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上傳時間:2006/4/23 10:19:00

關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我曾經寫過三篇文章。①我要說的意見,大體上都說到了。為什麽現在還再来寫一點補充呢?這要從一件具體的事情說起。

前不久,加拿大約克大學的陳誌讓教授从1981年在武漢举行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中,選取了8篇論文,譯成,並冠以《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題目,準備在國外出版。陳先生的工作,為加強中外學術交流作出了貢獻,這是值得歡迎的。由於我提交討論會的《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一文,也被陈先生選用,所以他曾来信征求我的意見,並把他為這本論文集所寫的《緒论》寄給我看,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但同時也引起我對自己的意見的进一步思考。這是因為,在《緒論》中,陳先生在兩個地方提到我那篇稿子的,雖然不長,卻很重要。現在我先把陳先生的原話照錄如下,然後再說明我這個補充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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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閱《中國》1981年第5期;《近代史》1982年第1期、1983年第3期。


一處是:“汪敬虞先生关於中國資產階級成長的論文,代表現在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看法。他說‘官僚資本家’也有變成‘民族資本家’的可能。他進一步說民族資本的三個來源是中國私人資本、改變了的官僚資本與改變了的買辦资本。”

另一處是:“汪敬虞認为: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

“官僚资本家也有變成民族资本家的可能”,“没有帝國主義,中國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這是陳誌讓先生從我的文章中概括出来的論點。當然,這只是我的表述給他留下的一種印象,它和我所要表達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這是不言而喻的。而所以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从我這方面說,只能歸咎於我的表述。因此,在給陳先生的復信中。我作了一點必要的澄清。我要說的是:如果把陳先生的概括,算作我的意见,我想至少應該作這樣的補充,這就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和其他封建社會一樣,在它的內部,都會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並由此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帝國主義.中国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一般的命題,顯然是不正確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产生,又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以後,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從這一點看,說“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這和中國的實际,又並不違反。當然,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現代企業,并不意味著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社会,相反,它從此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个社會中,既有居於劣勢的中國資本主義。又有占據優勢的外国資本主義,而在中國的資本主義中,既有發展不足的民族資本主義,又有畸形發展的官僚资本主義。在這個錯綜复雜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资本主義的產生,不可能完全沿著中國封建社會中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向前發展的途徑。也就是說,在手者和商人之外,包括官僚在內的封建社會中的剝削者,都有可能發展成為投資現代企業的民族資本家。在這個意義之下,如果“官僚資本家”指的是投資企業的官僚,那麽,說“官僚資本家也有變成民族資本家的可能”,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卻是互相對立的兩種性質不同的資本主义,它們之間,不存在任何转變,這又是不移的客观現實。

我之所以再寫這一点補充,也就是想把上面的意思表達得稍為完整和清楚一點。當然,我在下面的表述,會不會又給人們留下和自己原意不盡相符的印象。我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至於陳先生說我的論文,代表現在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看法.那是一個誤解。包括這一篇在內,我的几篇不成熟的稿子。只是我自己的一偏之見。我衷心希望得到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的指正,那是自不待言的。

現在把上面那一段話,分成三個題目,略為申述一下自己的意見。這三個題目是:一、關於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二、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資本主义的產生;三、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产階級的產生。

一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资本主義萌芽

中国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這在中國學術界中。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這裏的討論,只是從論的角度論證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和西方的封建社會中,有著共同的性。它的目的,在於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不能簡單歸結為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於說明“沒有帝國主義,中国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這種提法,作為一般命題的不正確性。

还在44年以前,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一名著中,毛澤東同誌就說過:“中国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义的,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①這是一個全面而正確的命題。雖然“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义社會”,這是一個沒有成為現實的假設,但是,歷史過程和邏輯過程的一致。在這裏是完全可以加以論證的。

從資本主義萌芽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個过程中的最本質的變化,是小生產者的被剝奪。

歷史的实際表明了:在封建社會后期無論是領主制經濟還是地主制經濟,都存在著以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为基礎的小生產。這种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在商品經濟不断發展的條件下,這種小生產者所有制的變化,在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勞动力商品形式的逐漸形成;在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生產資料被集中起來,變成奴役生產勞動者的資本。所以馬克思說:资本關系的創造過程。不外就是劳動者與其勞動條件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过程一方把社會的生活資料及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他方就是把直接勞動者轉化為工資劳動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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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頁。
② 參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3頁。


