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國際貿易與環境權可協調性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國際貿易論文
上傳時間:2016/4/30 13:01:00

摘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與國際環境權規則的關系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的關註,許多環境權規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際貿易活動的開展,這些規則不僅對參與國際貿易的經濟主體產生一定的約束力,並且為國際貿易及其規則的發展提供導向。事實上,許多關於環境權的規則已經被國際貿易規則所容納,而兩者關系爭議的焦點就在於兩者間究竟存在怎樣一種關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兩者間的沖突能否協調。從法律效力的位階來看,國際貿易規則與國際環境權規則均屬國際法中齊行並驅的獨立部門法體系,一般不會存在等級關系,但並不排除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的某些環境權規則會有高於國際貿易規則的法律效力。而回歸兩者的宗旨,均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所以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規則應當可以通過不斷的沖突、磨合而最終達成協調和統一。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規則,人權,環境權
  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的保護密切相關,兩者間的關系是近年來學界中許多文章與報告所熱衷討論的問題,從這些文章和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於這一問題並沒有達成一個一致的觀點或者是一種主流的觀點。許多環保主義者對國際貿易中破壞環境的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的關系是相互沖突、排斥,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會促進礦業、冶金業、制造業、化工業等汙染企業的規模發展,致使環境進一步退化;同時也有不少奉行貿易自由主義者認為貿易並不必然引起環境問題,而且最終能有利於環境的保護,正如B.D.Gardner所說——只有當我們足夠富裕時,我們才能承擔起關心環境的奢侈。
  自由貿易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有益的,它能夠改善有關國家的福利,促進經濟增長。盡管當前國際社會對這種現象褒貶不一,但這並不會改變國際貿易以貿易自由與市場開放作為其終極的追求目標。與之相比,國際環境規則作為一種新生的事物,所關涉的環境問題是一個關乎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在環境問題全球化的今天,人們的環保意識普遍提高,環境問題將在國際貿易談判和最終能否順利簽署協議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本文將圍繞以上的問題將文章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闡述環境權的發展歷程;第二部分介紹國際貿易如何產生環境問題;第三部分分析國際貿易規則中的環境措施及其內容;第四部分講述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的沖突和解決,並嘗試揭示其所體現的一種趨勢;第五部分是論證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協調發展的可能性。
  一、環境權的發展史
  人權是資產階級最早提出來的,但它絕非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早在封建時期,勞動階級就開始為自己的生存與自由而鬥爭,他們在資產階級的帶領下,在對人權、平等、自由等理想生活追求下積極抗爭,最終推翻了封建統治階級,但是他們還沒來得及享受他們的同胞以鮮血與生命換取的勝利的果實時,卻發現環境問題正在腐蝕他們的勝利。天空灰塵密布、地上汙水橫流、海洋赤潮遍布、森林和動植物種銳減、沙漠擴張,無一不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一切人權的享有與環境問題緊密相連。如果說生命權是其他一切人權的前提,那麽環境權就是生命權的載體,環境的惡化、摧毀不僅僅是個人的生命問題,甚至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生存,“皮之不在,毛將焉附”。因此,環境保護問題逐漸進入國際人權保護的視野,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個人的成長與快樂有賴於一個健康、自然和不被破壞的環境,這也是人權的根基所在,於是就促就了一項新的人權的產生——環境權。
  環境權最早作為一項人權被提出是在1960年,原聯邦德國的一位醫生,國際貿易論文針對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的行為,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他認為這種行為侵犯了其依據《歐洲人權公約》享有的“公民具有在良好、適宜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由此就引發了國際社會對環境權的關註。
  美國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在環境權納入國內法的國家。1969年的美國《國際環境政策法》的第一篇的第3條規定:“國家認為每個人都應享有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為維護和改善環境做貢獻。”1969年日本《東京都公害防治條例》規定:“所有市民都享有健康、安全和舒適生活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遭受公害侵犯。”隨後,世界各國紛紛把環境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寫入本國的憲法。如智利1980年寫入憲法第3章第19條,韓國1980年寫入憲法第33條,葡萄牙1982年寫入憲法的66條,菲律賓1987年寫入憲法第16條都是關於公民環境權的規定。
