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西方社交媒體與社會資本研究綜述

論文類別:計算機論文 > 互聯網研究論文
上傳時間:2014/12/3 20:36:00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訊)【簡介】社交媒體影響空前。學界對其實質的研究到了什麽程度?西方傳播學界,對社交網絡研究近20年,美國的謝文靜博士梳理相關研究,發現研究的主要問題包括社交網絡、社會資本等,討論了不足及未來的方向。值得分享給互聯網業界和學界的朋友。

  一、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 Site)的定義與發展

  作為最早的研究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 Site)的學者,Boyd和Ellison曾對社交網絡作了如下定義:社交網絡是“以網絡為基礎的服務,這種服務可以讓個人(1)在一個相互聯結的系統裏建立一個公開的或者半公開的網頁,(2)列舉出來與他們相互鏈接的其他用戶,(3)瀏覽並且進入他們系統內相鏈接的用戶的資料。”[1]根據這個定義,Boyd和Ellison認為第一個社交網絡是1997年誕生的SixDegrees.com.雖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可以連接用戶和促進溝通的網站,比如約會網站或者社區網站,以及ICQ或QQ的好友列表功能,但是這些網站或者聊天工具並不能使用戶瀏覽其他用戶的資料和社會關系。其他的一些網站例如校友網站或者班級網站雖然可以幫助人們保持和以往同學們的聯系,但是用戶無法創建自己個性化的資料和好友列表。SixDegrees.com是第一個綜合了以上各項功能的網站。

  在1997年和2003年之間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網絡出現,比如LiveJournal,AsianAvenue,Friendster等。但這些網站多是曇花一現,雖在短期內有不少用戶,但都沒有得到大規模的普及。2006年至2008年間,MySpace是全球訪問量最多的社交網絡。2006年六月,MySpace超越谷歌成為美國訪問量最大的網站。[2]和之前的社交網絡相比,MySpace具有一些獨特的功能,比如用戶可以將朋友加入鏈接,並且用戶無需使用專門的計算機語言就可以創建自己個性化的網頁。這些功能使得MySpace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在用戶政策方面,MySpace也一改以往社交網絡的政策,允許未成年人加入。[3]

  創建於2004年的Facebook則成為MySpace最大的競爭者。Facebook由哈佛大學學生Mark Zuckberg及他的室友創立。最初Facebook的用戶僅限哈佛大學的學生,後來擴大到波士頓地區的其他大學,常青藤聯盟學校以及斯坦福大學。隨著Facebook受歡迎的程度日益增長,2006年Facebook最終向所有年齡超過13歲的用戶開放,並很快吸引了大約12萬用戶。2013年3月,Facebook的活躍用戶達到11100000人。[4]Facebook和MySpace的主要區別之一是MySpace給用戶提供更多個性化的選擇,其用戶可以用HTML或者CSS對個人界面做更多設計。而Facebook則是使用plain text,因此其界面則更加標準化和單一化。

另外,Facebook要求用戶註冊的時候需要登記真實有效的個人信息,比如姓名、郵件地址、畢業學校等,而MySpace則無此要求。較之MySpace,Facebook有更多項功能可以促進用戶互動,比如用戶可以在彼此的“墻”(wall)上留言,可以上載視頻和照片並將朋友“圈”(tag)出來,也可以在視頻和照片下留言。另外,Facebook還可以允許用戶在線聊天(online chatting),互發短消息(personal message),成立或者加入群體(group),企業、組織或者個人還可以創建自己的頁面(page)作推廣營銷的用途。

  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關於社會資本的定義,專家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Bourdieu與其同事把它定義為在特定的社會階層或群體的成員。[5]社會網絡分析家,如Lin認為社會資本是嵌入在一個人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並且這種資源可以幫助人們聯絡或者動員其他社會資源。[6]另外一些理論專家則形容社會資本為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比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規範,社會關系,公民合作,社會參與或政治參與等。

  關於大眾媒介的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學術界的研究已經歷史悠久。社會資本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社會理論家認為積極的公民社會和大眾媒介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大眾媒介還是人們政治知識的重要來源和交流的場所。[7]但是Putnam卻認為大眾媒介的發展嚴重破壞了社會資本。[8]Putnam將美國民主社會的墮落和社會資本的破壞歸結於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城市生活向郊區的擴大化。Putnam認為,要保持良好和健康的社會資本,人們必須經常參與社區活動或者誌願者活動,並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討論。

