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的形成背景與歷史地位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上傳時間:2006/4/24 8:58:00

  [摘要]觀是當代富有創造性的發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四代發展觀。马克思主義發展觀、蘇聯發展觀和当代國外發展觀,是新中国成立以來的發展觀演變特別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理論背景。科學發展觀在發展目標上具有全面性,在發展方式上具有統籌性,在發展目的上具有人本性。

  [關鍵詞]科學發展观 形成背景 實踐基礎 理論依據 實現机制

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新的執政理念,是當代中国富有創造性的發展理論,深化了對主義建設的認識。趙淩雲、張連輝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互動》[1]一文中認为,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了三代發展觀,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建國以來幾代領导人發展觀辯證揚棄的結果。這种觀點對於我們歷史地認識科學發展观具有啟迪性,但該文对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演變的分期以及特征的概括值得商榷。準確地把握科學發展观的形成背景與歷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科學發展觀是歷史形成的,傳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發展思想。趙淩雲、張連輝先生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的演變劃分為三個階段:1949~1978年間的增長導向型发展觀、1979~1994年間的經濟發展導向型發展觀、1995年至今的經濟社會進步導向型發展觀[1](p.24)。我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的發展觀历經四個階段,科學發展觀是在繼承前三代發展觀基礎上創立的第四代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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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學發展觀理論体系》(05BKS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首先,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代發展觀稱之為经濟增長導向型是不准確的,第一代發展观既是經濟增長導向型的,又是革命與建设“兩個中心”式的。以毛澤東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發展觀具有三個特点:一是1949~1978年間的發展觀高度重視经濟增長。新中國成立之時,百废待興,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1953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线。“一化”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化,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50年代提出的“大躍進”戰略和60年代確立的四個化战略都強調經濟增長。二是1949~1978年問的發展观屬於傳統發展觀。“大躍進”运動主要靠資源投入來支撐,超英趕美主要是鋼鐵指标,各行各業大辦鋼鐵,犯了不尊重科學、違背經濟規律的錯誤,導致经濟增長效率低下。“大躍進”戰略和四個現代化戰略都沒有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當時人們也还難以認識到“向界開戰”的口號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相悖。三是在1949~1978年間,經濟增長觀沒有得到始終如一的貫徹。毛泽東在1956年正確地提出要從階级鬥爭轉向以社會主義建設為重心,但後來發動的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以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表明,當時是“抓革命,促生產”兩個工作重心相互交替,1949~1978年問形成的是搖擺不定的經濟增長導向型發展观。
  其次,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代發展觀不只是經濟發展导向型發展觀,而是經濟發展與全面發展相結合的發展觀。1978年我們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軌道轉到以经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發展軌道上來。鄧小平根據社会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過去運動干擾經濟建設的教訓,一再強調要集中精力、始終如一地发展經濟,並要求把經济發展的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統一起來,這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觀。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沒有停留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上,而是及時地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思想。1979年10月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2]1980年初,他在《的形勢和任务》中更明確地指出:“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国,任務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像經濟與、科學,經濟與政治、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他強調,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但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2](pp·249~250)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都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改革開放與反對腐敗要兩手抓兩手硬。據此我們說,我們党的第二代發展觀是全面發展觀。
  再次,把1995年至今的發展觀統稱為第三代發展觀並表述為經濟社會進步導向型是不妥當的,新中国成立以來的第三代發展觀形成於1989~2002年問,其特征是綜合協調发展與可持續發展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末,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受命于國內外風雲變幻的特殊時刻,戰胜了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難和風險,保证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開後,開始兩個根本性改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經濟增长方式從以粗放型為主向集约型為主轉變。1995年,江泽民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闡述了科教興國戰略,要求全面落實科学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和教育擺在经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实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经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劳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国家的繁榮昌盛。同年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又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须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3]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强調要以發展為主題,結構调整為主線,改革開放與科技進步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出發点,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由此可見,党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形成的發展观是綜合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相統一的發展觀。
