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詞集序跋之傳播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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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2014/8/18 12:38:00

詞的地位在宋代呈逐步提高的態勢,其中一個重要的表征就是人們不僅在歌舞酒宴上聽歌賞曲,還將作品編纂成冊,以供歌者演唱及讀者閱讀的需要。在刊行過程中,絕大多數詞集都會附上序跋,有的還有多篇,這就使宋代詞集序跋的數量急遽增加,流傳至今的至少還有百余篇。在宋詞的傳播過程中,除了歌妓演唱之外,序跋的介紹與評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載體。它以簡潔的方式記敘作品的本事、品評詞人的優劣、議論詞體的功能及文本的得失,進而影響詞體文學的流播。本文即以宋代的詞集序跋作為觀照對象,探討其在宋詞傳播中所發揮的功效。
  一、宋代詞集序跋的作者
  置於作品之前的稱“序”,置於作品之後的稱“跋”,居前殿後,序跋占據了一部書最好的位置。從閱讀習慣看,一冊在手,讀者總是會先翻看書的序跋,而他率先關註的一定是序跋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是社會名流或者是自己尊崇的對象,讀者自然會迫不及待地去閱讀這篇序跋,如果序跋作者只是一個寂寂無名之輩或者是聲望不怎麽好的人物,則會影響讀者繼續閱讀的興趣。因此人們在為一部書醞釀序跋時,一定會慎重選擇作者,以便對作品的宣傳推廣起積極正面的作用。杜牧《答莊充書》即雲:“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① 主張撰寫序跋的人在學術上應該有很深的造詣,最好是為後世所宗仰的人物。楊時《楊希旦文集序》則說:“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② 強調寫序跋者的道德品質。賀鑄沒有讓社會名流或達官顯宦給自己的集子作序,而是請“奇窮,抗臟可憎”的程俱寫,理由是“子好直,美惡無溢言”③,看重的是作序者不虛美、不隱惡的直言品質。
  在刊行詞集的過程中,宋人也非常重視序跋作者的選擇,他們或者請名人捉刀,或者讓親朋代筆,或者幹脆自己上陣,極盡所能地推介詞集裏的名篇佳句,從而勾起讀者的閱讀期待,吸引他們進一步消費詞作本身。
  (一)自序。自序指作者創作完畢之後,對創作經過進行回顧與總結而寫成的文字。宋代詞集自撰序跋有的采用敘事形式,客觀地敘述創作過程與相關本事,如蘇軾《書黃泥阪詞後》就只記敘與作品有關的本事,李之儀《書樂府長短句後》也只敘述創作經過,徐俯《漁父詞自跋》則只交待創作背景。西方傳播學家認為:“以說故事的方式向人們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記憶。因為這種方式讓人放松,讓人覺得有趣,以這種方式整合過的新聞素材將更加有效地吸引讀者。”④ 敘述型序跋就頗具故事性,如《書黃泥阪詞後》記敘了蘇軾在黃州時大醉中作此詞,酒醒後遍尋不著,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翻箱倒櫃復得之的過程,跋文還記載了張耒過錄一本留給蘇軾,自己則持原稿而去。第二天,王晉卿向蘇軾索討墨寶,蘇軾又書寫此詞送給他⑤。故事人物眾多,情節生動曲折,富有吸引力,讀者讀了這篇小跋文,自然會對受到這麽多人喜愛的作品產生濃厚的閱讀興趣。
  更直接的傳播策略則是在序跋中作價值上的自我評判。一般而言,創作的甘苦與作品的好壞,作者自己更有發言權,旁人則難免隔靴搔癢,乃至客氣恭維。因此讀者有時更願意通過作者觀照其作品,最能指引讀者的人還是作者自己。宋代詞集中就有不少含有自我評判的序跋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貫奉行以謙遜為美德的價值觀念,這一觀念使人們在作自我評價時,一般都不會輕置誇飾之辭。但我們發現在宋代的詞集自序文本中,也許是要為先天不足、備受鄙視的詞爭得一席之地,很多詞人在自序中表達了對詞這一文體強烈的認同感。他們並沒有像筆記小說中所記載的一些故事那樣卑視詞體,如陳師道《書舊詞後》說:“余它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⑥ 在陳師道看來,秦觀、黃庭堅是當世最出色的填詞高手,他在《後山詩話》中就曾說:“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⑦ 現在他在序文中先自謙其他文類不及別人,再自信地說詞則不減秦觀、黃庭堅,這一敘述策略帶給讀者強烈的信息反饋:這是最優秀作家的作品,我一定得欣賞。