而現代社會中城市越來越向郊區擴張,越來越多的人們只是在城市裏工作上班卻居住在郊區。這種現象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花費大量時間在交通上面,並且由於人們住得越來越分散,面對面交流的時間和機會越來越少,因而破壞了社會資本。Putnam認為另外一個導致社會資本喪失的原因是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的發展。根據他的理論,人們的時間是一個零和遊戲,而現代人把空余休閑時間主要用來看電視,所以和家人、鄰居、朋友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參與社區活動或者民主活動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這也導致了社會資本的下降。

Putnam的論述主要側重於電視的影響。互聯網的到來曾經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民主社會的開端,但是關於互聯網的使用和社會資本的關系,研究結果也很矛盾,學者們也是眾說紛紜。在這個方面,學者們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陣營。第一大陣營將互聯網的使用從人們上網的時間角度來測量,並且支持Putnam的結論。他們發現,人們瀏覽互聯網的時間越長,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度越低。[9]他們認為網絡的使用和收看電視一樣,會侵蝕與朋友和家人交流的時間,從而造成非常有限的面對面的互動。[10]Nie和Erbring發現在網絡上花費的時間與參與社交活動和出席戶外活動的可能性成負相關。

  另一陣營則側重於互聯網使用行為的具體內容和功能,並發現不同的互聯網功能對社會資本有不同的效果。比如,Shah,Kwak和Holbert確定了四種類型的互聯網的使用:網絡購物,財務管理,社交娛樂,信息交流。[11]他們發現,前兩種類型的使用與公民的政治參與負相關,而後兩類則對公民參與發揮著積極的影響。

  三、社交網絡的使用與社會資本

  由於可以搜尋和鏈接朋友和陌生人,通過留言、評論及在線聊天促進人際互動,分享用戶上載的圖片及視頻,社交網絡對於保持和擴大朋友圈有著良好的作用,也從而促進了社會資本的發展。迄今為止,研究已發現,社交網絡的使用者比非使用者有著更多的社會資本。比如,在挪威追蹤了2000名15-75歲的互聯網用戶[12]。他在兩年內的三次調查顯示,使用社交網絡的人在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面對面的互動,線下的朋友數量以及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方面都要高於不使用社交網絡的人。Lampe,Vitak,和Ellison對美國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學的614名非教學員工進行了問卷調查。

他們發現年長的人以及現實生活中有更高的粘合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人使用社交網絡的可能性比較低。同時,社交網絡非用戶選擇不使用社交網絡的原因主要在於對於隱私問題,社交網絡帶來的角色變化,以及個人時間的有限性的顧慮。但是,通過對比社交網絡用戶和非用戶,三位研究者發現很少使用社交網絡的用戶在社會資本方面基本和非用戶持平,而常常使用社交網絡的人在彌合社會資本和粘結社會資本方面都高於另外兩組的人。

  不僅如此,即使在社交網絡用戶的範圍裏,較多使用社交網絡的用戶也比較少使用的用戶擁有更高水平的社會資本。美國密西根大學的Ellison曾就此發表多篇論文和著述。比如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13]曾通過對將近300名新入學的大學生的問卷調查發現,社交網絡比如Facebook的使用強度不僅可以增進大學生的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比如結識新朋友,獲得了解新學校的幫助等)和粘結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比如在作重要決定時可以獲得建議,有值得信任的人等),並且可以幫助他們維持和過往的高中同學的聯系。Ellison等將其定義為社會資本的第三個維度,維持社會資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

同時,這三位研究者發現社交網絡的使用對社會資本的這種影響對於自我認同(self-esteem)和對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低的人更加強烈,從而揭示了社交網絡的使用和個人心理對社會資本的交互影響。之後這三位研究者又針對這一議題對社交網絡用戶作了跟蹤調查和深度訪談,並發現從長期的角度,Facebook的使用與彌合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有正相關,但和粘結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 capital)沒有關聯。[14]Vitak,Ellison和Steinfield進一步發現,雖然Facebook的使用頻率和粘結社會資本不相關,但是Facebook的具體功能和特征,比如有家庭成員使用Facebook卻對增強可靠的聯盟感(reliable alliance)有正面影響。[15]

  四、手機通訊,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與社會資本

  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見證了手機通訊的飛速發展。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截止到2011年底,全球共有60億人使用手機,相當於全世界人口的87%。[16]手機通訊的發展將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17]Weiser和Brown曾將計算的發展分為三個浪潮。[18]第一個浪潮是固定的大型計算機(mainframe computer)。由於體積龐大,這種計算機曾經可以占滿整棟建築物,並且需要特殊的空調和冷卻系統。因此,這種計算機是不能移動的。[19]計算的第二個浪潮是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比如臺式計算機和筆記本電腦。臺式計算機仍然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使用,仍然沒有移動性(mobility)。筆記本電腦雖然具有了一定的移動性,但是由於其重量、體積、有限的電池壽命以及連接無線網絡的局限性,仍然不能被認為是無處不在的計算機。

