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收入波動的關聯性分

論文類別:經濟學論文 > 中國經濟論文
論文作者: 關浩傑
上傳時間:2013/5/30 16:41:00

[摘  要]農民增收問題一直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 在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農民收入波動的變化趨勢以及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借鑒各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波動貢獻的模型,實證分析了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收入波動之間,以及農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動與農民收入波動之間的內在作用關系。 研究發現: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且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其次依次為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國的經濟制度等因素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農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動對農民收入的波動均沒有明顯作用,農民收入波動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財產性、轉移性收入的格蘭傑原因而不是農民工資性收入的格蘭傑原因。
[關鍵詞]農民收入結構;收入波動;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工資性收入;經濟發展水平;城鄉收入差距;
農民增收問題一直是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步向非農部門轉移,農民外出務工收入逐漸增加,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例也在持續提高,我國農民收入的構成正在發生變化,收入來源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廓清農民收入結構的演變歷程以及農民收入波動的變化狀態對於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民穩步增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此,本文擬從農民收入結構入手,在對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農民收入波動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和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或建議,以期為農民增收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科學、合理的客觀依據。
一、文獻回顧
目前,我國有較多學者主要從單方面對我國農民收入結構或農民收入波動進行了相關研究。 關於農民收入結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建議。 楊燦明和郭慧芳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來源的變化與構成特點入手,尋求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認為應該從保證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促進農業增效、拓寬農民增收渠道、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強財政支持政策體系建設、重視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等這幾個方面著手來促進農民穩定增收[1]。 楊燦明等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對影響我國農民收入的因素進行了分析,並提出要通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優化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加強農民收入支持政策體系建設等措施多管齊下來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加[2]。 張鳳龍和臧良對我國農民收入結構進行研究後發現,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組成部分,雖然在 2004年個別省份的農業收入所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因政策性因素略有回升,但從長遠來看,農民收入結構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 他們認為應從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努力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轉移、突破農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瓶頸、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這五個方面著手來促進農民增收[3]。 周雪松和劉穎對我國農民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兩者之間的變動規律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對我國 1978年以來農民收入結構的演變歷程進行了梳理,把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變動關系劃分為三個階段,並在對各省(區)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利用近 10年的統計數據對農民收入結構的演變趨勢進行了模擬,以期為處於追趕狀態的後發省份提供借鑒。 同時,他們提出了從鞏固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大力拓展工資性收入和不斷增加轉移性投入來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建議[4]。 劉傳華從農民收入的階段性劃分、農民收入的來源變化和城鄉收入差距這三個方面對農民收入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描述,從國家、農業和農民三個角度分析了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如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農業產業結構等),同時從農民收入構成的四部分(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5]。 孫華臣和王曉霞利用 1987年至 2006年的年度數據對 20年來我國農村的收入結構及其變遷過程進行分析後發現,影響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遷的因素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農產品價格指數、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我國的經濟體制。 同時,他們還發現 20年來我國農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民的收入結構更加多元化,農民的收入來源更加豐富[6]。 馬淩等對 1978年到 2010年江蘇省農民收入結構的演變進行規範分析和實證分析後發現,非農收入已成為江蘇省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這主要受到產業比較優勢轉換、城市化水平提高、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等經濟規律的影響。 但從總體情況來看,江蘇省農民收入結構不盡合理,政府部門應在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7]。
此外,諸多學者就我國農民收入波動情況也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研究。 江觀夥對 1978 年至1994年我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波動趨勢及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明確改革方向,把提高農民收人作為農村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和主要目標,改變單純依賴提高農產品價格來增加農民實際收人的傳統思路,減少農業資金的對外流失[8]。 劉榮利采用 HP濾波的方法對 1978年至 2007年河南省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波動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農民人均收入波動可劃分為三個增長周期:1978年至 1991年為第一個周期,1992年至2003年為第二個周期,2004年以來開始進入第三個周期[9]。 曹躍群等運用小波變換法對 1976年至2006年我國農民收入的波動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後發現,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具有 7年和 40年左右的特征時間尺度,與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化存在著 7年和 40年兩個主要周期振蕩保持一致[10]。徐增海利用 1990年至 2008年我國 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對農民收入波動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程度、城鄉就業結構、城鄉收入差距、農村的工業化程度、政府對農村基本建設和教育的投資等因素對農民工資性收入波動的影響,結果發現一個地區的經濟越發達,工業化程度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大,農村的工業化程度越高,當地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就越高。 因此,增加農民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是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的主要途徑[11]。

