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的“瓶頸”——國有企業改革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論文標簽:經濟改革論文
上傳時間:2003/6/7 10:57:00

的國有反正最後都得走上改制這條道,是如果主動选擇改革,所花的代价
相對要少,震蕩也可避免,現在被動流夫只使少數人得利,必然會釀成深刻的
危機。
欠債還錢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但國有企業不遵守這一遊戏規則,日積月累,不但使
整個國民經濟的為此付出高昂代價,還給中國系統深種祸根。
計劃经濟體制積累的龐大遗產,企業職工理所當然应有自己的份額。

※ ※ ※

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國有企业的國有資產是不少人展開尋皿活动的重要獵
物。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是舊體制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大重要“遺
產”。而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成了我國經濟改革中一個非常難以通過的“瓶頸”。

國有企業改革的軌跡
本節闡述了我國在处理計劃經濟體制遺產——國有企業的問題上所走過的“渐進式”道
路和開過的種种“藥方”,包括自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的
企業制度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摸著石頭過河”進行的種種改革,以及國有企業改
革的困境:想放手改革卻沒有找到“突破口”。
之所以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己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瓶頸口”,是因為國有企業現
在被“三座大山”壓住。這“三座大山”是債務过重、企業辦社會、冗員過多。這三大問題
中,由於企業办社會和冗員問題牽涉到安定团結,以及社會承受力和政治承受力問題,並非
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题,即便是在建立市场經濟方面走得最遠的廣东省,也得在1996年初推
出措施,限制企業經濟性裁員。所以大家現在寄望於通過社會保險体制改革的成功來解決這
兩大問題。而債務問題因為已成為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障礙,並到國家財政,因
此討論得比較多。
國有企業如何改革,這一問題早已成為近幾年的討論重點。從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來,到作者成書這段時間裏,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多少企業摸索出一
條行之有效的路子。界也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不再像以前搞“承包经營責任制”和“股
份制改造”時那样,總是樂觀地預言“一包就靈”,“一改就靈”。因為在經10多年改革
以後,大家已開始明白,國有企业改革的問題並不僅僅是个經濟制度創新的問題,从本質上
來看,它是一個如何處理計劃經濟体制遺產的問題,而这正是轉軌時期主要社會矛盾的集结
點。
自從1983年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個階段:
擴大企业經營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划體制,推動企業走向市場。
頒布《企業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业是相對獨
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
貫徹《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劃分政府與企業的權限.推動企業轉換机制,政
府轉变職能,進而推行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從利改稅、放權讓利到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從單項改革到多项改革,進而到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風風雨雨十幾年,什麽藥方都用過了,可以說還沒有找到包醫國有企業頑癥
的靈丹。如前所述,曾有部分经濟學家提出用股份制改組國有企業,但是經過5年的試驗以
後,發現效果並不理想,只是使許多企業成了“翻牌公司”。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
立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劄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並將現代企業制度的特點概括為“產權清
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這十六個字。當時許多人的理解是:十六字真訣的要
點是前八個字,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把企業的所有权和同有資產管理權劃分開,確立企業的法
人财產權。但這一條從理論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弄清楚的改制措施,而實際上可操作性不強:
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級機關委派的,且不知哪一天又会被更換,所有權又如何与法人財產權相
