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白銀與早期中國經濟的發展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論文標簽:中國經濟發展論文
上傳時間:2006/4/18 14:10:00

摘 要: 殖民地時期西屬美洲生产了大約10萬至13萬噸的白銀;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區输出了大約80%以上,這些白銀的近一半流入了;白銀之所以流入中國因為當時中国存在巨大的貿易順差,白銀作為貨幣可以平衡貿易,同时,從白銀與黃金的世界比價看,白銀的價格在中國大大高於歐洲,作為特殊商品的白銀可以被從歐洲賤買而到中國貴賣,從中套利;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对早期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但明朝的滅亡和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衰落也同當時中國白銀輸入的減少甚至外流有直接的關系。可以說,美洲的白銀生產与中國早期近代的經濟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關鍵詞:美洲白银; 中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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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生產是西屬美洲殖民地經濟发展的龍頭,其對美洲本身的經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都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但是,在以往的中,學者們關註比較多的是銀礦生產的技術、成本、利潤、發展趨勢和白銀對歐洲資本主義的影響,至於白銀生產對美洲當地的影響和對亞洲經濟的影響则很少受到關註。原因似乎很明显,一是獲得白銀的礦主們在新大陆的投資機會很少,留在美洲的白銀寥寥無幾;二是歐洲統治者試圖盡可能地控制這些财富,大量白銀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欧洲.但近年來.白銀流动的越來越引起包括經濟學家和全球史學家的更加廣泛的註意,他們明顯地改變了研究的方向和辯論的,把來自新大陸的白銀更多地置于亞洲經濟之中,舊的官方統計資料不再被相信,整個美洲的白銀流出量被重新修正,其數量遠遠高於原來的估計,白銀對亞洲經濟的
影響被提到新的高度加以评價.本文試圖通過對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介绍得出一點傾向性的看法。

一、       殖民地時期美洲生產了多少白銀?

眾所周知,哥伦布航行美洲的重要動機之一是寻找黃金而不是白銀,“黄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踏上一個新發现的海岸時所要求的第一件东西”。⑴(p.450)西班牙美洲的黃金生產在1550年前一二年達到最高水平。根據皮埃爾·肖努的統計,第一個周期運往西班牙的黃金約為25--30噸,1540年前墨西哥生產了20噸,而在這一周期結束前,秘魯的產量可能與之相仿。⑵(p347)從尋求黃金到白銀的轉換,是從16世紀40年代以後開始的。秘魯的著名銀礦波托西是從1545年開始開采的,新西班牙的薩卡特卡斯和瓜納華托則分別在1548年和1558竿開始开采,產量在16世紀逐漸增加,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秘魯所產白銀占西屬美洲白銀輸出總量的65%左右。1581—1600年仅是波多西銀礦就每年生產白銀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18世紀初以後,墨西哥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产地.1803年墨西哥所產白银占全美洲的67%。美國學家彼德·貝克韋爾是研究美洲白銀生產的專家,他在<劍桥拉丁美洲史》 (第二卷)寫的“殖民地時期西班牙美洲采礦業”一章中,用曲線圖勾畫出了整個殖民地時期美洲白銀生產的长期趨勢,認為美洲白銀生產在經歷了16世紀的繁榮之後.17世紀一度出現蕭条,l8世紀又再度復興。他引用了C·H·哈林對1560年前美洲金銀產量的估算,即139,720,850比索①.和阿爾瓦羅·哈拉对1531~1600年美洲白銀产量的估算,即79,476百萬馬拉維迪,⑶(pp.142--155)但他自己並沒有對整個殖民地時期美洲白銀總產量作出一個完整的估算。秘魯銀礦於1680年開始蕭條,新西班牙的白銀在進入18世紀以後卻產量日增,到19世紀初達到頂峰,白銀產量已占美洲總產量的67.5%。根據當時西班牙王室的命令,所有產出的白银必須運到造幣廠鑄造銀幣。墨西哥經濟史學家叠戈.洛佩斯.罗薩多對1536—1821年間新西班牙的鑄幣生產進行了專题研究,他的結論是該時期新西班牙鑄造丫總價值為2151,581,961比索的貨幣,其中白銀是2082,260,657比索;黃金是68,778,411比索,銅是543,893比索。⑷(p.27)但這仍不是整個美洲產量的數字,沃德·巴特雷在《1450—1800年世界銀塊流动》一文中做出了一個总的估算,⑸(pp.224--254)认為美洲白銀產出在16世紀約為17000噸,17世紀約為42000噸,到18世紀约為74000噸,总計約為13.3萬噸。这一數字與我國學者樊亢、宋則行先生曾用過的數字相接近,他們在其主編的《外國經濟史》中寫到: (西屬)美洲年均金銀出口額,1500—1545年為300萬皮亞斯特,1545—1600年為11130萬皮亞斯特,1600~1700為1600萬皮亞斯特,1700—1750為2250萬皮亞斯特,1750—1803年為3530萬皮亞斯特,300年間增長了11倍。整個殖民地時期西班牙從美洲殖民地榨取了250萬公斤黃金和1億公斤(即l0萬吨)白銀。⑹(p.258)這10萬噸白銀不包括留在美洲本地使用的白銀。理查德.加納(Car- net)研究的結果是,從16世紀中期到殖民地時期結束,西屬殖民地生產了大約29億至31億比索或10萬至11萬多噸的白銀。⑺(PP.898--900)如果將黄金(包括巴西出產的黃金)和白銀通算的話.他認為.從1492年到1820年的貴金屬產量肯定超過了40億比索,即14萬多噸。⑻這是一個估計更高的數字。二、美洲白銀流向何方?

