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體育競賽電視轉播著作權問題的探討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職業教育論文
論文標簽:體育教育論文 著作權論文
論文作者: 未知
上傳時間:2008/1/5 13:30:00

【內容提要】采用文獻資料、實證考察等方法,對體育競賽與電視轉播權的關系進行了法律、經濟、社會的多維考察,旨在研究體育法制的發展情況,提出有關法律與政策的思考和建議。研究表明: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是一種廣播組織權;賽事主辦者與參賽組織者是一種信托關系;運動員和其他協助人的創造性勞動應得到保護;可以考慮以單行法的形式確定其無形財產權形態;電視轉播權經營應進行多極產業化運作,打破壟斷局面。
  現代競技體育比賽雖然不以商業營利為目的,但它從開始就與商業活動聯系在一起。例如,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一開始就利用發行郵票、舉辦博覽會等方式解決經費問題,薩馬蘭奇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以後,國際奧委會章程進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最終使奧運會走出困境,成為各國競爭的“香餑餑”。在主辦奧運會的商業化運作中,轉讓電視轉播權是一種代表潮流而又逐漸起主導地位的運作方式。自1960年冬季奧運會以5萬美元出售了電視轉播權,以66萬美元出售了夏季奧運會電視轉播權以來,電視轉播權給體育比賽的組織者帶來了巨額利潤,2000年悉尼奧運會組委會電視轉播權收入達到7.98億美元,而且這一收入還在攀升。其他比賽也是如此。1997年11月11日,NBA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特納有限電視公司以26億美元的價格延長了4年期的電視轉播協議,2002年日韓世界杯足球賽電視轉播權轉讓價格為3.988億美元,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甚至認為,將來體育運動會可簡單地歸納為兩類:一類適合電視的口味,另一類則不適合,前者發展,後者衰亡。總之,當電視與體育競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現代體育才得以普及和迅速發展。
  體育競賽進行產業化運營時,其突出特征是其信息經濟的特點。以奧運會為例,組委會的收入構成主要包括:電視轉播權收入;TOP贊助計劃收入;標誌特許使用收入;組委會贊助收入等,其中電視轉播權的轉讓收入一直處於絕對主導地位,占70%以上。而組委會收入之外的其他經濟收入,也多與信息產業相關。這些收入的基礎則是體育競賽本身,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知識產權,尤其是著作權
  然而,對體育競賽進行知識產權保護,世界各國各有差異,在我國則更有爭議,而且在實踐中受到傳統體制、傳統觀念及現實法律本身的制約。中央電視臺大約到1997年才開始在轉播國內體育賽事時向舉辦者交納轉播費,而目前全國足球甲A聯賽的轉播權談判,足協與央視尚未達成協議。此外,體育競賽的某些項目,如花樣滑冰、花樣遊泳等項目的表演能否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以及如何在轉播權的權原及權屬上進行明晰的界定,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體育運動本身以及體育產業的發展。本文正是基於以上的背景,從電視轉播權這一典型的、頗受爭議的問題出發,探討體育競賽中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並分析我國立法及現實法律實踐中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1 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權原及解決途徑
  體育賽事由於其較強的自我封閉性和專業性,一般強調行業自律,並得到各國法律的認可。根據國際慣例,體育競賽的電視轉播權屬於賽事主辦者,包括新聞報道權、賽事畫面集錦和賽事轉播權。我國的體育競賽轉播一般由主辦者和當地電視臺聯手進行,由當地電視臺制作競賽的節目,轉讓給其他購買電視轉播權的電視臺。在轉讓過程中,全國性的比賽,例如全國足球甲A聯賽,是由中國足協牽頭簽約,然後將出售轉播權所得利潤分成給各個俱樂部和比賽地的有關單位。在外國,例如美國,由於其發達的電視網絡,一般是由幾大電視網來集中買斷節目,再出售給各個電視臺,實現制播分離,既節省了成本,又能提供較優質的服務。盡管這兩種方式由於體育運動及電視業發展水平而有不同,但都面臨相同的問題:體育競賽的節目制作者、競賽運動隊以及隊員、賽事主辦者,誰才是轉播權的真正享有者?轉播權的性質是什麽?
