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變相裁員調查報告

論文類別:會計審計論文 > 會計研究論文
論文作者: 未知請聯系更改
上傳時間:2012/12/17 9:37:00

  核心提示:2008年金融危機突然來襲讓四大無所適從,有來自四大的員工說,也許是四大之前的積重,在危機的放大鏡下,才變得更真實。

  21世紀經濟報道編者按:

  會計師事務所的新聞似乎總是與審計失職和勞資關系有關,除此之外,由于領域過於專業,這个群體常常被人淡忘。


  多年以來,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頭上,一直籠罩著一個光環。這光環,曾經或許仍然在吸引著國內眾多優秀人才的加入。曾幾何時,畢業時能進“四大”,俨然是種榮耀。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突然來襲,却讓“四大”變得有些无所適從。也有來自“四大”的員工說,也許是“四大”之前的積重,在危機的放大镜下,才變得更加真實。

  不难理解,任何行業都有“潜規則”。對“四大”來說,多數政策雖鮮為人知,但卻已非初創。本报記者透過采訪眾多现任或曾經的“四大”員工,将“四大”在中國的境況進行深度剖析,以圖呈現真實格局。(于曉娜)

  最近,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安永”)內部又吹起了一小股裁員之風。消息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4月份安永還會有一次裁員,某些員工將此戲稱為“周年祭”。

  2009年4月,安永掀起了“勸退”潮,一批員工遭“勸退”而“被主動”辭職。

  實際上,自從2008年8月,德勤華永會計师事務所(下稱“德勤”)率先公布了取消加班費的政策後,“四大”中的其他三家,也先後加入。“扣減或取消加班費、變相要求員工放無薪假、變相降薪和變相裁員,等等,”已然變成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际“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四大”)員工政策的常態。

  “或許這是‘四大’在中國逐漸走向沒落的前奏,無論於公司或員工,‘四大’最輝煌的時刻都已不复。”有前“四大”員工告诉本報。然而,“四大”陷入窘境,背後原因眾多。相對於中國会計師行業悄然變革對“四大”產生的根本性影響,金融危机或許只是一顆煙霧彈。

  2009年11月財政部出臺的《關於貫彻落實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财政部關於加快發展我國註冊會計師行業若幹意見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力爭在未來5-10年內,基本形成特大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和中小會計師事務所的三級格局。其中重點培育5-10家年收入規模在30億元以上、具備較好國際聲譽和競争力、能夠為我國企业境外上市和“走出去”提供跨國經營綜合服務的特大型会計師事務所。其中還特別指出,给予中資所一些政策扶持,包括“基本實現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骨幹企業境外投融资,由我國特大型會計师事務所提供會計審計相關服务”。

  而中港會計準則与審計準則的互認,也為本土事務所為赴港上市企業審計提供了競爭平臺。

  換言之,之前快速擴展的“四大”,來自行業競爭格局轉變的壓力,正變得越來越大。

  1.“被放假”的那些事

  “公司新規:某一部門只要出現一個沒活幹的,這一級別所有人都不能報加班費……”,一名安永員工在其网絡工具個人簽名欄如此写道。“只是口頭說的,沒有正式通知”,本報記者向另外一位安永廣州員工求證此事,“其實明擺著就是不給加班費。”

  雖然安永已于2010年2月5日向員工表示,現行無薪假結束後將不再繼續,但加班費並沒有完全恢復。據其2010年1月公布的政策,每個員工每個月可以領到加班費不能超過36個小時,其余的折成休假,並且還要視項目的预算情況而定。

  也有員工表示,“不要太樂觀,什麽假都只是个代號而已”;有的更直言“四大”“已經失去了員工的信任”。

  “‘四大’的員工政策很多都是相仿的,是典型的寡頭政策,對待员工也一樣”。一位熟悉“四大”政策的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幾位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务所(下稱“畢馬威”)員工也表示,畢馬威可能将於近期出臺新的“弹性工作制政策”。

  他們表示:“畢馬威的PPL(part pay leave,即公司只給员工交五險一金,除此之外員工無到手收入)政策將要廢除,但是會采取新的所谓‘彈性工作制’,即沒有項目做的員工可以‘選擇’放無薪价,不特定假期長度與時間段,公司內大多數同事將此選擇權解讀為‘被選擇權’。”

  其實,上述政策只是自2008年底以來,“四大”所實行的一系列員工政策的尾聲。

  而在此之前,“四大”的員工政策五花八门,但萬變不離其宗:盡量削減加班費支出、勸導員工放無薪價、變相降薪、變相裁員,等等。一切都为了“成本”二字。

  源头起自美國次貸危機

  2008年8月,德勤率先公布了取消加班費的政策,這對於身處這個“沒超過晚上12點,不算加班”行業的员工而言,是個重大打击。其後,安永也於2008年11月宣布取消加班費,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下稱“普華永道”)和畢馬威也陸续取消了加班費。

