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儲蓄實證研究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新經濟學論文
論文作者: 彭誌遠
上傳時間:2013/10/15 13:03:00

  摘要:從結構上看,國民儲蓄包括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通常按照資金流量表對三者進行測算是不科學的,應直接用支出法對國民經濟核算數據來進行測算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的數量。中國儲蓄率的變化趨勢主要應該由企業儲蓄、政府儲蓄來解釋,居民儲蓄改革開放以來總體上保持了穩定。
  關鍵詞:國民儲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
  
  一、引論
  高儲蓄(儲蓄占國民總收入即GNI的比重,可以用GNP表示GNI,文中所說的儲蓄均是指儲蓄占GNP比重)是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征。近年來,中國國民儲蓄有增加的趨勢,從結構上看,國民儲蓄包括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深入分析三者在國民儲蓄中比例及動態關系,有利於深化對中國高儲蓄現象的認識,並且為國民儲蓄的調節提供依據。關於這個問題,有一些代表性研究,李揚、殷劍峰(2007)通過資金流量表研究得出主要結論:居民部門的儲蓄率仍然顯著高於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但呈現長期下降趨勢;企業部門的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政府部門的儲蓄率經過20世紀的低位徘徊之後,21世紀開始迅速增長。Louis Kuijs(2005)也運用資金流量表得出主要結論:中國的高儲蓄率更多靠企業和政府來推動。何新華、曹永福(2005)也有類似的分析,得出結論: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於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這些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1)從研究數據來源看,更多依據“資金流量表”,但資金流量表中的數據存在顯著不足(下面將具體分析),從數據來源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早的資金流量表數據是1992年,因此很難根據資金流量表的數據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儲蓄情況。(2)當前的研究沒有將兩個問題明顯區分開:一是高儲蓄的主要原因,二是國民儲蓄率呈現上升趨勢的原因。上面列舉的研究中對上述問題看法不完全一致,例如到底是居民儲蓄高還是企業儲蓄高。(3)事實上統計數據中反映的高儲蓄是直接從GDP(GNP)核算數據中得到的,從數據的一致性看最好從核算數據來推算國民儲蓄的結構。筆者認為,資金流量不適合用於測算中國的國民儲蓄,本文運用支出法對GDP核算數據進行研究代寫論文。
  二、國民儲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與宏觀收入分配的測算及內涵
  為了說明問題,筆者首先對按照GDP核算數據與按照資金流量表得出的相關數據進行比較(以1997—2007年數據為例),為了表達方便,筆者將之稱為“方法一”與“方法二”:
  根據表1可以看出:(1)方法一的數據是根據2004年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進行系統修正以後的數據,因此數據口徑比較一致,而“方法二”(即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是根據不同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得到,在2004年之前與之後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從表1中的數據筆者發現,“方法二”中政府消費數據在2004年之前遠遠小於“方法一”中的數據,由於政府消費數據變小,因此“方法二”可能高估了政府儲蓄,兩者的差距在2004年後突然消失,同時2004年之後的企業儲蓄大幅度上升,進一步說明筆者的觀點,反過來證明了資金流量表僅僅在2004年之後的數據才能滿足研究問題的要求,(2)從研究問題看,通常我們所說的高儲蓄現象主要來源於從GDP核算數據中消費比重低、投資比重高,為了使研究中數據具有一致性,應該使用GDP核算中的政府消費數據。(3)2004年之前固定資產折舊占GDP比重數據小於根據資金流量表得到的企業儲蓄占GNP比例,這說明2004年之前資金流量表中關於企業儲蓄的統計存在不足,因為企業儲蓄應該大於折舊,筆者註意到2004年企業儲蓄占GNP比例大幅度上升,說明關於資金流量表中企業儲蓄的統計更接近實際。綜上所述,依據資金流量表來測算儲蓄是不合適的。下面筆者根據GDP核算數據與財政支出數據來對政府儲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進行重新測算。
  首先筆者對計算居民儲蓄、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均是占GNP比重)的方法做一說明:選擇GNP的原因在於GNP是一個收入概念,包括了國外凈要素所得。國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這裏測算的是居民、政府、企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最終情況,即各部門最終的可支配收入。(1)居民儲蓄:根據國民經濟核算表的居民消費數據以及住戶調查得到的居民消費傾向,測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居民總的可支配總收入,從而得到居民在國民收入中最終分配的份額,相應就計算出居民儲蓄占GNP的比重。(2)政府儲蓄:政府預算內收入+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消費=政府儲蓄。(3)企業儲蓄:GNP-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業收入=企業儲蓄,企業儲蓄包括國有企業儲蓄。具體結果見表2。
  根據表3的數據可知,中國的高國民儲蓄首要原因是企業儲蓄,1986年企業儲蓄就上升到第一位,其次是居民儲蓄,最後才是政府儲蓄。企業儲蓄比重高,似乎與我們的經驗不符,但人們通常看待企業儲蓄,很可能忽略了企業固定資產折舊部分,如將折舊扣除,應該是“凈儲蓄”,但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的“高儲蓄”是“總儲蓄”意義上的現象。數據還表明,固定資產折舊占GNP比重(與折舊占GDP比重數據相近)相對較高,一般發達國家折舊占GNP比重在10%左右①,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據明顯高於10%(盡管有周期性因素影響)(見表4),這說明在中國較高固定資產投資中有相當比例用於彌補固定資產的損耗,這實質上是中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反映:即投資大,但創造的增加值小,固定資產投資折舊在產出中的比重相對較大。
  上述測算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從現實來看,政府儲蓄的內涵十分清楚,值得註意的是這裏筆者計算出的政府儲蓄高於通常的測算,因為筆者將政府性基金也加入到預算外資金中,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決定》要求,從1996年起,將數額較大的政府性基金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政府性基金包括車輛購置附加費、鐵路建設基金、電力建設基金、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公路建設基金、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金等13項。
  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之間的邊界則不完全清晰。在西方國家一般將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總和叫做私人儲蓄②,在一個純理論框架中,假定企業被家庭所擁有,假定消費者按照生命周期理論所描述的消費行為安排一生的消費,顯然消費行為取決於一生的收入與財富總量,企業的紅利到底分配多少給家庭對消費者消費選擇並沒有影響,其隱含的意義是企業儲蓄與家庭儲蓄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企業儲蓄增加會被家庭儲蓄的減少完全抵消,私人儲蓄保持穩定,這被一些國家的數據所證實,例如,二戰後美國的私人儲蓄保持了穩定。從中國實際看,企業儲蓄的情況較為復雜。首先,中國存在大量國有企業,盡管從數量上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占優勢,但國有企業多分布在一些自然壟斷產業,利潤量在企業儲蓄中占據較高比重,顯然,居民在進行消費決策時一般不會將國有企業視為自己的財產,因此,中國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的可替代性大大減弱。中國國有企業儲蓄可以從國有工業企業利潤情況得到一些信息(見表4),顯然從1996年以來國有企業儲蓄呈現上升趨勢,說明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國有企業儲蓄已經成為企業儲蓄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國有企業儲蓄還是遠遠小於私有企業儲蓄。