  最早关註美洲白銀去向的学家大概是亞當.斯密, 他在(國富論)中寫到: “自美洲發現以来,一直到現今,其銀礦出产物的市場,都在逐漸擴大。第一.歐洲市場已逐漸擴大。……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銀礦產物的新市場。……第三,東印度為美洲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自這些矿山開采以來,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從這時起,依賴阿卡普爾科船舶而進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間的直接貿易繼續增大,而同時經由歐洲的間接貿易增加得尤其多。”⑼(PP.195--197)但這三地的白銀究竟各是多少,斯密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除了美洲本地市場外,其他兩地的市場都與緊密相連。
  首先是通過阿卡普爾科與東方直接貿易流出的白銀。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4月27日,西班牙艦隊抵達菲律宾的宿務島,從而在南洋建立了第一個殖民據點,1571年時又攻占了馬尼拉,三年後開始了在該地的正式殖民統治。貿易史從此開始了西班牙人以菲律賓為基地與中国進行貿易的時期。
  關於明代流人中国白銀的估計,據英國學者w.s.阿特韋爾,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中西貿易增长迅速,僅從定居菲律宾的中國人數看,1570—1600年從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阿卡普尔科與馬尼拉之間的通商大部分是非法經營的,很难確切地說出究竟有多少白銀通過菲律賓流人中國。在1602年新西班牙當局給馬德裏的一個報告中提到,每年从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總計有500萬比索,1597年高達1200萬比索。1632年(初期的貿易高峰已過)馬尼拉的基督教會向西班牙國王菲力普四世通報,每年從阿卡普爾科運來的白銀達240萬比索。有人對當時馬尼拉的商業活動描寫到,“中國皇帝能夠用從秘魯運来的銀條建一座宮殿,這些白銀的运出都沒有登記,也未向西班牙国王繳稅。”⑽
  梁方仲先生是國內較早撰寫這方面專題論文的學者,他在1939年寫的《明代国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一文中寫到,“自西班牙占領馬尼拉以後,輸人中國的銀及銀貨,數量究有若幹,中國冊籍中甚缺乏此項記載乙至外國册籍,雖間有一二記載,然亦僅能推知其大約,詳数則無從查考。”據他估汁,從1573年至1644年的71年間,應有21,300,000比索(約合766.8噸)從馬尼拉流人中國,加上葡萄牙人從澳門輸入的白銀,應為25,500,000比索,如果再加上從日本輸入的白银,總數應該在1.4億比索以上(約合5040噸)。[11](PP.132--179)這一估計相對保守一些。
  王裕巽先生通過對國內外史料的,認為明代中國從馬尼拉貿易中得到的白銀為87,750,000两,即11700萬比索(約合4212噸)⑿
  萬明先生認為,據索薩對美洲白銀通過太乎洋運到菲律賓的數額,即在1590—1602年约為2010噸,1603—1636年約2400噸,1637—1644年約210噸,总共達到4620噸。而阿特韦爾則指出,從阿卡普尔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每年125噸,在1597年(明萬歷二十五年)更高達300噸。以此來說,索薩的估計實际上還顯得低了。而事實上,索薩的估算還應該上推20年,也就是自1571年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興起的時候開始。稍此之前(1563年)波托西等地銀礦采用水銀分離純銀的.開始進入產量激增的時期。馬尼拉大帆船航線開通後,以平均每年150噸來計算,這20年共運輸了3000噸白銀。考慮到運至馬尼拉的白銀基本上都流人了中國,因此,綜合起來,1570—1644年通過马尼拉一線輸入中國的白銀約7620噸。⒀這一估計數額是相對較高的。
