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國際化:離我們有多遠?

論文類別:會計審計論文 > 會計研究論文
上傳時間:2006/6/22 15:40:00

1992年《準則》和《企業财務通則》的發布和1993年7月新行業會計制度的全面實施,標誌著我國會計向國際慣例接軌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然而,也就是從那時起,關於我國會計是國際化還是保持一定的“特色”的討論或說爭論,就一直没有中斷過,而且愈演愈烈。什麽是會計國際化?我国會計國際化狀況如何?怎樣提高我國會計國際化水平?帶著這些,記者采訪了中山大學劉峰博士、廈門大學曲曉輝教授和山東學院李孟順副教授。


協調還是接軌?

如今,经濟全球化的浪潮已波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和领域,而作為一種“商業語言”的会計也被置身於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之中,正向國際化的方向邁進,“會計國際化”的趋勢日益明顯。然而,人們對於什麽是會計國際化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山大學管院劉峰博士說,关於會計國際化的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亦即代表了三種觀點。其一,會計國際化就是相互交流、相互溝通,找出差異之所在;其二,會計國際化就是在可能的範围內,盡量減少差異,尋求一致;其三,會計國際化就是實行全球會計的一體化、統一化。在這三種觀點中,大部分人傾向於第二種,即国際化就是協調化。第三種觀點即“一體化、統一化”被認為是難以實現的,而第一種觀點實際上是協調、統一的基礎和手段。山東經濟學院李孟順副教授也認為,會計国際化實際上是一種趨勢,是通過各國會計的相互以及和職業组織的活動,使各國會計逐漸走向協調和一致的過程。
看來,对於會計國際化問題,主張“協調”的觀点占了上風。那麽我們應該如何来理解“協調”呢?李孟順副教授認為,協調化既可以理解成一種存在狀態,又可以理解成一個過程。會計協調化作為一種存在狀態,表示各國會計存在的協調一致的關系或聯系。協調一致包括各国會計計量、披露實務及會計準則的統一性和邏輯上的一致性而不發生沖突,也即統一性和邏輯上的不沖突是會计協調的兩種狀態。會計國際化所要達到的就是這兩種狀態。会計協調化作為一個過程,是指對會計準則、會計實务設定限度,以消除各國會計间存在的差異或減少邏輯沖突的活動过程。會計協調化過程的目標或結果,就是為了使各國會计實現協調化的狀態。
既然會計國際化可以理解成會計協调化,則中國的會計國際化就是中國會計與國際會計慣例的協調。那麽什麽是國際會計惯例呢?李孟順副教授說,由於世界各國的會計慣例一般都具有明顯的國家色彩,某一國的會計慣例或各國會計慣例的綜合都不能稱为國際會計慣例。因此,我們贊同大多數者的觀點,即把大多數国家(主要是發達國家)通行的做法或規則看作是國際會計慣例,並且傾向於以國際會計準則和英、美會計慣例為主,因為國際會計準則和英、美會計慣例將是國際會計慣例的主流。

要不要“中國特色”?