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多數學者只是單獨對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或農民收入波動進行了研究,而將兩者結合起來探討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並不是很多。 為此,本文將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農民收入波動相結合,首先對改革開放以來兩者之間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由此直觀判斷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隨後借鑒各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波動貢獻的模型,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對兩者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實證研究,以期揭示出農民收入與收入結構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系,最後依據實證研究結果,從收入來源角度提出促進農民增收的幾點政策建議。
二、我國農民收入結構和收入波動變化情況
從 1978年到 2010年,我國農民收入增長較快,農民人均純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 6 元增加到2010年的 5919元。 農民收入結構也發生了顯著性變化,1983年以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了全面推行,結束了長期以來生產經營上的“大鍋飯”,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也促進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在這段時期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遠遠超過工資性收入並成為農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 1983年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高達 73 49%,2010年家庭經營收入所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雖然下降至 47 86%,但家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只是已經不再占有絕對地位。 農民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由 1983年的 18 56%增至2010年的 41 07%,這雖然仍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已經成為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強勁動力。我國農民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 11%增至 2010 年的11 07%,這雖然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它們也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來源。
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與增長率變化趨勢如圖 1所示。 從圖 1可以看出,在 1978年至 1984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所占農民總收入的比重顯著增加,而農民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則顯著下降。 1984年以後,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而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則逐步增加。 農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對較小,雖略有波動,但基本穩定在 10%左右。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

由圖 1還可以直觀地看出,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波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1997 年以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波動頻率較高,波動幅度相對較大;1997 年之後,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波動相對趨緩,波動幅度明顯減小,波動頻率也明顯降低,這表明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逐漸趨於穩定。 從整體來看,我國農民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增長波動幅度較大、頻率較高,而農民家庭經營收入、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的波動幅度則相對比較穩定。 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波動較為一致,工資性收入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的波形相近。 從長期變化趨勢來看,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增長與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判斷,農民總收入的波動與各部分收入的波動存在一定的關系,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以及各部分收入增長的波動共同作用於農民收入增長。 那麽,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農民收入增長波動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麽樣的關聯關系呢? 本文將通過模型推導及實證分析來揭示這種關系。
三、收入結構變動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波動貢獻的動態分析
(一) 收入結構各部分對收入增長波動貢獻模型的推導
本文所用模型借鑒各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波動貢獻的模型,假定收入函數為 Y = f(X1,X2,X3,A),式中X表示農民收入,Xi(i = 1,2,3)表示收入結構中各部分的收入,A表示經濟制度等因素。對上述收入函數求導可得 Y·=∑3i =1YXiX·i+YAA·,其中 X·表示變量 X對時間的導數。再將上式兩端同時除以Y,並將右端的分子和分母上同時乘以 Xi或者 A,則可以得到:Y·Y=∑3i =1YXiXiYX·iXi+YAAYA·A,其中公式左端是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標記為 y;公式右端YXiXiY表示各部分收入的彈性,在此可以表示為各部分 收入的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標記為 αi;而 X·i/ Xi表示各部分收入的增長率,標記為 xi;右端最後一項表示經濟制度對收入的貢獻,短期內可以視為常數,標記為 α0。因此可以使用如下的線性回歸模型來分析各部分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y = α0+∑3i =1αixi+ ε,其中 ε為隨機擾動項。
(二) 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我國 1978年至 2010年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樣本觀測數據的增長率序列 y、x1、x2、x3建立回歸模型並進行參數估計。考慮到 1978年之後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國農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增長彈性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因此本文對模型的估計采用了狀態空間模型,而且在估計過程中發現各部分收入的增長彈性存在明顯的遞歸性質,於是就收入結構變化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的動態計量分析建立了包括量測方程和轉移方程的狀態空間模型 yt= α0+∑ni =1αixi+ υt(αit= αit-1,i = 1,2,…,n),其中 υt為誤差項。估計結果如下:yt= -0 002 +0 67x1+0 27x2+0 08x3  ( -9 07) ( -4 33) (2 15) (9 68)
估計結果中的各部分收入增長貢獻為狀態空間模型一步向前預測值。 由估計結果可知,各部分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和為 0 67 + 0 27 + 0 08≈1,經濟意義比較合理。 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0 67),由此可見,目前家庭經營收入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其次是工資性收入(0 27),近年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顯著增加,但由於工資性收入受內外經濟環境的影響較大,波動性較大且不太穩定,尚不能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最後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0 08),這兩部分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只能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有力補充。 常數項較小且符號為負( - 0 002)反映了目前我國的經濟制度等因素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還需要進一步調整政策以更有效地促進農民增收。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
各部分收入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彈性變化曲線如圖 2所示。 由圖 2可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趨於上升,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我國 1978年改革最初是在農村進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農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產品產量大幅增長,同時國家也逐步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因此農民收入實現了快速增長,但這一效應僅僅持續到 1992年前後,隨後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逐漸下降。 由於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民收入的絕對水平較低,因此只要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絕對值稍有波動,農民收入的增長就會出現較大的波動。 1978年至 1982年,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由 88 3元增加到 142 9元,然而到 1983年陡降為 57 5元,隨著 20世紀 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 90年代初期“民工潮”的出現,農民從第二、三產業獲得的收入大大增加,因此在 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初期這一段時期,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快速增加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較大,然而隨著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絕對值的不斷增加,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呈現下降趨勢,最終在1992年後趨於相對穩定,而且整體上還是趨於上升趨勢。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國家對農民補貼力度的逐步增大,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也顯著增加,然而目前這部分收入的絕對水平非常有限,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還十分微弱。
四、各部分收入波動與農民收入增長波動的關系
隨著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三種比較有影響的濾波方法先後出現,即 HP濾波、BK 濾波和 CF濾波,這三種方法的目的都是從原始時間序列中分離出周期波動成分。 Hodrick 和 Proscott在 1980年提出的 HP濾波器獲得了廣泛的引用和認可,並成為時間序列消除趨勢方法的一個基準。因此,本文首先采用 HP濾波法得到變量增長序列的趨勢成分,然後從增長序列中去除趨勢得到波動成分,如圖 3所示。 從圖 3可以看出,農民家庭經營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在改革初期波動較大,近年來增長較為平穩,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波動相對較大,農民收入波動領先於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波動以及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波動,由此可以判斷,農民收入波動可能對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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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民收入與各部分收入增長序列波動之間的關系,本文對農民收入與各部分收入增長的波動成分進行了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 1。 由表 1可見,各部分收入的增長波動對農民收入波動均沒有明顯的影響作用,原因可能在於:各個時期的農民各部分收入波動情況不同,波動的疊加作用使得農民收入最終波動與其各部分波動之間的關系不明顯。 農民收入波動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財產性、轉移性收入的 Granger原因,農民收入顯著增加時,農民自發就會增加農業或者其他方面經營的投入,以期進一步提高家庭經營收入,因此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就會出現較強的正向波動,反之,則會出現較大的負向波動。 同時,在農民收入增長幅度較大時,國家相對就會減少對農業方面的補貼力度,農民轉移性收入增幅就會出現較大的負向波動,但由於農民轉移性收入的絕對數額相對較小,即使這部分收入的絕對值出現較小變化,其增長率也會出現較大波動,反之,則會出現較大的正向波動。 農民收入不是農民工資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見農民工資性收入波動與農民收入自身增長機制之間的關系不明顯,這一點與客觀現實也較為一致,農民工資性收入更主要是與宏觀經濟環境有關,當宏觀經濟運行良好時,社會就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反之,就業崗位就會減少,此時即使農民有較強烈的就業意願,但由於農民工數量供過於求,農民的就業工資水平也會降低,農民工資性收入的絕對水平也會明顯下降。 徐增海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發現,農民工資性收入取決於農民所能獲得的非農就業機會和非農勞動力的工資性收入水平,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地方工業化程度越高,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就越大,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就越高[11]。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就我國農民收入結構變動與農民收入增長波動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其他依次為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我國目前的經濟制度等因素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此提高家庭經營收入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根本,提高工資性收入是快速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另外,在對我國農民各部分收入波動與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波動進行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後發現:各部分收入的增長波動對農民收入波動均沒有明顯的影響作用,農民收入波動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財產性、轉移性收入的 Granger原因而不是農民工資性收入的 Granger原因,這一結果表明農民收入的增加會進一步促進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提高,政府在穩步提高農民收入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來促進和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一) 逐步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
近年來,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且增長率也遠沒有其他幾項明顯,但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仍然最大,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最主要來源。 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主要部分是農業收入,其次是牧業收入,2010年農業收入和牧業收入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 73 4%,2011年這一比例是 73 2%。 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其戰略性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無可替代的。 因此,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首先應當從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入手,當然也應該同步提高其他方面的收入。