分離?一些国有企業的經營者更妙,總是琢磨著如何從国有資產存量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
“經營者產权”。按待“經營者產權”论者的說法,仿佛虧損連年的國有企業只要劃出一部
分作為“經營者產權”,重新進行利益組合,馬上就能扭虧為盈,資產就能極快增值。
對這種說法,除了能分得“產權”的經營者之外,深諳國情的人士都不做此想——類似
的說法在“股份制改造”時說得太多了。
正囚為如何改還處於迷茫狀態,從建立企業制度的決策出臺至作者寫完此书時,中
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一直還停留在籌劃階段,實際動作很小。在沒有找到更佳方案以前,
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就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了,或“摸”著進行有限責任公司的改組;或
“摸”著進行中外合資,利用外資“嫁接”改造老企業;或“摸”著進行破產兼並。受了
“股份制改造”的啟發,知道一家企業可以拆成若幹股份,形同被人收購;也可以只賣少部
分,自己仍旧控股掌握經營權。於是各地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紛紛出售大比例股份
給外商,人稱“皇帝女兒嫁鬼佬”,許多中国的名牌產品都紛紛掛上“中外合資”的招牌,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富有特色和富有中國特色的事情。這類“皇帝女兒嫁鬼佬”的
事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有的是只賣一個企業,有的是賣一個集團,有的甚至是出售整個系
統。
國有企業“嫁”外啊,井非今日今時的發明。早在陰年代後期,就有人提出用外資改造
老企業,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資企業。但因為一直想讓外商“嫁接”改造經營管理不善
的老企業,而这些企業缺乏吸引力,因此這項改革多年來沒有成效。而現在“出嫁”的國有
企業因多是“靚女”,對於外商來說,通過購買控股權取得中國優質企業的經营權與無形資
產,既可不冒辦新企業的風險,又可以更快地打入中國市場,故此出資動輒逾千萬美元,甚
至逾億美元。毫無疑问,這種“嫁接”是國有企業轉換經营機制的一個重要契機,但并非所
有的國有企業都可以這樣做,大批國有企業只有另尋它途。於是不少企业就搞假兼並、假破
產逃避債務,人稱“大船擱淺,舢板逃生”,即將債務及老弱病殘留給原企業,將有效資產
和技術骨干、精壯勞力組成一個新的企業,以规避債務,另謀。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不免互相埋怨:企業抱怨政府部门始終不肯給他們徹底松綁,更有
部分企業則抱怨政府沒有給它們在融資上提供方便;而政府則不斷發布各種統計數據,證明
企業的毛病出在它們自己內部,與政府行為無關。到了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思路
又出現一個新的轉機:抓大放小,即抓住大國有企業,放開小的,讓國有中小企业搞活。而
许多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能不能搞活,卻讓人懷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廣東韶關的一次
調查為例,就證明作者这種懷疑並非杞人憂天。
筆者先後走訪了10多位當地體改部門、政府主管部門以及企業的負責人。他們對
國有企業下一步的改革持不樂觀的態度。體改委主任胡XX及企改科科長說,自從1984年以
來,他們一直按照國家部署的體改方案進行,1992年以前主要在計劃体制框架內作文章,
圍繞經營方式進行改革。直到1992年才开始進行產權方面的改革,搞了一些股份制企業,
開始時因籌集到資金,運作不錯。但到了1994年就出現困難,有幾家股份制企業效益不
好,股民意見很大。而一些廠長經理們開始因搞份制能筹集到資金,很歡迎改革,但後來分
紅的压力一大,就覺得上当了,不該搞,大家评價經營承包責任制是“頭痛医頭,腳痛醫
腳”,而股份制則是“开錯了藥方”。
這些在基層搞體制改革的人士反映說,當地除了破產這種改革形式沒嘗試過以外,其余
所有的辦法,如出售、兼並、租賃、承包都尝試過,沒發現哪種方式是國有企業改革行之有
效的“藥方”。改革越到“深水區”,就越缺少利益驅動機制。不少企業的經營者已喪失了
改革熱情,都抱著混一天算一天的態度,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時這樣說:改革是找死,不改革
是等死。大家也都知道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但是出路何在?他們曾嘗試過到香港去出
賣中小國有,結果無人问津;回來動員職工買,但職工對企業沒有信心,不願意出錢
買。他們認為,如果要出售企業,就不能過分強調“國有資產不能流失”這一口號,在產權
界定方面要松動一點,否則就不會有人買。一位在財經委主持工作多年的負責人更是直截了
當他說,國有企業從体制上來說有很大毛病,僅依靠改革很難奏效。
在這次調查中,筆者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不少虧損企業的厂長經理對“政企分开”
很有意見。細問之下,才發現他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一點:政府不出面為他們到們行疏通,
他們根本借不到錢。所以他們反對在企業困難的時候,政府割斷銀行資金供給的臍帶。
總之,近幾年企業制度的改革看起來轟轟烈烈,各類傳媒不斷報道它們在分流富余
人員、制定公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结構等重點難點上如何努力掘進,但沒有實質的進