 從中國現行統計數據中無法直接找到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因為直到當前,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既沒有所有企業的未分配利潤數據,也沒有完善的居民收入總量數據。相比之下,筆者可以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和消費數據來推算消費傾向,又通過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居民消費數據反過來推算居民儲蓄、企業儲蓄,但這裏推算出的儲蓄存在如下問題:少數極高收入家庭(擁有私有企業產權的家庭為主)在住戶調查時會怎樣回答家庭收入?一般來說,高收入者存在隱瞞自己收入的動機,因此可以設想該群體在回答自己的收入情況時並沒有反映真實情況。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住戶調查數據看,以2007年數據為例,最高10%家庭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為36 784.51元,顯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這為筆者說明剛才測算出的居民儲蓄的準確意義帶來了難度。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從現實情況看,還是能夠基本反映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情況,筆者認為這個數據是真實的。如果將居民區分為普通居民以及擁有私有企業產權的少數高收入者,根據居民的消費推算出的收入只能反映出普通居民的收入和儲蓄情況,但這裏的問題在於必須將少數高收入者的消費去除,而從定量的角度看這些少數高收入者的消費到底占居民消費多大比例沒有統計數據,因此從定性角度看,上述測算的居民儲蓄還包括了部分少數高收入群體的儲蓄,即少數高收入者的儲蓄分布在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兩部分數據之中。
  筆者給出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來說明:
  根據線性分析結果趨勢,筆者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無趨勢和截距項),得到結果見表4。根據該分析結果:殘差序列滯後一期的t檢驗值-3.50< -1.95,說明殘差是一個平穩序列。
  根據該分析結果,筆者得出結論:中國國民儲蓄率呈現出確定性上升趨勢,平均每年上升0.5個百分點,即從1982—2006年國民儲蓄率共上升12.5個百分點。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居民儲蓄率(HSR)的分析
  HSR單位根檢驗表明,無論選擇哪種類型檢驗形式,均說明居民儲蓄率是一個非平穩序列。如果選擇帶漂移的單位根檢驗形式,截距的t檢驗並不顯著,因此HSR是一個隨機遊走過程,這說明HSR不存在時間趨勢。顯然,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有居民所得份額和居民平均消費(儲蓄)傾向,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筆者給出如下分析:
  HSR=HIR×APS
  HSR表示居民儲蓄在GNP中的比重;HIR表示居民收入占GNP比重;APS表示平均儲蓄傾向。根據該式可以作如下計算:
  ?駐HSR=?駐HIR×?駐APS+HIR1(APS2-APS1)+APS1(HIR2-RHIR1)
  =?駐HIR×?駐APS+HIR1?駐APS+APS1?駐HIR
  筆者可以忽略?駐HIR×?駐APS,
  ?駐HSR≈HIR1?駐APS+APS1?駐HIR
  根據表2的數據,中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變化發生在1990年之後,而農村居民儲蓄傾向發生在1997年之後。這樣1990年之前,中國居民儲蓄率變化為APS1?駐HIR,因為APS1<0.2,而居民所得份額變化在5個百分點左右,因此這段時期居民儲蓄率變化小於1個百分點。而1990年之後顯然HIR1?駐APS>0,而SPS1?駐HIR<0,兩種因素相互抵消,因此居民儲蓄率總體上保持了穩定。
  (三)國民儲蓄率確定性趨勢上升原因分析