  而環境權最早作為一個國際性議題在國際社會中出現,則是在1970年3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公害問題國際研討會”。會議中發表的《東京宣言》第五項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的環境權和當代傳承給後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被視為國際社會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第一個裏程碑標誌,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人類環境行動計劃》等文件。198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自然憲章》,其第23條規定:“人人都應當有機會按照本國法律個別地或集體地參加擬定與其環境直接有關的決定;遇到此種環境受損或退化時應有辦法訴請補救。”1992年裏約熱內盧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其中第1條作出如下規定:“人類有權享有與自然和諧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上述文件的通過說明了環境權作為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同樣也意味著國際社會開始用法律手段對全球環境進行保護。
  二、國際貿易對環境權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貿易自由化趨勢與環境權的沖突能否協調乃是眾多學者所爭議的焦點,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沒有控制的國際貿易將會對全球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而且這種損害是無法彌補的,所以應該加以嚴格限制、必要時乃至摒棄。而貿易自由主義者則認為,貿易自由化從根本而言是有利於環境保護的,因為它能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從而為環境保護的資金籌集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來源。還有一種折中的看法,就是:貿易自由化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這種追求應限制在一定的框架下,或者說應合符人權和環境保護的最低限度。
  有些學者認為兩者間是一種絕對的此消彼長關系,哪一方面得到發展都必然對另一方面產生危害:環境控制越嚴、就越會妨礙自由貿易;反之,自由貿易越發達、環境汙染和自然環境破壞就會越嚴重。無可否認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確實存在沖突,而且這些沖突在短時間無法解決,但是否就如相關學者所言的那樣非此即彼的關系呢?筆者對此有所保留。縱觀當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三個途徑。
  (一)商品交易。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隨著外國市場對這一類資源密集型的產品需求擴大,就刺激出口國更大規模的生產。這對瀕危野生動植物(象牙、獸皮)影響尤為明顯,稀有的野生動物本身就有較高的價值,過於頻繁或者是大規模的珍稀動物進出口,都會導致許多野生動植物物種滅絕,使整個世界的物種多樣性受損害。
  又如一些外國瓶裝水商,通常它們會憑借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來買下某國大面積的土地,從而控制了這個地區裏面的整個水源,來為自身的生產做準備,為了獲取利潤,它不會考慮當地的人是否會有水可用,也不會考慮保護當地的水資源,這同樣會對原居民的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害。
  (二)服務貿易。據統計,過半以上的海上汙染是由於海上運輸服務所導致的,只有大概10%左右的汙染是由於航行事故所導致的。由於各國在環境保護標準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別,如果在廢物生產國的法律規定非常的嚴格,致使在本國內處理廢物的費用非常昂貴,企業就會選擇把廢物運往那些法律規定相對較松的國家處理。與之同時,一些不發達的國家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無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所以使這種貿易活動得以存在,而運輸的過程本身又是一個移動的汙染源,會造成空氣和水的汙染。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一份調查報告,發達國家正以每年5千萬噸的規模向發展中國運送危險物質。可見這一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為嚴峻。