展卻有目共睹。這一點有事實為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国百家
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的結束,將從原定的1996年底延遲到1997年底。將這些事實聯系起
来,就知道國有企業的改革正面臨著非常尷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卻沒有找到“突破口”。

无法回避的所有權問题
所有權問題最終是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因為我國國有企業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對各種
資源的高度壟斷,这就使得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成了一個悖論:在產權关系上,名義上的
產權所有人連自己到底有多少財產都说不清,更無從談得上如何支配及全權轉讓。“所有者
虛位”的結果是使國有資產的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使國有資產成為“內部
人”的尋租對象。
怎樣搞活國有企業,這並不是時至今日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經濟改革由進入
城市階段之初,這一問題就已非常尖銳地擺在人們面前,并被當作首當其沖需要解决的問
題。为什麽總是解決不了?其實只要將改革思路一理,就明白根源在何处了。
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無論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產權問題,二是企
業的運行機制和外部環境是否相容的間題。繞開這兩個問題去談改革,肯定是徒勞無功之
舉,因為前者決定了中國企业行為政府化,而已经政府化的企業無法適應日漸市场化的外部
環境。這一点己為事實所證實:在80年代末期,國有企業還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
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虧損,還有三分之一暗虧。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
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現這樣令人震驚的情
況:這一年的頭4個月累計,國有企業利潤盈虧相抵后凈虧損215億元,而1995年同期為
盈利151億元;國有企業生產增速僅5%,明顯低於正常運行区問,企業庫存上升,产
銷率下降,出现了上少見的盈利不抵虧损的全領域凈虧損。
上述情況說明,國有企業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中國18年的改革歷史就會发現,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逼”出來的,也就是
說政府總是在局面無法維持下去的時候,才迫不得已背水一戰,放手放权。18年前是農民
活不下去了,於是就放手讓農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農村改革;在解決不了城市就業
的壓力以後,就放手讓人们自謀生路,於是就有了民營企業、乡鎮企業。廣東不是國有企業
重地,於是放手讓它搞改革,搞經济特區;而上海因是國有企業經济重地,國家財政命脉所
系,前些年一直不讓越雷池一步。而結果是放開一點就活一點,不讓放開就死路一條。
应該說,國有企業陷人這種困境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中国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
繞开一些根本問題進行的,也就是說一直是在外圍作战,沒有深入“病根”动手術。從淺層
次看,造成國有企業困難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總需求得到抑制後,市場由供不應求的
“賣方市場”转為供求平衡直到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從而導致企業銷售不暢的矛盾加
劇,產品積壓上升,生產率下降,產銷率偏低。針对市場疲軟這一,1996年人民
銀行連續通過取消保值貼補率和兩次下調利率,指望此舉刺激消費,降低產品積压率。但幾
個月過去,看來收效甚微。針對者化、技術落後的問題,政府則采取註入資金,大搞技
術改造,對生產要素重新進行優化組合等方式,促進企業进行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但是在
所有的措施陸續出臺以後,並沒有出現預期的结構大調整、技術大進步、存量大流動的局
面。人們从各類傳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国有資產的經營狀況令人担憂:國有企業資產損失
和資金掛賬問題突出,空殼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數的1/4,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財政難
以步人良性循環。而國有企業負債率過高(平均達70%)這一事實,已使人們預感到:如
果再不著手解決國有企業的深层次問題,任其將危機轉嫁,最終的結果是拖垮銀行,導致金
融危機。
國有企業現狀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引起的。這個深層次問题就是前面所談到的所有權問
題和企業運行的外部環境問題,其實質就是國有企業的运行規則和市場法則能不能相容
的问題。
針對所有制改革問題,界倒是動足了腦筋,先是將“所有權”變為“產權”,“私
營”变為“民營”,使“產權重組”这一舉措避開“私有化”的惡名,免受攻擊。但在所有
