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與臺灣的體育交流

論文類別:教育學論文 > 職業教育論文
論文標簽:體育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未知
上傳時間:2008/7/27 9:19:00

一般而論,大陸與臺灣的交往無非是民間和政府間兩種形態。而兩岸的體育交流卻提供了兼容民間、政府間交往的第三種交往形式。眾所周知,北京的外交有相當的部分是由体育部門擔當和實際操作的。(注:大陸官方色彩很濃的體育著作,《當代中國體育》,這樣寫道:“我國的對外体育活動是整個國家對外活動的一部分,它遵循我國對外政策,為之服務,並適應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需要。”張彩珍等,《當代中國體育》,中國社会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89頁。)大陸與臺灣的交往雖然不屬於外交,但北京仍然希望體育擔任“先鋒”的角色以“促進祖國統一”。(註:趙经宏,《大學生體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頁,第20頁,第16頁。)在两岸的交往中,臺灣並不總是被動的,但由於資料上的限制,本文主要從中國大陸的角度回顧半個世紀左右兩岸的體育交流,兼顧評价其對中國和平統一的意義。
  半個世紀以來,大陸與臺灣的體育交往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京以台灣當局為敵,拒絕交往的时代。這一階段自50年代初開始持续到70年代;第二階段大陸接受臺灣運動員作為一個地區的代表和大陸運動員共同參加國際體育比賽。這個階段大致从80年代初開始到90年代初;此後的第三階段,北京政府對臺的體育交往政策沒有实質性的變化,但是兩岸的實際往來扩大了。更重要的是,許多往来屬於民間自發的,而且體育交往從比賽擴大到文化和(體育)經濟的範圍。下面我們先分階段對大陸和臺灣體育交流做一歷史回顧,然後作出分析和結論。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革命體育外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北京非常希望通過參加国際體育賽事——特別是奧林匹克運動會——擴大國際交往範圍。(註:伍紹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体育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9章。)但此時的“臺灣問題”卻成了中國參加國際體育赛事的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1952年,為參加中國共产黨當政後的第一個重大國際賽事,仓促組成的中國體育代表團奔赴芬蘭的赫爾辛基。中國代表團趕上了這屆奧運會的閉幕式,卻沒能真正參加比賽。緊接著成立的国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立即开始組建專業體育運动隊並準備參加1956年的第十六屆奧運會。当得知當時的國際奧委會邀請臺湾派團參加,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北京中國”,稱臺灣為“福摩薩中國”時。中國政府做出了寧可在國際體育組織之外也不在臺灣問题上讓步的選擇——即所謂的“先驅后進”的外交方針——宣布拒絕参加這屆奧運會。(註:关於先驅逐臺灣,再進入國家體育組織立場的回顧,見梁麗娟,《何振梁與奧林匹克》,北京:奧林匹克出版社2000年,第31-34頁。)北京更於1958年8月19日宣布同國際奧委會斷絕關系。(註: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同时由於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效仿國際奧委會的做法,大陸運動員所能參加的國際比赛僅限於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惟有國际乒乓球聯合會是例外,中國因此得以參加,並在北京舉办了1961年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樣,自1956年至1972年,臺灣單獨參加了五屆奧運會。此後的十二年,北京雖然成功地阻止了台灣參加奧運會,但自己並未被國際奧委會所接納,從而使兩岸均無代表參加这一國際最高賽事。(註:1976年第二十一屆奧運會在加拿大舉行。刚剛和大陸建交的加拿大拒絕臺灣运動員入境參賽,導致大陸、台灣均未能參賽。)
  在亞洲,大陸代表团也很難依照自己的意願和条件——即取臺灣而代之——參加大型賽事。從第一屆到第六届亞運會,由於臺灣的被接纳和邀請,中國大陸的運动隊一直無緣參加。直到1974年第七屆亞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取代臺灣參加。
  為打破這种孤立局面,北京不惜從單項运動和地區體育組織著手另起爐灶。如羽毛球運動就被隔裂成以西方民主國家加上印尼、马來西亞為一方和以中國、日本为另一方的國際羽聯和世界羽聯;而亞洲的乒乓球組織也被割裂成以中國、日本、朝鮮為一方的亚乒聯盟和以韓國、金邊朗諾政权、南越、臺灣等為另一方的舊亞乒联。
  應該指出的是,即使在這一時期,兩岸的體育也並非完全隔絕。至少是在觀念上不是完全隔絕的。北京政府一直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場合聲明自己對臺灣和臺灣人民的統治權和代表權。比如,在1960年第十七屆奧運會上,臺灣選手楊傳广獲十項全能銀牌。大陸稱“這是中国運動員在奧運史上取得的第一枚獎牌。”(註: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與此同時,在大陸举行的四年一度的全國運動會,也被賦予了國家統一的重大意義。迄至80年代末,臺灣籍的代表總是出現在其他省市運動隊的隊伍之中,象征性地代表臺灣省。

