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與分配

論文類別:最新論文
論文標簽:環境成本論文 刑事管制論文
論文作者: 石磊 馬士國
上傳時間:2008/6/23 14:45:00

  環境管制收益與成本的計量問題,是一個特别有爭議的領域,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管制的收益與成本牽涉到現成市場計量措施無能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觀美感改善的價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願使用如“人類生命價值”這類的貨币計量手段,來評估环境管制的得與失。當然第二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環境经濟學家在評估“非市場化”(non-rnarket)的環境服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環境革命”至今,環境經济學在收益與成本計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兩點進展:首先,環境以及其他領域的经濟學家發展出了利用環境質量与各種市場化產品之間关系的技術,即間接市場法(indirect market methods)。這些方法允許我們從市場化產品,以及以各种方式與其相關的物品的價格,來推測環境質量改善的價值。其次,環境經濟學家還借助於在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爭议的個人直接調查法(direct questioning of inpiduals),即直接問詢個人對環境服務的估價。如個人直接調查法中“或有評估”法,能被用來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環境質量改善的個人評价。
  
  在轉入評述之前,需簡略說明我們是如何界定這個文獻評述的。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嘗試對“環境經濟学”和“自然資源經濟學”作一劃分。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突出特征是,它專註於可再生的與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資源經济學理論是運用動態控制方法來分析跨期資源利用問題的典型,它起始於Hotelling。的一篇開創性文章。此后,關註漁業、森林業、礦產业、自然能源、瀕危物種的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獻大量湧出。我們评述的對象不包括這類文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環境經濟學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劃分界線是相當模糊的。然而,為了使文獻評述易於處理,我们將集中於環境管制的兩個重要方面: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與分配,來展開評述。
  
  一、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評估
  
  環境經濟學文獻的标準方法,是將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導致的汙染,作为“公害”(public“bad”)來處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將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產品生產函數及環境質量水平函數,表述為如下基本關系:(1)代表性個人的效用被表示為消費品向量和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並隨著消费品數量的增加而提高,隨著環境質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環境質量水平被表示為廢物排放量的函數,隨著廢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產量被表示為傳統投入品(如勞動和資本)向量、廢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質量水平的函數,並隨著傳统投入品、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這個函數關系中,廢物排放被简單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降低廢物排放量將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將被用於废物削減活動,從而減少了用於產品生產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簡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將導致產量的下降。產品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水平作為一個自變量,是因為汙染對產品生產(如對周圍的洗衣店或農業生產)產生負面效應。在最簡化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視為所有生產者的廢物排放量減少的總和。
  這里有兩種情形值得關註。第一種是,如果消費者(或廠商)將環境質量視為非個人所能控制的,我們能定義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值,然後,根據汙染水平的變化,來推測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第二種情形更為復雜。有時通過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汙染的影響。例如,藥品可用來減輕由空氣汙染引發的呼吸道疾病癥狀。這樣,就必須改寫環境質量水平函數,在改寫後的函數中,自變量有汙染水平和用來減輕损害的投入品。這樣,必須評价的是汙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評價,因為居民的評價不再是外生的了。
  對厂商而言,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是當環境質量變化時廠商利潤的變化量。不論所討論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WTP),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下降的賠償接受意願(willingness to accept,WTP),這個数量是相同的。對消費者而言,汙染水平變化的價值依賴于初始的產權配置。如果消費者被視為必須為環境質量的改善而付費,他們應該願意為这個變化而支付的最大額是,當环境改善時,為達到他們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須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費者被視為擁有更高水平的環境質量的權和,因為環境質量的下降,必須要對其进行賠償,那麽大多數人願意接受的最小數額是,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們必須花费的額外數量。一般而言,与環境質量下降相對應的赔償接受意願,將高於為相同數量級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願超出支付意願的數量,直接隨着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同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成反向關系。如果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為零,或環境质量是對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願應該等於接受意願。然而,如果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是零,接受意願和支付意願之間的差額可能是无窮大。因此,采用哪个評估概念,是支付意願還是接受意願更為合適,取決於所研究的問題。
  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並不是依靠自己來單獨地描述環境政策福利效應的所有方面。环境質量的改善除了改變空氣和水的質量外,可能还會改變價格。因此,除了評估质量變化之外,還必須評估這些價格變化。相比於評估質量變化,評估價格變化是相當直觀的。對價格下降的支付意願,恰好是在價格下降时消費者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而必須支付的下降。對价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願,是當价格上升時為達到低價格水平時的效用而必須的支付增加。不像環境質量變化的情形,對一個價格上升的補償接受意願超過對一個价格下降的支付意願的數量,僅是收入效應的規模。只要對所討論物品的支付是總支出中的一小部分,這两個福利指標之間的差額將是非常小的。而且,以消費者剩余,即馬歇爾需求曲線左边的面積,作為支付意願或接受意願,在大多數情形下,所产生的誤差不超過5%。
  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環境收益都是確定的。Jones-Lee利用事前方法和事後方法,給出了結果不確定情形下的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定義。至此,我們到了需讨論評估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主要方法的時候了。
  