权這一問題上如何改革,一直存在互相對立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認為“只有國有大中型企
業才能救中國”,另一種則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擺脫困境。這兩種看法都把所有制的變革看
作是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雖在實踐中遇到不少困難,但卻頑強地堅守“陣地”,“抓
大放小”的決策出臺後,它只是丟了效益不好的小企業這一塊已成為“雞肋”的資產;後者
因一直存在事前的性制約,沒法公開討論而停留在含義模糊的口号上,井沒有什麽更明
確的思路和實施方案。
筆者在這裏只能說一點:產權亦即所有權問題其實最終是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因為
只有形成“所有者在位”的產權關系才能讓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有效地承擔資產責任和財產損
失,而且這一点恰好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中國国有企業生存的窄景是政府對各種資源的高
度壟斷,這就使得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成了一個悖論:在產權關系上,名義上的“產權
所有人”即人民連自己到底擁有多少財產都說不清,更無从支配及全權轉讓“所有者虛位”
的結果是使國有資產的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所谓“財產權利私人化”,是指
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又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财產的權利這一事實;財产責任公有化是
指不管是出於什么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責任,而由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亦即
國家來負。這种既擁有支配財產權利卻又無須承擔財產風險的現象是中國國有企業病根所
在,是計劃經濟体制遺留下來的一份難以消化、也不可能避開不加清理的遗產。中國經濟
展己進入相對平穩的階段,國有企業所有的問題都已暴露,但又還不那麽十分尖銳,應
该說是改制的最後時機。如果放弃這一時機,可能等到允許討論之时,已經喪失了討論的意
義。目前的事實是:在許多中小匡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自發的或非正式的私有化,
即未經許可而將財產轉化為私人資產這種事情已經非常普遍。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國有資產
流失的去向較集中,主要是由國有利集體企業流向鄉鎮、私營企業或個體戶,由企業流向個
人。如某國有企業曾發生较大資產流失13起156萬元,其中12起130萬元流向非國有企
業,少數人在這种流失中獲利。可以說,自實行承包制以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門就打開
了,不少地方陷入一個“經濟怪圈”:一些國有企業越來越窮,职工收入越來越低,而承包
人的私人財产卻在不斷膨脹。不少承包者将原企業弄得不死不活以後,就去另辦企業或另买
企業一展其當“企業家”的“淩雲之誌”——這種現象人稱“窮廟富方丈”。在這樣的企
業,國家資產,職工血汗,最後都流進了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虧損累累,朝不保
夕,職工們得到的只是一個企業空殼——“主人”名義和低微的收入。他們没有淪為新生的
城市貧困階层就已屬萬幸,以此觀之,就可知的國有企業反正最後都得走上改制這條
道,是如果主動選擇改革,所花的代價相對要少,震蕩也可避免,現在被動流失只
使少數人得利,必然會釀成深刻的危機。
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說明的是這樣一點:在產權問題上所受到的政治約束太多,而这一約
束也並非是哪一個政治人物就能解除的。這10多年改革給我们最重要的啟示是這樣一點:
只有在政治上具备可行性的政策才可能得以實施。某些政策經濟上合理,政治決策程序上卻
無法通過,因此也無法得以實行,在這樣的問題上批評政府也幹事无補。關於國有企業的產
權問題,實際上就屬於這類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無法解決,也就使國有資產成为“內部人”
的尋租獵物。
從1995年開始,國際經济學界在中國和前蘇聯東歐经濟轉軌時提出了一个“內部
人控制”的概念,這個概念認為國有企業在轉轨過程中或者由管理人員控制,或者由工人控
制。在中國有必要對“內部人”這一概念進行修正:以國有資产不斷流失這一形式表現出來
的瓜分計劃經濟體制遺产這一過程,主要是由國有企业的負責人與他們的少部分親信,也就
是經理廠長們本身無法回避的財務部門負責人與辦公室主任、人事部長之類,俗称廠長經理
的“三驾馬車”進行的,廣大工人沒份參與。而且更要註意的是,自從擴大企業自主權以
後,廠長、經理们往往用自己的親族成員做本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员,部分中、型企業家族化
現象比較常見。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必須註意這一事實:
並非企业經理人員和工人共謀瓜分国有資產,而是企業經理人員小集團共謀瓜分國有資產。
像“甘化窩案”那種全公司四分之一的員工利用職權侵吞公款的例子,在中國畢竟非常罕
見。筆者曾與某市一位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的負責人谈過,他感嘆說現在的經濟犯罪分子手段
越來越高明,即便有線索,追查起來也困難重重,除非檢舉者是負责人原來的親信,如財務