  首先,我們必須理清轉播權的性質,才能深入的探討其他問題。在許多著作中,基於我國以前的著作權法,將轉播權與播放權作為鄰接權的一部分加以論述,其實是不正確的。《保護鄰接權羅馬公約》專門規定了廣播組織權,即廣播組織有權:(1)授權或禁止轉播他們的廣播節目;(2)授權或禁止錄制他們的節目;(3)授權或禁止復制未經其同意而制作的他們的廣播節目的錄音錄像;(4)授權或禁止向公民傳播其電視節目,如果此類傳播是在收門票的公共場所進行的。行使這種權利的條件由被要求保護的締約國的國內法確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規定,廣播組織應享有權利禁止未經其許可而為的下列行為:將其廣播以無線方式重播,將其廣播固定,將已固定的內容復制,以及通過同樣方法將其電視廣播向公眾傳播。如果某些成員不授予廣播組織上述權利,則應依照伯爾尼公約1971年文本,使對有關廣播之內容享有版權之人,有可能制止上述行為。有人認為我國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42條規定了廣播組織權,是不確切的。而真正明確地規定了廣播組織權的則是2001年新修訂的著作權法,該法第44條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有權禁止未經其許可的下列行為:(一)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節目轉播;(二)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錄制在音像載體上以及復制音像載體。前款規定的權利的保護期為五十年,截止於廣播、電視首次播放後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這就明確將廣播組織的版權(著作權)與鄰接權區分開來。事實上,如果電視臺自己制作節目進行播放,它首先享有節目(作品)的版權,其次才是廣播組織權(鄰接權)。體育競賽的現場直播屬廣播組織權,而賽事畫面集錦及專題節目,如果是電視臺加工制作的,只要有獨創性,就形成作品,其享有的是著作權而非廣播組織權。因為鄰接權無論是從權原、保護期限及保護程度方面都比著作權要小。因此,廣播組織權是廣播電臺對非其制作的節目所享有的一種鄰接權。轉播權正屬於這種鄰接權,當然,它屬於授權轉播的權利人,而非轉播者。
  其次,在將電視轉播權界定為鄰接權的前提下,需要探討的是其原始版權何在的問題,因為沒有版權就沒有鄰接權。在電視節目制播分離的情況下,如果體育競賽主辦者授權電視節目制作者將競賽場面制作成電視節目,若在剪輯等方面制作者進行了獨創性勞動,則作者無疑應屬節目制作者,而基於合同關系,可采用委托作品的形式使主辦者成為版權主體,以獲得法律保護。《著作權法》第17條規定:受委托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的歸屬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過合同約定。合同未作明確約定或者沒有訂立合同的,著作權屬於受托人。可見,除表明制作者身份權外,主辦者與節目的具體制作者可通過合同解決版權歸屬問題。
  如果說通過合同的約定即可將賽事制作成的節目版權問題明確的話,那麽僅僅其直播(發送信號而沒有獨創性)就可獲得版權,其真正的表演者,即參賽運動員能否享有著作權?這兩者之間的沖突如何協調?眾所周知,著作權(版權)是作者、其他主體及其合法繼受人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依法享有的各項專有權利,其關鍵之處是其權利基礎——作品。顯然,運動員的競賽不屬文學與科學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將作品的範圍概括為:文學、科學與藝術領域的一切作品,不論其表現方式或形成如何。在其例舉中並未提及體育競賽活動。我國著作權法
第3條規定的作品包括:文學作品;口述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雜技藝術作品;美術、建築作品;攝影作品;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類型作品;計算機軟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作品。而最後一項中,至今尚未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體育競賽表演的性質及權屬問題。《WIPO表演與錄音制品條約》(WPPT)第2條規定:表演者指演員、音樂家、舞蹈家和其他表演、演唱文學作品的人。筆者認為,體育競賽的運動員所能受版權保護的應是其表演,即他們享有表演者權(當然若是獨創的作品則享有表演權)。《保護鄰接權公約》限定表演者權指表演文學、藝術作品之人,但在該公約第9條中,又采用許可主義,間接地承認那些不表演文學藝術作品之人也是表演者,只不過要由各國國內法予以確定:任何締約國均可根據國內法律和規章,將本公約提供的保護擴大到不是表演文學或藝術作品的要求。據此,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將雜技藝術作品明確列舉為表演者可以表演的作品,已將伯爾尼公約的作品範圍擴大了。在此情況下,討論運動員(包括體育競賽節目的其他創作者)的著作權保護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