      二、打開僵局的探索

  對臺灣政策的松動始於文革後期。與中美關系的巧妙改善一樣,大陸選擇了體育交往作為突破口。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亞洲乒联主席後藤鉀二專程來北京邀請中國參加第31屆世乒賽。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之中,已經有兩屆沒有參加世乒賽了。雖然當時雙方都有誠意,但會談還是僵持在臺湾問題上。日方表示可以將1958年周恩來提出的“日中關系三原則”,其中之一即:“[日本]不參加制造‘两個中國’的陰謀”,寫入会談紀要。中方則要求在會談紀要中加上“臺湾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国的神聖領土”一句話。后滕鉀二則表示,日本國內不能接受這樣的紀要。如果中方強求就無法談下去。最後周恩來打破僵局,說日本乒協無非是個群眾團體,不必強求。(註:徐寅生《我與乒乓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66-167頁,第204-206頁。)
  紀要的發表和中國乒乓球隊參加名古屋世乒賽是大陸外交的胜利。北京繼而於1972年5月發起成立亞洲乒乓球聯盟,以此孤立並最终徹底取代了臺灣為會員的亞洲乒乓球聯合會。
  北京的體育外交攻勢並不止於在國際體壇取代臺灣,而是希望臺灣能按照北京的條件參加國際體育賽事。於是,在1972年由亞洲乒乓球聯盟發起的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即將舉行之際,就有了這樣一個小插曲。何振梁記得當時周恩來曾問徐寅生可否邀請臺灣參加,徐答可以。(註:梁麗娟,《何振梁與奧林匹克》,第71頁。)徐寅生本人的回憶表明,他的回答不過是在揣度周恩來的心思而已。當周恩來提出能否邀請臺灣作為一個省参加亞洲乒乓球聯盟的活動時,徐寅生不敢貿然應對。在《我與乒乓球》一書中,徐写道:
  [當時想]“答案無非是‘可以’或者‘不可以’”。
過去我們堅持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現在讓他們參加比賽会不會違背這個原則呢?……可是再一想,如果不行周總理又何必提出這個問題呢?說實話,我也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分析這种重要問題,也只能走“捷徑”去思考。我想反正我前面已經說了‘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圣領土的一部分’,不會違背原則出大的差錯,我們似乎可以向‘可以’這一邊靠攏了。但事關重大,我仍不敢表態,還想拖幾秒鐘,贏得一點思考時間。就在這個時候,不知是誰在我的背後小聲說了一聲:“可以”。聽到這種“提示”,使我陡然增加了勇氣,於是我輕輕地說了一聲“可以”。
  從周恩來當時的神情和語氣,徐寅生觉得自己的回答沒有出格。參加会見的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負責人也都认為“這是中央對臺灣問題的新精神”。(註:徐寅生《我與乒乓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66-167頁,第204-206頁。)然而這個新精神在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並沒有引出實質性的政策變化。
  文革結束後,特別是80年代初,大陆對臺政策開始大幅度改變。鄧小平所謂的80年代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是“臺灣回歸祖國”。體育部門再次成為準外交部,只是使命不同了。與此同時,國際條件的變化也有利於大陸的體育外交攻勢。1979年成了中國體育對外交往的轉折點。當年10月國際奧委會通過决議: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為全國性奧委會;設在臺灣的奥委會作為中國的一个地方機構留在奧委會內,用“中國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自此,大陸和臺灣的運動員均可參加奧運会了。(註: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從1980年開始,臺灣海峽兩岸的運動員在冬季奧運會上,在網球、壘球、田徑、排球等项目上,一起參加了國際比賽。(註:張彩珍等《當代中國體育》,第414-415頁。)
  1984年奧運會上,大陸代表團與臺灣代表團多方接觸,“攜手共進,共慶中華民族所取得的勝利”。此間在臺灣電視臺上,第一次出現了大陸運動員的鏡頭,體現了“體育在促进祖國統一問題上所起的作用”。(註:赵經宏,《大學生體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頁,第20页,第16頁。)
  在國內的比賽上,北京也開始做相應的改變。迄至1987年,在大陸舉辦的全國運動會是把台灣作為一個省來對待的,堅持比較僵硬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全運會上,臺灣籍運動員作為一個省隊和其他省的運動員一樣列隊入场。1980年代,北京加強了對臺灣的體育外交攻勢,邀請真正的臺灣代表隊而不是大陸的臺湾籍運動員組隊到廣州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会。臺灣方面沒有反應。對此,北京表示了從未有過的尊重,沒有再拼湊一支“臺灣隊”。这樣,臺灣隊首次沒有出現在全國運動會的入場运動隊之中。(註: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317-18.)