部長、辦公室主任和人事部長等類原來參與機密者,才能提供一些舉證材料,否則就很难查
下去。他說,“作為一個公司老總,只要將財务部門負責人、辦公室主任這幾个人‘搞
惦’,這個企業就等於是他的私人公司一樣。”這話說的是事實,筆者知道一個公司,該公
司总經理任職四年,其主要業績就是將該公司在市中心的地皮一塊接一塊地賣出去。據職工
推测,通過這幾次賣地,這位老總拿到私人腰包的就有一千多萬元。該公司職工雖有檢舉
者,但有些檢舉信卻又回到這位老總手中,手寫的信還交由人事部長查對筆跡。而這个公司
下屬的一家二級企業負責人只有40多萬的行賄問題,卻因該公司检舉而被抓。由此可
見在企業資產流失过程中,財務人員的配合相當重要。
近兩年一些國外的經濟学者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得出了一些和事
實並不相符的結論,如“内部人控制和經濟的市場化為經營者谋取利益(合法的或非法的)
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自由。一個經營者能夠謀取多少福利或者個人利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
獲取多少利潤,所以能提高经營積極性”,這位学者元疑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有企業的“假老
板”們获取利益是依靠哪些途徑,事實上許多企業的經營者的個人利益是通過“富了方丈窮
了廟”的方式来獲得的,這方面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筆者曾為某公司策劃過出讓其下屬企業一事,當時股份制公司比較難通過审批一關,其
下屬一家虧損企業正是有限責任公司,有人願意出300萬元買這“空殼公司”,該公司總經
理不同意。過了不到兩個月,這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卻以160萬元的價格賣给了另一買主。為
什么不是按市場規則價高者得?說穿了就很簡單:據買方私下告訴別人,賣方負責人個人從
中漁利60萬元。
另有S市某。國有集團公司,牌子響亮,但連年虧損。到了1996年下半年,已有幾个
月發不出職工工資,公司賬戶上據說只有5萬元。但这並不妨礙該公司老總同時養4個情
婦,這4個情妇都有房有手提電話,其中有两位還有豪華車。該公司職工說,這老總養情婦
的錢從哪里來的?還不是從公家那裏想辦法“挪”來的。

國有的運行機制與市場法則的不相容性
我國國有企業的主要是經濟系統和系統的功能嚴重混淆引起的,結果使國有企
業的遊戲規則和市場經濟法则不相容。不相客的第一點在於:國有企業的經理層所受到的約
束不是來自市場,而是来自政府主管部門,這就導致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將主要精力花在经營
“領導”而不是經營企業上,從而使企業效益低下、大量腐敗現象叢生;不相容的第二點在
於:國有企業缺乏資本運營的概念,在資金問題上和銀行現在的關系破坏了市場經濟的遊戲
規则,並使我國系統禍根深種。
現在還需要討論在所有者虛位的情況下,企业的運行機制和企業的外部環境有多大相容
性的問題。
在實際操作中,針對“所有者虛位”所做的改革可謂是花樣出盡:兼並、破產、股份制
改造、成立有限責任公司、企業集團化、企業托管……等等,但這一切近乎於纸上談兵。在
所有的改革中,成功的只有一類企業:“嫁”給外資且外資又是能“話事”的最大股東的企
業。為什麽會如此?看看這些企業,再看看民營企業,就不難明白,原因就在於民營企業的
遊戲規則和國有企業大不一樣。民營企業的遊戲規則与市場經濟體制是相容的,而國有企業
的遊戲規則和市場經濟體制是不相容的。可以說,我國國有企業的问題主要是經濟系統和政
治系統功能嚴重混淆引起的:政治系統的主體是政府,經濟系統的主體是企業和財團,二者
的功能混淆,其結果就是出現國有企業種種難以治愈的頑癥。
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第一點在於:國有企業经理層所受到的約束不是來自
市場,而是来自上級,即政府主管部門。
為什麽在國有企業改革間題上這些年來花佯出盡,卻難收實效?就在於大家忽視了
一個基本事實:在四方那種股東主權的模式里,經理階層的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問題,
都是山外部股東來加以校正。而外部股東要發揮其作用,必須通過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評定
公司價值和轉移公司控制權功能的資本市場,還要通过一些其它的制度安排,如競爭性的、
買賣經理人員和工人的勞動服務的勞動市場。但在中國這種轉軌時期,這两種市場都是
缺少的。正如在第一章 中所說的那樣,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其經營班子人員基
本上由原來的班子演化而來,或由政府任命。後來一些地區搞的所谓“國有資產委托經
營”,受委托人其實還是由政府按任命幹部的方式挑選,並且基本上是委托給原來的經營班
子。這些由政府任命的各級廠長、經理們在企業內早就形成了強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级主管
部門以外,没有任何一個外部當事人擁有決定或制約的权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東大會,
也不能因為厂長、經理們經營表現不佳或有貪汙讀職等道德風險行為而將其解職。正因為如
此,對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來說,在現階段“經營領導”(即維系好自己與上級部門的
關系)比“經營企業”更重要。
造成廠長、經理角色錯位的根源在於體制。從上來說,作為國有企業的廠长、經
理,其職責應当是用自己的才學和膽识經營、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為職工謀利益,
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在這種體制下,面对現行任用、考察廠长的方式和標準,廠長們