  (三)國際投資。當前世界各國的環境保護標準各不相同,而且這種區別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尤為明顯,毫無疑問,這種差距將會導致一些高汙染產業為了規避法律的制裁,或者是為了節約生產成本而將這些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將直接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面對發達國家與跨國企業這種投資方式,發展中國家進退兩難,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迫切的需要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來引進資金來解決本國資金匱乏的問題,從而來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解決國民的最基本的溫飽;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所轉移的產業多為高汙染產業,而且這些企業都帶著一種入鄉隨俗的心態,並沒有盡其所能來維護當地的環境,這使本來就缺乏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解決環境問題的發展中國家雪上加霜。關於法律的論文如1984年12月6日,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設在印度中央邦博帕爾市農藥工廠的甲基——異氰酸鹽泄露事件,在一個小時之內,整個城市上空有毒氣體的濃度超過安全標準的1000多倍,幾天內就造成2500多人死亡,3000多人瀕危,5萬多人終生失明,1250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造成世界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有毒化學品泄露汙染事件。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確實是引起環境問題的原因之一,但這是不是就等同於只要進行了國際貿易就必然會產生環境問題,各國都相當的清楚,只要在國際貿易中采取了適當的環境保護措施就可以減輕、甚至避免許多環境問題,而環境問題的頻頻發生都是因為市場失靈、跨國企業的違規經營或東道國環境意識的淡薄、只顧眼前利益等各種因素造成的。
  三、納入國際貿易規則的環境措施的內容及其分析
  第一、明確規定保護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也是國際貿易規則所追求的宗旨。
  《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序言明確規定:“成員在處理貿易和經濟事務的關系時應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續增長、擴大貨物和服務貿易為前提;同時,允許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優化適用世界資源;根據各自的需求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尋求既保護和保存環境,又達到上述目標的手段。”很明顯可以發現,相比1947《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序言,這個協定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第一次很明確的把環境保護與國際貿易協調發展作為共同的主題,協定將《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序言中的“充分利用世界自然資源”的純鼓勵性目標進行了限制,將“充分利用”改變為“合理利用”,那就意味著國際貿易不再是僅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對世界有限的資源進行一種理性、優化地利用,WTO的貿易與環境委員會也將致力於貿易與環境之間建立一種建設性的關系,以求在不損害多邊貿易體制公平、公開、非歧視特征的基礎上加大保護力度,促進可持續發展。
  第二、賦予了成員國“環保例外權”。
  GATT第20條的(b)、(g)款中,規定:本協定的規定不得解釋為禁止成員采用或加強以下措施,但對情況相同的各國,實施的措施不得構成武斷的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b)“保障人民、動植物的生民健康所必須的措施”(g)“有效的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列為對自由貿易的例外規定。對於這句話,筆者認為可以分為兩步理解,第一部分是前言部分,其要求只要成員國對“情況相同的成員國”不構成武斷的或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前提下,各成員國有權為保障本國人們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采取必要的措施,可見其前言的目的在於限制這些例外措施的濫用;而(b)、(g)則可以看是一種授權性規定,當合乎前言規定的條件時,而且所采取的措施也合符本條款的規定,則該國采取的保護性措施具有合法性、正當性。故此可見,在貿易與環境沖突發生時,WTO仍是以自由貿易的為宗旨,而保護措施只能在合符其規定的前提條件時才有適用的可能。
  第三、允許各成員為了環保的目的在貿易中采用預防措施。
  《衛生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議》(SPS協議)進一步闡述了有關保護動植物生命或健康的檢疫措施方面的規定,放寬了對成員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要求。該協議第2條規定:“成員應確保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不得維持任何衛生檢疫措施,第5條第7款規定的除外。”第5條第7款規定:“在有關科學依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一成員國根據現有的有關信息,包括有關來自國際組織以及其他成員實施的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的信息,臨時采取某種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該條款實際上就是賦予各成員依據客觀情況采取臨時性預防措施的權利。與其他協定相比,SPS協議更具有靈活性,其一方面積極倡導各國采取的國際標準、指導原則和建議;另一方面,也允許成員國在有能力的情況下,采取更高標準的措施,只要實施國能證明這些措施有科學性,或者雖然沒有充分的科學根據,但該國認為根據本國情況,認為本國所采取的措施是適當的,也可以作為預防性理由,但該成員國要履行透明度義務,及時公布有關衛生檢疫的信息和規章。