  無獨有偶,柴望在自序中也采用了這種敘述策略:先設置一個典範,再將自己與這一典範進行比較。他在《涼州鼓吹自序》中設置的典範是姜夔:“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為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缽,或仿佛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雲爾。”⑧ 宋末詞壇流行婉約含蓄之風而非慷慨激昂之音,柴望認為姜夔正是這種詞風的代表,他的詞托物言誌,寄興深微,非一般言情之作可比,而自己則堪稱姜夔的傳人。柴望的自我定位準確與否姑且不論,他能抓住時代的審美需求推銷自己的作品還是很高明的。
  如果說以上自序還只是在詞體範圍內的自我推銷,將自己的作品上附《詩經》則是一種經學上的自我彰顯。詞學上所謂尊體觀念的初始意圖實際上是始於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北宋初黃裳《演山居士新詞序》就說:“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誌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於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茍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為說。”⑨ 黃裳將詞比附《詩經》,是為了強調他的詞與眾不同。南宋林正大在《風雅遺音序》中也說自己的詞“婉而成章,樂而不淫,視世俗之樂固有間矣”⑩,同樣是為了突出自己的詞與世俗之作不同罷了。他們在主觀上都是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價值,客觀上則起到了推尊詞體的作用。
  當然,也有詞人在自序中表示一種懺悔之情,如趙以夫在《虛齋樂府自序》中說:“文章小技耳,況長短句哉?”(11) 陸遊在《長短句序》中說:“予少時汨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12) 他們秉持立德、立功、立言的觀念,以文章為末道小技,詞則更是等而下之。自我懺悔型序跋不但無損於傳播效果,還有利於文本的傳播。從閱讀心理來看,讀者對有負面評價的文本會產生更大的閱讀興趣,“汨於世俗”而填寫的詞更能勾起人們的閱讀期待。
  (二)他序。相對於自序而言,宋代詞集序跋更多的是由他人撰寫。在同時代人中,他序作者與文本作家有的是父子關系,有的則有師生之誼,也有的是誌同道合的朋友。
  兒子為父親的詞集寫序,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一般都不作價值上的評判,如周萊為父親周紫芝詞集寫的《竹坡詞跋》、黃沃給父親黃公度詞集寫的《知稼翁詞後記》,就都沒有主觀評價,而只是客觀敘述詞集的刊行過程。為了彌補這種不足,他們往往會另請人作序一篇,對父親的作品作價值上的判斷,如黃沃在刊行父親黃公度的詞集時,就請曾豐寫了一篇長序《知稼翁詞序》。兒子為父親寫序,著作優劣不好直說,由他人撰寫就沒有了這種顧慮,曾豐在這篇序中就給予了黃公度詞以很高的評價:“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欲為詞也;道德之美,腴於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為詞也。天與其年茍奪之晚,俾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可與文忠相後先。”(13) 他不但從風格上為黃公度詞定性,還將其詞與禮義道德聯系在一起,說明其詞思想境界很高。曾豐不但在序中作抽象的說明,還通過與典範詞人蘇軾的比較為黃公度的詞壇地位定位。