  這樣關於NSR的趨勢變化只能從另外兩個因素來找。顯然,政府儲蓄率GSR表現出顯著的特征是以1994年為分界點,政府儲蓄表現為先穩定下降、後穩定上升特征,且與經濟周期因素具有不相關的特點。從企業儲蓄看,1994年之前表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而1994年之後則表現出隨著經濟周期而大幅度波動的特征,例如,1993年、1994年經濟處於過熱時期,企業儲蓄率非常高,到2002年以後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以後,企業儲蓄也快速增長。因此需要考慮經濟周期因素對企業儲蓄的影響,根據劉樹成教授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年至今的五輪周期。③
  將經濟周期因素剔除,筆者可以認為1994年以後企業儲蓄率保持了穩定。根據上述經濟周期的分析,顯然,1994年與2006年具有可比性,因為這兩年從周期角度看經濟處於“繁榮”期,1996年與2002年具有可比性,因為這兩年經濟處於“平穩”期。從表3數據看,1994年與2006年、1996年與2002年的儲蓄率十分接近。根據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從政府收入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放權讓利”,政府財政收入不斷下降,1994年分稅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帶來了政府的高收入。企業收入的變動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以後)則呈現出大幅度上升,這與改革初期“放權讓利”增強企業經營自主權密切相關。在20世紀90年代則表現出總體相對穩定特點,這更多與經濟周期相關,這說明1994年以後隨著“放權讓利”的結束,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發展,企業儲蓄越來越遵循一般市場經濟規律。通過這些分析可得出結論:(1)居民儲蓄不是中國國民儲蓄率上升趨勢變化的原因;(2)1982—1994年,國民儲蓄率變化的關鍵原因是政府儲蓄率在“放權讓利”改革中不斷下降,企業儲蓄率大幅度上升,將兩者放在一起考慮,1996年與1982年(這兩年從周期看處於“平穩”期)的數據共相差6.3個百分點,可以說明這段時間的國民儲蓄率的變化趨勢。1994年後國民儲蓄率上升的原因不完全與前一時期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儲蓄率增長較快,而企業儲蓄率總體保持了穩定;從數據看,1994—2007年政府儲蓄率共上升了9.7個百分點,可以完全說明國民儲蓄率的變化趨勢。
  (四)從宏觀經濟運行實際看國民儲蓄率的變化
  從統計數據我們得出上述結論,但上述的結論存在一個明顯的不足:從表2的數據發現1982—2006國民儲蓄率上升了17.6個百分點(可以認為2007年、2008年宏觀經濟有一定程度過熱,另外,根據劉樹成教授對經濟周期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1982年宏觀經濟處於均衡運行狀態),尤其是2002年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周期中國民儲蓄率就上升了10個百分點。這與上面得出的“國民儲蓄率平均每年上升0.5個百分點,即從1982—2006年國民儲蓄率共上升12.5個百分點”存在一定矛盾。上面筆者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得出了國民儲蓄率上升了12個百分點,實質上隱含了假定2003年宏觀經濟運行處於正常狀態,而2006年則是經濟過熱,單從統計數據上看,2002年以來的國民儲蓄率的大幅度增加會被認為是一個周期性現象。但進一步分析,筆者發現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是高增長和低通脹,宏觀經濟總體上並沒有過熱。這樣,2002年以來國民儲蓄率大幅度上升除經濟周期因素以外,還有趨勢上升因素。這就涉及到如果筆者從宏觀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判斷國民儲蓄率的變化會與單純從統計學分析的結論存在差異。統計分析方法本身並無問題,但統計分析掩蓋了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與1992—1994年的經濟增長存在著本質差異,1994年經濟增長速度是13.1%,而2006年是11.6%,更為重要的是2006年與1994年相比價格指數相差巨大,顯然1994年宏觀經濟是在過熱狀態下運行,而2006年宏觀經濟處於均衡運行狀態(見表7)。