必然要產生對上的依附性、服從性和被動性。他們必須在“眼睛朝上”還是“眼睛朝下”之
間作出選择。如果選擇“眼睛朝下”,將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產經營上,他們認為这只是
出於良心和责任感的驅使。因為企業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個人的待遇也不會有大的
改觀。更讓人想不通的是,往往一個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會覬覦這個位置,這時
候,明升晴降往往是將原廠長、經理調離的常用手段。發生在黑龍江省的轟動一时的中聯商
廈總經理“劉云珍事件”和“世一堂”廠長“劉巍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兩個事例。這兩
位都是公認的能幹企業家,但均因不善“經營領導”而被免职。選擇“眼睛朝上”,苦
心經營好與上級領導的關系,即使把企業搞糟了,甚至弄得資不抵債,位子照樣坐,待遇照
樣拿。即便把國有資產化為私人財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應有的制裁。面對自己
的前途、命運,許多廠長、經理們都很“明智”地將很大精力放到了“經營領導”,即经營
人際關系上。保位於、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壓、盼提拔等等,就是廠長經理們花大力
气經營人際關系的真正原因。在廠長、經理们還是“官員”、政企還未分開的利益機制牽引
下,“經營領導”和領導被“經营”,就成了國有企業所有頑症的根源。因為被“經
營”的領導往往憑關系親疏。個人好惡來選拔企業经營者,不幸的是企業的利益往往和官員
們的私人利益相背離,其結果就出现了“內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機”,國有資產處於
不斷流失之中。可以說,中國建立企業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企业無上級”,即
企業經營者的產生機制問題,就无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
企业經理層“經營”領導層是一種极為惡劣的腐敗行為,其後果相當嚴重且令人切齒痛
恨。從現實来看,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的腐敗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貪汙受賄。據統计,廣州市1982年至1989年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貪汙受賄案件,
76%都發生在國有企業;1992年至1994年,貪污受賄案中,發生在國有企業的占全部案件
的70%。
二是公款吃喝玩樂,據對大連、武漢、石家莊400多家高檔娛樂場所進行的調查,有
60%的公款消費者來自國有企業,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賭博、嫖娼費用。湖北棗陽市是個
100多萬人門的縣級市,每年用於公务活動的公款招待費近2000万元,占全市財政收入的
1/10。
三是隨意安插親信,將整個企業變成等同於私人企業的獨立王國。有的企業領導大權獨
攬,把國有企業當做自己的私人企業,大量安插自己的親屬、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帶利益集
團,如深圳海诚商貿公司總經理文石興,安排在公司中的親友達130多人,占公司總人數的
17%,其中擔任中層幹部的18人,占中層幹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
能在那裏為所欲為,成功地卷逃巨額公款出國。曾聞名全國的“改革家”、“優秀企业
家”、“優秀廠長經理”、“勞动模範”,並發明了企業改革經驗《馬氏管理法》(即責任
價格控制法)的陕西內燃機配件一廠原廠長馬宏業,是位人稱“流氓、流氓、作風
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擔任該廠廠長期間,該廠暗無天日,債務累累,職工饱受欺
壓,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職工的淫窟。
四是搜刮國有資产,或以任職的國有企業養自己在外办的“暗廠”、“暗店”,致使
“廟窮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產權轉讓時,亂界定产權,低估國有資產,
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關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將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通訊等一
切費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類之外,其余的腐敗行為因屬於“隱蔽”性質,在目
前很難受到制裁。
《工人日報》1996年5月川日發表的《是誰豢養了這只碩鼠》一文中,記載了這樣一
件事情:遼寧省朝陽縣試验設備廠原黨總支書記兼廠長王香堯承包該廠,五年來毀掉了廠
子,吃肥了肚子,撈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一走了之。已經半年多領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
怒了。1995年8月22日,約200名工人集體找到朝陽縣政府,要求向王香堯討債討房。在
一位副縣長的辦公室,工人們堵住了王香堯。數十名工人聲淚俱下地控訴他:“你把我們後
半輩子的飯碗都砸了,还忍心花我們的血汗钱去買新房,你是黃世仁,還是共產黨?”“你
家閨女結婚戴6個大金戒指,我們連退休金都沒有了,你還狠心去買新房,你有良心嗎?”