1. 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引導農民調整農牧產品結構。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對食品、衣著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農民應該從居民消費需求著手,逐漸調整、優化農牧產品結構,這樣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又能增加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當然這僅依靠農民自身根本無法把握市場的變化方向,所以還需要政府部門的合理引導。
2. 優化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結構,建立健全財政監督機制。 各地區的政府部門應逐步降低農業的事業性費用支出在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用於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業科技研究推廣的財政支出,逐步建立起有利於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結構,同時還應該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確保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得到合理利用,真正為農民帶來實惠。
(二) 穩步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
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增長速度較快,2010年這一比重高達 41 07%,由此可見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是農民純收入中增長最快的部分。
1. 在宏觀層面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要保證農民工資性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最根本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大農民的非農就業,然而,積極不斷地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前提是必須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勞動力資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
2. 在中觀層面穩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是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提,目前我國農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如果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快,勢必會出現對農民工的擠出效應,這樣極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12 13]。 因此,我國還應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3. 在微觀層面通過多種途徑來提高農民工自身的綜合素質。 第一,農民工可以通過“幹中學”積累、提高自身的技能;第二,政府部門可以組織建立相應的培訓機構來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 只有這樣才能夠滿足社會對勞動力資源要求越來越高的需求。
(三) 進一步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
雖然農民財產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農民收入的比重一直不高,但這兩項收入也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補充來源。 長期以來,我國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產權不明晰,在執行過程中出現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被地方政府剝奪等不良現象,這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經營性收入,而且使得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失去了保障。 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改革。 同時,政府部門應繼續加大惠農補貼力度,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提升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的幅度。
最後,尚需指出的是,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目前的經濟制度等因素(如土地產權不清晰、城鄉二元結構等)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這些因素的存在可能會對農民收入的增長存在負面影響,這也是本文進一步研究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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