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論文類別:會計審計論文 > 會計研究論文
論文標簽:會計公共關系論文
上傳時間:2007/2/13 14:30:00

[摘 要]國內外關於公司治理結構與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已积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對國內外關於公司治理結構与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实證研究進行綜述,对如何進一步進行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计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建議。
[關鍵詞] 公司治理結構 會計信息質量 实證研究 綜述 建議
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成為近十幾年國外實證研究讨論的熱點。學者們主要從股權结構、董事會特征、审計委員會特征等方面著手,公司治理與盈余管理或財務報告舞弊的關系。

一、國外學者關于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关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關於公司治理結構與会計信息質量的關系,國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主要是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審計委員會特征,分析公司治理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
(一)董事會特征與盈余管理的关系
Dechow等(1996)研究發現利潤操縱的更有可能存在管理控制的董事會成員,更少地有審計委員會。
Klein (2000)對687家美國大公司進行檢驗,發現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与盈余管理之間存在非線性負相關關系,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占少數的公司更容易進行盈余管理。當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低於51%時,其負相關關系顯著;但對於那些審計委員會完全獨立或完全不獨立的公司,其進行盈余管理則沒有差異。
Peasnell, Pope和Young(2000)檢验了英國公司盈余管理與獨立董事以及審計委員會之间的關系,結果發現,管理當局提高非正常應計項目以避免報告損失或盈利減少的可能性與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比重負相關。
Chtourou等(2001)用兩組美國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盈余管理與公司審計委員會和董事會制定的有關治理政策显著相關。對於審計委員會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公司,增加利潤的盈余管理與较大的獨立董事比例顯著負相關。
(二)董事會特征與財務報告舞弊及財务報告質量的關系
COSO(1992)報告《內部控制---整體框架》發現,舞弊公司的獨立董事所占比例比非舞弊公司小;舞弊公司董事會中灰色董事的比例大於非舞弊公司;舞弊公司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的任期比非舞弊公司短;舞弊公司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所持股權比例比非舞弊公司低,舞弊公司設置審計委员會的比例低於非舞弊公司,因而審计委員會能夠加強董事会對管理當局的監督,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公司的財務報告。Leob-becke and John(1992)的研究也得出了與相似的結论。
Dechow等(1996)通過對違反GAAP的92家样本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內部董事的比例越高,或公司董事長與總经理為同一人,以及公司未設立审計委員會,則該公司越有可能因違反GAAP而受到SEC的處罰。
Beasley (1996)運用logistic回歸對董事會成员構成與會計舞弊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舞弊公司董事會成员中外部董事的比例顯著地低於未舞弊公司,外部董事的比例與會计舞弊的可能性顯著負相關,但審計委員會的存在和組成並不顯著地會計舞弊的發生率;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任期增加、持股比例增加、在其它公司任職减少使會計舞弊發生的可能性下降;董事會規模小,會計舞弊發生的可能性下降,Beasley (1998)對舞弊公司和未舞弊公司董事會构成的進一步比較研究發現,舞弊公司的董事會在構成、任期、持股水平、在審計委員會中的作用方面與未舞弊公司有很明显的差別,與前述結論基本一致,而McMullcn, Dorothy, Raghunandan and Rama (1996)的研究發現,舞弊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的比例低於未舞弊公司,內部董事持有公司較高比例的股權,Carccllo and Ncal (2000)也指出,對一些陷於財務困境的公司而言,獨立董事在審計委員會中的比例越大,註冊會計師在其審計报告中對公司能否持續經營表示意見的可能性就越大,該研究支持藍帶委員會1999年關於建立完全独立的審計委員會的提議,顯然,他們的研究與Beasley的結論不一致。於東智、谷立日(2002)認為差異可能是出於樣本選擇不同造成的,Beasley使用的是1980---1991年的樣本,審計委員會制度初步推行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而Carccllo and Ncal選取的是1994年的樣本,具有獨立性的審計委員會已開始發揮作用。
Wright (1996)研究發現審計委員会中內部董事與灰色董事的比例與財务報告質量負相關;美國COSO(1999)也得出相同的結論。香港的何順文、黃家信(1998)的問卷調查表明,董事會中家庭成员的比例與公司自願披露程度存在負相關,公司規模、審计委員會的設立與公司的自願披露程度呈顯著正相關。
美國反舞弊財務報告委員會(Treadway)的发起組織COSO(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nanization)(2000)公布的研究成果《舞弊財务報告的編制:美國上市公司的分析(1987- 1997)》以美國证監會(SEC)發布的《會計和審計法規執行公報》中所列的1987- 1997年间的則務報告舞弊案例为總樣本,隨機選取了涉及近300例舞弊案件的有財務舞弊行為的200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有72%的案例涉及到首席執行官(CEO) ,有43%的案例涉及到首席財務官(CFO)。25%的舞弊公司沒有設立審計委員會。在設立審計委員会的舞弊公司中,大部分成员沒有會計任職資格或沒有在會計或財務崗位的工作經驗。內部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一年大約有一次舞弊行為。可見审計委員會對防止公司財務報告舞弊有一定積極作用。在制造舞弊報告的公司中,董事會成員通常參與其中或是“幕後”領導(他們受到與公司有密切聯系的外界的影響)這些成員一般拥有大量公司股份(比例大致在33%左右,其中僅CEO個人就占到17%),但这些董事會成員缺乏長期領导經驗,整體素質不高。依據COSO研究分析的舞弊案例的數據,Beasley等對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的三個舞弊事件容易發生的行業(技術、醫療衛生和服務)進行了分析,這三個行業占據了COSO研究分析的舞弊案例的人約40%。他們發現,行業間的舞弊技術差別很大,技術公司中收入舞弊最普遍,金融服務業中資產舞弊和私吞資產的現象最普遍。三個行業中的任一行业的舞弊公司與未舞弊公司相比,其治理結構非常薄弱。技術和金融服務業中的舞弊公司較少擁有審計委員會,而且在所有三個行業中,舞弊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和董事会的獨立性都較差。技術和医療衛生行業中的舞弊公司很少召開審計委員會會議,所有三個行業中的舞弊公司很少提供內部審計支持。
(三)股權結構與信息质量關系
Warfield等(1995)提出當管理人員入股或机構所占股權增加時,會降低代理人成本,因此也減少經理人員操縱盈利數字的可能性;La Porta等(1998)發現股權集中度與财務報告質量負相關。