  第四、允許各成員采取綠色補貼。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第2條(c)款規定,在一定條件下,所有成員可以對因實施新的環境法規而加重了經濟負擔的國內公司給予補貼。但這種補貼不能造成以下兩種結果:一是這種補貼有利於出口,卻損害了進口國某一產業的利益,二是補貼有利於國內工業,卻損害了他國根據GATT應得的權益或他國的貿易利益。
  第五、允許各國出於環境保護的目的適用本國認為合適的國內措施。
  《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TBT協議),在其前言中指出:“不能阻止任何成員按其認為合適的水平,采取諸如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與健康以及保護環境所必須的措施。”只要這些措施“不對情況相同的成員造成武斷的或不正當的歧視對待”,或者“不對國際貿易構成變相限制”,以及“符合本協議的規定”。 該協議明確將保護環境、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權利賦予了各國,允許各成員國在國際標準之外,選擇適用符合本國需要的特殊國內措施,只要其認為該措施是適當的,但必須遵循透明度和通知原則,現代企業管理論文以盡量減少對貿易的影響,既世貿組織成員國如要實施與國際標準不一致的技術法規或評審程序,則必須在適當的時候提前通知其他成員。同時該成員還應該迅速公開出版官方的技術法規和評審程序的有關規定,建立關於相關咨詢點,以便為其他成員解答疑問和提供有關方面的信息。
  所有的上述列舉的文件都涉及到了貿易與環境問題,雖然有關條款的內容很模糊,在許多方面規定也不是很成熟,但依然可以看得出環境問題對貿易的影響逐漸加大;在全球經貿一體化進程中,兩者的制度越來越趨於融合,這些全球性合作與區域環境保護將引導我們找到一個綜合性、和諧的方法來保護環境生態系統。
  四、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沖突的解決及發展趨勢
  隨著人們對環境權的認可與關註的深入,愈來愈多的環境規則被制定,甚至被納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內容中去,但它們在實踐操作中的矛盾、沖突仍然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或許這些沖突解決對往後的相同糾紛並不具備拘束力,但其卻折射出整個國際社會在對待這一問題的價值取向。
  如非歧視性原則與環境規則的沖突。非歧視原則是國際貿易中一項基本原則,其基本要求是對待同類產品以及實施的措施不應當構成歧視。而非歧視原則與環境規則沖突的焦點就在於何謂“相同產品”,根據國際貿易中的非歧視原則,不管采取什麽樣的生產方式或加工方式,既不論其是通過嚴重汙染環境、破壞生態自然的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還是使用對環境無害的高端生產技術生產出來的產品,只要產品最後的用途和物理性征相同,都應該視為是相同的產品。而從環境保護角度出發,盡管最終產品的用途及物理性征可能是相一致的,但由於其所采取的生產工藝或加工工藝的不同,對環境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所以不應該將兩者視為“相同產品”。
  歷史上最早關於“相同產品”的爭議出現在1949年“智利訴澳大利亞補貼硫酸案”,相類似的還有“挪威訴聯邦德國沙丁魚關稅案”,但在這些案件的處理中都回避了對“相同產品”作出明確的解釋,而是依靠《布魯塞爾稅則商品分類目錄》,排在同一稅號下的商品既為相同產品,反之則為不同的產品。
  而這個分歧在美國與墨西哥金槍魚一案得到了進一步的解釋。在東熱帶太平洋地區,海豚和金槍魚存在一種奇妙的共生關系,海豚喜歡在金槍魚所在水域的上層遊動,捕獲金槍魚的漁民只要看到海豚活動,就施網捕魚,但在捕獲金槍魚的同時,也導致許多海豚喪命。因此,美國在1990年制定的《海洋哺育動物保護法》,禁止使用施網法捕獲金槍魚,以此來保護海豚,並禁止進口墨西哥的金槍魚。墨西哥據此向GATT提起異議,GATT專家小組認為美國的措施違背了GATT的非歧視原則,認為兩國的捕獲金槍魚的方法不能作為區分產品不同的依據。如果允許一國以其國內的環境標準來限制他國的進口,那麽將嚴重的破壞了GATT自由貿易的宗旨。所以在該案中,專家組認為美國的以PPM為依據的所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違背了其在GATT中應該承擔的義務。可見,GATT專家組很務實,它不允許為了一個環境保護的總目標而限制他國的貿易。就該貿易爭端解決來看,GATT在處理這類型案件中都沒有向環境保護傾斜。
  與此相似的還有1998年的“海蝦——海龜”案,而與之不同的是,WTO爭端解決機構對PPM標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海龜是一種受保護的珍稀動物,在捕撈海蝦時,經常會傷害海龜,科學家認為如用海龜隔離器,則能有效的防止在捕撈海蝦時傷及海龜。1989年美國頒布《瀕危物種法》,其中609條規定在國內禁止進口未使用海龜隔離器的捕蝦船所捕獲的海蝦。1996年,印度,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國內的海蝦出口商因未采用海龜隔離器,而被美國禁止進口,於是三國聯合向WTO提出請求。上訴機構承認了美國的609款是“與保護可用竭的自然資源相關的措施”,並認可不同的捕蝦方法具有不同的環境影響,同時也肯定各國可以自由確定其環境政策,條件是實現環境目標應遵守國際貿易組織有關協定的義務。這是WTO首次對PPM標準的認可,這表明WTO在適用PPM標準上的立場的轉變。從WTO目前對有關環保問題的國際貿易爭端的處理態度轉變來看,其在制度上的確是側重於自由貿易的保護,但隨著環保呼聲的日益高漲而在制度設計上越來越多地體現了環境保護的要求。
  五、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規則和睦相處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保護間並不存在不可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發展並不必然會引起環境的惡化,相反,經濟的發展則必定提高人們抵抗環境問題的能力。