小生產者占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奪,是从產品所有權開始的。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展,小生產者的生產目的, 日益從自給自足轉向於出賣,從而他们的生產活動,也就日益依賴於市場,依賴於商人,以至有一天商人終於會剝夺他們自由處理自己生產的产品的權利。這個時候,商人還沒有替小生產者准備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他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漸把他們限制在這樣一種勞動形式之內,使得他們依赖於出賣,依賴於買者,或者進一步通過放款預購,使他們用产品償還債務。無論哪一種場合,小生產者都不再能獨立支配自己的產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商人“最初剝奪他們對生產物的所有”①。

但是到此為止,商人和小生產者作為兩個对立的集團,還只是商品的買者和賣者,剝削關系,還是在流通領域中實現的。以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生產,還沒有發生根本的動搖。

使小生產者所有制發生重大變化的,是小生產者自有原料的被剝奪。當商人還只是控制產品市場的時候,小生产者還不一定是固定從属於一個商人。而當商人占有原料以後,小生產者就只能固定地同供給原料的商人發生關系。小生產者對商人的從屬關系就更加明顯。

原料的剝奪。本身也有一個過程。最初商人還沒有切斷小生產者和原料市場的聯系.小生產者還可以拿自己的產品和商人交換他所需要的原料。他和商人在外表上还是立於平等的地位。等到他固定地和一個商人發生聯系,並且以固定的比例交換產品和原料時,事情的性質就開始發生變化。这時小生產者雖然仍在和商人進行“交換”,實際上他已被割断與市場的聯系而開始從屬於商人,受商人的支配。他和商人之間的关系。已經不是賣者和買者的關系,而是開始帶有一點老板和工人的關系的色彩。這種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必然導致商人發放原料而以加工費的支付取代原料與產品的交換。到了這一步,小生產者的原料的被剥奪過程,才算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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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頁。


被剝奪了原料和產品的所有權以後,小生產者手中的生產工具,只不過是他的“外表上的財產”①。理由是小生產者不能僅憑工具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如果生產工具再由老板提供,那麽,这個時候的小生產者,實際上就成為在家內工作而又領取工資的工資勞動者,雖然還不是純粹的工資勞動者。這種由商人供給生產工具的辦法,使勞動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從屬於資本。

由此可知,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的過程中,小生產者被剝奪的過程,就是資本對勞動的控制過程。從所有制形式看。這個过程,一方面是小生產所有制的逐步解體,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不完全形態向完全形態的轉化。

這個过程,出現在領主制的西歐封建社會中,也相當完整地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前的地主制的中國封建社會。例如,在傳統的手工業一一蠶絲繅制業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

首先是商業資本在絲業中對小生產者產品的控制。如今遗留下來的歷史,關於這方面的記載是非常生動的。在江浙蠶絲區,“蠶畢時”,有“各處大郡商客,投行收買”②。“富商大贾數千裏輦萬金來買者,摩肩連袂”③。從這裏可以看出商業資本的活躍和小生產者對商人的依賴程度。在這種情况之下,收絲商人有可能把這些個體手工業者固定起來,專為自己而生產,這是不難想像的。他們或者規定固定的交易場地,或者指定固定的代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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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第54页。
② 張園真:《康熙烏青文獻》第3卷,第1頁。轉見彭澤益编《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第218页。
③ 陳[荀+大]纕等:《乾隆吳江縣誌》第5卷.第13—14頁,轉見彭澤益上引書,第1卷,第209頁。


讓蠶戶按照他們的指示行事。記載鴉片战爭前吳門風土的(清嘉錄)中說:在江蘇太湖產絲區蠶戶,“繭丝既出,各負至城,卖與郡城隍廟前之收絲客”。“浮店收絲只趁新”①。在這裏,郡城隍廟是固定的交易场地,浮店則是固定的代理人員,他在開始利用自己的地位,使小生产者“專門為他生產”,而广大個體繅絲業者原有的獨立地位,则隨之開始發生動搖。

