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貧困的現狀及其原因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上傳時間:2006/1/17 14:36:00

  直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國的貧困一向被看作為一種現象。這不僅因為農村的貧困人口在全國總貧困人口中占很高的比例,而且還因為當時城市的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也是微不足道的。1992年世界銀行出版的報告《減少貧困戰略》,對我國八十年代城鄉贫困人口的比例進行了估算,其估算結果表明,1980年農村貧困人口的比例高達28%,然而即使对城市居民使用了更高的貧困線,當时城市的貧困人口的比例僅為2%左右。根據以上比例出的農村貧困人口總數是2億多,而城市貧困人口總數為4百萬左右,前者是後者50倍。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國城鄉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下降。根據上述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1989年農村的貧困人口仍有1億3千萬,而城市的貧困人口只是1百萬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的比例被估計不到0.4%。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銀行給出的城市貧困的數字有低估的可能性,正如一些學者所提到的,它可能來自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用的城市貧困線有可能是低估的;二是城市中的農村流動人口沒有被包括在內。然而,即使對这兩方面的誤差加以修正,城市貧困的嚴重性,無論就其規模還是就其相對比例而言,都遠遠小於農村貧困。這也是一個國內外貧困研究學者的一個基本共識。
  
  可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我国經歷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低速增長,城市居民收入也是緩慢上升,加上收入差距的擴大,城市貧困的變動趨勢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也就是說城市貧困人口的比例從以前的下降趨勢转變為逐漸上升的趨勢。美國學者阿齐茲?卡恩利用中國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的兩次调查數據估算了1988年和1995年城市的貧困發生率。他的估計结果表明1995年的貧困發生率比1988年上升了12%。更有意義的是,他發現1995年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更加惡化,這主要表現在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是下降的,離貧困線的距離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這樣一種结果用測量貧困的另一個指標"貧困距"來表示,意味著貧困距的上升。
  
  到了上个世紀末,我國城市貧困的狀态變得更加嚴重。城市內部居民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失業和下崗職工突發地大量增加,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與的相對落後,都从不同方面加劇了城市貧困的惡化。城市貧困的嚴重性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有的外國学者把近幾年出現的城市貧困稱為中國的"新贫困"。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济研究所"城市貧困與失業下崗课題組"與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學者共同合作,於2000年初在國內13個城市對5300个住戶進行了抽樣調查,获得了第一手資料。13个城市分別是北京、沈陽、錦州、南京、徐州、鄭州、開封、平顶山、成都、自貢、南充、蘭州、平涼。在掌握調查數據的基础上,中外合作者進行了兩年的和研究,取得一些有意義的研究成果? 在此作一簡要介紹。
  
  首先要研究的問題是:相對於九十年代中期,上个世紀末城市的貧困發生了什麽變化?它是有所緩解呢,还是更加惡化呢?為了回答这些問題,我們利用课題組的調查數據,借助于國家統計局研究出來的城市貧困线,分別估算出1995年和1999年兩個年份13個城市的總體貧困發生率(即貧困人口的比例)。我們發現相對於1995年而言,1999年貧困發生率上升了10%左右。更令人吃驚的是,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與貧困線的距離(即貧困距)進一步拉大,這表現在1995-1999年期間估計出來的貧困距上升了36%。這意味著城市的貧困面不僅在擴大,而且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也在加深。
  
  其次,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城市貧困的现狀和地區分布如何?為了發現有關的答案,我們在估计了13個城市的總體貧困發生率的同時,又分別估计了各個城市的貧困發生率。估計结果顯示,1999年的總體贫困發生率是5.9%,由此看來城市貧困人口大約為2300萬左右。更應該指出的是,貧困人口的地區分布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貧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城市和傳統占主導的城市。我们的估計數字顯示,沈阳、錦州、鄭州、開封、成都、自貢、南充的貧困發生率都高出總體平均水平,其中錦州、開封和自貢三市的贫困發生率分別比總体貧困發生率高出57%、101% 和179%。
  
  接下來的另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麽人更容易陷入貧困?我們的分析結表明下崗或失業人員的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遠遠大於在職職工家庭,前者的貧困發生率比后者高出6倍。這意味着城市中的貧困更多的是與缺少就業機會聯系在一起的。還有一部分家庭,由於個別家庭成員體弱多病或身有殘疾,也更容易陷入貧困。正如我們的估算結果所顯示的,這部分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比一般家庭要高出2倍半。碰巧一個家庭又有失業或下崗人員,還有體弱多病或殘疾成員,那麽該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比一般家庭高出10倍以上。另一方面,城市貧困又是與家庭戶主的文化程度密切相關的。與户主為大專文化程度的家庭相比,戶主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高出9倍,而戶主為小學文化程度的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要高出12倍以上。從戶主的職業來看,作為非技術工人的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如果工作缺乏穩定性,或者就業於城市小集體,也會帶來更高的贫困發生率。
  
  到此為止,我們還是僅仅就城市居民的範圍來討論城市貧困問題。如果把長期居住在城市中的農村流動人口也包括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内,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農村流動人口更是一組脆弱的人群,他們更加容易陷入貧困狀態。根據我們的估計結果,農村流動人口的貧困發生率比城市居民高出2倍以上。
  