  師生關系中,老師給學生寫序的情況比較少見,更多的是門生為老師的作品寫序作跋。師生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系,但在情感上卻絕不遜於父子,而他們在學術上的傳承關系甚至是父子關系所不具備的,這種關系使得門生成為給老師著作撰寫序跋最合適的人選。程端中《伊川先生文集後序》所雲“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14),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基於尊崇與了解,門生為老師寫的詞集序跋往往成為經典之論,如黃庭堅《跋東坡樂府》評價蘇軾詞:“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15) 寥寥數語即勾勒出蘇軾其人其詞的最大特征。又如範開評價辛棄疾詞:“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此又坡詞之所無,而公詞之所獨也。”(16) 認為辛詞既有類似於蘇軾詞清曠豪雄的特點,也有蘇軾詞所不具備的清麗嫵媚的特征,這一體認堪稱精準。此外如黃汝嘉《松坡居士詞跋》說老師京鏜的詞“抑揚頓挫,吻合音律”(17),亦為不刊之論。這些序跋雖出自門人之手,卻少有虛誇浮美之辭,而是在把握詞壇狀貌的基礎上,對老師的詞學成就作出的準確評價。
  當然,門生在為老師詞作序時,礙於師生關系,也有些是在作不切實際的廉價吹捧,如詹傅《笑笑詞序》在評價老師郭應祥的詞時說:“近世詞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詼諧;如辛稼軒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惟先生之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機軸。”(18) 把郭應祥說成是與辛棄疾等而上之的詞壇才俊,如此評價與詞人本身的實際水平並不相符,與後世的接受差距也實在太大,在整個接受流程中並不起決定作用。
  錢詡編輯父親錢世雄遺集時請楊時作序,楊時在《冰華先生文集序》中說:“公之平生交遊執友雕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雲。”(19) 他的感慨說明了請朋友寫序的好處:朋友之間相互了解,批評起來也沒有什麽顧慮,往往能比較準確地說出作品的長處和不足。因此古人多願意讓朋友給自己的著作寫序,如範成大生前曾叮囑兒子範莘說:“吾集不可無序篇……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囑茲事,小子識之。”(20) 一定要讓朋友楊萬裏給自己的集子寫序。有人準備刊行徐大用的詞集時,徐大用說:“必放翁以為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21) 也是希望能得到朋友陸遊的一紙序言。
  朋友寫的序跋頗有一些不同於他人所寫序跋的特點,如張耒在給朋友賀鑄詞集寫的序中說:“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22) 他首先肯定了賀鑄詞的可歌性,繼而高度評價了賀詞風格的多樣性。這種評價見不到什麽溢美的成分,而是基於對作品仔細解讀的客觀評判。因為沒有顧慮,他們在高度評價朋友的創作成就時,也會實事求是地指出不足,如劉克莊《翁應星樂府序》雲:“其說亭鄣堡戍間事,如荊卿之歌、漸離之築也;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有此氣魄……余謂君當參取柳、晏諸人以和其聲,不但詞進,而君亦自此宦達矣。”(23) 他既肯定了翁應星詞激昂慷慨的一面,也指出了其詞缺少溫厚和平之音的缺點。這雖然是站在政教立場上的偏頗觀點,但能在序言中直言朋友創作上的不足也屬難得。劉克莊在《跋劉叔安感秋八詞》中也是如此:“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24) 其比興寄托之說在詞學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他也隱約地批評了劉叔安詞短調不足的缺憾。劉克莊與翁應星、劉叔安乃忘年之交,作為年長的一方,劉克莊在為他們的詞寫序作跋時少了一些客套話,多了一分責任與期待。
  有的序跋是由詞作者或與作者有密切關系的“當代人”撰寫,有的序跋則由後代的人研究或梓行時所撰著。許多著作新版問世時,刊刻者多會照例作序或跋一篇,對前輩的作品進行評價推介。如周邦彥曾官溧水,政簡民豐,頗受百姓愛戴。八十余年後,強煥亦官此地,有感於當地百姓仍然愛其美政、賞其舊曲,於是編纂刊行周邦彥的詞集,並作序對他的美政大加贊譽,稱其詞“摹寫物態,曲盡其妙”(25)。孫兢刊行周紫芝的詞集時,也作《竹坡詞序》,對周詞大加贊賞,稱其詞勝過柳永,與蘇軾、秦觀的詞並駕齊驅(26)。