商人對小生產者的控制,決不到此為止。作為貨幣的所有者,他必然還要通過放款預購,也就是通過高利貸的關系,使小生產者進一步接受他的控制。江浙杭嘉一带蠶戶、在蠶絲上市之時,“間遇丝客未至,需用孔亟”,往往乞援於典當。②這就間接表明高利貸资本非常容易楔人絲客和蠶戶的交易之中。在貴州的蠶农中。流行所謂買柘樹的辦法,來自湖北、四川、福建、雲南的繭客,“春時買其樹,放蠶於上,繭成來收取之”③。这說明繅絲的第一步,已經納入高利貸資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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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顧祿:《清嘉录》第4卷,第3—5頁。轉見彭澤益上引書,第一卷,第210頁。
② 《清史列傳》第22卷,第42頁。
③ 李宗昉:《黔記》第2卷,第9頁.转見彭澤益上引書,第一卷,第212頁。


使小生產所有制發生重大變化的原料的被剝奪,在蚕絲繅制業中,也若有轨跡可尋。最初是原來自有蠶繭的手工業者不再自有蠶茧而是依靠商人“載繭來鬻”,這時他雖然從自有蠶繭到依賴於市場供應,但還沒有固定從屬於一個商人,他雖然喪失原料的所有,但仍保持相對獨立的手工業者的身份。事情的進一步發展是:通過原料的供應,在手工業者和商人之間,逐步形成了“代紡而受其值”的制度。到了這個時候,原來在市場上還能自由選購蠶茧的手工業者,只能固定于一個絲行,原來是獨立生產的手工業者,此時處於類似加工訂貨的地位。

並原料和生產工具而俱失的手工業者,在江南的絲織业中。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典型。現在還保存著的19世紀20年代的蘇州碑刻,反映了既無原料又無“貨具”的散處機匠在江南絲織業中的大量存在。①他們是在家內工作而又向機戶領取工價的勞動者,而發放原料和“貨具”,“計工授值”的機戶,則實際上是商人而兼工場老板。他和机匠的關系,已經接近资本家和工人的關系。

存在於蠶絲繅制業中的情形,在許多手工業部門中,同樣可以找到。但是,這裏沒有必要進行列舉。因為我們不是對中国的資本主義萌芽,進行全面的研究。我們的目的,只是说明:中國封建社會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生,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同樣的過程。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遵循著同样的歷史規律。②論證這一點,上面這個例子,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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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959年版.第13頁.《文物資料》1956年第7期,第42页。
② 當然,我們這样說,絲毫不想忽視地主制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结合的特別緊密.從而自然經濟瓦解討程的特別緩慢。


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理由假定: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就不会再向前發展,以至最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能五條件地斷言:“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
二 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資本主義的產生

割斷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聯系。認為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出現。這是一個極端。反之,不承认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條件,強調中國民族资本主義和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聯系。把它看成是中國民族資本主义產生的主要途徑,甚至是惟一的途徑。這是另一個極端。

毫無疑問,代表资本主義萌芽的各種類型的手和代表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器大工業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因为前者無論是在培養雇傭勞动者方面,在積累生產經驗方面,在开辟市場方面,都為後者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割斷歷史。但是,的實質不在這裏,分歧的出現,在於對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轉變的估計,也就是,在中國機器大工業出現的時候,“原有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保存、擴大或為近代”以及“原有商人支配生產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為工場手工業或近代企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的問題。

在中國跨人近代社會门檻的時刻,中國封建社會究竟遺留下來了有多少工場手工業,這已經是一個猜不透的謎。至于其中有多少“保存、擴大或發展為近代企業”,則更是像瞎子摸象,人言言殊。因此,我們也不妨來試摸一下,錯了也不過增加一個瞎子。

我們選取了福建茶園、雲南銅礦和四川鹽井三個行業,根據當前已有的,作一點初步。因為這三个行業被公認為工場手工業最有可能出現的場所,從而也是最有可能由工場手工業向机器大工業發展的場所。

結果怎樣呢?

