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四)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上傳時間:2006/4/20 14:52:00

清政府繼續增加對市場上特權人物的處罰,市廛例增入更多的相關條文,如〈把持行市〉康熙六年(1667)新增例文,即對「內務(府)人員家人,及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官員家人,領本生理,霸占要地關津,倚勢欺陵,不令商民貿易者」,制訂罰則,「將倚勢欺陵之人,擬斬監候」。已將罰則由充軍升高為「死刑」的最高額度「斬刑」(死刑分「斬、絞」兩種,絞刑較輕),同時規定:「內府人員家人及王以下大臣官員家人,指名倚勢,網收市利,挾制有司,幹預詞訟,肆行非法;該主遣去者,本犯枷號三個月,鞭一百;本犯私去者,照光棍例治罪;王貝勒貝子公失察者,俱交與該衙門照例議處;管理家務者,革職;大臣官員失察者,亦俱革職。不行察拏之該地方文武官,交該部議處」(表二之3)。這實在是很嚴的罰則,其規範對象正在那些幹預市場交易正常運作的各類「特權人物」。為了進一步避免任何特權人物充任牙行,乾隆五年規定「各衙門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要加以「杖一百、革退」的處罰,如「地方官失於覺察,及有意徇縱」,則「交部議處」(表二之1)。到清中葉,領帖的官牙要繳交甘結,在通行的甘結格式中,即規定該牙人必須「本身必非生監、吏胥」 [78]。

除了加強對市場上特權人物的罰則和規範,由康熙至雍正年間也制訂了更多規範,用以完善「官牙制」。市廛律〈私充牙行埠頭〉例文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新增「凡在京各牙行領帖開張,照五年編審例,清查換帖」的規定,希望藉由按期更換牙帖,清除那些表面上從事中介商業但事實上屬於「頂冒朋充,巧立名色,霸開總行,逼勒商人不許別投」的奸牙(表二之1),這條例文成為日後市廛律例中經常援引的〈頂冒朋充、霸開總行例〉。至於如何「清查換帖」,則有許多另外的輔助規定,因為這些規定不是提供官員做為判案定刑的法條之用,故不收入市廛律例中,而在《清會典》、《六部則例》等書中有較清楚的規範。清代對官牙制的細密規定,大致包括七類:承充牙行的條件和手續、對各地牙行數額上限的規定、對各行業牙行分類名稱的編設和調整、定期清查牙帖與禁止濫發牙帖的規定、劃定牙行等則及相應稅則、禁止牙行的對商民的刁難勒索,以及禁止牙行間的非法競爭行為 [79]。

康熙四十五年規定的五年編審牙帖制度,系指「在京各牙行」,至於其它地方政府所管轄的牙行,則不一定五年換帖,有時是隨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變通,但原則上都有按期換帖的規定。定期換帖固然可以剔除那些妨礙市場交易的「奸牙」,但是,這種經常性的換帖政務其實也為地方官員開啟了納賂機會,有時官員為求多收牙帖稅,反而輕易允許一些不適任的「奸牙」領有牙帖,既破壞市場秩序,又增加民間商人的負擔。雍正十一年(1733)的諭令即曾指出:「各省額設牙帖,皆由藩司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加增」,「牙帖納稅,每歲無多,徒滋繁擾,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乃下令:「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加增。嗣後,只將額內各牙退帖頂補之處察明,換給新帖。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 [80]。這道諭令使各省牙帖數額變得比較固定,定期換帖修改為定額換帖,各省牙帖數目以及更換情形,便變為比較復雜,沒有全國一致的數量和時間,但原則上仍是一種編審牙帖的制度。以江蘇省為例,道光十九年(1839),江蘇省官員曾指出:「定例五年編審,系指在京各牙,外省不得援辦。如有曾經辦理者,概行停止」;「查各屬牙行,於乾隆三年定額匯頒給帖,所有舊式司帖,概行銷毀,在案」;「嗣後,遇有新帖,取具地鄰、同業互保各結加結,詳辦在案」 [81]。規定地方政府不適用五年換帖的規定,可以減輕賄賂和擾民的程度,但地方政府仍然要執行清查牙帖和頒發新帖的工作,只是時間不一致,沒有全國一體適用的時限規定而已 [82]。