  一些典型的運動競賽表演項目,如花樣遊泳、花樣滑冰、藝術體操等,都與雜技表演沒有什麽差別。它們具有以下特征:技能要求很高、難度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高超的藝術性,是體育群體的智力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極強觀賞性;它同舞蹈一樣可以有形再現。更何況,我國著作權法並未將可固定性作為作品受保護的條件。因而,這些表演就其本身而言,受著作權法保護應該沒有什麽問題,而且,編排出來的融音樂、藝術動作於一體的藝術體操,實際上就是可獨立使用的作品。但是,像舉重、擊劍、足球等程式性的競賽,並沒有特定的獨特表演特征,而且風險性大,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可以不作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表演。國際上之所以不將體育競賽中運動員的表演列入知識產權法中表演者權的對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體育運動的自成一體性、專業性、競技性,使運動員的表演可以通過工資、獎金等形式得到補償,而通過電視轉播權等形式可將投資一並收回;第2,體育競賽就其宗旨而言是非商業性的,報酬權僅是其考慮的一項因素;第3,傳統的體育道德觀念並未認可體育競賽的表演可以獲得商業利益;第4,體育運動重視普及,這在現實中必然涉及重公益而犧牲一些私益的情況。例如,雖然歐洲聯合廣播公司出價甚低,但國際奧委會還是基於普及體育的宗旨拒絕分拆轉讓電視轉播權而獲取高額轉播費,以便使廣大觀眾能夠支出少量費用即可觀賞奧運會實況。最後,傳統知識產權法的範疇也在發生變革,在體育競賽與知識產權法之間除了經營性標記外,尚未有很強的結合。在這種背景下,基於體育運動的特殊性和知識產權法體系的相對封閉性,可以設想用單行法的形式將一些競賽表演者的權利明確規定出來,以切實保護運動員及其他創作協助者的利益。這一構想還基於以下兩點理由:第1,是否保護競賽者的無形財產權是由各國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體育項目的普及性和受歡迎程度與之緊密相連。第2,日益發展的“陽光產業”——體育產業也需要以物質利益(更獨立的物質利益而非勞務性的債權利益)來調動競賽者的積極性。例如巴西法律就規定了對運動員比賽的產權保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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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在現實體制下,可以勾勒出我國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的一般權利框架。這種權利框架,以職業性體育競賽(如全國足球甲A聯賽)與一般性體育競賽(如奧運會)的劃分為基礎。首先談職業性體育競賽。運動員(包括其他協助者)享有表演者權,在將其表演讓渡給俱樂部(或其他組織)的同時還對其可獨立使用的表演節目享有著作權。運動員與俱樂部(或其他組織)之間除了合同約定的雇用關系外,其獨立的財產權受到保護。體育比賽的主辦者享有競賽電視轉播權,然後通過合同關系與各參賽主體約定轉播權轉讓費用的分成,並通過合同關系與電視節目制作者約定委托作品的版權事宜,而電視臺則在轉播時支付轉播費。電視機構在轉播時以獨占許可使用或其他方式使用,也由合同予以約定。由此,就在合同的體系內劃清了各方權利義務關系,並不會妨礙體育競賽的轉播和各方的收益。同時,基於體育運動的自律性,還可對運動員及其他相關者約定其權利義務,以免妨礙運動的普及。這樣,就在自治性與法律性之間將體育競賽轉播權問題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了。就一般性體育競賽而言,雖然參賽隊或參賽個人不采用職業俱樂部的形式,但可比照職業聯賽來規範各方權利義務。
    2 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轉讓的法律問題與對策
  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以內容劃分,主要有三類:新聞報道權、賽事畫面集錦使用權和賽事轉播權。從播出範圍來看,可分為全國性轉播權和地方性轉播權。從轉播方式來分,可分為無線頻道轉播權、有線頻道轉播權、衛視頻道轉播權以及互聯網電視轉播權。一般而言,在新聞節目中使用賽事信號不得超過3min,且播出間隔不得少於6h,在節目中使用賽事信號權超過3min就需購買賽事畫面集錦權,要轉播整場比賽則需購買賽事轉播權。只有購買了相應範圍和內容的轉播權的電視機構,才能獲得賽事采訪權和公用信號使用權。轉讓可以單獨轉讓,也可一攬子轉讓,可采用獨占許可轉播,也可采用一般許可轉播,這需要通過合同明晰,並報有關部門批準。這些並沒有什麽爭議,而關鍵性的問題在於:如何進行轉讓?如何協調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