首先我們看福建茶园。福建崇安和甌寧的手工制茶.有很長的歷史。大約在18世纪以後,在產茶區中,開始出现由茶商建立的茶棧和茶厂,進行茶葉的收購和就地加工。據說,茶厂規模不小,廠數也相當多。“每廠大者百余人,小亦數十人”而“瓯寧一邑,不下千廠”①。考慮到茶叶加工有炒火、篩分、過風、拣茶、補火、復風、拼堆、车色等多道工序。因此,多數研究者認為它所进行的加工生產,具有手工業工場經營的特點。②

如果這個論斷有幾分可靠,那麽,這个僅甌寧一邑就“不下千廠”的制茶手工工场,在中國資本主義進入机器大工業的階段,它们中間擴大發展為近代企業的,應該不在少數。究竟有沒有,或者有多少擴大發展為近代企業呢?這倒是可得而查考的。

中國制茶之由手工向機器的過渡。最先出現在漢口的俄國砖茶廠中。它們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還是設在內地茶區,用的還是手工工具。70年代初期由產地遷到漢口,才開始用“蒸汽機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來使用的那種粗笨的壓機”③。福建之有機器制茶廠,稍後於漢口,它們也不是开始於產茶區的崇安或甌寧,而同樣是在通商口岸的福州,首先出現。最初的經办者,也是外國人或是他們的代理人一一洋行買辦。④真正是中國人发起自辦的茶廠那是遲至19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歷了初步發展之后才開始發動的。⑤而且這只是一個计劃,成功與否,現在还不能肯定,而且即使实現,也肯定不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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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蔣蘅:《禁開茶山議》,見《雲寥山人文鈔》第2卷,第21頁;轉見彭澤益上引書,第1卷,第304页。
②彭澤益:《清代前期茶業資本主義萌芽的特點》,見《中國社會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7頁。
③ 《英國駐華各口岸領事商務報告》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75年,漢口,第46頁。
④ 《海關貿易報告冊》 (China Maritime Customs,Annual Trade Reports and the Trade Returns of the Varous Treaty Ports)1875年,福州,第189—199頁。
⑤ 《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1891年1月9日,第33页。


有的手工業工場的擴大。①

因此,制茶業中的工場手工業,有多少“擴大或發展為近代企業”,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地說,一個也沒有,至少在中國近代企業的發生時期是这樣。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雲南銅礦的情況。銅矿也是一種可以大規模分工協作的生產企業,在清代的雲南銅礦中,分工已經比較固定。這裏開采礦石有“錘手”,運礦出硐有“砂丁”。推拉風櫃鼓风,使用水龍排水以及選礦、洗礦、配礦等等,都各有專司。單從分工来看,可以說具備了手工工場的条件。當然,應該看到,在清代的雲南銅礦中,生產關系比較復雜,這裏既有“厚積資本”雇工開采的礦廠,又有小生產者合夥開辦的火房。而在雇工經營之中,既有定時發放工資的“月活”,又有分割礦砂,類似工役制的“親身”。不過無論如何,在發放工資的礦廠中,它們的內部生產關系接近於手工工場,這是比較說得過去的。這也是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看法。

那麽,雲南銅礦中出现了資本主義近代企業沒有?有的。在1887年的雲南巧家,就曾經出現過一家用“新法采礦”的公司。但是,這家新式企業,卻不是由原有的工場手工業擴大或發展而来的。創辦和主持這個企业的人,是“督辦礦務、專理滇銅”的前任雲南巡撫唐炯,資本則主要來自一個與他關系密切的票號商人②,至於機器和工程技術人員,都一概來自外國。它由籌辦到結束,一共不到20年,唐炯離開矿務局,公司也就不存在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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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1891年1月9日,第33頁。另外,據說70年代中期福州等處有三家小廠。它們是手工生产還是使用機器現在還不能确定。而且其中兩廠只存在一年,另一廠不知下落,有待進一步查考。參閱《海關貿易报告冊》1876年,福州,第78頁。
② 赵式銘等:《新纂雲南通誌》第235卷,1944年版,第8頁。
③ 嚴中平:《清代雲南銅政考》,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46—48頁。


能說這是由“原由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保存、擴大或發展為近代企業”麽?應該说,二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最後是四川的井盐。井鹽生產,也以分工細密著称。在四川的鹽井中,“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車、司篾、司梆、司漕、司澗、司鍋、司火、司飯、司草”等等名目。①一个井竈工場.一般有20人至40人的規模。②鹽場工人與場主之間,僅有雇傭關系而無人身依附關系。③這些都是多數研究者認為四川井鹽業中存在手工工場的根據。