  加班費究竟對“四大”員工意味著什麽,可能行外人不容易理解。

  2008年以前,加班費在“四大”員工工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甚至能夠超過正常工資。某“四大”員工跟記者算了下面這筆賬:

  以加班到晚上12點计算,可以算加班費的時间(charge hour)約4小時,而每小時加班費工作日為1.5倍時薪,雙休日為2倍時薪,法定價日则為3倍時薪;如此算來,工作日一天拿到加班費的時間約有6個時薪;不計雙休日和法定假日的加班,在忙季員工每個月能拿到的加班費已接近於正常工資。

  但是,加班時间長短往往不按實際工作時間算,而是要根據項目的預算确定,這就又誕生了一個新名詞——“有效加班时間”,而何謂“有效”,則往往由项目經理決定。

  好景不常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多名2008年開始進入“四大”的員工表示,“從來沒拿過加班费,只聽過以前的人拿到挺多的”。

  然而,取消加班費僅僅是個開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四大”的“節流”故事愈演愈烈。

  一项名為Leave of Absence Program(LAP)的計劃,在安永取消加班費後的1個月被推出。根據LAP规定,安永“鼓勵”所有員工在2009年6月30日前請160個工作小時(以一天8小時工作時间計算,為20天)的無薪假(公司只給員工交五險一金,除此之外員工無到手收入)。這項決議通過其2008年12月中旬陸續在各個分所召開的最高格全員會議“town hall meeting”得以宣布。

  “在合夥人講完LAP計劃後,现場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一名安永員工事後回憶當初的情景时說,原因很簡單,“雖說是‘鼓勵’和‘自願’,但其中意思誰都明白”。

  在半年內請160個工作小時無薪假,也絕非可由員工任意安排的。安永行政人員緊隨會議發出郵件對LAP實施細則给出說明。其中規定,請假時間與項目安排有沖突的需先获得項目經理的批準;如果還有2009年9月30日前尚未放完的年假或加班轉假,应先放完才能放LAP;最重要的是“在選擇放假期間時,建议首先考慮近期時間”,並且要求員工於12月24日前必須在公司系統申請完所有假期。

  隨後安永中層管理人員的行动更證明了LAP的“鼓勵”和“自願”性質。“經理分工負責催促下屬員工抓緊時間請假”,上述安永員工表示。

  這種“被自愿”似乎成了“四大”員工政策實施的法寶,並且屢試不爽。

  安永于2009年2月發出的内部郵件證明了這一法寶的效果,“通過LAP共為公司節省超过100萬小時的成本,並且超過90%員工參加了這一計劃”。

  頗具諷刺的是,在2009年3月26日,安永被翰威特人力資源管理咨询公司評為中國十佳雇主之一。安永在郵件中告訴其员工:“請盡管與你的朋友、家庭和客戶談論我們成為十佳雇主之事吧”。

  2009年4月14日,安永又推了一項员工“自願”政策,“強烈建議”員工參加“彈性休假(flexi-leave)”和“專业認證休假(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leave)”。很多員工因此自嘲為“臨時工”。

  彈性休假指員工在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間申請不少於40個工作日无薪假;專業認證休假指所有沒有通過註冊會計師考試的員工(相當於其總員工的80%),在2010年以前申请20個工作日的無薪假,並以此替代往年帶薪的考試假。

  這兩种假的“推廣”方法還是如LAP一樣,員工都“被自願”掉。

  “最甚的是,安永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要求員工在申請放假前必須先與公司簽一份協议,承諾請假是自願申請的”。一位在此次休假政策頒布後不久離開安永的員工說。

  2.“降薪”

  這两種休假方式對員工收入的影響將在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進行平攤。相當於把9個月的工資平攤到12個月裏,“扣除五險一金後到手工资只有3400元左右,由於往年承諾的年度加薪也沒有兌現,也沒有其他福利,我在這12個月裏每個月到手的工資都是這個數。”一位2008年底進入安永的新員工無奈的表示,“拿著這點微薄的工資,還得夜夜工作到12點。”

  德勤的員工也在2009年“被鼓勵放假”了56個工作日,相当於降薪20%。

  “我體會最深刻的是,工资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高了”,一位安永廣州的員工向記者表示,“甚至還出現了倒退”。由於2009年的升职只有小幅加薪,甚至有部分員工升不了職,而2009年新招員工工資水平沒有變化,且不受無薪假影響,因此他們扣除五險一金後到手工資有4200元左右,比2008年進入公司的員工工資还高。