會計國际化的促動力來自於跨国公司的發展及貿易、资本市場的逐漸全球化。20年的改革開放,已使得我國會計初步納入了國際會計體系之中;加入WTO——我國經濟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將為我國會計的第二次國際化大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中國會計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趋。然而這個似乎已无須爭論的問題,今年上半年财政部與中國證監會卻展开了一場空前的“口诛筆伐”,可謂針鋒相對。其起因緣自財政部頒發《企業會計制度》。去年底,《企業會計制度》頒布之後,財政部會計司在介紹、宣傳該制度時強調指出,制訂這次企業會计制度有四個方面的考慮:(1)保留經實踐證明(原有準則和制度)有效的部分;(2)立足於中國國情制定會計标準;(3)防止虛增資產和利潤的现象;(4)保留具體會計準則中較成熟的。從對這四條的表述來看,立足中國國情、制訂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會計制度,應當是財政部會計司發布《企業會計制度》的主要考慮。然而,中国證監會對此則有不同反應。首先是證監會首席會計師张為國在“全國具有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工作會議”上表示,必須加快我國会計和信息披露準則国際化的速度;進一步開放会計市場;擴大我國會計在國際會計和信息披露準則形成过程中的影響力。其次是證監会主席周小川4月11日在“政府預算管理與會計改革”國際研討会上的講話,題目就是“關於會計準則國際化问題”。該講話以銀行這一類型特殊的行業為切入點,對我國會計準則中這部分的薄弱之處提出批評,要求参照國際經驗。周小川進而提出,不要將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環境的東西作為中國特色继續保留,而應該更多地國際經驗,更多地向國際標準靠攏。在此之後,中國證監會的官員先後多次發表講話或接受采訪,突出強調會計準则的國際化趨勢。《中國證券报》還開設了“會計準則國際化”專栏,發表系列文章討論會计準則國際化問題。其主要觀點認為:會計準則應當國际化。針對中國證監會有關國際化的批評,財政部會計司改變了應變策略,強調我國現有的會計制度與準則已基本實現國際化。當然,對究竟什麽是國際慣例以及是協調還是接軌,他们作了不同的解釋。針對周小川就我国會計準則缺少銀行等部分的批評,會計司也表示,將加快這部分會計準則的制訂,年内發布相應的會計準則。此外,會計司還特別強調:會計準則的制訂有賴於執行和監管。到今年6月底,中國證監會发布通知,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執行新會計準則。這场爭論暫時告一段落。
爭論似乎以證監會的妥協而告終。那麽我們從這場爭論中能夠得到哪些啟示呢?劉峰博士說,在這場爭論中,會計司强調“統一性”(制度),證監會重視“靈活性”(準則)。兩者都強調“經濟後果”,都用“經濟后果”影響作為論據。如避免會計信息失真(使資源配置低效或無效),人為操縱利潤、使國家利益受到影響等。兩者都承認會計市場需要“管制”,但管制的手段和方法不同。事實上,需求決定了供給,上述機構對相應會计的需求,必將刺激相關会計理論的供給:第一,争論對促進我國會計理論的發展是有益的。因為真理越辯越明。而在會計發展過程中,FASB是“爭論”的產物;概念框架、GAAP也是各方利益集團“爭論”與協調的產物。所以,爭論比“一言堂”顯然更有助於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第二,爭論有助於導致良好的、至少是“公允”或者說是“普遍接受”的會計實務。從來看,美國的幾乎每一個会計政策或會計準則都是争論的結果。FASB第123號关於認股權的會計準則,創下爭論的歷史記錄:制訂過程中先後收到各界2800多封評論意見。第三,爭論不見得急著要一個結論或得出一個統一的结果。一是因為會計學不是,“一一得一,负負得正”。用不同的理論解释,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它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即使是用實證的方法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二是真理的探索需要時間。比如美國SEC主席布瑞登與美联儲主席格林斯潘關於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之爭(1992)至今也無一個結論。所以,如果我們采用瓦茲和齊傑瑞(1979)所確立的辯解市場方式來分析,這場爭論將會激勵相应會計理論的需求與供給,從而促进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发展。
在談及中國的會計準則(制度)到底該不该保持一定的“中國特色”时,廈門大學曲曉輝教授說,既然大多數人認為會計國際化是一個會計協調發展的過程,那么保持“中國特色”無疑是必須的。所以我認為我國不宜全盤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原因之一是國際會計準则未必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济國家。原因之二是国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重大改組及其近來的活動表明國際會计準則將有重大修訂。再者,會計国際化雖然是一個必然趨势,但其不僅受經濟的影響,而且也涉及到政治程序。此外,國際资本市場對國際會計准則的認可和國家會計規範是否采納國際會計準則是不同的事情。在我國資本市場尚未接受跨國上市和發行證券的情況下,在我國公司在境外上市比重不是很大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规範也應以我國資本市場的現实情形為根據,不宜過分超前。因为理論上高深和技術上先進的準則,如果與之所服務的環境不相符合,就不是好的準則。

怎樣提高我國國際化水平?