  最後,應該把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定位為新中國成立以来的第四代發展觀,其內涵是不僅要實現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而且要實現以人为本的發展。1999年3月10日,胡錦濤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時,第一次提出科學的發展觀。胡錦濤說:“我們必须牢固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學的發展觀。我們搞的是社会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按照市場需求配置資源、組織生产和流通。特別是在我國的市場供求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尤其要強調规模與結構、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的統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现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有良好效益的、能給人民帶來实惠的發展……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時刻把群眾的冷暖挂在心上,誠心誠意帮助群眾排憂解難”[4]。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科學的發展觀”概念。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观,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协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济、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觀的演變是一個逐步走向全面與科學的過程。前三代的發展觀与科學發展觀的共同點是把發展作為主題和壓倒一切的第一要務,不同點是科学發展觀是對前三代發展观的辯證揚棄與發展。歷史地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的演變,才能準確把握科學發展观形成的歷史背景。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有著深刻的實踐基礎和科學的理論依據。趙淩雲、張連輝先生把新中国成立以來發展觀的演變視為全球發展觀演變過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揭示了科學發展觀的國際背景,但認為三代發展觀先後受到蘇聯發展觀、西方經济發展理論、西方社會經濟理论的看法卻是簡單化了。我們應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蘇聯发展觀和當代國外發展觀三個層面上,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观演變特別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理論依據。
  第一,科學發展觀是以馬克思主義发展觀為指導提出的,不能认為只有蘇聯發展觀、西方經济發展理論和西方社會經濟理論影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的演變。
  馬克思主義最重視發展,特別是強調經济發展。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觀点是,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最終原因,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根源於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义,目的是發展經濟,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新中國成立的發展觀堅持以發展為主題,依据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重視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人類社会的發展,根源於生產力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演進的奧秘,就在於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之中。科學社會主義展望的未來理想社會是一個生產力發达、生活富裕、全社會公有制、沒有剝削壓迫、高度民主和文明的社會。這一全面發展的思想指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提出了全面發展觀。
  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特別強調人的全面發展,把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充分肯定了勞動的偉大與勞动異化的原因,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共产主義革命的意義就在於消滅侮辱人、貶低人和摧殘人的资本主義,建設作為自由人聯合体的共產主義。未來社會是人人得到尊重和關心、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社會。科學发展觀以人為本的原則就來源於马克思的人學思想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
  诚然,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没有提出科學發展觀概念,在那個也不可能明確提出可持續發展思想,但馬克思主义發展觀的經濟發展、全面發展、人的發展思想對我們黨的发展觀的形成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具有不可忽視的指導意义。
  第二,新中国成立後的第一代發展觀確實受到過蘇聯發展觀的影響,但不能誇大這種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国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嶄新的課題提到中國共產党人面前。由於缺乏經驗,建国之初,我們黨存在照搬蘇聯模式的情況,主要是借鑒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也就借鑒了蘇聯的發展觀。在借鑒蘇聯發展觀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傳統計劃經济體制與傳統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發展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響。
  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以高度集中統一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经濟體制集中人力、財力、物力,促進了國民經济的恢復和重點建設的順利進行,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這種體制對地方和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毛澤東最先看出蘇聯發展模式與蘇聯發展觀的,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5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提出要以蘇聯為鑒戒,要处理好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在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劉少奇和周恩來所作的報告都談到了改進經濟體制的問題,陳雲的大會發言明確提出了區別于傳統模式的經濟體制“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這些都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社會主義經濟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探索。可见,我們黨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開始打破蘇聯發展觀的影響了。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第一代發展觀總體上沒有跳出傳统型發展模式,但與其把這種粗放型经濟增長觀僅僅歸結為蘇聯发展觀的影響,不如從國情背景上加以解釋。我們黨是在一個經濟、文化不發達的大國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能否較快地發展,能否迅速地趕超發達國家,是黨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指出,我們應该趕過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5]在當時的条件下要實現全面趕超是不可能的,只有從主要工業產品方面進行赶超努力,因此提出了大辦鋼铁的“大躍進”發展戰略。可見,應该恰當地估價蘇聯發展觀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代發展觀的有限影響。