      三、“乒乓內交”開兩岸體育交流之先河

  除了政策放寬外,兩岸體育交往的擴大還有賴於彼此的互利、互補,即在雙方運動員在國際競賽中共同提高成績。北朝鮮和韓國幾次組成乒乓球联隊,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註: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第41屆世乒賽上,朝鮮聯隊擊敗已經9连冠的中國女隊,獲女團冠軍。)中国大陸體育從體制到優勢項目都與臺灣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有了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
  大陸體育直至90年代初,一直是所謂的“舉國體制”。而即使是在90年代中期體育界開始大幅度体制改革以後,大陸的體育仍然是以官辦為主。輔之以市场運營。而臺灣的體育,在體制上與日本比較相似,即政府不給予很大投入。運動員主要是通過業余訓練來培養,並參加比賽。加上大陸人力資源远遠超過臺灣,所以大陸競技體育的總體水平比台灣要高許多。
  大陆體育的強項到了80年代基本上已經顯現出來了,主要是體操、跳水、舉重、射擊、羽毛球、(女子)排球等。當然,最為突出的是所謂中國的“國球”——乒乓球。在亞洲,大陸的優勢項目——特別是自90年代以來——還包括籃球、遊泳、擊劍和田徑的部分項目。
  臺灣体育在亞洲並不算太弱,而且也有一些強項和體育明星级人物。籃球和田徑是臺灣最熱門的項目。60年代、70年代在大陸都享有盛名的是田徑明星紀政。到了80年代則有“纪政第二”之稱的王淑华。男子項目則有楊傳廣、彭煥樹和李福恩等。(註:《臺灣體育面面觀》,《海外文摘》1986年第11期,第53頁。)臺灣體育比大陸更有基礎的主要是棒球、壘球、柔道、跆拳道和高爾夫球等。所以總的來說。兩岸的體育交流主要是大陸對臺灣的“幫助”,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互利。在這方面,大陆對臺灣的“乒乓內交”最为矚目。
  前面說到1972年中國、日本等國另起爐竈建立了亞洲乒乓球聯盟。於是,大陸與臺灣的乒乓往來就同樣遇到了台灣運動員的參賽會籍問題。在1983年東京世乒賽期間的國际乒聯(ITTF)會议上,這個問題仿照奧運會模式得到解決。兩岸乒乓交流逐漸開展。在此之前。還有一段小插曲。1980年中國乒乓球隊因飛機故障意外降落在臺北桃園機場。當時雖然雙方都有点不知所措,此事還是被外電称為“乒乓內交”的親密接觸。
  第一个踏上臺灣土地的大陸著名運動员,是原乒乓國手騰毅。騰毅的乒球事業在80年代中期達到顶峰,是中國國家隊的主力隊員,最好戰績世界排名在前三,並曾獲世界杯冠军。他是以探親的名義到臺灣的。但是由於他的乒乓國手身份,其影響遠非同期去臺灣的其他大陸人所能比。當時臺灣最佳選手的世界排名在50位左右。且臺灣選手的打法比較单一,島內一流選手多用日式方拍,屬於單面拉弧圈的打法。與中國的近臺兩面攻打法比較,有明顯的技術上的弱点。但騰毅的言傳身教並没有對臺灣的乒乓球事业產生多大影響。一來他只是短期訪問;二来中國式的打法需要長期專業性训練。臺灣乒乓球運動員沒有大陸那种制度性的保障,即使改變打法,也無法出成績。
  大陸和臺灣真正意義上的乒乓球交流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契機是1990年在北京舉行的第11屆亞運會。這屆亞運會在兩岸體育交流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這是臺灣代表团首次來大陸參加重大體育賽事;來自海峽彼岸的中華臺北隊受到了北京方面的隆重禮遇。臺灣代表隊並獲得了包括田徑、柔道、高爾夫球、舉重、射箭等多項獎牌。(註:釜山亞運會網站http: //busanasiangames.org/Chn/。)
  此後陸續有中國運動員、教練员開始長期在臺灣任教。其中肖戰和陳靜對臺灣乒乓球事業的发展貢獻尤其突出。由他們開始了两岸民間體育的交流,並發展為體育文化的交流。
  肖战80年代曾效力於四川隊和中國國家隊。80年代末退役後,在歐洲和卡塔爾當了幾年教練。1994年他去了臺灣。肖戰沒有騰毅那麽顯赫的運動成績,但他有自己的優勢。首先是他對乒乓球事業的钟愛和執著,以及他在海外的执教經驗。其次是他在四川有地方根基(其父是地方體委的官員),不必求助北京並受其約束。肖戰的主要功績,是幫助大陸的前奧運冠軍陳静成功地為臺灣在世界比赛,特別是1996年亞特蘭大奥運會上奪標。
  與大陸其他退役運動員不同的是,陳靜沒有在歐美,或日本再創業。她竟然破天荒地來到了臺灣。這在當時日見強盛的大陸“海外兵團”中是不多見的。這也表現出大陸運動員在臺灣創业的艱難,其中政治因素的阻隔不是主要原因,主要障礙是体育發展的社會環境不同。(註:此一觀點下文還有展开論述。)陳靜到臺灣——這個被大陸幾代人提及就會悚然之域——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她的行為沒有北京官方的背景,純屬個人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陈靜東渡是民間體育交流超前於政府體育外交的肇始。

