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我國會計學術思想評說

論文類別:會計審計論文 > 會計研究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上傳時間:2006/6/22 17:41:00

自1949年以來,我們的主義祖國已經走過了50年的風雨历程。50年間,在黨的領導下,人民以豪迈的氣概和堅韌不屈的毅力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寫下了20世紀最為輝煌壯麗的篇章。50年來,我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國的事業也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舉国歡慶建國50周年的日子裏,我們也應對50年來我國會計改革與建設所取得的成功的經驗和失败的教訓加以,以便昭示後人,使我國的會計事業以更加矯健的步伐走向對世紀。本文擬就我國會計學術思想在50年間的形成、以及對會計實踐的指導意義等談一些看法,以就教於會計界的同行。
當然,對我國50年的學術思想進行評說,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認為,要對此進行評說必須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要尊重,以客觀的歷史事實为依據,尊重我國會計学術思想形成的特殊歷史環境;二是要考察當時的會計學術思想指導下的會計能否为當時的現實服務、能否指導當時的會計實踐。
以我们的觀點,自建國以來,我國会計學術思想的演進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1951—1956年,引進蘇聯的會計理论體系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的恢復和會計工作的逐步統一,會計理論研究也開始起步。從這一阶段會計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來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批判和改造舊社會流傳下來的會計思想與(包括当時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的会計思想與方法);另一方面,引進蘇聯的會計理論與方法,並結合當時國民經濟恢復的需要開展研究。
從1950年開始,我国會計理論界的學者們就開始了關于建立新中國會計理論方法體系的討論。例如,在1950年1月和3月的《大公報》上,著名會計學者章乃器先生發表了《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账》和《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記賬》兩篇文章,主張用收付記賬法取代借貸記賬法,並將收付記賬法稱為中國人“自己的簿記原理”。之后,當時的會計刊物《新会計》。《會計》、《大眾會計》等都對此進行了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人們又逐步引出了會計本质(性質)的大討論。例如,在1951年《新會計》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學者黄壽定先生的題為《怎樣建立新中国會計理論基礎》的論文,該文提出:每一個社會經濟制度都有其獨特的生產方式,因此作为一種監督和管理方法的会計,也就隨之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產生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的会計理論。……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這樣的社会性質就決定了舊中國會計的特点……”文章還提出:“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成,這就要求:建立與資本主義會計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這篇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社會經济制度應該有不同的會計理論與之適應,這一觀點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中,就被演化為“不同的階級應有不同的會計”、“会計完全隸屬於階級”、“會計具有階級性”等思想。
黃壽宸先生的論文發表不久,在《新會計》1951年第4期上發表了年輕學者陶德先生撰寫的《(怎樣建立新中國會計理論基礎)讀后》的論文。該文認為,“会計在本質上是無所謂階級性的,它只是文字與數字相結合的应用技術罷了”。這篇文章發表後,就立即遭到了全國性的大批判,作者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
當陶德的观點受到批判的時候,陳重丞先生在《新會計》1951年第8期上發表了題為《會計的性與階级性》的論文,該文認为會計具有“兩重性”,即將會計分為“內核”與“外延”两部分,前者是借助於“復式簿记的記賬方法來完成的,它是生產力的反映”,因而只具有科學性;後者“接受經濟學的指導,與社会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是不可分開的”,它具有阶級性。
在陶德和陳重丞這兩位学者提出會計“無所謂階級性”和“雙重性”之後,在全國引發了對會計性質的大討論。蘇聯專家对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如蘇聯專家在《工業會計》1952年第4期上發表的題為《論會計核算的階级性》的論文中就指出:“在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中間,關於一些經濟科學的階級性问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還散布著關於許多經濟科學沒有階級性的這種論調,這是完全错誤而又十分有害的論调,會計是一種有階級性的科學,是永遠執行著該社會統治階级所賦予它的那種目的和任務的科学。……蘇聯的經驗就證實了這一點,在蘇聯,会計已逐漸取得了只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所特有的那種特殊的形式和技術。”蘇聯專家這一定論性意見的公開發表,幾乎使所有与之相反的學術思想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陶德和陳重丞這兩位學者也難免受到批判和政治上的压抑。
今天我們實事求是地來看,陶德和陳重丞這樣一些學者的學术思想之所以在當時受到批判,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和经濟環境決定的。從政治上來看,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有著在當時看來完美無缺的社會制度,無產階级當家作主,任何科学技術以及方法都應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從經濟上來看,我國當時正處在國民經濟的恢復时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正在進行,一切經濟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都應該無條件地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政治和經濟上趕超蘇聯。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我們的會计學術思想也就完全地屈從了蘇聯專家;也正是在這樣的認為會计具有階級性的思想指導下,才導致了我國長期排斥西方國家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結果。