  從以上所引詞集序跋我們發現,除了少數人寫的序跋有溢美之辭外,絕大多數的序跋文章乃有感而發,直抒胸臆,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不敷衍塞責,不文過飾非,因此他們的評價也成為後世的評。這與序跋作者多為當時詞壇名流有關,他們了解詞壇風貌,深諳個中甘苦,所以寫序時能不為空言。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序跋的傳播效果
  相對於作品本身而言,序跋是一種副文本。法國當代批評家弗蘭克·埃夫拉爾在《雜文與文學》一書中指出:“副文本指圍繞在作品文本周圍的元素:標題、副標題、序、跋、題詞、插圖、圖畫、封面。這一部均質的整體決定讀者的閱讀方式與期望。”(27) 副文本雖然並非創作的主體,但作用卻不可低估:在主體文本之外,營造氛圍,強化品質,造成某種輿情,從而勾起讀者的閱讀期待,進而引導他們走向作品文本的閱讀。
  序跋作者以一個權威的評論家角色,從思想和藝術等方面對作品進行定位,強調作品內容所蘊涵的政治、倫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意義和實用價值。指出作品的藝術價值,包括在立意、布局、語言等方面的藝術特色,抓住消費者的心理進行推銷。對消費者而言,序跋作者正扮演了傳達信息的角色,是作品傳播的中介人。他們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對作品的評論往往受到消費者的格外重視和遵從,從而影響消費者的閱讀行為。宋人對序跋的傳播功能深有體會,歐陽修《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雲:“夫文之行雖系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28) 黃廓《碧溪詩話跋》也說:“誌以言而章,言以文而遠,文以敘而傳,敘以德而久。”(29) 文章行世與否,固然離不開其本身的內容含量與藝術價值,但如果沒有有效的傳播媒介給予傳播,再好的作品也只會藏在深閨人不識,而序跋就是一種甚富功效的傳播媒介。歐陽修、黃廓雖然沒有從理論層面闡明序跋到底有什麽傳播功效,但都強調了序跋對文本傳播具有重要作用。詞史上最優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一般是由序跋率先領會並烘托出來的。在媒體與廣告極為匱乏的古代社會,詞集序跋分別從功能論、作家論、作品論等方面作了大量認定,從而在詞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功能論。詞集序跋旨在宣揚詞人詞作,但在品評的同時,序跋作者會不自覺地闡述普適性的詞學觀念,這些觀念反過來又影響了作家作品的流傳。比如關於詞的功能問題,早在五代,詞論史上第一篇闡述詞體的發生、目的和社會功用的文獻《花間集序》,就對詞“用助嬌嬈之態”、“用資羽蓋之歡”的娛樂功能有著深切的體認。宋代特別是北宋詞人繼承了這一觀點,如陳世修《陽春集序》說:“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30) 晏幾道《小山詞自序》也說:“叔原往者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緒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遊者意中事。”(31) 所謂“娛賓遣興”、“析酲解慍”,都是強調詞的娛樂消遣功能,這一觀念與詞重在表現花前月下、酒宴尊前的男歡女愛之情的創作實情是相符合的。
  詞體娛樂消遣的功能觀非但無損於宋詞的傳播,相反還能對詞的當下傳播起促進作用。讀者總是喜歡閱讀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關的東西,“因為對理性的人來說,在新的物質形態中看見或認出自己的經驗,是一種無需代價的生活雅興。經驗轉換為新的媒介,確實賜予我們愉快地重溫過去知覺的機會。”(32)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對人們的閱讀心理也作過精辟的論述:“愈是與我們過去的經驗和諧一致,就愈能吸引我們的註意,有助於我們的理解,並引起我們的興趣和同情。如果它離人的經驗太遙遠,人們對它就會不理解,因而也就不能欣賞。”(33) 詞在宋代是一種非常受歡迎的音樂文學,文人士大夫鮮有無聽歌唱曲之好的,詞體文學在當時是與人們的經驗和諧一致的文類。序文作者在序文裏肯定詞的娛樂功能,自然使讀者有興趣進一步閱讀詞集中平時耳熟能詳的作品。