除了「牙行」之外,「埠頭」也是政府直接規範的職業,清代對運輸船戶也制訂了船行「寫字」制度 [83]。雍正十三年(1735)增入〈私充牙行埠頭〉律文的例文,即在規範「寫船保載」,訂定對恃強代攬,勒索使用,以致擾累客商者」的罰則。乾隆年間,對船行埠頭進行的「寫字」制度仍有相當程度的執行效果,如《謀邑備考》收錄的一件實際案例:「陶宏士籍隸漢陽,駕船為業,於乾隆九年八月間,憑船行吳廷臣寫,載盧源裕生鐵二千二百零五觔;又憑余萬和,搭載謝淳初桐油一百零三簍,並篾箱一只、草紙十塊、皮紙四塊。均議裝送蕪湖交卸。盧、謝二客,於另船先行」 [84],這件船家偷盜客商財貨的案件,詳細記載了客商托運的財貨數目,反映出漢陽地方埠頭執行「寫字」制度。此條雍正年間新增例,立法用意在於排除不適任的埠頭,讓這項便於客商降低被船家侵吞財貨風險的「寫字」制度可以持續運作。

對客商財貨安全的保障,也表現在對牙行久負客商貨款的處罰上。牙行積欠客商情形的嚴重,自明後期以來的許多史料中都有生動的描寫,如萬歷年間李樂描述湖州府烏、青兩鎮的情形是:「兩鎮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商貨散去商本,(牙)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客)商累月經年坐守」,「情狀甚慘」,「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合負了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傷,載筆至此」 [85]。萬歷中葉的葉權(1522-1578),也記載:牙行將客商「貨物入手,無不侵用,以之結交官府,令商無所控訴,致貧困不能歸鄉裏」 [86]。康熙四十六(1707)年,褔建巡撫張伯行的〈嚴禁牙棍扛吞示〉也指出:「為商賈者,出其汗,積微資,越境貿易」,「乃牙店無體恤之意,而棍豪懷詐騙之謀,或仗衙胥而硬取,或勾黨類而朋吞,或飾詐於賒營,或狡情於揭借,誆銀入手,視為己財,營室肥家,罔知客困」,客商「赴公府而投訴,其如吏黠官尊,誰憐越陌度阡、目斷家園於異國?遂使本虧貨折,淚灑憫救之無門,種種弊端,深可憐惻」 [87]。乾隆二十三年(1758)新增〈把持行市〉例文,規範的即是「牙行侵欠控追之案」,例文規定牙行負欠客商貨款的「照例勒追」辦法:「審系設計誆騙,侵吞入己者」,牙行「照誆騙本律,計贓治罪;一百二十兩以上,問擬滿流;追贓給主」。若只是牙行因為他故無法收到買主貨款,「牙行並無中飽者」,「一千兩以下,照例勒追,一年不完,依負欠私債律治罪;一千兩以上,監禁嚴追,一年不完,於負欠私債律上加三等,杖九十。所欠之銀,仍追給主」。同時,更規定了官府受理客商控告牙行負欠案件之後,「承追之員,按月冊報巡道稽查,逾限不給者,巡道按冊提比。如怠忽從事,拖延累商者,該巡道據實揭參,照事件遲延例議處;有意徇縱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如有受財故縱者,計贓從重,以枉法論」(表二之3)。