  第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觀的演變吸取了人類關於發展問題研究的成果,但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經濟發展理論、西方社會經濟理论的影響來說明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的發展观和新世紀的科學發展觀。
  發展觀是隨着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深化和完善的,當代國外发展觀的演變歷經了四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經濟增長觀,認为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核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是衡量發展的主要标誌。經濟增長觀對於促进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把經濟增長等同於社会發展是片面的,“無發展的增長”对社會沒有實際意義。當代國外發展观的第二個時期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綜合發展觀,認為發展是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社會转型在內的綜合發展。綜合發展觀把社會變遷與經濟增長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與經濟增長觀相比是一個進步,但只強調當代社會的全面發展而未考慮到後代的發展仍是一個缺憾。當代國外發展觀演变的第三個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可持續发展觀。人類社會在獲得經济空前發展時遭遇資源匮乏、環境汙染嚴重問題的挑戰,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發展關系。1980年3月聯合国大會第一次使用可持續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簽署《21世紀議程》表明可持續發展觀被各國所認同。這種發展觀考慮到了人類代際關系、人與自然協调發展的關系。早期的发展概念重“物”不重“人”。當代国外發展觀演變的第四個時期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增長服務。[6]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的也是一条從經濟增長到綜合發展、從可持續發展再到人本發展的道路,其指導思想的變遷與當代國外发展觀演變的四個階段基本吻合。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經濟增長,當時國外發展觀也是经濟增長觀。鄧小平沒有停留在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观上,而是與當時國外的綜合发展觀相契合,及時地提出了全面發展的思想。我國正式提出可持續发展觀的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領導集體,與國際上提出可持續发展相一致。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党中央新的貢獻是在我們黨發展思想乃至人類發展觀演變的基礎上,于21世紀初提出了全面、協调、可持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观的本質和核心。
中国從強調經濟增長到強調經濟社会發展,再從強調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協調發展到強调以人為本的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发展觀、蘇聯發展觀和当代國外發展觀的吸納、揚棄和超越。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蘇联發展觀和當代國外發展觀上分析,才能全面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觀的演變特別是科學發展觀提出的理論背景。



  觀與發展模式密切相關。趙淩雲、張連輝先生考察了新成立以來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互動,指出了發展观既引導發展模式又蘊涵在發展模式之中的關系,有助于認識發展觀形成的實踐基礎。但認識不應到此為止,還要沿著這一認識路徑,進一步揭示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相互作用機理特別是科學发展觀的實現機制。
  第一,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互動發展目標的確定,科学發展觀在發展目標上具有全面性。
  趙淩雲、張連輝先生认為,第一代發展觀的發展目標是化,第二代發展觀的發展目標是四個化,第三代發展观的發展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這種表述并不確切。
  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都是毛澤東等人提出的第一代發展观的發展目標,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發展目標不夠全面。工業化是發展目標,四個現代化主要也是經济發展目標。鄧小平後來以“小康水平”和“三步走”戰略替代了“四個現代化”戰略。鄧小平提出的第二代發展觀的發展目標是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三步走”戰略體现了發展生產與提高生活水平的统一,黨的基本路線是要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项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經濟富強、民主、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國家。富强民主文明的現代化是經濟与全面發展的目標。第二代發展观強調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但可持續發展不夠。江澤民提出的第三代發展觀的發展目標是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协調發展的現代化,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把發展目標從經濟與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領域,這樣的发展目標更宏大、更長遠。
  胡錦濤提出的第四代发展觀在發展目標上最具有全面性。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会上,胡錦濤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设,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进步。協調發展,就是要统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统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发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协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现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7]科學發展觀的發展目標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就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發展。
  第二,發展觀與发展模式的互動影響發展方式的確定,科學發展觀在發展方式上具有統籌性。
  趙淩雲、張連輝先生認為,第一代發展觀的發展方式是外延式與粗放式,第二代發展觀的發展方式也是外延式与粗放式,第三代發展觀的發展方式是內涵式與集約式。這種概括存在的一个明顯是把經濟增長方式与發展方式混淆了。
