,即《楚辭》‘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銀河吹笙》:“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湘瑟”即湘靈鼓瑟,與湘妃的神話也有關系。商隱詩用神話題材與《九歌》聯系最明顯最密切者當屬《楚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迷魂逐恨遙。
  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
  空歸腐敗猶難復,更因腥臊豈易招?
  但使故鄉三戶在,彩絲誰惜懼長蛟?
  此詩當為大中三年五月詩人由桂管北歸經潭州所作,主旨為憑吊屈原。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頷聯化用《山鬼》詩意,“楓樹夜猿愁自斷”化用“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女蘿山鬼語相邀”化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地為楚地,主旨為吊屈原,詩人很容易想到屈原的作品,“二湘”與《山鬼》的神話題材與悲劇氛圍正宜表達商隱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兩位相距千年的詩人於此時此地可謂心有靈犀遙相通。
  四、《九歌》悲劇表現的比興象征手法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九歌》悲劇表現的重要手法是比興象征。
  比興手法是自《詩經》以來中國詩歌的傳統表現手法,《楚辭》對《詩經》的比興手法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為整體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這尤其在《離騷》中充分體現。這種“香草美人”的手法為後世許多作家所繼承。李商隱的詩也明顯繼承這種手法。如《無題》:“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缷。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秋千下。”古人早已看出此詩“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吳喬《西昆發微》:“(此)才而不遇之意。”聯系作者的生平,不難看出這位傷春的少女有著詩人自身的面影,象征其少年才俊而卻對前程有著深深的憂慮與茫然。
  《九歌》作為《楚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有點特別。它是屈原在民間祭歌基礎上加工創作而成的抒情詩,所抒寫的感情便具有雙重性——既有詩中所祭之神的情感又有詩人屈原的情感,所以它運用的比興象征手法往往也具有雙重性。如《湘君》寫湘夫人沿湘江北上千裏尋夫不遇後寫道:“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朱熹《楚辭集註·九歌》:“此章(按,指“桂棹兮蘭枻……恩不甚兮輕絕”一段)比而又比也。蓋此篇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則以別事(按,指“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朱熹所說的“比而又比”就是雙重比喻與象征。第一重是,以“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薜荔不在水中,芙蓉不在木末,所以到水中采薜荔,到樹梢摘芙蓉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的事,作者以此來比湘夫人尋夫難遇,以表達她失戀的感傷和悲淒。第二重是,以求神不答來比事君之不偶,寄寓詩人的悲劇遭遇。
  受《九歌》這種“比而又比”的手法影響最深且又有所創新發展者當數李商隱。看其《嫦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詩含有三層意蘊。第一層即詩的表層,其意是詠嫦娥,嫦娥竊靈藥而入月宮,雖高處瓊樓玉宇極高潔清凈,但碧海青天則十分清冷寂寥,此所“悔”者也。第二層即詩的內層,其意蘊是詠女冠,以嫦娥的寂寞孤獨喻女冠的寂寞孤獨,表達對女冠的深切同情。第三層即詩的深層,其意蘊是詠詩人,借前兩層以喻詩人蔑棄庸俗向往高潔而陷於孤寂的處境與心境。詩中嫦娥、女冠、詩人實三位一體,境類而心通。《重過聖女祠》也有三層意蘊。第一層,寫聖女“上清淪落得歸遲”的悲劇命運;第二層,以聖女喻女冠;第三層,寄寓詩人自身遭際。[4](第十章)商隱這些詩,與《九歌》相比,運用比興手法更為深隱,象征有神無跡,非知人論世而無法探其深層含蘊。比興象征這一手法到李商隱這裏達到了爐火純青乃至登峰造極之境。但其源則是《詩》《騷》,《九歌》的影響功莫大焉。
  五、李商隱詩歌創作接受《九歌》悲劇質素影響的深層原因
  商隱詩歌創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劇質素的影響,具有深層原因。
  第一,李商隱與屈原所處的時代有相似點。李商隱生活於大唐商國的晚期,屈原之生平活動也正是楚國的末世。
  第二,李商隱與屈原的家世具有相似點。李商隱《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等詩都言自己的家世與李唐皇室有關,據清人張采田與今人劉學鍇等考證。李商隱之遠祖與李唐皇室乃為同宗,但關系已非常疏遠,商隱當是涼武昭王李暠的十五代孫。[4](第一章)這種宗親關系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給李商隱帶來任何政治、經濟上的實際利益。從影響比較直接的高、曾、祖、父四代近世宗親來看,雖然都有官職,但大都為州郡僚佐、縣令縣尉一類州縣官吏。到其父李嗣去世後。李家更是“宗緒衰微,簪纓殆竭……澤底名家,翻同單系;山東舊族,不及寒門”(《祭處士房叔父文》)。屈原在《離騷》中說自己為“帝高陽之苗裔”。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據褚斌傑師的考證,屈原從血統、世系上,屬楚公族。然亦非楚王近宗[8],故自敘為“苗裔”。
  第三,李商隱與屈原的生平遭際近似。李商隱少懷“淩雲一片心”(《初食筍呈座中》),但仕途坎坷,一生輾轉漂泊於幕府,最後郁郁而卒。屈原也是少懷大誌,願為王者師,“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雖青年官居高位為王之左徒,但自因制訂憲法被同僚讒毀懷王疏遠後,又兩次被放逐,最後見楚國勢已去而含憤投江,葬身魚腹。
  王朝末世,皇族遠裔,懷才不遇,釀成兩位詩人悲劇的性格和悲劇的人生,雖相距千年而觸類心通,思想感情極易產生共鳴,李商隱的詩歌創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劇質素的影響自是必然。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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