  首先,人權作為人的最終追求和最高價值的一種闡述,理應成為人類所有制度的原初動力和建構宗旨。所以國際貿易需要考慮人權的要求,考慮環境的保護,與環境規則相協調也是毋庸置疑的。國際貿易的發展不僅可以傳播技術、節約資源、降低能耗,而且其最終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類的生活水平,可以說其最終的追求目標是與環境權是相一致。與之相對應,環境保護所追求的可持續發展,最終也是落腳於人權,沒有了人類的存在,再怎麽美好的環境也是毫無意義的。如果片面追求環境的質量而不註重人類生存的質量,那麽環境保護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與意義。這就是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規則相互協調的基礎之所在。
  其次,貿易與環境本質具有統一關系,就是環境與發展的關系,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環境保護都不是終極目標,醫學檢驗論文而只是到達終極目的的一種手段。所以,在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並不在於取誰舍誰的問題,而是在兩者通過何種協調方式能使人類社會獲得更好的發展。就如《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前言中宣稱經濟與貿易關系的調整,“旨在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和大幅度穩步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貨物與服務的生產和貿易,為持續發展之目的擴大對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保護和維護環境,並以符合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強采取各種相應的措施。”這宣言的內容就表明了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和規範國際貿易秩序時,國際社會已經考慮到人權保護,尤其是對其中的環境權的保護。只要同時實施正確的環境政策和自由貿易,環境和經濟福利就會同時達到效率最優。
  再次,違規貿易與貿易自由化兩者有著質的區別,當前很多學者都很容易將貿易自由化與違規貿易等同起來,正是因為部分學者將兩者等同起來才會得出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相對立的結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會導致環境水平的倒退是沒有充足根據的,而且很多現象都表明當前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於違規貿易所導致的。所謂的違規貿易就是為了追求本國利益,罔顧他國的環境利益而進行一些破壞性的開發與掠奪。當然,市場失靈、權力尋租和官員腐敗也是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從而導致生態區非法開采、有關企業對水、土地和空氣的汙染的放任,使環境與生態持續惡化。其中所謂的市場失靈就是指,市場不能正確估價和分配環境資源,例如冰箱與空調機的生產者並不需要為氟利昂破壞臭氧層而繳納費用。由此可見,貿易過程中所導致的環境問題都是一些違規行為、各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與國際貿易本身並沒有的一種必然的聯系。相反,國際貿易的發展可以給各國帶來更多的財富,使環保技術的研發、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物的開發提供了資金的保障。
  而且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存在一種互為前提的關系。國際貿易的順利與持續開展需要有一個適宜的環境與充足的資源為前提;反之,全球環境的保護、物種多樣性的維系與自然資源的節省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
  最後,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乃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價值趨向,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倡導者與環境保護論者開始賦予彼此更多的關註,極力尋找兩者間的協調。縱觀當前的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規則關系的發展歷程,從國際貿易規則中不涉及環境規則到將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納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序言;從國際貿易規則中涉及環境規則的條款不斷的增多;從對環境規則只做籠統、抽象的界定到逐步細化、加強對成員國的要求,都在向我們傳遞一種信息,那就是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規則不斷融合,或者可以說是各國都為兩者的協調在不斷努力。而且從上一部分關於國際貿易規則中的環境措施分析中,可以非常明顯看到環境規則對國際貿易的切入而不僅僅是一種點與面的切入,而是一種全方位的射入,囊括國際貿易組織設立的宗旨、技術性貿易、動植物的衛生檢疫、補貼與反補貼措施等方方面面。這些集中的共同認識反映了人類對環境與自身發展的認識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持續發展觀點逐步深入人心,環境問題的處理成為了全世界共同的命題。