二、1956—1966年,建立以“資金運動論”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階段

1956年以後,我國會計學界逐步擺脫了蘇聯會計模式的約束,轉而尋求適合自己的會計模式,經過了10年的摸索,基本形成了以“資金運動论”為核心的為計劃經濟服務的會計理論體系。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勝利完成和對農業、手工業以及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义改造目標的順利實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為了落實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義”的總路線,1957年10月,國務院公布了《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等三個重要文件,其基本點在於調整中央与地方的關系和調整國家與的關系,即適當地擴大地方和企业的權限。在1956年以後,我國會计界為了擺脫蘇聯會計模式的,醞釀了一次改革,其核心是反對繁瑣,強調簡明、通俗。1958年,在“三面紅旗”的鼓舞下,有些人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等口号。在這些口號和當時“左”的思想引導下,有人提出在會计制度制定方面要“徹底放權,大力簡化”,有的單位甚至放下賬簿,丟掉算盤,出現了所谓的“門框賬’、“腦袋賬”,有的單位只講大幹,不問效益,甚至提出“算大賬不算小賬,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結果破壞了會計工作的正常秩序,造成全國會計工作一度嚴重混亂的局面。
會計工作的混亂狀況很快被黨中央發覺並加以制止。毛澤東主席在1959年10月的“五級幹部會議”總結中批示:“只有算賬,才能实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个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教會我们千百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义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中共中央、國务院和有關的中央領導十分重視會計工作的恢復和整頓。1962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區迅速健全會計機構,補充會計人員,切實整頓會計工作秩序,要明確會計人员的職責權限。為了貫徹中央的有關指示,切實加強會計工作,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於1962年5月召開了首屆全國會計工作會議。會議期間討论修改了《會計人員職責條例草案)》,貫徹實施《國營企業會計核算工作規程(草案)》等重要文件。全國會計工作會議的召開,推動和促進了各項會計核算制度的恢復和健全,也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会計人員作好本職工作的积極性。1962年11月,经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周總理親自簽署的《會計人員職權試行條例》於1963年1月起試行。之後,在“算要有用,管要合理”的原則指导下,財會工作在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在這一改革思想的指導下,我國會計理論界逐步形成了以“资金運動論”為核心的會計理論體系,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由財政部教材編審委員會組織編寫的高等財經院校試用教材——《會計原理》中。
資金運動论,作為會計對象在我国會計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把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看成是會計反映和控制(監督)的對象,並認为,資金是社會主義財產物資的货幣表現,屬於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济範疇,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一觀點避免了資本这個當時認為只有資本主义制度才特有的概念,既體現了鮮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又符合我国會計工作的實際,因而得到了我国會計界的普遍認可。但人們對資金概念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這種分歧源於每個人對事物觀察的角度不同。如果從價值增值的角度來看,資金就是社會主義再生产過程中幫助勞動者创造並實現新價值的价值;而從價值表現的形式方面來看,資金就是企業、事業等單位中用貨幣表現的財產。物資和貨幣。另外,許多人把會計反映和控制(監督)的範圍從過去擴展到現在和未來,作為會計對象的资金運動能否將這些範圍包括无遺,從而引起了爭議。這也為日後我國會計界對會計的本質的争論埋下了伏筆。我們認為,从1958年起,我國會計工作經歷了一次挫折,后又從挫折中恢復整頓,轉而進行改革。在這樣一個起落過程中,人們逐步認識到“辦經濟離不開會計,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這一客觀真理。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會計界逐步形成了以“資金運動論”為核心的會计理論體系,這一理论體系適應了當時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当時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设和會計的發展作出了贡獻。

三、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中會計理論體系被破壞而倒退的階段

1966—1977年間進行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被人們認为是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中,会計理論研究和其他任何學科一樣都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态,這與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有關,對此我們只作簡要的评述。
1967年,林彪、“四人幫”一伙掀起了一股破壞主義和經济管理工作的浪潮,他们把社會主義管理經濟的規章制度視為資產階級的“管、卡、壓”,誣蔑講求經濟效益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掛帥,散布“三年不算賬,錢也跑不到外國去”的論調,他們煽動群眾奪權,大搞無政府主義,许多單位的工作都失去了管理和控制。在“鬥、批、改”中,中央財政部的會計制度管理機構被撤銷,中央各級主管部門的會計機構被撤並,企業、事業、机關和一些單位的會計人員下放勞動,會計工作處於混亂和半癱痪的狀態。絕大部分財经院校和中專學校停辦或撤銷,有相當一部分會计教師和工作者改行或者被下放勞動。
在“文革”這一非常时期,以周恩來、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在1972年由周恩來和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的“經濟核算會議”(对內叫“扭轉企業虧損會”)上,李先念同誌的開幕詞中提出:“在把虧損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余秋裏同誌在講話中提出了為會計人員平反、昭雪的號召,他巧妙地将“管、卡、壓”賦予新的解釋,提出:“社會主義企業就要管,對修正主義的東西就要卡,對資本主義的东西就要壓,會計工作执行的是一條革命的管。卡、壓路線。”在這次會上制定了考核企业的八大經濟指標。鄧小平同誌起草了《加強企業管理20条》。會後,《人民日報》發表了《加強經濟核算》的社論,为全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但是“四人幫”一伙在上海《文匯報》上針鋒相對發表了《不作噸位的奴隸》的社論,並提出“捍衛無產阶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反逆流、反倒退、反復辟”的口號,使這次改革夭折。在“十年浩劫”的那些最为黑暗日子裏,會計理论工作者和會計工作者的性命都難保,根本就談不上會計理論和會計學術探討。所以我们說,1966—1977年間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國会計體系受到嚴重破壞,會計理论與實務停滯並出現倒退的階段。