  在討論貧困時,我們不僅要關註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還應该註意到那些收入雖在贫困線以上但是其消費水平低于貧困線的貧困人口。划分貧困人口,既可以按照收入標準,也可以按照消費標準。按照收入標準,這部分人群並不属於貧困人口,他們的收入只是稍高於貧困線,因而經不起任何收入或就業上的動荡不安,很容易陷入貧困狀態。他們也許以前經歷過生活上的困难,不得不借債度日,也許為了應付將來更大的必要支出,現在只能將其消費水平壓低到貧困線以下。由於他們的消費支出低於貧困線,我們把他們划定為消費貧困人口。根據我們的调查數據推算,在1999年消費貧困人口大約占全部人口的6%左右。不難理解,消費貧困人口的比例在各個地區之間是不同的,在經濟增長較為缓慢的城市,下崗失業率較高的城市,社會保障能力低下的城市,消費貧困人口的比例就明顯偏高。  城市貧困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在这裏我們著重強調其中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城市中下崗失業人員的大量和突發式的增加是導致上个世紀末城市貧困惡化的一個首要的因素。僅從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來看,在過去幾年中基本上處在3%左右的水平上,然而這一失業率並不能反映真實的失業状況。按照國際失業的標準概念,失業人群也應該包括下崗人員。如果按照这一概念,我國實際的失業率要大大高出3%的水平。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估計並且普遍認為在10%左右。我們根據1999年的抽樣調查數據估計出的城市失業率是11.5%。在一些老城市,實際的失業率甚至更高,在15%以上。即使如此,我們的結果也有低估的可能,因為我們沒有考慮到另外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失業概念,即離崗或待崗。從一些城市的实際情況來看,離崗或待崗人員大多不享受政府規定的下崗人員的待遇,雖然他們的就業狀態和工作處境與下崗人員是一樣的。他們在統計上也沒有被识別為下崗人員。如果把這部分人員也看成為失業人員的一部分,我們就會得到更高的失業率。按照國際失業的标準概念,失業人群也應該包括下岗人員和離崗人員,而在我國實際上這兩部分人員構成了城市失业人群的一個很大的比例。對於處在转軌過程中的城市來說,下崗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下崗失业人員能夠迅速獲得再就業機會,从下崗失業的陰影中擺脫出来,他們所經歷的陣痛也是短暫的,也就不會對城市貧困產生很大的。因而,他們的再就業率也成為我們關註的。客觀地讲,下崗人員的再就業率并不是令人滿意的。特別隨著下崗人員越來越多,勞動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再就業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部分下崗失業人員不得不從事一些臨時、不穩定和低收入的工作。低收入和工作不穩定引起的收入的不穩定是他們易於陷入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是導致城市貧困惡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由於缺乏有效的失業保險體系,大部分下崗失業人员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了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生活困難問题,雖然中央政府增加财政上的資助力度,但是具體落實到人和戶時情況又有所不同。根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劳動所在武漢和沈陽的一項調查,2000年大約有46%的下崗职工沒有收到任何生活費收入。我們1999年的調查數據也顯示了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崗失业人員從政府或單位獲得的月生活費收入平均為137元,其中大約有35%的下崗失業人員獲得的月生活費收入不足20元。再看看醫療保险的情況。由於受到水平的限制,我們不可能達到一些发達國家所實行的全國全民醫療保險的程度,即使在城市内部享有公費醫療的居民比例有一半左右,他們不得不自購醫療保險或自負醫療费。眾所周知,在過去幾年中醫藥費的上涨幅度之高實在令人吃驚。這對於自負醫療費的居民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生病就是一種突發自然事件,往往是難以預測和控制的。一旦得了大病,看病需要支付一大筆醫療費,對一般收入的家庭都是難以承受的。對於這些家庭來說,病人及其引發的巨額醫藥費支出不僅會造成他們立即陷入收入上的貧困狀態,而且可能成為長期的消費貧困戶,因為他們不得不縮衣節食去偿還治病帶來的債務。這也是部分家庭處於消費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後應該看到,政府對城市中特別是沒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的社會救济還是不夠的,他們得到的社會救濟金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維持其生存。因而在我們的調查中,這部分人中陷入貧困的比例是相當高的。
  
  對我國城市貧困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又如何判斷和進行政策調整呢?二十世纪末出現的城市貧困的惡化現象具有很強的體制轉型時期的特點。这一特點主要表現為貧困的發生更多的是與下崗失業,社會保障体制轉軌中出現的"真空狀態"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可以說對這兩大問題是否能夠加以妥善解決直接影響到城市貧困的變化方向。如果把這兩個問題解决好了,消除城市戶口居民的貧困並不是一個困難而又遥遠的事情。而解決就業問題主要还是要增加城市的就业機會。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長期高速增長潛力的國家來說,在未來經濟發展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但是要使可能性變成現實,中國還需要進行更多的制度上的改革和創新。特別在圍繞著如何增加就業这一問題上,中國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城市戶口居民貧困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城市貧困的消失,因為我們還有幾千萬的流动人口。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城市化過程的加速到來,城市中的農村流動人口会有增無減,相應地他們中貧困人口的數量會不斷上升。這也是一個農村貧困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應該看到,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在不久的將來,以農村流動人口為主體的這樣一種城市貧困会以相當大的規模出現在城市的邊緣地帶,而且會長期持续下去,因為我們的決策部門至今對這種貧困或者是熟视無睹,或者是不予重视,更缺乏相應的長期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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