牙行負欠客商貨款,在明清律中原屬於笞、杖刑以下的「細事」,是州縣「自理刑案」的範圍,政府官員在審理態度上,本來即不若處理命、盜「重案」積極。對於州縣「自理刑案」,政府還有「農忙停訟」的規定,「歲以四月始,七月止。戶口、婚姻、田土細事,不得受理;命盜重案,不在此限」 [88]。牙行負欠客商貨款原也列在「停訟」範圍內。但至乾隆四年(1739)則改變了原先的規定:「嗣後,凡有民間遠年錢債細事,與侵騙客本者有間,於停訟之時,仍照例不準受理外,其實系奸牙鋪戶,騙劫客貨資本者,地方官受詞,確查有據,許其控追比給,以恤遠人而懲奸騙」。乾隆五年隨即做了更明確的規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時正農忙,一切民詞,除謀反、叛逆、盜賊、人命,及貪贓壞法等重情,並奸牙鋪戶騙劫客貨查有確據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應戶婚、田土等細事,一概不準受理」 [89]。乾隆二十三年〈把持行市〉新增例文,正是在政府加強處理牙行負欠客商貨款訟案改變下的具體反應。

來看,明清市廛例對官牙制的補充規範,主要表現在加重對「奸牙」、皇親國戚、高官巨珰、地方豪強等市場特權人物的罰則,保持「兩平交易」的市場秩序,以及增加對客商財貨安全的法律保障。
二‧由「幹預」物價到「管制」糧價

除了官牙制繼續之外,明清市廛例的變化,還集中表現在政府政令對價格機制的不同作用上。在明末「禁革行役」之前,政府藉由「時估和買」,造成了「官價」和「市價」的區分,幹預了價格機制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的正常運作。「禁革行役」逐步實施之後,政府不再主動以「官價」幹預「市價」,改由牙行在市場上以「市價」代替政府購得所需財貨;與此同時,清代政府又開始透過對米牙、米鋪的輔助,試圖「管制」米價,以降低米糧市場上價格波動對小民生計造成的危害。以政府政令對市場價格的作用而言,「幹預」和「管制」其實是相對來說的,在「時估和買」制度下,政府常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官價」(甚或完全不給價)來「購買」商品和勞動力,這是一種對市場價格的「幹預」;在米牙米鋪輔助下,政府試圖在市場上增加或減少流通的米糧數量(甚至是銀、銅貨幣數量),希望以供需數量的變化市場價格的升降,這即是本文所謂的「管制」。簡言之,由明至清,政府政令對價格機制的變化,表現在由原先對全部商品勞動力市場價格的「幹預」,轉變成對糧食商品市場價格波動的「管制」。這個轉變構成了明清〈市司評物價〉例文和〈禁止把持〉例文的變化基軸。

自晚唐「市制」逐漸衰落之後,「編審行役制」即成為〈市司評物價〉律文運作的制度背景。在此制度背景下,政府為方便「和買」的進行,「時估」制也因運而生,此下歷宋、元、明初,無論是「旬估」或是「月估」,基本上都是政府以強編「團行、鋪行」方式作成的「官價」,上「官價」不該脫離「市價」,但實際運作上,由於官吏對於「諸物行人」的尊貴地位,使得「官價」經常低於「市價」。自明後期江南地區開始出現「禁革行役」改革,「編審行役制」逐步解體,牙行加速在各地取代「諸物行人」在「時估和買」中的義務,代替官府在市場上向民間工商業者購買貨品和勞動力。盡管明後期〈市司評物價〉律文還存有「諸物牙行人,評估物價」的「時估」規定,但這種「評估」物價其實已更接近「市價」,是民間工商業透過牙行中介買賣時的市場交易價格。因為「官牙」身份和其它民間工商業者相同,官牙沒有強制民間工商業者以「官價」賣出商品勞動力的特權,因而政府間接購入的商品勞動力,其價格也更近於「市價」。在此新制度背景之下,政府對以「時估」定出各類商品和勞動力「官價」的需要也日漸削減。