  二、评估環境質量收益的間接方法
  
  經濟學家在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時,常使用以下三種方法:預防行為法、弱互補法以及享樂市場法。
  
  (一)預防行為法
  
  預防行為法(the averting behavior approach)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通過一些預防或避免措施來減轻汙染造成的損害。因為,一般來說,人們不會花過多的錢來避免出現某一問題,而寧願花更多的錢來解決由某種问題造成的後果,預防支出可提供由汙染造成的損害的下限估計。只要其他投入品能用來補償汙染的效應,汙染水平小幅度變化的價值,可通過用於补償汙染變化的投入的價值來估量。評估汙染的非邊際變化,必須知道受汙染影響的物品的成本函數和這種物品的邊際價值函数。當所討論的這種物品是非市場產品時,邊際價值函數的估計將變得非常困難。
  預防行為法的适用範圍,明顯受到汙染效應能被其他投入品削弱情形的約束。受汙染損害的廠商,大多分布在農業、森林業、以及漁業等領域。在農業的情形下,灌溉能補償全球變暖對農產品產出的影響。同樣地,资本(漁船和索具)和勞动能補償因水汙染而导致的存魚量下降的影響。對於受汙染損害的居民而言,預防行為法能被用來評價健康損害和由空氣汙染導致的受汙損害。一方面,居民能夠通過避免與汙染的接觸,或者,一旦接觸,通過削弱接觸的影響,來避免健康損害。例如,安裝室內清潔器過濾汙染空氣,或靠瓶裝水來解決當地飲水供應問題。
  
  (二)弱互補法
  
  預防行為法利用汙染與其他投入品之間的替代,而弱互補法(the weak compleme-ntarities approach)則是利用環境質量與購買的商品之間的互補性,来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Moler;Bockstael and McConnell)。在實踐中,弱互補法最常用於評估休閑娛樂场地的貢獻。盡管場地訪問沒有市場價格,但是它們的成本可通過加總到場地的旅行成本(包括時間成本和所有的門票费)來估算。在測度以場地质量作為自變量的場地訪問次數函数時,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訪問場地的人們之间,對場地質量的評價沒有差別。对這個問題的一個通常解決方法是使用變化的參數模型,它使場地質量以與旅行成本或收入相乘的方式進人休閑娛樂需求函數,旅行成本或收入,在家庭之間是有差異的。這種方法的一個缺陷是,它允許对一特定場地的訪問次數,僅依賴於访問場地的成本,訪問替代場地的成本不在考慮範圍之內。這等價於假定所有的場地之間都是完美的替代品。如果希望評估幾個場地的環境質量變化,這种變化參數模型可能會給出一個具有誤導性的結論。
  評估環境質量變化的第二種方法是離散的選择模型。這個方法考察在特定的某一天,把對某一場地的選擇作為一個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質量的函數。如果在休閑娛樂的第一天,對某一地的訪問可視作獨立於在另一天對該地的訪問,一個簡單的離散選择模型,如多元logit回歸分析,能被用於對場地選擇的條件回歸(Binkley and Hanemann;Feenberg and Mills)。離散選擇模型的優点是,訪問一地的概率依赖於訪問其他場地的成本和其他場地的質量水平。這个模型的缺點是,在某一天,是否旅行的決策以及所要訪問的场地,獨立於季節。以前的旅行数量既不影響個人在某一天對旅行場地的選擇,也不影響他是否旅行的決策。這樣,這些模型必須與預測总的旅行數量的模型相結合,才可有效使用。
  