  普適計算則是計算中的第三次浪潮。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一種先進的計算概念,學者們認為在普適計算的情況下,計算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它的發生可以使用任何設備,在任何位置,並以任何格式。在這種情況下,用戶和計算機的互動可以多種形式存在,包括膝上型計算機、平板計算機、終端和電話存在。用來支持普適計算的底層技術包括互聯網、先進的操作系統、移動代碼、傳感器、微處理器、新的I/O和用戶界面、網絡、用於位置和定位的新材料等。近來也有學者將普適計算稱為無處不在的計算(Pervasive computing)或者環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在普適計算的環境中,計算機不再是人們為完成任務而使用的工具,而是和人們的生活融為一體,無處不在。[20]因此普適計算的目的就是使計算機“消失”,從而成為人們身體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21]

  相比較臺式計算機和筆記本電腦,手機體積小,重量輕,電池持續時間長,用戶可以將其隨身放在口袋裏,隨時隨地察看。因此手機的出現真正實現了普適計算。黑莓,蘋果手機,Android,和iPad等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的科技,使得“將個人電腦攜帶在口袋裏”的概念和夢想在全球得以實現。[22]有學者預測說,在不久的將來,手機將成為信息樞紐站。[23]

  由於手機具有這種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特點,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沈浸到手機的通話和使用當中,因此有些學者擔心這種移動技術會阻礙大眾在公眾空間和陌生人的對話和交談。[24]而交談(dialogue)則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元素。迄今為止,有一些研究發現頻繁的電話通訊可能會導致人們與外界社會隔絕,並降低公民參與,從而對此項觀點提供了一些支持。[25]

  然而最新的研究則表明根據不同的手機使用行為,手機的使用可以提供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增進公民參與,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26]比如,Campbell和Kwak在全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隨機抽樣調查,他們的研究表明,用手機進行娛樂和打發時間會降低社會資本,但用手機協調組織活動和手機通話將增進和陌生人的交談,聯絡遠距離的朋友,增加加入社會組織的可能性,並提高民主和公民參與活動。[27]他們在韓國的研究進一步印證了上述結果,並且發現這種效果對於40歲左右年齡群的手機用戶最為強烈。[28]Boase通過對2200名美國公民抽樣調查,發現使用手機、固定電話和網絡比較多的人,其社會關系網絡更大更多元化。[29]其他研究還表明,使用手機,尤其是短信,與社區成員的組織身份,生活滿意度,以及幫助別人的意願都是正相關的。

  五、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盡管到目前為止已有很多關於社交網絡,手機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關系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還有以下幾方面的不足,並留待未來的學者去探討和摸索:

  第一,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局限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雖然也有少數實證研究是在歐洲國家或者其他國家開展的,但總體上數量還比較少。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亞洲和非洲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研究空白。近年來社交網絡和手機在亞洲國家和地區飛速發展,而這些國家和地區與歐美不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環境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潛在的研究方向和潛力,值得未來的學者去研究和發現。

  第二,過往的研究大多是使用大學生樣本。雖然大學生是使用社交網絡和手機的重要人群,並且在搜集數據方面有很大的方便性,但是最新的調查研究表明,除了大學生之外,其他人群比如青少年(adolescents)和中年人使用社交網絡的比例也大大提高。比如最近的一項美國調查研究顯示12-17歲的人有近73%的報告使用社交網絡,而78%的青少年擁有手機。因此大學生樣本難免帶有很大的偏差。由於其年齡、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特殊性,很難將其研究結果推廣到普通大眾。未來的研究應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其他年齡和社會階層。

  第三,目前的研究多著眼於某一種具體的科技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多種技術設備,並同時使用多種技術(multitasking)(比如很多人在手機上訪問自己的社交網絡帳戶或者推特或者打遊戲)[30],技術融合也為了解新媒體的使用和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途徑。未來的研究應當考慮多種技術的同時使用,並探討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完)刊於《新聞春秋》2014年02期---------------微推薦回復前面數字看全文,需訂閱用戶

  8.喻國明:傳播學超經濟學成熱門學科9.哈佛尼曼實驗室解讀2014年美國傳媒報告10.大數據對電視業的四大顛覆11.新聞傳播專業2014年社科基金獲批名單12.黃升民:廣告重回巫師時代?13.傳媒經濟之父羅伯特·皮卡特提出媒體面對技術變革,要從價值創造等三方面做調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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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謝文靜,女,博士,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卡本代爾分校新聞學院助理教授;研究興趣:新媒體、健康傳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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