雖然在政府委由牙行采買的過程中,依然會產生弊端,需要政府主動除弊,如乾隆元年(1736)新增〈把持行市〉例所申禁的:「大小衙門公私所需貨物,務照市價公平交易,不得充用牙行,縱役私取。即有差辦,必須秉公提取,毋許藉端需索」(表二之3)。但這已是制度改革後仍然遺留的弊端,從制度而言,「牙行采買」已經正式取代了「鋪行當行」,各類物品和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也從而能較少受到政府「時估和買」的幹預。

然而,糧食價格的變動,卻又逐漸在康熙年間以下成為政府關心的重要事務,使清政府遠比明代更重視糧食價格的穩定。至少到乾隆年間,清代已完整地發展出維持糧價穩定的兩大制度,並且相當有效地運作:一是糧價奏報制度,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開始由地方官員奏報各地糧價,到乾隆初年即確立了要求全國官員每個月奏報糧價,在奏報中,一律要包括「中價、貴價、賤價」三種糧食市場價格,中央政府藉此留意全國各省府州縣不同地區的糧價波動 [90];二是以常平倉為主體的倉儲制度,使用諸如平糶、出借和賑濟等手段,特別是經由「平糶」進行春糶秋糴,調節常平倉積谷數量,藉以平穩糧價 [91]。

糧價奏報和常平倉這兩項制度,構成了清代糧價管制政令的基礎,清代〈市司評物價〉增入的三條例文,都和清政府管制糧價的措施有關,都在維持京城附近和運河沿線米糧市價的穩定。乾隆四十年(1775)例,藉由處罰收買政府「平糶」米石的鋪戶,維持常平倉平糶的平抑糧價效果;同時,也特別規定了對「逾數囤積居奇」米鋪的處罰。嘉慶十九年(1814)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兩條新增例,則對管制糧價有更進一步的做法,側重在管制存留京城和漕河沿線的漕糧數量,一是處罰販出京城漕米的「回漕」行為,一是處罰運河沿線收買北上漕船載運米糧的米鋪(表二之2)。這三條新增例的目的,都在維持糧價的穩定。很明顯的,由這三條例文的規定來看,政府都不是強令民間工商業者「時估」訂出和實際「市價」有所差異的「官價」,和糧價奏報制度、倉儲制度一樣,政府的基本做法都在首先承認米糧市場交易中的價格機制運作現況,然後試圖以匯集更準確的市價波動以及釋放出更適當的米糧數量,藉以影響市場價格的波動,將市價波動對民生的不利影響減到最低,這是清政府管制糧價的基本特色。正由於政府對管制糧價的重視,才使市廛律中新增的清代三條〈市司評物價〉例文,盡是和輔佐糧價管制手段相關的規範和罰則。

因為重視糧價的管制,清政府也很重視米糧市場上是否受到人為操縱的,這就涉及到市廛律例中〈把持行市〉條所規範的內容。一方面,米牙最直接經手米糧在本地市場上的販售,可以協助官員呈報市場上的糧價變動;但另一方面,米牙和米鋪(可視為兼營批發零售的中介牙行)也常因為囤積糧食而遭政府處罰,被列為被壞政府管制糧價的因素之一。乾隆年間曾有一場有關米牙存廢的討論,討論過程中可以看出一些封疆大吏對米牙功能的評價,到底是接近協助政府管制糧價的幫手?還是「把持行市」操縱米糧市場的元兇?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乾隆帝據奏,以為九年前楊應琚任兩廣總督時,曾未經戶部議準徑行革除廣東省米牙行,並誤為這個裁革米牙的措施是造成廣東米價停止持續上昂的主因,乃要求時任陜甘總督的楊應琚和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地方大員討論廢除米糧官牙是否可以防止糧價波動。針對這個問題,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和同年九月,楊應琚和尹繼善兩人分別有所疏陳,可看到當時地方大吏對米牙功能的認知 [92]。兩江總督尹繼善指出江蘇省的情形:「米糧牙行,民食所關,尤為緊要。其間,米色之高下、鬥斛之大小、時價之低昂,必須誠實牙行為之經理」;「四方(客米)商賈到時,人地生疏,全賴牙行為之引領,方得買賣無虧。故歷久相沿,商民稱便。若一旦議裁,則遠來之商無所依歸,必致觀望不前,糧食不能流通,轉恐日漸昂貴」。尹繼善對米牙在糧價管制功能的肯定,主要著眼在米牙能便利眾多米糧客商到本省交易米糧,使本地米糧市場活絡,進而使民食不缺;基本上,尹繼善並不認為米牙不能控制糧價的高低:「米價之貴賤,全視產地之豐歉、販運之多寡,隨時低昂,此理勢之必然,亦非牙行人等所能操縱」。楊應琚的看法和尹繼善基本略同(認為米糧客商「人地生疏,非藉牙行引領,難以覓主求售。而糧色之高低、價值之差等,非藉牙行評論,亦未免彼此各有爭競」),但對牙行能否操縱糧價,楊氏則認為要看地區差異:

廣東、兩浙,村莊稠密,食指殷繁,每日需米,難以數計。官倉米石,本有定數。當谷貴之時,縱減價平糶,不過附近居民零星買糴,往往平糶已據報完,而市值仍未平減。若秋收之後,即遇歲稔糧多,而各處商販紛紛糴運,殆無虛日,亦無藉官為收買。惟甘(肅)省則遠在西陲,人戶較少,除東與陜省接壤外,其余三面,俱無鄰近省分。一遇豐收,則粒米狼戾,若於購糴之無人;一遇歉收,則無處挽運,勢須仰於官粟 [93]。

由楊應琚看來,各地糧食市場流通規模的不同,會嚴重影響倉儲制度藉谷數調節管制糧價的政策效果。因此,廣東、兩浙這些「食指殷繁,每日需米,難以數計」的地區,米糧「市值」很難因為開倉「平糶」而減價,也無必要在谷價下跌時「官為收買」補入常平倉中,因為「遇歲稔糧多,而各處商販紛紛糴運,殆無虛日」。在這種地區,連儲存大量積谷官府都沒有管制糧價的效果,更何況一般的米牙了。在「人戶較少」的甘肅地區,因為糧食市場規模小,政府平糶政策才較有作用,但楊氏補充:因為甘肅地區缺少「攜重資以囤積」的商人,所以也不必擔心米牙等商人把持糧食市場。只有在陜西地方,因為有些州縣的米行「尚有家道稍裕之人」,而且還有「歇家廣建房屋囤積米糧,每歲為數甚多,必待價昂,始分發售賣」,對於這些米行和「歇家」,楊氏認為要「嚴行飭禁,有犯,必重加懲治在案」。究竟米牙當禁與否?楊應琚的結論是:「稽查牙行,查拏囤積,亦系除弊之一端」,但是「地方情形各有不同,欲使駔儈無以售奸、糧價不致騰湧」,「全在斟酌時地之相宜,難拘一定之規制」,「務期市值可平,民無食貴」。乾隆皇帝在朱批中贊其「可謂通達時務之論」 [94]。

明清「把持行市」例並未直接規範米牙在米糧市場交易價格中的作用。不過,由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六月初一日政府官員討論革除無帖私牙時強調:「貿易貨物,設立牙行,例給官帖,使平準物價」 [95],可知「平準物價」仍是官員對牙行職責的重要認知。

第一章 第五章 結論
盡管明清〈戶律〉編〈市廛〉章的內容只有五條律文和二十六條例文,但明律〈市廛〉章以專章形式出現,其實已反映了政府對民間工商業者財貨、勞動力管制方式的兩大制度性變化:「編審行役制」取代「市制」的發展以及「官牙制」的發展,這兩大發展濫觴晚唐,歷兩宋元代,至明初,則這兩大制度的相關,正式列為專章,成為通行全國的法律規範。