  上述安永廣州员工還表示,升職只有小幅加薪,使得各個級別員工工資基數都降低了,即使以後恢復以前的增長水平,工資也不可能恢復到以前水平。她是第二年工作经驗,現在拿6000元/月,換句話說,如果按照以前第三年工作經驗的工資水平為10000元/月至12000元/月計算,她今後升職為第三年工作經验時,工資漲幅就要達到67%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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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她說。

  而普華永道2010財年的工資標準,也較2009財年有較大降幅。第二年工作經驗的本科生员工,2009年稅前工資的標準是7100元/月,而新標準只有5800元/月;根據新標準,員工工資僅相当於原標準低一級別的水平,即工資“降級”了。

  記者從網上发現一份2007年“四大”月薪參考標准顯示,第一到五年工作經驗员工的正常月薪大概為5500元、7000元、11000元、15000元和20000元。上述接受采訪的“四大”員工向記者證實,“該標準基本正確,並且一直沿用到2009年降薪前”。

  上述接受采訪的幾位畢馬威員工也表示,“公司年前還出政策修改員工升職加薪幅度,比如第一年工作經驗的员工升級為第二年工作經驗的員工時,薪水漲幅由以前的超過1000元/月,转變為僅漲300元/月;另外,2010年新入職應屆本科畢業生員工合同上標明的薪水,也由2009年的5500元/月降低到5200元/月。

  3.“没有裁員,只是勸退”

  一系列的無薪假政策之外,安永在2009年4月份進行了大規模變相裁員,其他三大也陸續進行了不同規模的裁員。

  舉个例子,“當你被確定為裁員對象時,公司會用各種方式與你協商,力圖說服你自動離職;如果你被说服了,願意接受安排,那麽就請你回去寫封辭職申請給公司,以證明你是主動離職的;如果你想與被裁命運抗爭,那么等待你的則是更多的‘小動作’。”一名前安永員工回憶起來仍有些憤愤然。

  對“四大”内部人來說,如何確定被裁員對象,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潛規則”。

  “被裁掉的大部分都是高級員工,他們工資是我們的兩三倍,而且他們被裁的大部分理由都是沒獲得註冊会計師資格。”某位安永初級員工向記者表示。更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這些人沒獲得註冊會計師資格,并不是因為他們能力不行,而是他們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来工作了,實在沒有時間來準备考試,他們都是很优秀和令人尊敬的”。另外,他們透露,有一些初級員工也未能幸免。

  而安永對外則辯稱沒有裁員。2009年6月份,安永負责人力資源的合夥人黃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反復強調“我们沒有裁員”。 據一位安永北京的員工表示,當時仅北京被裁員工就超過100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乎90%的員工正在尋找跳槽機會”,上述4名畢馬威員工透露。他們還表示:“現在‘四大’的氛圍和對待員工的方式讓幾乎所有人都感覺不適,而在‘四大’已經工作過較多年限的員工中,大致分化為兩種類型,其中一類早已形成了逆來順受的個性,每日沈默少言,而另一類人則选擇通過其它方式將壓力宣泄或轉嫁,比如自己不幹活去打球去找工,把活丟給下面的人幹,此類因壓抑而扭曲最後媚上欺下的人在‘四大’層出不窮。”

  一位安永廣州高級員工也對記者表示,“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想走,只是機會問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接受記者采訪的許多高級別員工都表示“希望下次能够裁到我”。他們想走,但他們更希望是“被辭職”。

  一切緣於公司開出的高額“分手費”。

  “四大”一般會按勞動法規定給被裁员工“N+1”或“N+2”倍月薪的分手費,有的甚至更多,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一個第五年工作經驗的员工如果被裁,按“N+2”算,其分手費可達到14萬之多。

  对於現在還在“四大”裏面的部分高級員工來說,“很羨慕走出去的人”,因為“他們都相當於是開著一部車出去的”。

  高額“分手費”說明,在裁員賠償方面,“四大”遵循了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對於高額分手費所帶来的裁員成本,有“四大”員工戲称,“或許取消加班費和降薪节省下來的錢,正是為了用来支付裁員成本”。

  更有趣的是,相對於尋找新出路,“四大”中的女員工很多人都選擇了在這段時間怀孕,以抗衡公司的各种政策。

  在一個名為“雁渡寒潭”的“四大”人論壇中,有網友這樣寫道:“‘四大’的女人都感覺合法懷孕真是應对‘四大’悲劇的一個很好的对策”。

  “大部分想走的人都是先找到合適的工作再離職”,不过,也有一部分員工因无法繼續忍受等原因,在沒找到新工作前就離開了“四大”。一位2009年12月離開安永的员工表示,“公司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讓我覺得比較反感,从取消加班費到所謂的自願休假等等,讓我覺得公司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非常冷漠。如果公司采取一些比較溫和的怀柔政策,也許我會選擇和公司共渡時艱,可惜沒有。另外,在被放了三个月的無薪假之後,平均月工資只有3500元,而這樣的工資水平卻需要經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令人無法忍受。”目前,他正在準備各種公務員考試,並打算在公務員考試後,邊等成績邊找工作。