轉貼于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四、從體育外交到民間體育交流

  入鄉隨俗,應該說是民間體育交流的一个特點。陳靜到臺灣主要是企業資助,而不是像在大陆那樣入選國家隊,“吃皇糧”。1991年陳靜自大陸來到臺灣,先到新竹,受聘為電腦公司乒球隊选手兼教練。五年後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代表中華臺北拿下一枚銀牌,並因此受到臺北官方的嘉奖。她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又為中華臺北獲得一枚女單铜牌。
打乒乓球並不是陳靜在臺灣的唯一事業。她還為化妝公司做形象代言人並籌辦自己的基金會,同時在臺灣推進青少年的乒乓球運動。與此同時,和大部分“海外兵團”的成員一樣,陳靜並沒有與大陸疏遠。她於1999年在廣州建立了一所“陳靜乒乓球學校”。陳靜本人還参加了大陸超級乒乓球聯賽。
  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军鄭敏之是兩岸民間體育交流的又一個例子、又一種模式。被昵稱為“小燕子”的鄭敏之,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培养的運動員,文化水平比較高,愛好、興趣比較廣泛。近年她多次率領上海青少年書畫代表團赴臺湾交流。《中國體育報》撰文稱“今天的鄭敏之在球場之外又多了個頭銜,‘民間外交大使’”。(註:《中國體育報》,轉載於小魚乒乓世界。)
  自90年代以來,也時有臺灣運动員來大陸訓練、參赛,並因此成為明星級運動員和大陸追星族的偶像人物。比較突出的是兩名乒乓球新秀蔣澎龍和庄智淵。
  蔣澎龍最初從师於臺灣乒乓名將吳文嘉,属於日式方拍單面拉打法。蔣氏身高臂長,特點是雖為直拍但反手不弱,推擋、彈擊殺傷力大。據說,蒋澎龍的推擋“絕活”是師承原來大陸的國手周蘭蓀。周蘭蓀是和莊則棟同時代的大陸名将。其特點是身高,推擋力度大。他於80年代舉家遷赴澳大利亞執教。
  不管周氏是否真正教過其臺灣同胞,蔣澎龍的確把日本、韓國和臺湾的直拍打法發展到一個新阶段,其球風糅合了大陸傳統的快和兇。在1999年45屆世乒賽上,蔣澎龙無可爭議地擊敗了大陸選手、奧運會、世锦賽雙料冠軍劉國梁,並获得此屆錦標賽的第三名。自90年代末以來,蔣澎龙還參加了中國大陸举辦的全國乒乓俱樂部超級聯賽,和劉國正、馬林等中国國家隊主力隊員共同效力於山東魯能俱樂部。其在大陸的知名度甚至遠遠超過了在臺灣。(註:筆者目睹了2001年世界大學生比賽期間北京球迷爭相要蔣澎龍簽名留念的熱烈場面。)
  更为年輕的莊智淵,幾年前尚默默無聞。2002年初,中國乒協秘書长姚振緒曾說莊是他最看好的新星之一。如果這一預言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在意的話,到了年底就沒有多少人懷疑了。在2002年度的世界職业明星巡回賽年終總决賽上,莊擊敗了包括中國大陸最優秀選手在內的所有對手夺冠。在2003年法國舉行的世乒賽上,莊智淵已經取代蔣澎龍被中國國家隊列為男单奪冠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之一。