此後,市廛律基本不動,市廛例則屢有增修,由明代中期以至清代後期,陸續添入〈市廛〉章中二十六條例文。市廛例的增修則反映著「編審行役制」的逐步廢除以及「官牙制」的進一步完善。政府一方面改革官牙制度,以加強對客商財貨的保障;一方面則縮小對市場上一般商品價格的行政幹預,政府只集中管制糧食價格。隨著禁革「編審行役制」的普及,政府對市場價格的影響,由原先透過「時估、和買」制訂「官價」,轉變為透過平糶政策設法平抑糧價,形成一個由「幹預物價」變為「管制糧價」的制度性變化。

本文論證了明清〈市廛〉章律例所反映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明清政府對市場所做法律規範的重要內容。由廣義的法律規範而言,會典也具有規範人民行為的宣示作用,然而,政府編訂律例與會典兩類法律規範的最大不同,在於律例是要做為全國各級官員審判量刑的標準,律例規範雖然遠比會典簡要,但卻和百姓與官員的實際生活更加關連密切。明清會典編成後,罕見註家註釋和書坊刻印,但明清律例卻一直有著眾多註釋專書的流傳與刻印。市廛律例的形成和修訂,主要是要在處理市場上可能的沖突和訟案,用做定罪與否、判刑輕重的全國性標準,不只是在一套政府管理市場的「宣示」或「理想」。

雖然本文對法律規範的討論,並未搜羅較多案例來進行 [96],無法探究市廛律例在訴訟過程中的真實效用。不過,至少由明清〈市廛〉章律例變化看來,其內容則確實反映了明清眾多民間工商業者所面對的「市場制度」,確已因為「編審行役制」的消失、「官牙制」的確立推廣而與前代不同,更大程度地減低政府官員在制度上任意破壞市場價格正常運作的可能性,從而擺脫原先比較惡劣的經商環境。

由明清市廛律例的演變來看,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已由經常性的「幹預」市場,逐步變為選擇性的「管制」市場。至少到十八世紀左右,基本上,政府已不再以經常性的「編審行役」和「時估」制度,向各行業工商業者「和買」財貨和勞動力,政府部門每年對財貨勞力的經常性需要,基本上不再以「幹預」破壞原先市場價格機制來完成,而改由委任官牙間接在市場上進行。官牙不過是領有固定年限營業執照的中介商人,不是直接登錄「官價」的官府,這使「官價」與「市價」的區隔較易松動,價格機制可以在市場上運作的更有效率。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試圖建立糧價管制制度,其做法也不是任意幹預米糧在市場上的售價,而是藉「糧價奏報」制度搜集各地隨時波動的糧食市價,然後以釋放或購入常平中所存貯不同數量的米糧,在市場上「調控」糧價。政府對糧價的調控能力,依各地糧食市場規模大小而有所不同,有些十八世紀的清政府官員也的確認識到此點,對於政府管制和市場機機之間的份際有愈來愈多的理解 [97]。因為糧食波動直接牽動「小民生計」,清政府對米糧市場的管制才有積極的動力去認真執行,所以是種選擇性的「管制」,並不擴及對經營其它行業的市場管制。對於糧食市場以外的市場交易問題,政府主要是透過官牙制度來進行管理。政府在市廛例中制訂了一些相關的法律規範,由管理、懲處牙行在市場上的不正當行為,改善特權人物「強買強賣」以及拖欠客商貨款等問題。

市場交易的復雜化,帶來更多的交易成本問題,政府法律規範和行政的適時支撐,對建立更有效率的市場制度和促使經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配合因素。無論是制訂合宜的法律規範或是推展配合的經濟行政,都需要政府規模的擴大。然而,比起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 [98],清政府在經濟事務方面的行政規模實在成長過小。盡管民間商人可以透過產銷組織的創新以及道德習俗的推展,藉以降低市場復雜化後上升的交易成本,進而提升經濟效率,但是,缺乏政府法律規範和經濟行政的更有效支撐,仍然使改善市場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場交易過程中對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等方面,都造成不利的影響,阻礙了清代經濟成長的進行速度。