  當然,兩者當前存在的沖突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歷史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使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當前國際貿易規則中對環境規則的模糊界定,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汙染產業和高危險廢物;同時又提高國內環境保護標準從而名正言順的構建一項視乎很合理的“綠色壁壘”,把發展中進口的產品拒之國門之外。盡管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規則存在以上諸多的不協調與問題,但任何一種制度構建都必須經歷一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階段,我們要正視兩者間的關系,正視它們所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政策既不能為了環境而犧牲貿易,更不能為了貿易而犧牲環境。我們應該努力促進兩者的協調,讓其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理想服務。
  結語
  本文認為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權保護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協調,而這種協調將是它們關系今後發展的方向,並承認在現今階段要實現更有效、合理地協調兩者間的沖突存在一定困難。那種把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規則樹立對立關系,認為兩者是一種絕對的非此既彼的關系是不理性的。國際貿易是歷史產物,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趨勢,其宗旨在於在於實現貿易的自由化,但貿易的自由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通過自願地、互惠的手段來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從而造福整個人類社會,其最終必須服務於人權,這就與環境權的保護是不謀而合。所以說,無論哪一種規則的適用都是為了更好的維護人權;而且,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因為保護環境的需要而停止經濟貿易活動,罔顧環境只要發展的觀點也是不現實的,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貿易同時加強環境保護才是各國可取之道。

參考文獻


[1] 王軍:《貿易和環境研究的現狀與進展》,載《世界經濟》2004年第7期。
[2] 賴元晉、王錦瑭著:《試論人權的歷史演變》,載《世界歷史》1990年第3期。
[3]張愛寧著《國際人權法專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邵津主編:《國際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5] 葉華光:《國際貿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路徑與政策啟示》,美術論文載《發展戰略》2008年第3期。
[6] 張旭主編:《國際刑法與人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7]余勁松著:,《跨國公司法律問題專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8]肖劍鳴:《比較環境法》,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
[9]胡曉紅主編《WTO規則與國際經濟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0]邊永民著:《國際貿易規則與環境措施的法律研究》,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版。
[11] 金莉《從美-墨金槍魚案看WTO體制下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協調發展》,載《行政與法》2003年第10期。
[12]傅聰:《挑戰、機遇、互動中的環境保護與國際貿易法律制度》,載2002年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研討會論文集]。
[13]王海峰:《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的平衡——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環境保護機制探析》,載《世界經濟研究》2007年第4期。
[14]孫璐:《國際貿易體制內的人權》,載《當代法學》2004年04期。
[15]王立和、王國聘:《貿易與環境關系問題研究綜述》,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7年第1期。
[16]唐鋒、顧淩雲:《國際貿易與環境關系問題研究綜述》,載《北方經濟》2008年第5期。
[17]萬霞著:《國際環境保護的法律理論與實踐》,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8]鐘娟:《貿易與環境問題的南北關系研究綜述》,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7年第3期。
[19] See Nature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Symposium: Sovereignty and Ec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edited by Paul Stanton Kibel, page3.

下载论文

論文《試論國際貿易與環境權可協調性》其它版本

國際貿易論文服務

網站聲明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論文下載地址 | 代寫論文 | 作者搜索 | 英文版 | 手機版 CopyRight@2008 - 2017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京ICP备170627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