  据格蘭(Richard Von Glahn)估計,1550—1650年約有2304噸白銀通過菲律賓進入了中國,其中中國船運送了1204噸;葡萄牙船运送了75噸;走私船運送了1030噸。⒁(p.140)
  再據斯盧伊特爾(sluitezr)的研究,1576—1564年西班牙殖民地註冊白銀為824,100,000比索,向海外出口力680,900,000比索.其中的624,700,000比索(91.7%)运送到了西班牙(和歐洲),56,200,000比索(8.3%,約合2023.2噸)經過阿卡普尔科運到了馬尼拉。⒂(p.8)
  就整個美洲殖民地時期通過馬尼拉流人中國的白銀數量而言,莊國土先生在《16—18世紀白銀流人中国數量估算》一文中指出,明季(1567—1643)從菲島輸人中國的白銀約為7500万比索。而在1700—1840年間從菲島輸人中國的白銀為9360萬两左右。⒃按每兩為1.33比索算.後者為12448.8萬比索,與前者相加共為19948.8萬比索,可见,從明季到19世紀初自菲島輸人中國的白銀應不少於2億比索。
  嚴中平先生在他的文章引用了普什爾写的《東南亞的華僑》中的數字,即在1565—1820年間,墨西哥向馬尼拉輸送了4億比索的白銀,其中絕大部分输入了中國。[17]
  在沙丁、楊典求諸先生編寫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簡史》中.作者引用了埃梅斯(Eames)推算的数字,“自1571年一1821年間,拉美運抵马尼拉的白銀共達4億比索之多,這些白銀主要用來購買中國的生丝和絲織品,然後運往拉美出售,所以大部分白銀流往中國。”但該數字並沒有表明究竟有多少白銀流人中國。作者继續寫到:根據史料記載,中拉早期貿易初期。每年經菲岛輸人中國的拉美白銀為幾十萬比索,到16世紀末葉已經超過100万比索,17世紀增加到200多萬比索,18世纪則可達300—400萬比索,到19世紀則下降到150萬比索。在整個中拉早期貿易期間,輸人中國的拉美白銀總數可达2億比索。⒅(pp.70--71)
  全漢升先生的研究成果被公認为比較有深度,並為许多外國學者所引用。據他研究,從1565—1815年,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l一4艘(通常以兩艘为多)的大帆船.來往於阿卡普爾科與馬尼拉之間,每年由大帆船運往菲律賓的白銀,在100萬比索至400萬比索之間不等,但以200—300萬比索為多。他根據馬尼拉检審庭庭長向西班牙国王的報告中提到,“菲律賓群島被征服(1565年)以來.運到這裏的白銀已經超過2億比索”.推定從1565—1765年間,從美洲運到菲律賓的白銀共計2億比索。又據德科明(Dc Comyn)計算,1571—1821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比索.其中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流人中國,他认為德科明四分之一的估計顯然太低,比較接近事實的可能是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⒆(pp.435--446)
  從上述學者的估算看,整個殖民地時期通過菲律賓流人中國的白銀至少約為2億比索,那麽按每比索為36克計算,總計約為7200吨。
  其次,流往欧洲再轉輸到中國的白銀
  輸往歐洲的白銀通過兩條渠道最終又到達了中國。一是西班牙金銀船隊每年載銀從墨西哥和巴拿馬地峽到西班牙的商業中心塞維利亞,再非法運到葡萄牙,與從秘魯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走私到裏斯本的白銀一起裝上大帆船,繞好望角運到果阿,它們在果阿卸掉歐洲貨.再補充些通過地中海和中東貿易區滲透到印度的白銀,經過馬六甲運到澳門。葡萄牙人用白銀為日本、印度、中东及西歐市場購買中國貨。葡萄牙船此時每年從果阿運到澳門的白銀約在6000至30000公斤不等;二是西班牙金银船隊運到塞維利亞的一部分白銀被轉運到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然後通過荷、英與中國的貿易而进入了中國。17世紀初,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開始將部分白銀運到東南亞以購買胡椒、香料,更重要的是購買中國的絲绸、瓷器等昂貴物品。盡管这部分白銀數量當時比較小,但仍受到早巳成為東南亞海上贸易中經濟力量強大的中國商人的重視。荷蘭和英國人都沒有足够的易貨商品來換取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中國人銷售貨物只收白银,“他們不喜歡金子,也不喜歡任何其他一種貨物”。