和福建茶園、雲南銅礦不同,四川鹽井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但生产技術和規模,有進一步發展的趋向,而且在90年代末期,的確在原來使用畜力汲鹵的鹽井中,出現了机器汲鹵對畜力汲鹵的取代。④基于這一點,人們認為“它同中國大多数近代機器工業的發展道路不同”,它“是在成熟的手工業工場的基礎上”的进一步發展,“反映了中國土生土长的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道路”⑤。

但是,在作出這個結論之時,有兩點值得註意:第一,首先在鹽井中投资和制作蒸汽汲鹵機的,不是鹽井的工場老板,而是一個长期在內江重慶經營花紗布生意的商人。第二,這個商人之投資制作蒸汽汲鹵機,甚至進行組织公司的活動,只是為了從事“包推”業務,亦即“包推鹽井卤水,與井戶實行利潤分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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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溫瑞柏:《鹽井記》,轉見彭澤益上引书,第1卷,第291页。
② 淩耀倫:《清代自貢井鹽業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初探》,見《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4輯,第79頁.1982年8月發稿。參閱欧陽雲欽《清代前期四川鹽業的生产規模問題》,見《光明日報》1964年4月27日。
③ 經濟研究所藏清代刑部鈔檔,轉見彭澤益上引書,第一卷,第291頁。
④ 淩耀倫,上引文,第82—89頁。
⑤ 張學君:《論近代四川鹽業資本》,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67頁。
⑥ 同上。


與此類似的情況,在鴉片战爭以後的手工煤礦中,我們也曾碰到過。由洋務派官僚创辦的山東淄川煤礦蘇家隄官煤井和附近手工煤窯之間,就发生過這樣的事實。官煤井“旁有民井十余處,悉由官井代為汲水”,民井在用机器汲水以後,所得煤觔,“须以四成繳官,以資津貼”①。這個現象的出現,是在19世紀80年代的後期,比四川鹽井出現的包推鹵水,利润分成,時間要早10年以上。難道我們可以說山東淄川的手工煤窯用上了這种汲水機器,就斷定它是反映了中國土生土長的民族資本的成长道路嗎?當然不能這樣看。這不是土生土長的民族資本的成長.相反,這是官辦煤井對手工煤窯的一種壓榨。這是對民族资本的壓榨,如果它可以称為民族資本的話。當然,四川鹽井中出現的包推鹵水,不能與此一例相看。但是,如果把它說成是反映了中國原有手工工場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近代企業的轉變,那麽,它和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轉變,同樣是不能一例相看的。

進入20世紀以後,四川井鹽中對機器汲鹵的采用,有進一步的發展。除了原有的包推形式以外,有不少鹽業資本家投資新式機車,為自己的鹽井汲鹵。由手工向機器的推移,至少在鹽井中的汲鹵部分,是相當明顯的。②但是,到了這個時候。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歷了初步的和進一步的发展,這種情形的出現.已經不限於井鹽,而是普遍及於其他許多手工行業。例如。在手工棉紡織業中,当時間進入20世紀以後,由手工向機器的過渡。就相当普遍。30年代中,沿海和內地很多小型手工織布工場.都出現了同時使用手工織机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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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益聞录》1988年11月3日。
② 張學君,上引文.第66頁。


織機的現象。1934年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河北、山西8个省市的415家小型染織廠中,有手工織機11886臺。 同時又有電力機11208臺。①然而,這個時候,中國的化紡織工廠,已經存在了將近半個世紀。中國手工工場向機器工廠的過渡。不是發生在機器大工業出現之前,而是發生在机器大工業出現之後,如果這種過渡,也算作資本主义的萌芽向現代企業的轉化,那么,資本主義萌芽就不能確認是封建社會獨有的事物,而是什麽社會中都可以出現的現象,這實際上就取消了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