身患癌癥的王素琴和老伴都是該廠的退休工人,領不到工資,生活無著,急得當場抽搐……
按說200多工人集體上訪告“貪官”,理應引起有关領導重視,事實上却仍無結果。直到
1996年3月,由107名工人簽名的揭發信交到记者手中之前,歷時18個月,1537人次的上
訪,竟然未能觸動工香堯這只“吃”公肥己的“碩鼠”絲毫,直到见之時為止,他仍然在经
過兩次裝修的豪华新居頤養天年。
以深圳市為例,僅從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調查國
有中黨員幹部違法違紀案例:384宗,占立案總數的48.4%;处理363人,其中企業
各級領導幹部共312人,占企業中受處理人員的77.04%。無庸諱言,這许多腐敗行為都
是和黨政機關的腐敗分子沆瀣一氣,互相勾結進行的。可以說,國有企業的廠长經理們只要
“經營”好上级,這類公開和“隱性”的腐敗行为並不妨礙他們穩坐厂長、經理寶座。
這種腐敗行為的後果是嚴重的:它破壞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妨礙了改革的深入和現
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助長了腐敗的惡性蔓延,使巨額國有資產處于不斷流失之中;踐踏國家
的尊嚴,損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人們對改革的期望和熱情……從上述這些后果
來看,企業经理層“經營領導”這种行為的惡劣,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國有企業運行機制和市场體制不相容的第二點表現在它缺乏資本經營的概念,在資
金上和銀行的关系不但無助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破壞了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國有企業缺乏以資產運營為核心的企業運作机制。不少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在企业的
問題上基本上依賴国家撥款、給政策。可以說國有企業普遍缺少一種“找錢”的思路,缺乏
對低成本資金的利用,也就是說缺乏資本經營的經驗。不少股份制企业利用發行股票籌集到
资金後,也岡經營不善而使資金虧損。
實行“撥改貸”以後,許多国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幾乎全部未源於銀行貸
款,差不多等於白手起家,無本經營,这就造成了很多國有企業高達75%以上的負債率和
极高的利息成本,有的甚至高达100%。據國家計委的資料顯示,1993年國有企業負債
率平均達68.2%,若扣除潜虧、明虧、掛賬等各種侵吞資產的情況後,實際負債率為76
%;若按“两則”實行後的調整數字估计,國有資產現有資產負債率平均為83%。而且這
些債務的來源單一,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大多數債務的償還可能性很小。由於企業和銀行的
關系如此,今天這種惜貸關系也使企業噴有煩言,認為不少利潤轉移成融資成本,利息
與利潤的變化加重了企業的负擔:1980年利息與利潤比卒是1:0.033;1990年是1:1;1995
年是1:1.73。這樣就在銀行和企業之間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企業需要銀行俏貸,而惜貸
的高利率加上惜貸成本(如信贷員的“回扣”,銀行負責審批者的“好處費”以及惜貸關系
建立過程中的大雖“交際費用”等等),又使企業不堪重負,於是從拖欠貸款到逃废利息,
銀行的爛賬不斷增多。信貸資金过多沈澱,風險不容忽視。1996年年月,廣東某市體
改部門對轄內的金融機構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各家國有商业銀行資產流通延緩,風險上
升。該次調查涉及的金融機構(含網点)共有870個,總的存款余額(賬內外)64.37亿
元,總的貸款余額(賬內外)71億多元。按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64.37億元存款,該
市可用的信貸資金只有48.3億元,而實際贷款余額為71億元,存貸比例失調,各家銀行
為弥補逆差,主要靠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平衡,超負荷經營十分嚴重。
這次調查對“三项貸款”的表明,“三項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實际上能按
時、安全還回來的貸款所剩無幾。整個銀行系统的經營效益並不比國有好多少,調查顯
示,該市銀行1995年虧損3.5億元,1996年上半年的虧損數字是2.86億元,其有商
業银行虧損2.44億元,占85.35%。1995年,五家國有商業銀行的綜合年收息率為
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銀行的經營舉步維艱。貸款回流率和信貸资金
用轉卒下降,減少了可用資金,使銀行的資金運作更加困難。大量銀行信貸資金的沈澱,削
弱了銀行的應急償付能力,一旦觸發擠提存款風潮,就會由於難以確保提現而觸發支付危
機,進而導致風波。有關人士透露,广東除廣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銀行經
營不尽如人意,潛在的金融危險是存在的。廣東在全國的銀行中還算是實力雄厚者,其它省
的銀行狀況只會比廣東更差。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1996年7月15日透露,我國國有銀行逾期貸款和到期還不了
的貸款,大約占20%的比例。其中12%是逾期貸款,6%是企业逾期三年但企業並沒有破產
的貸款,2%是企業開始破產的那部分貸款。戴相龍估計,目前我國銀行呆賬比例大約在3
%到4%,為此,央行每年從贷款中提取1%的呆賬准備沖銷,1995年沖銷了200多億元,
1996年可能會更多一些。據《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11月7日登載的一條消息,某省人民
銀行一項調查結果使人觸目驚心:該省三年累計破產企業479家,破產時資产總額22.7億