  隨著詞體文學的發展,為了推尊詞體,宋人將詞上溯《詩經》,以“六義”言詞,重視詞的政教功能和社會功能,這在北宋初就已初露端倪,除了黃裳《演山居士新詞序》外,潘閬《與茂秀書》也說:“詩家之流,古自尤少,間代而出,或謂比肩。當其用意欲深,放情須遠,變風變雅之道,豈可容易而聞之哉?其所要《酒泉子》曲子十一首,並寫封在宅內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軒靜唱,盤泊之意,縹緲之情,亦盡見於茲矣。其間作用理且一焉,即勿以禮翰不謹而為笑耶。”(34) 他先說詩家之流“用意欲深,放情須遠,變風雅之道”,然後說詞與詩是“理且一焉”,也就是說詞也如詩歌一樣為風雅之道。
  以《詩經》論詞在南宋更為普遍,如詹效之在為曹冠的詞集寫的序中說:“竊嘗玩味之,旨趣純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嘆。蓋其得於六義之遺意,純乎雅正者也……矧斯作也,和而不流,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將有采詩者播而飏之,以補樂府之闕,其有助於教化,豈淺淺哉!”(35)宋人不僅將詞與《詩經》聯系起來,還擴大到《離騷》的範圍,黃大輿《梅苑序》即雲:“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托物取興,屈原制《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36) 劉克莊在《跋劉叔安感秋八詞》中所謂“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則說得更為明確。他們將詞從單純的娛樂功能中解放出來,上附風騷,賦予詞以教化功能,這不愧為一種更加高明的傳播策略。強調詞的娛樂功能,還只是停留在人的感官愉悅的低層次,而如果強調詞的政教功能,無疑會極大地提高詞體地位,讀者也會更有興趣去探究詞中深義,進而擴大詞人詞作的傳播廣度和深度。
  (二)作家論。知人論世、因人廢言、文如其人,這些傳統的批評術語強調了作家與作品的密切關系,因此序跋家除了評價作品外,往往也會在序文中對作者展開品評。最早出現的作家評論往往便是其集子對應的序跋,序家們盡可能對所序的作家進行褒揚性評價,許多評價近於客觀而獲得了永恒的權威性。
  1.對作家為人的評價。文如其人,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領域裏一個重要的觀念。因此要引起人們對作品的興趣,首先得樹立作家的形象,宋代詞集序跋家深諳此道,他們往往會在序文裏用大量篇幅描述作家的獨特魅力。如黃庭堅在為晏幾道寫的《小山詞序》中,沒有拘執於詞人的創作成就,而是突出其“癡”的個性:“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37) 在黃庭堅筆下,晏幾道傲氣、單純、不隨流俗的獨特個性盡顯無遺。又如強煥在《片玉詞序》中突出周邦彥廉吏能吏的形象,有利於樹立他的正面形象。在中國文學的接受觀念裏,因人而廢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序跋家為了能使優秀的作品流傳下去,就只能從樹立作家的正面形象上下功夫,因此序跋中一些溢美之辭也應運而生,比如南唐宰相馮延巳為人為政都無佳名,然其詞則思深而語麗,為了使其詞不受其人影響,陳世修在為其詞集《陽春集》作序時乃極力拔高其形象:“與弟文昌左相延魯,俱竭慮於國,庸功日著,時稱二馮焉……公以遠圖長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輔之任。磊磊乎,才業何其壯也。及乎國以寧,家以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娛,為之歌詩,以吟詠性情。飄飄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於身,何其賢也!”(38) 馮延巳乃陳世修外舍祖,私心使其作出了並不符合歷史真相的評判,後世讀者在接受馮延巳詞時是否受這一評判影響我們無從判斷,但其傳播策略卻是值得肯定的。
  2.攀附經典詞人。宋人在給詞集寫序跋時,為了吸引讀者進一步地閱讀文本,他們往往會直接給詞人排座次、定甲乙,突出其在詞壇上的地位。序跋作者比一般讀者更熟悉作家作品,他們的判斷比較權威,普通讀者很容易受到他們的影響並進而對優秀詞人的作品感興趣,因此這一方式能達到很好的傳播效果。例如周邦彥,劉肅在《片玉詞序》中稱他為冠冕作家。又如柴望在《涼州鼓吹詩余自序》中高度評價姜夔的詞,說他的詞感今悼往、托物寄興,實際上也是尊姜夔為詞壇領袖。人們總是更多地關註優秀的對象,這種定位也就自然會影響人們的接受熱情。