中國资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發生時期,有沒有由手工向機器過渡的事例呢?當然也有,但是這裏需要辨明兩種情況。一是这種過渡大量出現在外国資本入侵中國的企業中,原來人侵中國的外國企業,並不都是一開始就采用機器生產,其中有許多也有一個由手工到機器的過程。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外国磚茶廠,就是一個例子。其他如缫絲、榨糖、軋花,乃至船舶修造以及許多日用品的制造,可以說都是由手工開始,爾後才轉為機器生產。顯然。这一類是不能歸於中國资本主義的產生的範疇之內的。它和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完全沒有關系,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人自辦的企業,有沒有由手工向機器的過渡呢?也有。例如,中國最早的一家機器繅絲廠一一廣東南海繼昌隆繅絲廠,就經历了一個由手工逐步改為機器生产的過程。但是,在這家絲廠出現以前,廣東南海的手工繅丝,基本上還停留在家庭小手工業階段。它的產生和由手工向機器的過渡,完全是絲廠的創辦者從國外的引進。它不是由原有手工繅丝自身發展的結果,這是可以肯定的。②如果把上面這两類排除在外,那麽,在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发生時期,究竟有多少企業體現了“手工工場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向机器大工業的轉變,照我看來,那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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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國棉紡織廠統计資料匯編》,轉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出版社1955年版,第301頁。
② 参閱拙稿《論中國資本主义兩個部分的產生》,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我們摸的,也許是一只象鼻子。可能我們把象鼻子當作大象了。但是,如果有萬分之一的機會幸而言中,那麽,中國的资本主義究竟是怎樣出現的呢?照我看來,40多年前毛澤東同誌的提法,仍然同樣是符合事实和實事求是的。那就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還在19世纪的下半期,還在60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①当然,這裏的商人,範圍是廣泛的。它既包括和資本主義萌芽有聯系的商人,也包括和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聯系的商人。而在後者之中則既包括中国封建社會原有的舊式商人,也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以後出現的為外國勢力服務的買辦化商人和洋行買辦。在所有這些商人當中,這最後的一種,照我看來,居於突出的地位。②

①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泽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1頁。
② 參閱拙稿《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見《中國社會科学》1981年第5期.


强調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近代企業的轉變,認為這是中国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途徑乃至惟一途徑,這是與歷史的實際不相符合的,即使把這種转變限制在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的範圍以內,也是如此。

需要再重復一遍:我們這個論斷,並不是絕對排除這種轉變的存在。我們只是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現代企業之所以出現在19世紀的70年代,乃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這是一個一般的、正確的命題,包括由工場手工業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向近代企業的轉變在内,在這一點上,當然,仅僅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承認,“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

三 關於資本主義過程中官僚資本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生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的產生來源於工場手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轉變,这個提法之所以值得,已如上述。與這一提法相對應的是: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產生,乃是中國封建官工業和洋務派企業的直接繼承。就是說,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兩個部分,即民族資本主義與官僚资本主義的產生,存在著两條截然不同的途徑:一條是資本主义萌芽→民族資本主義;另一條是官工業→洋務派工業→北洋軍閥官僚資本→國民黨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涇渭分明。因此,為了進一步闡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中國资本主義的產生,有必要對中國出現的官僚資本主義,作一點研究。只有把這個也弄清楚,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合乎事實的結論。

官僚資本主義就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論斷,是1947年毛澤東同誌在《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來的。這就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20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100億至200億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垄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动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资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阶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①

從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同誌是在國民黨四大家族積累了巨額財產(當時的估计是100億到200億美元。當然這個數字還可以根据更準確的材料進行審核。)而又面臨著腐朽崩潰的末日時刻講的。它的針對性是非常明顯的。他所指的官僚資本主義至少有以下三个特點:一、它是買辦的、封建的;二、它是壟斷的;三、它是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的。如果說,中國的资本主義和全世界的资本主義一樣,有一个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资本主義發展的過程,那麽,官僚资本主義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標誌。

這也許是比擬不論。因為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聯系和外部條件,是各不相同的,不能機械類比。我們在具體问題的時候,應該註意到這一点。

但是,在我們的討論和研究中,的確存在機械和簡單類比的傾向。

例如,為了強調洋務派企業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一脈相承,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些議論。

一、洋務派企業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业,因為洋務派企業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企業一樣,存在著壟斷。
我們並不否認,有的洋務派企業在創辦的時候,有過類似壟斷的專利規定。例如上海織布局有過10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②,輪船招商局也有過沿海沿江各省“不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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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3頁。
②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第43卷,奏稿,1905—1908年刊,第43—44頁。