四、1978-1988年,恢復傳統研究和引進西方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以“管理活動論”與“信息系統論”為兩個主流學派的階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與改革開放的要求相適應,我國的会計理論研究工作也在恢復和整頓中不斷,會計理論研究日益繁榮。各種會計學術思想的爭論與交流日趨活躍,在推进會計改革,努力為經濟現实服務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間,1980年1月6日成立了全國性的會計學術团體——中國會計學會。随後,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也都相繼成立了会計學會。1980年3月,中国會計學會創辦的全国性會計學術刊物——《會計研究》創刊,之後,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會计學術團體也都紛紛創辦了会計方面的刊物。這些都為組织和推動會計理論研究,繁榮和發展我國會計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會計研究組織和會計園地的發展,會計理论研究對實踐的指導和促進作用也日益被人們所重視。來自會計科研部門、會計教育部門、會計實務管理部門以及基層單位的會计工作者都積極地投入到會计理論研究中來,廣泛開展了對會計基礎理論的研究和對會計實務中有關的探討。這一階段討論的主要問題有:會計的本質、職能、對象、地位和作用、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等。自從中國會計學會提出了會計理論研究的總體目標和科研规劃之後,會計理論研究的領域逐步拓寬,在開展基礎性理論研究的同時,著力點開始轉向研究會計工作中的現實問題和前沿性課題,如會計改革問題、會计與經濟效益問題、會計環境問題、會計電算化問題、質量成本问題、註冊會計師問題和会計教育問題等,在這一階段也湧现出了大量的優秀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註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在關於會計涵義的討論中逐步形成了“管理活動論”與“信息系统論”這兩個主流學派。
管理活動論這一观點是由楊紀魂教授和閻達五教授率先提出的。1980年,在中國会計學會成立大會上,兩位教授合作发表了題為《開展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幾點意見——兼論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的論文,首先提出了“會計的本質是一種管理活動”的觀點,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會計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會計管理活動論是針對傳統會計本質的“工具论”、“方法論”和在這一理論影響下的事後记賬、算賬、報賬的被動的會計工作狀況提出的。這一主流学派對會計涵義的表述有以下幾层意思:第一,會計是一種社會關系,是社會關系總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第二,會計是人们自覺運用經濟並通过一套特定的技術程式管理实際經濟活動的一個社會環節。第三,會計是人類進行经濟管理的一種活動,既是客觀經濟範疇,又是經濟管理方法。第四,會計本身就具有經濟管理的職能,會計應該具有主動地對經濟活動進行控制、監督或者管理的作用,即所謂會計管理。提供信息是手段,而控制、管理才是真正的目的。第五,會計是一種管理活動,是一項經濟管理工作。
信息系統論這一觀點最初是由葛家澍教授和余緒纓教授在接受了西方國家關於信息系統的提法后提出的。該觀點認為,會計是旨在提高企業和各單位活动的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這一主流学派對會計涵義的表述有以下幾層意思:第一,會計作为一個信息系統,它主要是通過客觀而科學的信息,為管理提供咨询服務。第二,將會计定義為是一個信息系统比較準確地表達了會計產生以來就始終存在提供數據和信息,为經濟管理服務的職能。第三,會計信息系統是會計、信息、系統這三個概念组成的。所謂會計,包括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它是一個企業的主要信息來源。信息是一種有特定目的的知識,它能使人們對事物取得有價值的信息和數據,任何事物假如事先已被知道,就不再成為信息,其信息就等於零。系統是具有一定功能的、為達到一定目的的有機整體,一個信息系統又是由很多元素組合起來的,它的目的是為了生成有用信息並提供給需要者使用。
我们認為,上述兩個主流学派的觀點盡管在表達上有一定的差異,但只是其側重點有所不同,並無本質上的差異。楊紀魂教授在其1987年主編的《會计原理》一書中認為:會計对象以會計作為一項管理活動為前提,其核算與监督的對象是企業單位中的價值運動,即資金運動。這一對象密切聯系著會計的職能,並制约著會計的任務(目標),資金运動總是伴隨著會計主體的經營或經济活動而進行。會計作為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信息系統,需要加工數據形成信息。因此,會計還有一個處理的對象,會計處理的對象来源於資金運動,加工生成的信息又作用於資金運動。會計的这兩個對象都是客觀存在①。吳水澎教授在198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信息系統論與管理活動論可以合二而一”②,並在其著的《財务會計基本理論研究》一书中認為“二論的基本观點是一致的”,“二論有著共同的内涵,僅是認識問題的方法和角度不同而已”。兩个主流學派在不同的階段都发揮了重要的作用。“管理活動論”將會計提到與管理科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特別是“文革”以後受到各級領導和財会人員的重視,在促使人們重視會計工作和加強會計理論研究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隨着電腦與會計工藝的結合、信息化和會計國際化的發展,“信息系統論”已顯示出它未來的曙光。