  現實操作中,主辦單位享有轉播權的財產權利,在具體轉讓中多采取集中轉讓方式進行。以全國足球甲A聯賽為例,它由中國足協統一與各電視臺進行轉播權轉讓的談判,收益與各俱樂部分成。集中轉讓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有2:第1,節省成本,提高談判地位與討價還價的能力,而且可以協調各俱樂部之間的關系;第2,盡量縮小各俱樂部之間的“貧富分化”,減少由於財產的差距而影響競賽水平的因素。但是,足協本身的地位尚未廓清,實際是一種行業自律組織又是管理機構,這種雙重身份使其難以在進行電視轉播權的收益分配上真正代表俱樂部的利益。現實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目前,各足球俱樂部的投資者每年大約要在球隊上投入2000~3000萬元,而收入遠未能補償投資。因此,甲A球隊冠名權頻頻易主。另一方面,中國足協帳面上漸漸積聚起幾千萬元的贏利,而在對出售電視轉播權的收入分配上,並沒有與各俱樂部進行平等的協商。因此,盡管體育產業是陽光產業,但在缺乏產業的成熟運營機制、政企不分的前提下,電視轉播權難以按其市場價值來轉讓,同時,甲A聯賽質量難以大幅度提高。這種漠視真正的投資者與表演者利益的做法,勢必造成惡性循環。因此,各俱樂部也在學習外國經驗的基礎上試圖組建NBA那樣的聯合公司,以實現商業運營與體育競技的良性循環,在電視轉播、廣告、相關產業的帶動方面形成產業鏈,以便進行企業化的轉播權運營機制。這種做法值得提倡,而且在時下人們對足協兩塊牌了一班人馬進行質疑的大環境下,實現以參賽者為主體的產權運營機制,將是中國未來體育競賽運營的當然選擇。這種情況下,若足協集中簽約,則是一種信托關系,即各俱樂部通過信托合同委托足協集中與各電視機構簽約,足協根據與俱樂部之間的協議來分配收益,並不得違背信托合同。同時,基於體育運動的自治性和獨特性,各俱樂部必須委托足協集中簽約,而不能私自簽約。這樣,
就將足協的行政管理職能與行業自律職能區分開來,足協就可在職權明晰的基礎上正確地履行職責。同理,其他各類活動也可比照這種法律關系進行操作,而這種做法,又有200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作為依據,顯然是一條合理合法的選擇。
  體育競賽首先是一項公益事業,但也包含著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因此,要協調好各方利益,才能推動體育事業的順利發展。我國目前體育電視轉播權價格普遍較低,而且央視在與各競賽主辦者的談判中壓價現象嚴重。這除了競賽本身的水平外,還與整個體育及媒體運作與管理機制有很大關系。一兩家電視臺形成了強勢媒體,占據壟斷地位,勢必在談判中占據主動地位,從而變相壓價。例如,中央電視臺轉播甲A聯賽的各種廣告收入及贊助收入上億元,而受讓轉播權支出費用僅幾百萬元,還在2002年甲A聯賽轉播權上不肯讓步,要求壓價,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局《關於加強體育比賽電視報道和轉播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賦予央視在國際體育比賽、奧運會、城運會及全國性體育比賽電視轉播權購買與談判上獨斷地位,更增強了央視在轉播權問題上的主動地位,不利於其他電視機構的競爭和體育賽事轉播與體育運動的推廣。在廣播電視機構不準民間資本及外資進入的今天,這勢必成為制約體育產業良性發展的一大制度性障礙。因此,在電視業引入商業競爭、制播分離的形勢下,引入地方電視臺與央視的競爭機制,才能有利於良性競爭環境的實現。在確保央視在新聞及時事宣傳中“喉舌”作用的同時,必須將文娛節目引入公平競爭,才能正確協調各個電視機構的關系,更好地普及體育運動。另一方面,在體育競賽產業運營中,必須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將轉播權、門票收入、贊助、廣告收入等各方面結合起來,特別是將廣告與贊助及轉播權結合起來,打造規模效應,引入外資和民間投資,才能將競賽的運營做活、做好,也使體育在帶動相關產業和豐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真正起主導性作用。
    3 結論
  目前,全球體育產業產生的價值每年已超過4500億美元,體育產業成為了“陽光產業”,體育競賽在保持其非商業目的和在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同時,在商業的推動下得到了更迅速的普及和發展,而電視則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在加入WTO進一步擴大對外交流和爭取到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的背景下,推進體育競賽的法制化已迫在眉睫。本文僅從知識產權角度論述了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的一些基本問題,限於篇幅,對行政管理體制、國際交往中的國際私法問題則很少涉及。總結全文,筆者的結論是:
  (1)體育競賽電視轉播權是一種廣播組織權,屬於著作權(廣義)中的鄰接權,它屬於賽事主辦者,但並不排斥某些項目運動員及相關人員對其表演所享有的表演者權,即一種著作鄰接權;
  (2)體育競賽(特別是俱樂部形式的競賽)在專業體育組織與參賽主體之間分配電視轉播權時是一種信托關系,參賽主體才是委托人,它們之間的權利義務由信托合同約定,但受體育競技紀律的規制;
  (3)發展電視業的競爭與體育產業的多極化參與是普及體育運動的根本大計,行政機關與自治團體分開,創造自由寬松的競技環境和商業環境是現代體育與傳媒優勢互補、協調合作的現實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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