  在為影響力還不大的詞人撰寫序文時,序跋家往往會將序跋對象與社會公認的經典詞人進行比較,進而突出該詞人的詞壇地位。周邦彥在南宋已成經典,人們往往以他為標準評判詞人,如黃昇《題白石詞》評姜夔詞雲:“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39) 這樣一比較,便突出了姜夔在詞史上的地位。又如張镃《梅溪詞序》評史達祖雲:“端可以分鑣清真,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幾不足比數。”(40) 也是以周邦彥詞作為衡量標準。蘇軾詞雖然在音律上頗受非議,但其詞在思想內涵及藝術境界方面的開拓也得到了宋人的肯定,因此他的詞也成為宋人評判的標準,如曾豐《知稼翁詞序》說黃公度的詞“可與文忠相後先”,關註《石林詞序》也說葉夢得詞“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41) 就都是在序文中以蘇軾詞作為典範,來評價定位序跋對象的詞壇地位。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作品論。撰寫序跋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推介作品,因此評價作品成為序文中最核心的部分。相對普通讀者而言,序跋家的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都更高,而且對作品比較熟悉,理解也更為深刻,他們或闡發作品的思想意義,或揭示作品的藝術特點,或記述作品相關本事,或點明作品某一妙處。作為最早的接受者,序跋家在序文中常以專家、權威的身份評價作品,他們往往能夠挖掘出作品的深義,增強了普通讀者對作品的信任感並決定進一步閱讀接受它。
  宋代序跋家在詞集序跋裏既有對具體作品的品評,也有對作家整體風格的界定。他們其中的很多人本身又是著名的詞人,能夠以精煉的語言提煉作品的精彩之處,滲透著個人對作品思想內涵及藝術風味的精到體認與準確把握,許多評價至今仍是權威的判斷。如陸遊評蘇軾《水調歌頭·七夕》詞雲:“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42) 準確地把握住了蘇軾詞超曠的特點。宋人對詞人作品整體風格的把握更顯精準,如黃裳《書樂章集後》說柳永詞“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43),就說明了柳永詞在思想內容上的最大特點;又如劉克莊《辛稼軒集序》評辛棄疾詞雲:“公所作大聲鏜鞳,小聲鏗,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秾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44) 也準確地體認出辛棄疾詞風格多樣化的特點。當然,也有一些並非佳作而得到了序跋較高的評價,從而使作家獲得了一定的聲譽,這與序家自身的理論水平、謙遜程度及其獎掖後進的精神有關。總體看,序家對作家作品的評價,是與實際情況大體一致的。
  (四)負面評價的正面傳播功效。並不是所有的序跋表現的都是積極的評價,也有些序跋傳遞的是一種消極的信息。有的是詞人自撰序跋時的“自我檢討”,如前所舉陸遊、趙以夫諸例。有的是在序文中隱含著一種輕視詞體的觀念,如王稱在為程垓所寫的《書舟詞序》中說:“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余頃歲遊都下,數見朝士往往亦稱道正伯佳句,獨尚書尤公以為不然,曰:‘正伯之文,過於詩詞。’此乃識正伯之大者也。今鄉人有欲刊正伯歌詞,求余書其首,余以此告之,且為言正伯方為當途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45) 劉克莊《跋黃孝邁長短句》雲:“為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46)
  讀者並不會因為這些負面信息而喪失閱讀動機,相反還有可能激發他們更大的閱讀興趣。把一個問題定義為有爭議的問題,導致人們通過媒介對那個問題有更多的了解。西方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說:“書和報都具有自白的特性,它們的形態本身就產生了內幕秘聞的效果,無論其內容為何物。書籍披露作者心靈歷險中的秘聞;同樣的道理,報紙的版面披露社會運轉和社會交往中的秘聞。正是由於這個道理,報紙揭露陰暗面時似乎最能發揮其職能。真正有影響的新聞是報憂的新聞——關於某某人的壞消息或對於某某人的壞消息。”