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載體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地方戰略論文
論文作者: 曾永壽
上傳時間:2013/1/18 11:32:00

  [摘要]學界有共識,中國繼續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方式亦即實行轉型發展,但是,學界討論的只是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很少討論轉型發展路徑即如何從原有模式達到目標模式。文章運用拙文《農民工、時空差、政體特色與“中國發展之謎”——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獲得的認識來探討有關中國轉型發展路徑的幾個重要問題,即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體。
  [關鍵詞]轉型發展;基本問題;突破口;成本化解載體;農民工市民化;小城鎮建設;土地;家
  一、問題的提出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35353億元(人民幣),按全國人口13.3億計算,人均國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統計,2006年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為3051美元,由此推測,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許多學者根據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認為我國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並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許多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面:一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二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筆者認為,學者們上述探討很有見地,給人以啟示,但討論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議限於一般化。根據資料分析,從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日本和韓國,“其高增長過程伴隨著或直接帶來了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性,……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高增長與產業競爭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長期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徘徊的國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亞洲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其根源就在於“收入差距過大”和不能實現“一般制造業向高端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升級”。而由此可見,學者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一般化的,即對任何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適用。筆者以為,如果已經實現的中國發展奇跡有奇因(特殊原因),那麽中國繼續發展必有奇題(特殊問題),然而,學者們的對策建議並沒有抓住中國繼續發展的特殊問題。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議不完整。顯然,所謂轉型是相對原有發展模式而言的,轉型的過程就是從原有發展模式進到目標發展模式的過程。因此,探討轉型發展必須弄清兩個問題:第一,弄清與原有發展模式相區別的目標發展模式,從而知道轉型發展的方向;第二,弄清從原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的路徑,從而知道如何實現轉型發展。但是,學者們提出的政策建議,即“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和“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只是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並不涉及轉型發展的路徑。誠然,知道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是重要的,正因為此,我們認為學者們的討論是有意義的;但是,要實現轉型發展,更重要的是應當知道從現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的路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學者們的討論不完整。
  從大的方面說,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轉型發展的路徑,亦即中國如何從原有發展模式達到目標發展模式。不過,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確的轉型發展路徑(本文後面將談到,由於存在信息獲取悖論,在轉型發展之初就預見到清晰明確的轉型發展路徑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討論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此前,筆者寫了一篇拙文《農民工、時空差、政體特色與“中國發展之謎”——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以下簡稱《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其中獲得了一些認識。本文以《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獲得的認識為指導,分析中國轉型發展面臨的形勢,由此探討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載體。
  
  二、農民工市民化——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
  
  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探討中國轉型發展路徑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誠然,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並不等於知道了中國轉型發展路徑,但是,以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為依據來謀劃轉型發展,就有可能在實踐中實現轉型發展的最優路徑。
  要明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首先需要討論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筆者認為,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問題。我們的依據有如下兩點:第一,中國發展是從傳統農業經濟到現代工業經濟的經濟發展過程,是農村分散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城鎮化過程。然而,從傳統農業經濟到現代工業經濟的經濟發展過程,最重要的變化是農民變為工人,而實施農村分散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城鎮化過程,最重要的變化是農民變成市民。顯然,這兩個變化就是農民工問題的基本內涵。就此來說,農民工問題體現著中國發展的社會性質。第二,農民工與中國發展過程相始終。中國改革開放之始就是農民工誕生之日,且中國前30年發展是農民工化解了發展成本,因此農民工是中國前期發展的主力軍;中國發展的完成(即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其重要標誌是農民工消亡(農民工市民化)。綜上所述,我們應當得出結論:農民工問題是貫穿中國發展過程的基本問題。
  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與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因為發展階段不同,其基本問題也略有區別。筆者認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我們的論據有如下幾點:第一,到今天,農民工本身發生了變化,農民工制度不能再繼續下去了。“80後‘農民工’……沒有農業生產的技能和經驗,對農業生產本能地不喜歡”;與“老一輩農民工中80%~90%將工資送回家不同,新生代農民工中65%~70%將收入主要用於自己消費”,“新生代農民工舍得光顧和享用‘城裏人’的消費場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將不再願意做兼有“農民”和“工人”兩種身份的“兩棲人”,他們希望市民化。第二,中國轉型發展必須使農民工市民化,中國轉型發展需要農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國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二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然而,中國最大的分配不公是農民工分配不公,農民工在中國前期發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農民工工資低,生活條件差,沒有進城做市民的資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價獲得了一套住房產權,而農民工及其家人卻分文未得。因此,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最重要的是對農民工進行補償,而對農民工進行補償的最佳方式就是幫助農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創新從而實現產業升級,需要高技術水平和高組織化程度的產業工人隊伍,這需要作為中國工人主力軍的農民工市民化,“沒有他們的‘市民化’和‘產業工人化’,中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就只能是一句空話”。總之,農民工市民化,既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條件。第三,中國的城鎮化過程,實質就是農民工市民化過程。據資料顯示,中等發達國家城鎮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國目前人口約13億,如果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麽城鎮人口應達到10億。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5.94億,其中包括1.5~1.6億的流動人口;顯然,這裏所說的流動人口就是農民工,減去1.5~1.6億的流動人口,真正的城鎮人口只有4億左右。由此,我們得出:

  10億-4億=6億(人)
  這6億人口,就是我國需要城鎮化的人口。然而,我國的農民工約有2億人,據資料1986-1990年,全國農戶平均人口為4.8~4.7人,考慮到部分農戶可能不止一個農民工,因此,農民工與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們得出:
  2億×3=6億(人)
  這就是說,需要市民化的農民工及家人也是6億——這剛好就是我國需要城鎮化的人口。由此可見,中國的城鎮化過程,實質就是農民工市民化過程。第四,農民工市民化,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區分了幾種發展成本,其中發展成本Y是社會為實施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所發生的成本,這種成本在當時被延期支付了——這是我們對農民工的欠賬。欠賬是必須還的,現在到了該還的時候了。綜上所述,我們應當得出結論: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 代寫論文
  應當指出,明確中國發展的基本問題和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探討了中國發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機制問題,獲得如下認識:第一,發展成本化解機制問題本質上就是發展路徑問題,實現了最優的發展成本化解機制等價於實現了最優的發展路徑;第二,發展成本說到底是信息成本,由於存在信息獲取悖論,因此並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邏輯(巧妙的認識方法)化解機制——也就是說,人們要在發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優的發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優的發展路徑,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種(即非邏輯的)信息成本化解機制:執政者只要真心實意為人民,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就有可能獲得在邏輯上不可能獲得的信息。作為社會過程來說,所謂基本問題,說到底就是要確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體,從而確立社會過程的主角。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社會過程是人民自我運動的過程。盡管在過程之初,由於存在信息獲取悖論,我們不可能了解過程的所有奧秘,但是,只要明確某一歷史階段“人民”的主體,找到社會過程的主角,以此為根據謀劃社會發展,就有可能在實踐上創造最優的路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明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由此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最優路徑——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革命政權。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探討過,由於存在信息獲取悖論,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不可能預先提出獲取發展農民工群體信息的任務,但是,中國共產黨依靠其與中國農民的血肉聯系,依靠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導農民創造了農村聯產承包制,從而也就為後來的農民工準備了制度基礎。由此推論,明確提出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以此為根據來謀劃中國轉型發展,也有可能在實踐中創造出轉型發展成本化解的最優模式亦即轉型發展的最優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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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城鎮建設——中國轉型發展的突破口
  
  本文所稱小城鎮,指縣城城關鎮和縣轄建制鎮,它上與城市相接,下與鄉村相連,是連接城市與鄉村的節點。顧名思義,轉型發展的突破口也就是轉型發展的第一步,因此,轉型發展的突破口問題是轉型發展路徑問題的題中應有內容。關於此,本文的基本論點是: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是中國轉型發展的突破口。
  要說明小城鎮建設是中國轉型發展的突破口,必須深入討論中國轉型發展的內涵。顯然,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即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而且也是社會發展即農村分散人口向城鎮遷徙的城鎮化過程。關於我國城鎮化道路學界存在著許多爭論,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不同主張:一是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二是主張優先發展小城鎮;三是主張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筆者贊同第三種亦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主張。關於這種主張的理由,學界已有系統闡述,恕不贅述。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國城鎮化建設偏重於發展大城市,忽略小城鎮建設。這樣做已經產生了許多問題,如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主要表現是農民工沒有市民化)、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大學生就業困難等。由此筆者認為,我國轉型發展應當包括從偏重於發展大城市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轉型。如果上述認識是正確的,那麽,我們應當得出結論:小城鎮建設是中國轉型發展的突破口。
  我們說小城鎮建設是轉型發展的突破口,並不是說小城鎮建設等於轉型發展,而是說只有啟動小城鎮建設才能推進和更好地實現轉型發展。
  首先,以小城鎮建設為轉型發展的突破口,是解決轉型發展基本問題的重要舉措。如上所述,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但是,農民工收入偏低,很難負擔其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據資料顯示,只有約10%的農民工具有轉為城市市民最起碼的經濟能力。而小城鎮建設成本較低,可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本。此外,小城鎮與農村連接,啟動小城鎮建設可先發展產業後解決住房(農民工可先住農村原來的家),由此農民工可先務工賺錢爾後購房,順次完成市民化的任務。總之,僅僅發展城市,不能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只有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才能有效地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其次,以小城鎮建設為轉型發展的突破口,是實現轉型發展目標模式的關鍵環節。如前所述,中國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一是調整分配政策,建立發展成果共享機制,從而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二是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從而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顯然,啟動小城鎮建設需要大量投入,這本身就是一個大市場;此外,啟動小城鎮建設,將極大地拓展發展空間,從而為我國城市和沿海現有產業轉移提供場所,也為城市和沿海提升自主創新實現產業升級提供廣闊的市場。由此可見,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對實現中國轉型發展的目標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最後,以小城鎮建設為轉型發展的突破口,有利於打破轉型發展最重要的“鎖定”,從而加速轉型發展。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運用自然科學的能量概念和演化經濟學的“路徑依賴”和“鎖定”概念,探討了發展成本化解的能量原理,獲得如下認識:社會具有自我發展能力,因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總存在著差異,而社會差異就是社會發展的能量;社會發展原本並不存在發展成本,或者說所謂發展成本都是人為的(人為鎖定造成的),因此,促進社會發展的手段,說到底是要打破人為鎖定。那麽,中國目前最重要的“鎖定”是什麽?回答是:城鄉鎖定。造成這一鎖定的原因,是我們偏重大城市的發展,忽視小城鎮發展。也許這在發展初期是必須的,但是在今天已造成了諸多嚴重後果。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就可形成多種能量流動,促進經濟社會更好更快地發展。前面說到,小城鎮建設將為我國城市和沿海現有產業的轉移提供場所以及為城市和沿海產業升級提供市場,就是一種能量的流動。此外,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可吸引一部分大學生到小城鎮就業或創業,從而實現人才的合理流動。這部分人將會在小城鎮購房,從而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得以緩解,這同樣是能量(人才和資金)的流動。總之,啟動和加快小城鎮建設有利於打破中國轉型發展最重要的“鎖定”,促進能量流動,推動和實現轉型發展。  
  四、“土地”和“家”——中國轉型發展成本化解的載體
  