我國會計國际化進程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進入90年代以後非常迅速。談到我國會計國際化的現狀,李孟順副教授說,會計國際化應包括會計準則(制度)國際化和會計实務國際化兩個大的方面,但人們往往把我國會計國際化歸結為會計準則的國際化,而实際上我國會計國際化的會計目的主要是增進我國會计信息的國際可比性、可解性。雖然制定一套符合國際會計慣例的會计準則無疑為實現該目的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否一定能實現該目的还要看會計實務的狀況。而從我國現實情況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相對容易而会計實務國際化的任務更加艱巨。第一,由於會計人員水平的局限、對財務會計信息的作用的輕視以及利益的驅動,我國會計工作中會計政策運用的隨意性、不準确性甚至濫用的現象比較嚴重,加之其他原因,導致我国會計信息長期嚴重失實,失实的會計信息也就談不上國際可比性。也就是說,我國會計实務遠沒有達到會計準則要求的質量和國際化水平。第二,國際化追求高水平的會計實務。高水平會計實務不但要求严格執行高水平的會計準則,也要求自願披露更多的人們所需要的會計信息,要求不完全拘泥於会計準則而去更好地反映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而由於我國文化传統的原因,形成如此的會計實務是有相當難度的。總之,我國會计準則的制定已走上了正確的國際化道路,並且進展很快。而我國會计實務的國際化水平遠落后於會計準則。
一國會計是一国發展的環境因素,會計的國際化將为經濟的國際化創造條件,尤其是對發展家而言,會計的國際化有利於吸收國際資本,有利於提高國內資本市場的质量和國際信譽,也有利於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因此,加快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應該是坚定不移的選擇。那麽,怎樣才能提高我國會計國際化的水平呢?李孟順副教授說,首先是在準則的制訂過程中要正確處理国際化與我國環境的關系。由於我國的具體環境與美、英為首的发達國家的環境存在巨大差異,使得我們在決策會計準則的具體時不得不在國家化和國际化之間作出艱難的選擇。環境固然對會計會產生重大,但這種影響主要是上的,也即在世界會計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环境導致了有差別的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國家會計。但是,现實的狀況卻是,各國會计之間的差別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甚至越來越難以辨認。對會計的影響越來越淡化;尤其是稅法也不再完全要求會計實務與其亦步亦趨;文化的影响越來越讓位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的影響也在變得更加調和。另外,各國會計都在處理著相同或相近的經濟交易或事項,不同國家間的交易或事項本身无本質差別,有的只是有或無、多或少的差別。因此,處理這些交易或事項的程序和應該或者可以是相同或相通的。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在制定準則的過程中,無須過分誇大環境對會計的影響作用而過多地強調中国特色,甚至刻意去追求中國特色。当然,對於那些政治的、法律的不可控因素的要求,應該在會計準則中得到體現,但應盡量做到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协調。除此之外,凡是與國際上相同或類似的交易或事項,應盡量采用國際會計慣例,对於會計術語和定義,也应盡量采用國際流行的表述方法,只要符合我國的語言習慣就行。其次是努力提高會計實務質量。会計實務的質量標準当然主要應該是會計準則、會计制度。但僅以會計準則、制度作為評價依據顯得過於簡单化了。配普等人曾提出過評價公司會計質量的如下程序:(1)辯明關鍵的會計政策;(2)評價會計的靈活性;(3)評價會計戰略;(4)评價披露質量;(5)辯明潛在虧損;(6)消除會計扭曲。我們可以把以上程序變通為评價會計實務質量的如下标準:會計政策選擇的恰当性、會計靈活性、會计戰略的明確性、披露質量、潛在虧損的程度、能否消除會計扭曲。若以这些標準評價,則我国總體的會計實務質量是非常低的,主要表現就是,會計政策和估計的抉擇有时過分死板而有時又过於隨意,甚至濫用會計政策和根據利益需要變更會計估計;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低劣;潛在虧損廣泛而嚴重存在,等等。低水平會計实務質量抵消了我們為會計準則國際化所做的努力,影響了我國會计以及企業的國際信譽,也影响了我國的投資環境。更為重要的是,信息的失實將會嚴重影響整個經濟的預警機制,使經濟危機特別是危机的風險性加大。要提高我国會計實務質量,首先應提高企業管理當局對會計信息重要性的認識;其次應大力整頓會計工作秩序,努力改變會計信息嚴重失實的現狀;再次是全面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提高他們恰當选擇會計政策和職業判斷的能力;最后是規範和鼓勵企業对信息的充分披露,提高披露水平。此外,還要提高我國会計準則、制度的國際透明度,加強會計的國際交流,擴大我国會計的國際影響。
曲晓輝教授則提出了一个“找出差異、縮小差距”的思路。她認為,我國會計準则(制度)制定機構的一項重要而有建設性意义的工作,是逐一找出我國会計準則(制度)與國際會計準则的具體區別,並刊出官方版本。這將有助於確切地揭示我國会計國際協調的程度,明確進一步協調的目標和進度,便於在目前的情況下進行與我國有關的國際財務信息的比較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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