行購雇西洋輪船”的規定。①但是,能不能据此得出這就是國家壟断資本主義的結論呢?顯然不能。
誠然,所謂“不準另行設局”,這可以說是生產垄斷的一種反映,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擁有生產上的壟断,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官僚资本極端膨脹的國民黨統治後期,一些重要的工礦業生產,幾乎全部或相當大一部分控制在官僚資本的手裏。大體上以1947年為準,處在官僚資本控制之下的工礦產品在全國工礦產品中所占的比重:石油和鎢、銻、錫等有色金屬幾乎占100%,電力占90%,鋼占80%以上,水泥占40%,煤炭占33%,輕工業中,棉布占73%,棉紗占39%,毛织品占50%,食糖占65%,紙張占30%。②生產上的壟断,這是官僚資本壟斷性質的最直接的表現。

但是,僅僅這一點,還不足以全面反映官僚資本的壟斷性的本质。比如,輕工業中的生絲生产,掌握在官僚資本的中國蚕絲公司手中的,只占全國生產中的很小一部分,估計不过3%。③但是這並不足以否定官僚資本的壟斷,因为全國生絲的出口運销,卻全部控制在中蠶公司和中央銀行、中央信托局合組的生絲購銷委員會的手裏。同样,中國桐油生產,主要散在民間,在官僚資本系統之下的,也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全國桐油的出口运銷,卻有3/4掌握在官僚資本的巨擘、油料生產和运銷的托拉斯一一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的手裏。④從這裏至少可以看出:要判明官僚資本的壟斷性,單看生產是不夠的,還必須把生產和运銷聯系起來。推廣而言,也就是要把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聯系起來加以观察。事實上,考察官僚資本的壟斷必須著眼於國民經濟的整體,包括的垄斷,財政的壟斷,專賣稅收的壟断,乃至公債和貨幣發行的壟断等等。才能看出它的全貌,才能最後判斷它是不是国家壟斷資本主義。而一涉及到這些领域,19世紀70年代的洋務派和20世紀40年代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就出現巨大的差別。別的暫且不論,單是四大家族的金融壟斷。就是洋務派官僚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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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第19卷,奏稿,第48頁。
② 據拙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企業生產統計》(未发表)。
③ 同上。
④ 同上.


事实上,即使單從生產的角度上看,洋務派企業的專利措施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壟斷,二者的性質,基本上不在一個範疇之內。以上海織布局的限廠而言,這個主張,首先出自籌辦布局的鄭觀應。他的理由是這樣陳述的:“泰西通例,凡新創一業為本國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幹年限,许以專利之權。又如在外國學得制造秘法,其後歸國仿行,亦合始创獨造之例。茲雖購用機器,似類創法,然華花质粗紗短,不耐機梭,中外久苦其難,今試驗改造,實已幾費心力,前此並未有成事之人,則卑局固已合創造之例。應请憲恩酌給15年或10年之限,飭行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卑局數年來苦心鉅貲。不致徒為他人爭衡,即利效未敢預期,而後患庶幾可免。”①鄭觀應說這段話的時候,是中國境內還不曾有一家紗厂,而洋商則躍躍欲試的1881年。平心而論,這是不能被指摘完全是為謀求官僚资本的壟斷的。至於輪船招商局的規定,它有一个前後變化的過程。招商局雖然成立於1872年,但是它的醞釀却幾乎經歷了整整一個年代。在這10年當中,洋務派官僚對商人經辦航運的態度,有一個從左到右的反復。當1866年最初制定《華商買用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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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鄭觀应:《盛世危言後編》第7卷.第9頁.


火轮夾板等項船只章程》之時,洋务派官僚並沒有獨占新式航運企業的表現。首創其事的曾國藩就明確表示:“以後凡有華商造買洋船,或租或雇无論火輪夾板,裝運出進江海各口,悉聽自便”,“官不禁阻”①。至於親自過問這個章程的李鴻章,他的态度與曾國藩相互一致,更不待言。但是等到招商局成立之時,李鴻章的態度却一變而為“沿海沿江各省尤不准另行購雇西洋輪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閩滬兩廠[指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一一引者]商撥訂制②”。出現這樣的变化,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點則是由于洋務派企圖緩和頑固派對新式航運的阻撓。③李鴻章說:“我既不能禁華商之勿搭洋輪,又何必禁華商之自購轮船。”④李鴻章說這一句話的時候,正是招商局成立的1872年。他的不禁,首先當然是指招商局,但由此可知,欲禁者另有人在。因此,當時間進入80年代,來自顽固派的反對逐漸趨于平靜之時,所謂沿海沿江各省不準另行購雇西洋輪船的規定,實際上已難以維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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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第870頁。
② 李鴻章,上引書,奏稿,第19卷,第48頁。
③ 參閱聶寶璋《十九世紀中國近代航運業發展史的几個問題》,《南開經濟研究所季刊》1982年第4期,第55—56頁。
④ 李鴻章,上引書,朋僚函稿,第12卷,第28頁。
⑤ 鄭觀應:《盛世言后編》第10卷,第11—12頁。