  第一代發展觀作為经濟增長觀,將其發展方式概括為主要是外延式與粗放式是可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發展觀的发展方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觀和人與自然發展觀,其發展方式主要是綜合式與協調式;第四代發展觀的發展方式則是統籌式,科學發展觀通過“五個统籌”,找到了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非均衡發展战略,城市、沿海發展快速,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但也帶來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經濟與社會、改革與開放、人與自然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現代化建設的推进,我們面對的社會利益主体更多、領域更廣、利益关系也更復雜。這就要求統籌兼顧、協調各方。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筹”的要求,即統籌城乡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济與社會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人和自然的發展。[8]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克服註重城市、忽視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乡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统籌區域發展,就是要采取重大措施,扭轉我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實现各地區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统籌經濟與社會發展,就是要不斷促進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就是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利用國內外兩种資源和兩個市場,在擴大開放中維护國家經濟安全。統筹人和自然的發展,就是要控制人口增長、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營造優美、潔净、舒適的生產生活環境。做到了“五個統籌”,就能實現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四大系统之間的和諧共存與協調发展。
  第三,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互動影响發展目的的確定,科學發展觀在發展目的上具有人本性。
  趙淩雲、张連輝先生還認為,第一代發展觀造成了經济發展與經濟增長脫節的問題,第二代發展觀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又產生了社會發展與經濟发展脫節的問題,第三代發展觀試圖解決這一問题。這種觀點把第三代发展觀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作用僅看作是試圖解決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脫節問題,沒有抓住其以人為本的本質和核心。實际上科學發展觀的最大創新和最大亮點就是它的人本性。
具有人本性的科学發展觀認為,人是最大資源、最大財富,具有最高價值,是發展的目的。其一,堅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學发展觀,必須一切為了人民,既要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又要滿足人們安全、享受和發展的需要;既要提高生活水平,又要不斷改善生活質量和生活環境,還要特別关註城鄉低收入群體和贫困人口的需要,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其二,堅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學發展观,必須一切從人民的需要出發,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人民、就業、收入、財產等合法權益。其三,堅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學发展觀,必須一切依靠人民,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推動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树立具有人本性的科學发展觀,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觀演變的基本走向。毛澤東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鄧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核心,江澤民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胡錦涛進一步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建國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創造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具有人本性的科學發展觀的客觀条件;實踐的發展推動思想的解放,推動我們黨提出與人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完全不同的具有人本性的科學发展觀。
  落實具有人本性的科學發展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在21世纪頭20年,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实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键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会的目標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等諸多方面。在物質文明方面,要在優化結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实現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 GDP總量從2000年的8萬多億元增長到35万多億元,約合4萬多億美元,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文明方面,要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在精神文明方面,要实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国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体系;在生態文明方面,要使可持續发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
  樹立和落实具有人本性的科學發展观,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邏輯結論,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生動體現。堅持以人为本的價值取向,必須强調效率與公平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實現既能有效創造價值又能公平分享價值的發展,實現人民群眾作為社会財富的創造者與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統一,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樣才能在實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進社會和人的發展,在社會和人的發展中把人民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
科學發展觀以馬克思主義发展觀為指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关於發展問題的成果,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蘊涵著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關懷,體現着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的有机統一。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全面把握科學发展觀的形成背景與歷史地位,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和指導經济、政治、文化建設,把科學發展觀貫穿於發展的整個過程和各個方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

  [參引]
[1] 趙淩雲、張連輝:《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觀與發展模式的歷史互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頁。
[3]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第1463~1464頁。
[4] 《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
[5]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
[6] 《發展觀的历史沿革和發展》,《求是》2004年第5期。
  [7] 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4年4月5日。
[8]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济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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