  萬明先生認為,1570--1644年美洲通過歐洲轉手運到東方的白銀大約有8000噸,除去流人印度和奧斯曼外,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國,估計約有5000噸。⒀
  厄爾.漢米爾頓是較早对美洲白銀進行專題研究的西方學者中之一,他的著作經常被後來的學者引用,他估計,在1500—1650年這一個半世紀里,從美洲運到歐洲的白銀約為1.6萬噸。[20](p.42)而根據沃德·巴雷特統計,1493—1600年世界白銀產量是2.3萬噸,美洲產量就達1.7萬噸,占全部世界银產量的74%,美洲白银大約70%輸入了歐洲。他還認为,在17世紀所生產的約42000噸美洲白銀中有31000噸運抵歐洲,歐洲又將40%約12000噸以上的白銀運到亞洲,其中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分別直接運送了4000—5000噸。另外还有6000噸運往波羅的海地區,有5000噸輸送到黎凡特地區,這兩個地區將其中一部分留在當地,其余部分繼續向東輸出到亞洲。在18世紀約74000噸的美洲白銀中有52000噸運往歐洲。总的估算,在從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產的13.3萬噸白銀中,大約75%,即10萬噸輸出到歐洲,而欧洲輸入的白銀有32%,即3.2萬噸輸到了亞洲[21](pp.202--203)
  弗兰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提供了一張1500—1800年期間世界白銀生產、出口和進口的圖表。這張圖表對美洲白銀的去向給出一個清晰的表述,它表明16世紀美洲向歐洲输送了1.7萬噸白銀,歐洲没有向中國輸送任何白銀, 日本向中國輸送2000噸白銀。到17世紀,有2.7萬噸白銀從美洲運往歐洲,其中的1.3萬噸(約占一半)被運往中國, 日本向中國輸送了7000噸白銀。到了18世紀,美洲向歐洲輸送了5.4萬噸白銀,其中有2.6萬噸(仍然是大約一半)轉運到中國,日本则沒有向中國輸送白銀。另外,還有美洲白銀經馬尼拉運往中國的傳說,之所以說它是一個傳說,是因为弗蘭克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少白銀运往馬尼拉,然後又有多少运往中國。他告訴我們,在1600—1800年期間總數約在3000噸到1萬噸上升至2.5萬噸。從這個圖表中我們可以得知,在1500—1800年期間,歐洲從美洲收到9.8萬噸白银,其中3.9萬噸運往中國,5.9萬噸留在歐洲。中國除从歐洲收到3.9萬噸外,還從日本收到9000噸,又從美洲經馬尼拉收到3000至2.5萬噸,總計5.1萬至7.7万噸白銀。這個數目和留在歐洲的5.9萬噸相差無幾。[21](p.209)
  再次,留在美洲本地的白銀。
  根據斯盧伊特爾(sluiter)的研究,在第一個白銀生產高峰1576—1645年,秘魯生产了521,900,000比索白銀,其中80%出口,20%留在了當地。同期,墨西哥生產白銀302,800,000比索,出口87%,留在當地为13%,就整個西屬殖民地看,白銀出口占總產量的約 s2.6%,留在當地约為17.4%。⒂(pp.8--11)但是,整個殖民地時期留在美洲的白银有多少呢?弗蘭克援引巴雷特的估計,從1545—1800年,在美洲出產的13.3萬噸白
銀中,約3.3万噸留存在了美洲(24.8%),[21](p.203)但這個數字沒有排除經太平洋運往亞洲的白銀,考慮到這一點,留在美洲的白銀應该不會超過總產量的20%。
由於白銀貿易涉及面寬廣,規模巨大,數據零散,何況當時走私嚴重是世界性,更增加了估算的整體難度。所以,實际上很難確切地估算出總額。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證實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作出的估算,證明了占美洲產量近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極為龐大。因此,中國被形容為一個白銀的“吸泵”和終極“秘窖”。
三、白銀流動的原因是什麽?