(47) 喬納森·芬比也認為,讀者天然地對曝光性的“壞消息”感興趣,他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對偶爾發生的飛機失事感興趣,而不關心無數次的安全著陸,這是人的天性。傳播媒介只有投其所好。”(48)同樣的道理,序跋家在序文中表達了某種消極情緒,也只會勾引起讀者更大的興趣。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宋代詞集序跋的作家群落、他們的創作心態及創作態度、詞集序跋的傳播功效有了大致的了解。宋代的詞集序跋家們頗諳傳播之道,他們或者是從詞人的形象入手,或者是將序跋對象與經典詞人扯上關系,或者是直接對其作品進行正面的評價,或者采用欲揚先抑或明抑實揚的方法,對宋詞進行著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傳播。不管他們采用什麽傳播策略,序跋家們大多能客觀公正地評價詞人詞作,因此在推銷作家作品的同時,他們又不自覺地建構了宋代的詞學理論。
  註釋:
  ①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5頁。
  ②③⑤⑥⑨⑩(11)(13)(19)(20)(29)(30)(34)(38)(43)(45)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冊第256頁,第155冊第254頁,第89冊第302頁,第123冊第330頁,第103冊第82頁,第297冊第68頁,第333冊第269頁,第277冊第315頁,第124冊第258頁,第297冊第99頁,第223冊第362頁,第76冊第144頁,第8冊第218頁,第76冊第144頁,第103冊第106頁,第219冊第255頁。
  ④ 傑裏·施瓦茨:《如何成為頂級記者》,曹俊、王蕊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頁。
  ⑦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9頁。
  ⑧(17)(18)(31)(37) 朱孝臧輯校《疆村叢書》,廣陵書社2005年版,第1085頁,第649頁,第881頁,第174頁,第173頁。
  (12)(21)(42) 陸遊:《陸放翁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第80頁,第80頁,第171頁。
  (14) 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4頁。
  (15) 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二,《津逮秘書》本。
  (16) 範開:《稼軒詞序》,《景刊宋金元明本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1頁。
  (22) 張耒:《張耒集·賀方回樂府序》,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55頁。
  (23)(24)(44)(46)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冊第2499頁,第2571頁,第2522頁,第2744頁。
  (25)(39)(40) 毛晉編《宋六十名家詞》,《片玉詞》卷首,《白石詞》卷首,《梅溪詞》卷首,中華書局民國間《四部備要》本。
  (26)(41) 吳訥編《百家詞》,天津市古籍書店1992年影印本,第1079頁,第565頁。
  (27) 弗蘭克·埃夫拉爾:《雜文與文學》,談佳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頁。
  (28) 李之亮:《歐陽修集編年箋註》,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4冊第264頁。
  (32)(47)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64頁,第257頁。
  (33)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
  (35) 詹效之:《燕喜詞敘》,清初影鈔宋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刻本。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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