五、1987年至今,集中力量研究會计準則和建立、健全能與國際會计慣例接軌的、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理論方法體系的階段

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會計學會加大了有關建立中國會計準则體系的學術研究的力度,它在建立我國會計準則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会計學會於1987年的年會上提出了一份研究規劃,並成立了旨在完成這些規劃的7個研究組,其中最引人註目的一個研究組是以娄爾行教授、葛家澎教授和閻達五教授為召集人的“會計原則和會計基本理論研究組”。該研究組于1989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是我國會計學術界从務虛研究到務實研究的一個重大轉折。這次會議提出了研究組的《工作程序》、《形成会計原則說明和研究報告的程序》等文件,並將研究組正式更名为“會計基本理論和会計準則研究組”。此次会議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確定了我國會計学術界研究制定會計準則的思路:采用歸納的方法,從具體到一般,即先根據實際的需要和流行的會计慣例制定一系列的具體會計準則,然後再根據已有的具体會計準則制定基本會計準則或財務会計的概念框架結構。顯然,这種思路是借鑒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會計準則制定的經驗而得出的。在此思路下,我國的會計學術界為建立我國的會計準則開展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工作,為日後財政部制定我國的会計準則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財政部於1988年10月31日設立了会計準則組。該組成立以後,工作开展得非常迅速。1989年3月,準則組便提出了《關於擬定我國會計準則的初步設想(討論稿)》和《關於擬定我國會计準則需要研究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征求意見稿)》兩份文件。1990年4月初步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準則(草案)提綱》,後經過反復修改和多次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別是會計學術界的意見,於同年的11月完成了第二稿,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準則(草案)提纲》(討論稿)。1991年7月,財政部發布《會計改革綱要(試行)》,將制定和實施會計準則,建立以會計準則统馭會計實務的會計核算规範體系納入了正式的改革議程。
1992年11月30日,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以第5號部長令的形式,簽發了《企業會計準则》,並要求自1993年7月1日起全面施行。至此,會計準則在我國實現了零的突破,從此,我國開始進入了以会計準則的形式規範企業会計核算的,也標誌著我國會計準则制定由一般到具體的思路的正式實施。
我國的《企業會計准則》實際上只是指導企業會计核算的基本準則,在整個會計核算规範體系中起到類似“概念結構框架”的作用。考慮到企業會計核算的實際需要,作為权宜性措施,財政部又制定了13個大行業會計制度。
從1993年下半年起,財政部會計司開始全力投入到了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上,並成立了國內和國外兩個專家组對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提供咨詢意見。在1995-1996年間,財政部完成了30項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工作,並將它們以“征求意見稿”的形式下發到全國,廣泛征求意見。
自1997年6月4日財政部正式頒布了第一個具体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來,已成功發布了8项具體會計準則。這些具體會计準則受到了中國證監委和會計實務界的一致好評。
現在看來,會計準則的制定要適應經济發展的需要;會計准則作為指導企業會計核算的指南,它必須有堅實的實踐基礎;會計準則應來源於實踐,它應以客觀、真實地反映企业的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為其主要目的,從在实務中流行的一系列會計惯例中篩選出最優的會計處理方法,會計準則的建立只能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采用拾遺補缺、逐步添加的方式來發展。
,在我国已形成了基本會計準則、具體会計準則和行業會計制度並存的局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生新变化。財政部繼續發布具體會計準則的情況下,基本會計準則和行業会計制度將何去何從?這一問题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討論。我們認为,1992年頒布的《企业會計準則》(基本會计準則)已不能適應今天的經济環境了,應在適當的時候對其進行修訂與完善,使其成為我國財務會計的概念結構框架;當前應繼續保留並逐步完善行業會计制度和具體會計準则,在不斷健全與完善中使其成为能夠代表我國會計核算最高水平的規範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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