  是什麽原因推動了白银的世界性流動?大致有三種觀点對此作出了解釋。
  第一種觀點是貿易平衡說。這是一種比較傳統的觀點,為傳統的教科書所采用,它告訴我們.歐洲对亞洲的一些出口產品,包括香料、瓷器、絲綢、棉布、茶葉等有著強烈的需求,而相比之下,由於亞洲消費者購買歐洲产品的偏好低,所以亞洲對歐洲產品的進口是微不足道的,歐洲於是就通過向亞洲出口作為“平衡項目”的貴金屬來彌補它們長期的國際收支赤字。  
  我国學者嚴中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將西班牙殖民地時期中西貿易的主要特征概括為“丝綢流向菲律賓,白銀流向”。他指出,嚴重的是,無論是西班牙本土還是西屬美洲和菲律賓,其生產力水平都拿不出任何商品值得為中國人所歡迎。因此,菲律賓強盜唯一平衡貿易的办法就是向中國輸送白银。簡單地說,馬尼拉對中國和美洲的三角貿易關系,就是以美洲白銀交換中國貨物的關系,而中國貨物中,絲绸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這種貿易被簡稱為“絲银貿易”。
  日本學者濱下武誌在《納貢貿易體系與亞洲》(1988)一文中也寫到: “整個復雜的納貢貿易結构的基礎是由中國的價格結構決定的……納貢貿易區組成了一個统一‘白銀’區,即白銀成為中國持续貿易順差的結算手段”。[21](pp.165--166)
  第二種觀點是套利說。這一觀點由來已久,但近年來被弗林和吉拉爾德斯进一步強化。
  弗林(Dennis 0.Flynn)和吉拉爾德斯(Arturo 0. raldez)②在他們的文章中對平衡貿易的觀點提出疑問[22],認為這種对東西方貨幣關系的傳統的貿易赤字解釋與事實不符。因為只有白銀(而不是抽象的貨幣)不斷地通過歐洲流向了東方,而黃金(一種重要的貨幣實體)卻不斷地从中國流向歐洲(以及日本和美洲),還有,大量的铜(另一種貨幣實體)在後来的17世紀也從日本運往歐洲。印度洋的子安貝殼被運送到了亞洲大陸,以及經過歐洲運到了非洲市場。世界上出產貝殼貨幣的馬尔代夫群島卻進口白銀作為它們的本位貨幣。问題的焦點是,如果像傳統所說的歐洲貿易赤字導致歐洲貨幣流向東方的話,那麽各種欧洲貨幣實體也應該先後被抽取到亞洲,但歷史記載卻與這种相佐。在16世紀至18世紀期間,世界上的4种主要貨幣實體(白銀、黃金、銅、貝殼)從未前後相繼地流向任何地方,相反,每種世界貨幣實體都是獨立地流向在特定時期能提供最大預期利潤的地區市場.因此,用統一的“貨幣”標簽將各類貨幣實體都放在一起來问題就排除了對這些货幣實體生產和分配模式的理解。所以,為了獲得關於各類貨幣實體运動的理論和歷史事實的一致性,應該將各類貨幣實体分開來分析。他們提出了套匯交易理論來取代傳統的理論。所謂套匯交易就是在甲地廉價購買一種货幣然後到乙地高價出售以獲取匯率差價。
  早在1609年,一位擁有25年在亚洲經商歷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德.芭薩就註意到:“通常1個金比索可以兌換5個或5個半銀比索,如果中國白銀发生短缺的話,從外地購買白银,價格就上升到l:6或6.5銀比索。我所見到的最貴的和在廣州城購買的黃金是7個銀比索兌換1個金比索,我從沒有看見比這個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個金比索通常值12个銀比索,因此.,顯而易見從中国購買黃金意味著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潤。”[23](p.461)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寫到:“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亚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说,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于向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爾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银,實際就是依著這种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買賣為媒介。”⑼(PP.198--199)
  據弗林和吉拉爾德斯,美洲殖民地時期曾發生過兩個套利周期,第一階段是1540年代至1640年代的波多西周期。由於15世纪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完全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倫敦和巴黎大許多倍的城市,其“白銀化”帶來了巨大的全球反響。正是中國的需求压力引起了中國的白銀價值兩倍于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懸殊的差價反過來吸引了來
自世界各地的白銀。在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l:6,而歐洲為l:12,波斯為1:10,印度为1:8。到16世紀末,廣東的金与銀比價為l:5.5或1:7,而西班牙為l:12.5或1:14, “這表明中國白銀的價格是西班牙的兩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為l:10,在莫卧兒的印度為1:9。有不少檔案表明當時的商人意识到中國的白銀價格大大高於世界其他的地方。直到17世紀40年代中國的白銀價格才最後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價格大致均衡的程度。在17世紀的後半期是一个世界白銀價格相對穩定的時期,但仍有比較少量的白銀繼續流人中國,這是鑒於非套利的考虑。