由此可見,把洋务派的企業,說成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這是來自一種沒有根據的簡單類比的結論。

二、洋務派企業是買辦的、封建的資本主義企業。因為在洋務派企業中,倡導者主要是李鴻章等封建大官僚,而主持者,又多数是洋行的大買辦,這裏存在著大官僚、大買辦的結合。

我們也不否認這樣的事實:在洋務派的幾個有代表性的企業中,主持其事的,的確都是曾經擔任過外國洋行買辦的人物。具體地講,就是唐廷樞、徐潤和郑觀應三個人。在洋務派的輪船、電報、煤炭和紡織四大企業中。徐潤主持過輪船招商局,唐廷樞先後主持過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而鄭觀應在這四個企業中,幾乎全都插手过。

這三個人在他們所在的洋行中,的確都上升到比較高的地位。徐潤15歲進入寶順洋行,24歲成為寶順辦房主席的副手,行中之事,由他“一手做去”①。唐廷樞在21歲上進入怡和洋行,28歲開始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業務。②至於鄭觀应,他17歲進寶順洋行,管絲楼兼管輪船攬載,32歲上又被太古洋行聘為輪船公司總理,兼管棧房。③相對於剛進洋行的小買辦而言,把他們後來說成是洋行的大買办,未嘗不可。

但是,只能到此為止。過此一步,正確便成為謬誤。他們可以稱之為洋行的大买辦,但是,他們之進入洋務派企業,卻不能據此斷定這個企業就成為大買辦與大官僚相結合的官僚资本企業。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之所以稱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垄斷資本主義,這裏的買辦,是一個假借的術語,指的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並為它們所豢養”④。把它等同於洋行的買辦。這是望文生義。四大家族的頭目沒有一個是出身於洋行的買辦.難道可以因為他們不是出身於洋行買辦,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沒有買辦性,就不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了麽?當然不是這樣。反之,有了洋行買辦出身的人的參加,洋務派企業就有了買辦性,並由此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了么?當然也不能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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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1937年刊,第2、8頁。
② 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見《清華學報》1961年6月,第167—168頁。
③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第8卷.第42頁。
④ 參阅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見《毛澤东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8頁。


不僅如此。像唐廷枢、鄭觀應這樣一批當過洋行買辦的人之進入洋務派企業,不但不是大買辦和大官僚的結合,相反,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的參加,使得一批官商結合的洋務派官督商辦企業,增加了商辦的色彩,增加了要求发展商辦企業、亦即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傾向。鄭觀應之於上海織布局,唐廷樞之於開平煤礦,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用不著在這裏再加深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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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閱拙稿《論中國資本主義兩個部分的產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讓我們回到所要討论的題目上來,洋務派企業一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這個公式能不能成立呢?從一個方面看,它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洋務派企業的確具有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企业的某些特點。但是,它又是不全面的,因為洋務派企業同時又有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亦即洋務派企業一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另一個前途,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

再回到陳誌讓先生的命題上來,“改變了的官僚資本”可不可以成為民族資本的一個來源呢?如果官僚資本指的是洋務派的官督商辦企业,作為民族資本的一個來源,那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虽然“改變了的官僚資本”在提法上並不很妥當。但是,如果賦予官僚資本以的涵义,如果官僚資本指的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那麽這個命題就完全不能成立。因為這時的官僚资本,是作為民族資本的對立物而存在的。盡管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中也有以所謂官商合办的形式而出現的一种,也有所謂商股和官股的結合,但是,這時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企圖從這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那是註定沒有前途的。在這個意义之下,說民族資本來源於“改變了的官僚資本”,那就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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