不過,和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市場制度做比較是一回事,和明清以前相比,的市場制度則確實因為政府法律規範的變化而有了明顯差異。至少到了清代前期,因為「編審行役制」的廢除和「官牙制」的完善,民間工商業者基本上有了比昔日更好的市場交易環境,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功能的市場制度已經落實到全國通行的法律條文中。由明清市廛律例的變化來看,法律規範的變化,其實反映著兩個層面的變化,一是當時市場制度因為政府法令變化而改善,一是政府功能因為市場發展而有所調整,這兩個層面的變化構成了明清時期「政府—市場」關系演變的重要一環。
註釋

[78] 剛毅輯,《牧令須知》(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65輯,影印光緒十五年刊本),卷3,〈戶房文移稿件式:稅務:請領印帖〉,葉23下/頁116。
[79] 吳奇衍,〈清代前期牙行制試述〉,《清史論叢》,6(1985):26-52。
[80] 《大清會典則例》(文淵閣四庫本,冊621),卷50,葉33/頁567。
[81] 《蘇藩政要》(未具出版年,中央院語言研究所藏本)。
[82] 日本「東洋文庫」藏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年間不同年代的清代數省牙帖168份,由其中一些,可以看到晚清湖北、甘肅、江西、江蘇等省頒發換領牙帖的不同規定(山根幸夫,〈東洋文庫所藏清代「牙帖」〉,氏著,《明清華北定期市研究》,頁125-153)。
[83] Ts‘ui-jung Liu,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 1800-1911.(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0), Pp.28-32
[84] 《謀邑備考》(未具出版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盜案〉。
[85] 李樂,《續見聞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11,第29條,葉20。
[86] 葉權,《賢博編》(《明史資料叢刊》第一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179。
[87] 張伯行,《正誼堂集》(臺北:學生書局,影印光緒五年(1879)刊行吳元炳編《三賢政書》本,1976),卷5,葉32上-32下。
[88] 《大清會典》(文淵閣四庫本,冊619),卷69,〈刑部:聽斷〉,頁637。
[89] 《大清會典事例》,冊281,卷817,〈刑部:刑律訴訟:告狀不受理〉。
[90] 陳春聲,《市場機制與變遷:十八世紀廣東米價》(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279。王業鍵,〈清代的糧價陳報制度〉,《故宮季刊》,13:1(1978),頁53-66。王道瑞,1987,〈清代糧價奏報制度的確立及其作用〉,《歷史檔案》,1987:4(1987)。
[91] 劉翠溶,〈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論文》,8:1(1980),頁5-16。Pierre-Etienne.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rans. By Elborg Forster, Pp.176-225.。
[92] 楊應琚奏折與尹繼善奏折,分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冊18,頁152-155;頁825-826。
[93]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冊18,頁154-155。
[94]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冊18,頁154-155。
[95] 《大清聖祖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238,葉7,頁3188。
[96]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學者以清代巴縣檔案、淡新檔案的州縣司法訟案做研究,從而對傳統明清法制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挑戰(詳見黃宗智的介紹:Philip C.C. Huang,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he Issues.”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 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
[97] 除本文前引楊應琚的例子外,同時期官員陳宏謀對市場價格機制的「自發秩序」也有相當的認識,參見:William T. Rowe, "State and Market in Mid-Qing Economic Thought: The Career of Chen Hongmou, 1696-1771" Etudes Chinoises 12:1(1993), pp.7-39.
[98] V. Markham Lester, Victorian Insolvency: Bankruptcy,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Company Winding-up in Niniteenth-Century England.(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6-8. Oliver. MacDonagh,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 Reappraisa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1(1958), pp. 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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