  通常,“四大”員工的出路比較多,有出国留學、考公務員、到企業做內控或財務的,也有些會直接轉行做其他行業,離開會計師的队列。

  “四大”員工流傳一個說法:在這裏“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牲畜用”,天天加班至晚上十一二點,甚至凌晨,很多時候連周末也不放過,超负荷工作是“四大”工作的常態。“雁渡寒潭”中有位網友甚至寫道:“加班至深夜時,能夠到洗手間坐在馬桶上打個瞌睡已经算是一個奢望了。”

  換句話說,這些會計師們把為自己身體核算加速折舊的時間,都給了工作和公司,而公司卻在金融危機的借口之下,拋棄了他们。

  4. 四面楚歌?

  尤其讓人不解的是,目前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小,IPO市场也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恢復,“四大”的“生意”應该有所好轉,但“四大”對待員工的政策卻不見明顯改觀。“四大”究竟怎麽了?

  根據Wind資訊2010年3月23日的統計數據顯示,1776家A股公司聘用的會計師事務所中,只有116家為“四大”,占6.5%。

  從收入來看,“四大”的收入占據了整個中国會計師事務所行業的半壁江山。

  按中註協每年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价前百家信息”顯示,從2006年到2008年,“四大”的年度收入總和占全國前百家會計師事务所審計業務收入總和的比例分別達到54%、56%和53%。其中2008年全國前百家會計師事務所收入總和為197億元,而僅“四大”的收入總和就達到了104亿元。這是因為“四大”的審計對象主要為大公司以及赴海外上市的公司。例如大部分銀行股、中石油(12.88,0.04,0.31%)、中石化等等都是由“四大”進行審計。

  2009年下半年,香港IPO市場開始復蘇,下半年新上市(不包括介紹形式上市,下同)的股票有53家,全年新股數量則達到65家,而2008年全年新股僅有31家,2007年頂峰時期也才78家。並且,2009年全年65家新股的IPO,有55家是由“四大”審计的,其中有51家主要是在中國內地經營業務的。

  對於“四大”目前的窘境,員工們並不認为全都是金融危機惹的祸。

  有“四大”員工表示,“這主要由於較早前經济形勢好,‘四大’擴張過快,而現階段經濟形勢不利,卻不得已要承擔擴張後的固定开支”。

  而更有員工將矛頭直指“四大”的高層和管理模式,“‘四大’的工作氛圍在香港高層的高壓家長式管理與中國內地人忍氣吞聲的雙重力量下,變得格外畸形”。

  雖然過去幾年“四大”在中国一直獨占半壁江山,但从競爭格局上來看,政策對本土會計师事務所的扶持,也令“四大”感到四面楚歌。

  上述多名畢馬威員工認為,國家政策扶持本土所的傾向,必然導致“四大”流失一些老客戶,審計費的下降也使公司業绩堪憂。據其透露,“我們曾聽過華南某分所審計部有一項目運轉不到半年,就已經提出了100多萬的亏損準備,而該項目原本總收入估計也才50萬左右,項目持續時間更是遠遠大於原計劃的半年,達兩年之久。”

  安永的一位員工也表示,從2009年下半年以來IPO項目是增多了,但審計費卻沒有常規的高。

  安永目前的日子並不輕松,內憂未決,外患環生。

  2009年,香港安永因在雅佳控股審計中竄改審計底稿和審計失職,遭雅佳控股清盤人索賠巨款,市場傳聞雙方最後以安永賠償2.5亿美元達成和解。

  2010年初,香港安永又因牽涉泰興光學虛報關联方利潤一事,損害債權人利益,被清算組要求賠償2.5億至3億港元。

  美國法庭剛剛披露的雷曼破產調查报告中,美國安永又因被指對雷曼將500億美元資產以“回購105”手段不正常劃至表外,以隱藏负債和降低杠桿的事件沒有盡職,可能遭受起訴。

  這一連串审計醜聞,是否意味著以专業、嚴謹和獨立著稱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公信力上的缺失?

  對此,安永广州一員工直率地表示,“‘四大’的老板都是生意人,他們更關註利益與風險的平衡”。另外,他還表示,嚴謹和专業都是相對而言的,没有百分之百的公信力;並表示審计醜聞對其個人關系不大。

  而安永北京一位員工則認為“工作強度和薪金不成正比,這些事迟早會發生”。

  上述畢馬威員工則认為,“不能因為‘四大’國際化的名氣而神化‘四大’的公允性,任何公司都有因利益而違法犯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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