  第二階段是1700—1750年的墨西哥白銀周期。18世紀,由於美洲新作物的引進,促使中國的耕種面積扩大了1/2,人口增長了3倍,這時中國已經“白銀化”,這樣的人口爆炸也就意味著中國對白銀需求的巨大增加,由此致使中國白銀價格比世界其他地方高出50%。在18世紀前半期中國的金銀比價保持在l:10---11.而欧洲為l:15。中國高出歐洲50%的利差導致了18世紀墨西哥白銀生產的繁榮,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後地大量地輸人中國。雖然18世紀的利差明顯小於上一個白銀周期,但由於輸入的數量增大.所以,很難說獲利就減少。僅18世紀墨西哥就鑄造了10億多比索的銀幣,大量白银的進口,最終“到1750年以後.中國的金银比價上升到l:15,而歐洲则下降為l:14.5一14.8。在第一個階段,全球白銀價格趨於均衡的過程用了一個多世紀,而第二階段的均衡的過程僅花費了50年的时間。[22]
  弗林和吉拉爾德斯根據他們的研究,認為在東西方、南北方、歐洲和亞洲之間不存在需要用貨幣補償的貿易不平衡,有的僅僅是貿易,貨幣實體就是用來交換的商品,產生交換的原因与非貨幣商品是一樣的。西班牙等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机會,形成了國際貿易的動力,因此,白銀市場的非均衡是早期現代時期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原因。[24]
  柏林持同樣的觀點,他認为,貨幣也是與其他商品一样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实踐本身已經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創造)一個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場。[21](p.195)
  第三種觀點是上述兩种觀點的綜合。
  弗蘭克把前述两種觀點都吸收到了他《白銀資本一一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的著作中,用貿易平衡和貨幣流動來說明他的1400--1800年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理論。他是怎樣論证貿易平衡的呢?他告訴我們,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21](p.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隶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够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几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来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商品。於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中的中介。“为了乎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
弗蘭克同時告诉我們,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种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供大於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於供的地方的價格会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範圍內的這種货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21](pp. 189--190)“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当中間人的角色”。[21](p,246)為什么中國需要這麽多的貨幣?他的回答是,無論在微觀還是在宏觀層次上,貨幣都潤滑著制造業、農業、貿易、国家開支等等的機制,也潤滑著制造和操作這種機制的那些人的手。 “貨幣支撐和制造著有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刺激著供給”。但是,貨幣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經具备生產能力,因此“有通過投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擴張生產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貨幣才能制造有效需求。[21](p.196)弗蘭克认為中國有這種能力。在弗兰克論述中,沒有嚴格區分“货幣”和“白銀”的概念,許多情況下二者被替換使用。四、白銀流入對早期的怎樣?

  戴建兵先生認為,從貨币文化的角度看,西屬殖民地銀元的输入帶來了中國貨幣體系的巨大變化,首先是中國傳統的以銅錢和紙幣相結合的貨幣制度發生了根本变革。過去,白銀雖然很早就成為貨幣,但其屬性多囿於贮藏,流通媒介作用並未取得應有地位,明代中後期美洲白银大量流人中國後,加上政府在稅收中征收白銀的政策,致使白銀在大額交易和政府財政上起著紙幣和銅錢無法取代的作用;其次是中國银兩的形制由束腰形的銀塊狀變為船形,即俗稱的“元
寶”。三是引發了中國自鑄银元,從清代中葉起,政府和民間就开始了仿鑄外國銀元。中國的钱幣文化便逐漸失去了光彩。[25]