  从兩岸體育交流發展趋勢角度來看,莊智淵的成功更具代表意義。他的出道無疑比蔣澎龍受到更多的大陸影響。典型南方人矮小身材的莊智淵,完全擯弃了傳統臺灣的單面弧圈,轉而采用了在大陸也已經流行了的歐洲式的兩面反膠打法。由于臺灣乒乓球的訓練環境限制,莊母在90年代初通過关系讓莊智淵到大陸地方隊,后又到中國國家二隊訓練。那时他只有13歲。此後,莊智淵又到歐洲打職業俱樂部比賽。他的球風逐漸融合了大陸和歐洲的兩種優點。在大陆,他得到了正規的基本功訓練,並學到了細膩的小球處理和進攻速度;在歐洲他積累了大量比賽經驗和威脅性極大的反手進攻和相持技術。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將來還会有多個莊智淵出現。笔者在過去幾年大陸業余體校和乒乓俱樂部走訪時,常常遇到來自臺灣的稚齡少年。他們與大陸的孩子同吃、同住、同臺練習。這種臺灣家长送孩子到大陸訓練的做法,遠比引入大陸球員的“陳靜”模式更能推進臺灣本土的乒乓球運動。
  與乒乓球運動相比,兩岸之間其他項目的民間體育交流還很有限,而且遠不成功。原國家女籃隊長宋晓波1986年退出國家女籃后,於1988年應邀先到澳大利亞,後在臺灣執教。宋曉波并沒有能像陳靜那樣在臺灣呆下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是宋曉波在大陸有能發展自己的籃球教学事業的市場和關系。(注:宋曉波於1995年回大陸,並開辦宋曉波體育文化公司。(2002年8月20日作者與宋曉波的电話訪談))
  兩岸乒乓球運動的你來我往是個亮點,此外其他項目的大陸運動员也有在臺灣落地生根的。一个不那麽典型但具有鮮明的時代變遷特征的例子,是大陸網球運動員胡娜在臺灣的定居和發展。胡娜是四川人,16歲獲得大陸全國比賽第一名。1982年到美國比賽期間出走,尋求並獲准在美國政治避難。在当時的大陸,此事非同小可,成为轟動一時的“胡娜事件”。在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後期。從大陸“擅自”出走的優秀運動員、教練員何止是胡娜一人。大多數人僅僅是“不辭而別”而已,鲜有引起政治風波的。特殊的政治境遇,可能使得胡娜很難再回國發展。胡娜在美國10年後,到臺灣建立了自己的網球俱樂部——胡娜網球俱樂部。
  如上所述,兩岸的民間體育交流並不是一帆風顺的。但很明顯,昔日體育交往的“先鋒”作用和政治模式已成过去,真實意義上的民間體育交流越來越成為大趨勢。可以预見,在兩岸的進一步交往發展來看,體育交往已經是回歸其本來意義的時候了,並且不再獨為亮點。值得重视的是,體育交往交流在近年來引發的經濟、文化往來。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先鋒”功不可沒。