  可以認為1997年宏觀經濟處於均衡運行狀態,從1998年中國進入通貨緊縮階段,一直到2003年才走出通貨緊縮。根據劉樹成教授對經濟周期的分析,2003年以後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盡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相對較快,消費率也開始下降,與前一輪不同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但並沒有帶來明顯的通貨膨脹;而1991—1992年這一輪經濟周期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一旦提高,通貨膨脹立即出現。歷史上1992年、1993年均發生了嚴重通貨膨脹率,顯然投資大於儲蓄。因此,筆者認為,2003年以後的新一輪經濟周期的顯著特征是宏觀經濟多數年份處於均衡狀態運行。從這個角度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994年以後國民儲蓄率的變化幅度大於1994年以前的變化。如果根據宏觀經濟均衡發展理論,2006年與1996年國民儲蓄率的變化為10.6個百分點,期間,政府儲蓄率的變化為4.8個百分點,企業儲蓄率有4.6個百分點變化(居民儲蓄有微弱影響)。按照這種方法,筆者得出的結論與前面結論差別在於1994年以後國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有兩個因素,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均構成國民儲蓄率變化的關鍵因素,兩者的上升帶來了國民儲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結論:(1)中國過高的國民儲蓄首要原因是企業儲蓄,中國過高的企業儲蓄實質上體現了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從宏觀分配角度看,中國普通居民在國民收入中分配份額偏低,企業收入偏高,因此增加普通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所得份額是一個重要問題。從初次分配來看,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約為40%,而發達國家一般達60%以上④,因此加強職工工資正常上升機制建設,在企業與居民之間建立更加有利於居民的分配體制,是政府的重要任務,當然這只是長期意義上的政策。(2)中國儲蓄率的變化趨勢主要應該由企業儲蓄、政府儲蓄來解釋,居民儲蓄改革開放以來總體上保持了穩定。1994年之前隨著政府“放權讓利”改革,政府儲蓄不斷下降、企業儲蓄快速上升,居民儲蓄保持穩定,結果是國民儲蓄率呈上升趨勢;1994年以後,國民儲蓄率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儲蓄率、企業儲蓄率均呈上升趨勢。從短期政策操作看,政府必須控制政府儲蓄的快速上升,主要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將更多資金用於消費。
  
  註釋:
  ①見格裏高利·曼昆:《宏觀經濟學》(第五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②傑弗裏·薩克斯,費利普·拉雷恩:《全球視覺的宏觀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
  ③根據劉樹成教授的研究,見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2005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頁。
  ④根據《國際統計年鑒》2006的數據。
  
  

參考文獻


  [1]李揚,殷劍峰.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高儲蓄、高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5,(2).
  [2]Louis Kuijs,“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D].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633,2005.
  [3]何新華,曹永福.解析中國高儲蓄[J].世界經濟統計研究,2005,(2).
  [4]郭慶旺,趙誌耘.政府儲蓄的經濟分析[J].管理世界,1999,(6).
  [5]傑弗裏·薩克斯,費利普·拉雷恩.全球視覺的宏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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