  本文所說的“土地”,指農村其所有權屬於集體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說的“家”,不是人類學概念,而是經濟學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還沒有市民化的農民來說,“家”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經營集體耕地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將市民化的農民來說,“家”這一概念,指的是獲得進入城鎮的生活基礎,既包括在城鎮購買住房,更包括自主創業和依靠技能就業,從而具有獲得生活來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國轉型發展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中國城鎮化過程實質也是農民工市民化過程。就此來說,中國轉型發展所謂“轉型”可以理解為農民工“家”的轉型,即從以承包經營集體耕地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生存方式轉型為進入城鎮以自主創業和依靠技能就業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見,“土地”和“家”是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們有必要加以討論。
  土地提供了城鎮發展的空間,因而是城鎮建設最重要的資源。在城鎮化過程中,農地變成非農建設用地存在土地級差。此前,我國城鎮建設用地走的都是國家征用的路子,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場化的途徑高價出讓,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成為土地級差收入最大的獲益者。據資料顯示,東部城市建設的資金構成,土地出讓收入約占30%,土地抵押融資約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設資金,土地出讓收入約占20%,土地收益權質押融資約占70%。應當指出,這種做法是有違法制的。因為農用地原本就是沒有市民化的農民“家”的基礎,因此理所當然應當是農民進入城鎮安“家”的原始資本,政府憑什麽壟斷土地的農轉非交易,從而剝奪農民進入城鎮安“家”的原始資本?這種做法也是有害的。如前所述,中國城鎮化實質是農民工市民化,中國轉型發展可以理解為農民32"家”的轉型,如果我們剝奪農民進入城鎮安“家”的原始資本,勢必造成進入城鎮的農民無“家”可歸,從而危害社會穩定。這種做法還是不合邏輯的。顯然,土地農轉非原本是為了推進城鎮化進程,然而,政府壟斷土地的農轉非交易,從而剝奪農民進入城鎮安“家”的原始資本,農民也就不能市民化——這等價於阻滯城鎮化。這種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義。誠然,發展城鎮需要建設供水、供電、醫院、道路、學校等公共設施,就此來說,用土地農轉非級差收入作為公共設施建設投入似乎是天公地義的。但是,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探討過,發展城鎮所需公共設施建設投入屬於發展成本Y,這部分成本當年的農民工已經創造但卻被延期支付了,因此,發展小城鎮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建設投入理應由對債務的償還(償還被延期支付的款項)來完成,而不能用剝奪農民進入城鎮安“家”的原始資本來完成。
  當然,土地作為農民進城安“家”的資本,也需要有限制條件。我國是人口眾多的大國,糧食安全是一個大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堅守耕地保護紅線。然而,城鎮化是土地的集約化,因而在理論上是節約耕地的。根據規劃法,城鎮用地標準為100m2/人(包括住宅、工業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農村僅宅基地就可達150m2/人(現實中一般超過這個-數)。就此來說,我國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堅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原則,在此條件下,應當允許農民以宅基地為資本參與城鎮化建設,實行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同權,讓農民分享土地農轉非所帶來的級差收入,以此為資本在城鎮安“家”。
  拙文《發展成本化解理論探討》,曾對中國前30年發展的發展成本化解機制進行了探討。發現存在於中國近30年發展實踐中的發展成本化解機制是發展成本化解機制Bb,這是一種實效性的、“免費午餐”式的化解機制,這種化解機制的載體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討表明,中國轉型發展所謂“轉型”可以理解為農民工“家”的轉型,而“土地”則是實現這種轉型的資本。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國轉型發展成本化解的載體。中國農民工的創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發展中,中國農民工以“土地”和“家”為載體曾經創造了發展奇跡;在中國以後的轉型發展中,只要我們把“土地”和“家”仍然賦予農民工,他們就有可能創造出中國轉型發展的新奇跡。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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