      五、體育誘发的經濟、文化往來

  大陸退役運動员中——特別是知名運動員中——很大的一部分轉而從商。而這些“健将老板”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有北京或地方省市的關系。這种關系始於昔日競技場上的“战鬥友誼”;進而發展成為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員的三位一體;最後發展為體育當局、各類企業和健将老板的關系。這種半官方、半私人的關系,起了穿针引線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两岸的全方位交流。
  與前文提到的“小燕子”鄭敏之合作雙打的林惠卿,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林惠卿在60年代末退役以後,又在國家队當了一段時間的教練,从而鞏固了她大陸體育元勛的地位。她於70年代末去了香港。80年代初,臺灣當局尚不允許台灣人到大陸投資和經商。海峽兩岸之間的生意,只能由香港的公司代辦。林惠卿于是憑借自己的關系,得到北京官方的支持,辦起了“长展”有限責任公司,從事經香港轉口的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商貿業務。林表示,“我希望用這種方式,能為海峽兩岸的相互往來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註:原載《乒乓世界》转載小魚乒乓網。)
  如果說在体育交往上,北京往往是承擔著主動的角色,那麽在体育誘發的經濟往來上,臺灣就不再只是被動的了。臺灣商家在體育市場的方方面面都與大陸開展了業務。臺灣企業開始垂青大陸的體育明星,讓他们為自己做廣告。(註:如2000年奧運金牌運動員劉璇,有“璇美人”之稱。臺灣華碩電腦也成了她的廣告贊助商。)臺灣的高尔夫俱樂部,也開始在大陸建分部。而最有發展潛力的,當屬北京2008年奧運会將帶來的商機。
  北京曾申辦2000年奧运。當時中國政府同意臺灣举辦某些項目的比賽。可中国未能申辦成功。當然,即便那次北京申辦成功,臺灣也未必會承辦部分比賽。所有2008年的奧運賽事都將在大陆舉行,但這不妨礙臺灣商家的投資。
奧運會的經济意義是顯而易見的。1964年東京舉辦第18屆奧運會,接待了94個國家和地區的5140名運動員。日本的生產總值(GNP)由奧運會前的每年增長10.1%猛增到26.1%。日本人稱其為“東京奧林匹克景气”,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这屆奧運會是日本進入世界工業強國的裏程碑。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帶動“經濟起飛”。據韓國官方的資料,7年中,籌備奧運會共帶來了相當於70億美元的生產誘發效果和27億美元的國民收入誘發效果。(註: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与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
  北京市政府為2008年奧運會投資1800亿,重點建設142個項目,全力縮短與國外同等地位大城市的差距。面對巨大商機,臺湾方面如何反應?(註: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可惜筆者還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只能將来再補充了。

      結語

  本文對近几十年來兩岸的體育交流做了一個簡單的概述。兩岸交往大致上始於80年代。開始是作為北京“祖國統一外交攻勢”的一部分。到了90年代,這種交往開始並越來越具有民間自發的性質。盡管政治大環境的制約仍然是明顯的,但是體育交往的攻勢作用逐步淡化,開始還以本來面目。兩岸的體育交流從競技体育發展的角度看,雙方的互補性不大。無非是大陸退役運動員在國際大赛上幫助中華臺北拿獎牌。這種模式不能說没有意義,但是並不能真正促進當地體育的發展,更不會在两岸的和平統一中引發奇效。
  對促進兩岸人民進一步廣泛了解的,倒是民間自發的體育和伴隨發生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政治色彩不强,形式多樣,影響到的人數也多。至於增進了解是不是就能促進統一,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促進”不是一個能够量化的概念。相比起經濟交往來,體育交往對兩岸統一的作用更為間接。但是,體育交往並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獨立的意義。換言之,體育交往的作用並不是兩岸經濟等往来所能替代的。兩岸的統一必須是完整意義上的統一。(註:趙經宏,《大學生體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頁,第20頁,第16頁。)體育是最能激發民族主義情感的活動之一。這種體育激發的情感聯結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民族主義情感不僅具有凝聚性,也具有偏執、狂热、嫉妒、甚至憤恨等破壞性一面。所以體育活動的其他特質反倒更值得重視和弘揚。
  體育有自己的一整套交往價值理念和理想。這些價值理念和理想包括:公平競爭,尊重對手,尊重遊戲規則(並適時修改規則),重在參與,共同提高等等。這些理念比起過去大陸体育外交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原則來,遠為豐富,在現實世界中,极為有用。但願兩岸的和平統一能得益於理想中的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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