  彭信威先生早年也曾論述過:在人類史上主要有兩種獨立的貨幣文化,一是希臘體系下的西方貨幣,以金銀為主,沒有穿孔,一開始就在币面鑄些鳥獸人物草木;二是東方貨幣,以銅鐵為主,有方孔,幣面只有文字,沒有圓形,甚至若在一種錢幣上發現有雲朵或飛鳥走馬,錢幣學家就要疑心它不是正品。由此可知,兩种貨幣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而“外國銀元的流人,在中國的貨幣文化上, 引起了一次大革命”。[26](p.539)
  國外學者w·S·阿特韋爾著重了白銀流人對晚明經濟的影響。他认為首先是促進了晚明政府銀庫收入的增加。據1528—1643年明朝太倉銀庫歲人數額表,在16世紀60年代以前,外國白銀對明朝中央政府財政的影响似乎很小或根本沒有數字依據。1571年,當銀庫收入增加很多時,即從75000—86000公斤增加為116250公斤時,進口白银的作用日加明顯。此時是明朝馳海禁4年以後,也是馬尼拉中西貿易真正開始的同一年。到1577年银庫收人為163478公斤,是1560年期間的兩倍,直到明亡,政府每年的白銀收入從来沒有低於100000公斤,这種變化固然與其他原因有关,但與外貿空前發展、白銀大量進口顯然有直接關系。其次是促進了赋稅制度的改革。1581年明朝政府實行了“一條鞭”法,將大部分田賦、徭役和其他雜稅折成銀两繳納,取代陳舊而復雜異常的賦稅制度。當時中國國內白銀产量下降,只有獲得大量的經常性的进口白銀,才有可能進行如此大规模的折銀納稅.“一條鞭”法最早在直接卷入海上貿易、並有白銀進口的福建和浙江試行也說明了这個。再次是促進了晚明的經濟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根據“一條鞭”法,戶丁只要出錢就可以免除力役,從而使戶丁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銀兩代替實物缴納賦稅,擴大了貨幣流通,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 “一條鞭”法的實施和貨幣法的强化,使諸如南京、蘇州、松江、寧波、漳州、廣州等城市出現了經濟上的繁榮,在江浙地區出現了數十個新的鄉村市镇,它們大多以絲織業、紡織業和制陶業的專業化生產馳名,在這些手212212場中出现了雇主與雇工之間的簡單的雇傭關系。fro]
  萬明先生從更高的角度強調了白銀輸入對明代中國的意義,她认為,以白銀化為標誌,明代中國與兩個重要转折開端聯系在丁一起,即一是中國古代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開端。這種轉型在多層面的深刻變遷上體現了出来,如貨幣層面,從賤金屬铜錢向貴金屬白銀轉變;賦役层面,從實物和力役向貨幣税的轉變;經濟結構層面,從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社會關系層面,從人的依附關系向物的關系轉變;價值觀念層面,從重農抑商到工商皆本;社會結構層面,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因此,白銀貨币化過程,是中國社會經濟货幣化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市場經濟萌發的過程,證明了晚明社會變遷帶有根本性社會轉型的性質。二是經济全球化的開端。白銀貨幣化是轉型變革中的中國與正在形成中的整體世界相聯系的產物,也即中国與世界互動關系的產物。需要强調的是,由於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变化,白銀貨幣化的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會需求,市場經濟萌发並以前所未有的發展趋勢極大.地擴展,中國由此主動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認識的,是西方東來,中國才被動地與世界銜接起来。世界經濟體系不是西方創造的,當世界逐漸形成為一个整體的世界之時,明代中國曾積極參與了世界經濟体系的初步建構,為整體世界的出現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就此而言,明代白銀貨幣化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和整體世界新的到來,它在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7]
  莊國土先生是從15至19世纪初的整個早期近代时期來白銀流人中國的作用的,他認為:首先,白銀流人使中國能夠完成從銅錢到白银再到銀元的通貨轉化,通貨的轉化對國內商品流通、大規模市場的形成意義重大;其次,也是16一19世紀中外貿易發展的動力,銀元成為中國通貨,造成了中國對銀元的大量需求,也使中國商品具有國际性,使中國成為世界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三,促使中外關系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以英國商人為首的西方商人為了維持利潤極大的對華贸易,在白銀來源枯竭後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而中國政府禁烟原因之一也是為了防止白銀外流,鴉片戰爭在某种‘意義上說也是爭奪白銀的戰争,而鴉片戰爭的爆发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16]