二、國內學者關於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綜述
陸建橋(1999) 、陸金海(1999)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有利用盈余管理而避免虧損的行為;林舒等(2000)、盧文彬等(2001)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在首次公開募股(IPO )過程中存在著盈余管理行为;陳小悅等(2000)、王躍堂等(1999)、王安武等(2000)發現上市公司存在著為了滿足配股政策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章永奎、劉峰(2002)通過对資本市場上1998年度財務報告被出具非标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與審計意见的相關性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註冊會計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審計出盈余操縱。
李爽、吳溪(2003)认為監事會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明顯,不能有效監督管理當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劉立國、杜瑩(2003) 以1994年至2002年6月因第一次公布年報即發生舞弊而被证監會處罰的1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樣本,從股權結构、董事會特征兩方面分別研究公司治理與財务報告舞弊的關系,發現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比例越高、流通股比例越低,公司越有可能發生財務報告舞弊,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為國資局時,公司更有可能發生財務報告舞弊,執行董事、内部董事在董事會中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發生財務報告舞弊;發生财務報告舞弊的公司往往有一個更大规模的監事會。蔡寧(2003)研究發現,發生財務舞弊與未發生財务舞弊上市公司董事會外部董事比例不存在顯著差異,董事會規模与財務舞弊顯著正相關,發現股權集中度與財務舞弊行為顯著正相關,控股股東性質與財務舞弊行为相關性不顯著。
薛祖云、黃彤(2004)以2001, 2002年被出具非標准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其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特征变量,認為監事會規模較小,以及灰色監事和名義監事的獨立性差可能是導致會計信息質量失控的原因之一;董事會、監事會會议更大程度上起滅火作用;持股董事、監事人數較多的董事會、監事會在監督會計信息質量方面會更有效。梁傑,王漩,李進中(2004) 以我國證券交易所成立至2003年12月31日期間被證監會公开查處的財務報告舞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比較全面地選取了分別代表公司治理結構中董事會特征、監事会特征、經理層特征、股權結構等方面的14個指標對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舞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內部人控制度、國家股比例、股權制衡度與財务報告舞弊顯著正相關,法人股比例、股權集中度、高級管理層持股比例與財務報告舞弊显著負相關。

三、对我國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通過梳理國內外,關于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质量的關系主要是通過邏辑線性回歸的來檢驗各種具體的公司治理機制和会計信息質量的相關性,盡管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證據,對如何組合公司治理機制以提高會计信息質量提供了有利的數據。但是,這一領域的研究還遠未系統化,而且存在一些缺陷。因此,笔者對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质量關系的實證研究進行进一步研究提供以下建議:
(一)公司治理結構的代理變量的選擇
已有的實證研究在上過於局限在對单一治理結構機制作用的,而沒有充分關註多種治理機制之間的互動性。公司治理結構是一項复雜的系統,其內部各因素之間因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而相互。所以若要系統了解導致會計信息质量的因素,必須從公司治理結構的整體上把握他們之間的关聯關系。僅僅考慮單個指標或單一方面的影響,不能反映它與公司治理結構中其它因素的制衡關系,結果必然會出現偏差。應該提煉出反映公司治理狀況的綜合指標與会計信息質量進行實證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設計
現有的國内的對公司治理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實證研究絕大多部采用的是邏輯線性回歸模型,對會计信息質量的考察主要是基於財務舞弊行為或者贏余管理行為,可以對會计信息質量的衡量標準用數学關系式進行量化,采用線性回歸模型進行驗證。
(三)控制變量的選擇
對於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结構與會計信息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還不夠完善,在模型中未能充分考慮影响因變量會計信息質量的控制變量,一些我國證券市場的獨特性的影響会計信息質量的控制變量还未被揭示,應充分考慮我國证券市場的獨特性的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控制變量引入到模型中,可使模型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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