元,而积欠銀行貸款本息高達26.6億元,銀行信貸資產面临極大風險。而另一份調查也指
出企業“破”銀行“產”的潛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戶企業,資
產總額達2.212億元,而負債總額却高達4.9413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223%,已嚴重
資不抵債。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破產企業積欠銀行貸款本息3.8315億元,是破產企業資產
总額的1.73倍。在已清偿完畢的42戶企業中,銀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償率只有3.3%。
照此推算,全部企業清償完畢的諸,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萬元的清償,將有3.705億元的
信貸資產付諸东流。除此之外,銀行資金大量被虧损企業無償占用,非国有企業和其它資金
需求者貸款的條件更加惡化,它們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更大,其更困難。
廣東某市對金融機構的调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項貸款占總貸款比重(逾期貸款、呆賬貸款、呆滯貸款)
  50%
60%
70%

貸款回流率(收回貸款與發放貸款之比
    73%
 
信贷資金周轉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這種銀行和企業機制的悻論反应,導致銀行的嚴重虧損。欠債还錢本是市場的基本
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根本不遵守這一遊戲規則,日積月累,不但使整個
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此付出高昂代價,還給中國金融系統深种禍根。據公布的有關資料,我國
銀行的自有資產仅占全部資產的7.02%左右,負債率高達90%以上。而到了1996年底,
銀行的自有資產已下降到3%左右,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份統計表明,到1995年底,中國
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約占5萬多億銀行貸款的60%。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債務因果鏈:國有企
業欠銀行,銀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個人儲蓄者)。有人主張將銀行債務變成股權,這個主意
之糟糕,就在于設計者沒有想到這一提议無異於飲鴆止渴。企業因债務負擔過重導致生產經
營困難甚至生存,這僅僅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受高债率困擾的企業,其發生困難的根子
往往不是債務本身,而是投入的產出率大低;不是被銀行抽走的利潤大多,而是自身產生的
利潤太少。有材料顯示,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利潤率己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於银行
貸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國家計委對上海6匕京等八省市25s6家企業虧損原因的調查顯
示,造成企業虧损的宏觀管理因素占9.2%,政策性因素為9.09%,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
因素則占81.7%。對這種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業,用非經濟手段實行“債權改股
務。有的學者已提出把國有改革與保障制度改革結合起来,劃出1/4到1/5的
國有資產,進行公開拍賣,然后轉換成養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規定進行長期投資,同時對
於全國國有企業職工統一按照工齡設立個人保險賬戶,這個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能部分償
還企業欠職工的債務,有關方面和界應從可行性與經济可行性出發,認真
一下這個。計劃經濟体制積累的龐大遺產,企業职工理所當然應有自己的份額。
毫無疑問,国有企業改革已經成了經濟改革的一個“瓶頸”,如何通過这個“瓶
頸”,處理好計劃经濟體制這一份龐大遺产,既關系到社會公正,又是社会安定所系,而且
也是中國體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國有企業對銀行的负債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其實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這一點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的看法為證:“對中國来
說,比人民幣自由兌換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國有企業的改革直接到宏觀
經濟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發育,而宏觀調控的好壞和資本市場發育的程度是一個国家能否實行
资本項目可兌換的決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
力還比較強,還能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較好的社會環境,失去这一時機,留下的遺憾將無法
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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