  弗蘭克认為,白銀流入刺激了中國生產和人口的增長。“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新增的貨幣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長”“自16世纪中期起,白銀註入中國經济所造成的經濟擴張更為壮觀。明代經濟越來越在銀本位的基礎上貨幣化,並且至少到17世紀20年代一直在飛速擴張。只是在17世紀中期,由於氣候、人口、經濟、的綜合危機和明、清政權的交替,這種擴張才暂時被打斷。但是,經濟很快得到恢復,並且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又繼續擴張。”從1400年到1750年,甚至到1800年,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人
口增長比歐洲快得多,原因是它的生產也增長得比較快。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最大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的表現是它的貿易保持着最大的順差。絲綢、瓷器、茶葉出口在世界經济中居於主導地位,同時还出口黃金和銅錢。由於中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因此吸儲了最多的白銀。[21](PP.159;228;468;224;228;182)
  弗林和吉拉尔德斯認為,討論美洲白銀的影響不能僅僅將眼光盯在白銀上,應該把視野放寬些,看到與“銀絲貿易”聯系在一起的美洲農作物的影響。馬尼拉大帆船輸送到亞洲的商品除了白银之外,還有貿易價值不高但生態意義極大的物品,那就是玉米、紅薯、花生、土豆、辣椒等美洲的農作物。它们被引進中國後,引起了中國的“第二次農業革命”,使中國的耕地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增長了一倍,與種植水稻和谷子相比,美洲作物需要投入的勞動較少,因此,能騰出更多的勞動力生產絲綢、茶、糖等經濟作物,同時,由於人口增加和內部移民,邊疆地區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可以說,廣義的銀丝貿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和中國的歷史進程。[22][24]
  威廉姆·謝爾(shell)認為,白銀貿易的影響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美洲与中國的互動影響。他研究了從16世紀到20世紀中期的墨西哥經濟史,認為從殖民地時期開始墨西哥的比索出口就與中國經濟處在一種共生共棲的狀態中。比索是墨西哥銀矿業生產的具有附加價值的產品,“比索貿易”不僅有助於擴大墨西哥的制造業.而且中國出口的生絲支持了墨西哥紡織業的擴大,中國出口的水銀刺激了墨西哥銀礦業的復興。在19世紀,礦主們是根据當地經濟和中國的白銀價格信號生產白銀的,中國對墨西哥銀元的持續進口使墨西哥的銀本位制得以長期實行,1905年墨西哥轉向貨幣的金本位制,使白銀生產失去了其在國內和中國的市場,惡化了民眾的生活水平,為1910年墨西哥革命鋪平了道路。[28]
  當然,學着們也解釋了白銀流人與明朝滅亡和1800年後中國走向衰落的关系。
  w·S·阿特韋爾認為,明朝政府的滅亡同當時白銀进口的銳減有關系。白銀的流入帶來了城市的繁榮,但也鼓勵了商业投資和物價飛漲,使经濟和社會的不穩定趨於惡化。很多商人和手者被螺旋型的通貨膨脹引向更加依賴貨币經濟的擴張,但貨幣經濟發展本身依賴大量白銀進口以增加貨幣的供應。但從161C年到明朝滅亡的1644年,進口白銀大大减少,原因包括:美洲白銀產量下降;1630年之前荷蘭和英國對中国和西班牙航海的騷擾;1634—1635年西班牙國王的限制貿易政策;1639—1640年西班牙在菲律賓屠殺2萬多名中國人的事件;荷蘭封鎖果阿和馬六甲商道;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進行海外貿易。同時,中國國內明朝政府在1618—1636年为對付農民起義和滿族入侵,將稅收提高了7倍,投資人寧可将白銀窖藏起來等待時機,由此造成流通中的白銀大大減少和银貴錢賤,從而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明王朝的滅亡並非僅僅因为這個時期白銀進口的銳减,但白銀減少必定加重了它的困難,動搖了它的穩定。[10]
  弗蘭克對1800年后中國衰落原因的分析視野更寬闊一些,他認為歐洲的勝出与亞洲衰落是聯系在一起的,是全球經濟的結構和运轉產生的結果,應該放在全球經濟框架中利用“世界經濟一人口一生態範圍的经濟分析”加以研究。在他看來,在1400—1800年世界經濟長周期的A階段,亞洲處在優勢地位,這個A階段是由美洲金銀的流人所支持的。但正是這種生產和人口的扩張形成了1800—1970年長周期B階段的發展阻力和劣勢。人口和收入的增長以及經濟和社会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資源壓力,限制了社会底層的有效需求,使亞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獲得廉價勞動力,從而缺乏對節約勞动力的技術發明的需求和沖動,失去了轉化的契機,生产和貿易也隨之衰退。相反,欧洲人勝出是由於他們借助美洲白银進入興旺的亞洲市場,並從中获取了巨額利潤,同時,由於他們的人口一資源比大大低於亚洲,高工資促使人們為降低生产成本而發明和利用節約勞動的技術,從而造成了擴大世界市場份額的新機會。到1800年,歐洲在亞洲的競爭對手陷於普遍衰落之時,歐洲人乘勢猛烈入侵,但中
國的衰落來得更晚一些,英國人不得不用鸦片迫使中國“開放門户”。“鴉片貿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銀外流動搖了整個经濟體系”[21](PP.371;397;391;422--423;392--393;368;401)但在整個分析中,弗蘭克更強調資本和資本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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