  (三)享樂市場法
  
  享樂市場法(hedonic market methods)又可分為享樂財產法与享樂工資法。它們具有的特征是,使用多元回歸分析统計方法,在相關的市場中分離出環境成分的价值。享樂財產價值研究,試圖將財產價值按其構成特征分解開來。例如,可能會發現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财產在汙染區域比在潔凈区域的價值低。多元回歸分析將財產價值與汙染分离開來,這樣便可確定減少汙染的支付意願(Epple;Ohsfeldt)。享樂工資法与享樂財產法基本相同,試圖把用於補償工人在工作中,承受危險的部分與其他工資部分分离開來,這可用來確定工人的補偿接受意願(Dickens)。享樂市場法主要用於評價在市区,由空氣汙染、接觸有毒廢弃物等引起的不舒適,它反映在房屋價格和工資上。它也被用於通過考察使工人自願接受工作風險的補償,來評估死亡率風險的價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評估環境質量收益的或有估價方法
  
  盡管上文所描述的間接市場方法,能用來評價許多汙染削減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卻不適用。在適當的預防行為不存在時,間接方法不能用來估算因污染削減引致的發病率下降的收益。另外,有一類收益--非使用價值(nonuse values),甚至在原則上也是不能用間接市場方法來估算的。非使用價值反映的是,人們普遍擁有为改進和保護那些即使從不使用的資源的支付意願。如保護瀕危物种,或提高某一名勝古跡所在地區的能見度。就名勝古跡而言,這一獨特資源的價值損失將是巨大的,即便對那些從未参觀過,並且也可能永遠不會去參观的人來說。因為這一价值不是產生於直接使用或潛在使用,它代表一種非常不同的價值類型。這表明直接調查在估算汙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典型地,直接調查或或有估價研究,問詢受訪者對某一產品的評价,如對釣魚或打獵一天願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濃度削減本身做出評價。用或有估價方法(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评價的物品例子有:某地水質改善使得捕魚和遊泳活动變得可行(carson and Mitchell)、削減空氣汙染改善空氣能見度(Decision Focus Incorporated)、保護瀕危物種的價值(Bowker and Stoll)、以及遠離呼吸道疾病的天數(Dickie et al)。
  任何或有估價研究必然包括:(1)對所要估價商品的描述;(2)支付方式;以及(3)引出受訪者的估價的方法。在對與娛樂相關的物品估價研究中,假設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費(user fee)或增加稅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見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業費的形式,因為空氣質量惡化可能是由发電廠的汙染引起的。為決定個人願為環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數額,訪问者可簡單地問詢這一數額是多少(末端開口的),或訪問者要求受訪者在幾個給定的數額選項中選擇一個(末端封口的)。末端封口的問題對於受訪者容易回答,因而比末端開口的問題能得到更為可靠的信息,特別是當被评價的物品是非傳統市场物品時。這一點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對于一個受訪者從未評價過的物品,例如能見度的改善,末端開口的問题經常使得受訪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數字這兩個极端。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受訪者在回答时沒有一個參照標準,不願經過必要的推理來發現要他們評估的物品的價值。相比而言,回答給出選項的問題較為簡單,類似在傳統的市場上購买商品。
  必須承認,盡管或有估價方法自出現以來,經過了不斷完善,但是许多人對這一方法仍心存疑慮。也许最有力的批評是對或有估價問題的回答是假設性的,它們代表聲稱的而不是實際的支付意願。已有一些文獻將或有估價問題的回答,與對同一商品的實際支付進行對比研究。聲稱的支付意願與實際支付意願的差異,取決於商品是共用物品還是私人物品、問題设計的技術、以及是支付意願還是補償接受意願。對私人物品的聲稱支付意願和實際支付意願的對比實驗,發現兩者的均值之間並沒有显著的統計性差異(Dickie,Fisher and Gerking)。當所比較的是聲稱的補償接受意願和實際的接受意願時,結果並不是這样。在三個涉及到對捕獵許可的補償接受意願的實驗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發現有二次實際接受意願,顯著地統計性低於聲稱的接受意願。當所评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時,聲称的支付意願不同於實際的支付意願(Kealy,Dovidio and Rockel)。對或有估价方法的其他批評集中於以下三點:(1)個人在回答問題時可能會策略性地行事,即,如果虛報支付意願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個人便會虛報支付意願;或如果低報支付意願能減少個人的成本份額,个人便會低報支付意願;(2)對所要評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實;(3)对一種物品的支付意願通常遠遠低於对失去這種物品的補償接受意願。在驗證對共用物品的聲稱的支付意願,是否隨著所使用的融資方法不同而變化的实驗室試驗,檢測到了回答者存在著策略性行為。Vetnon Smith表明策略行為並不構成問題,因為有效的策略行為需要付出努力。如果所要評估的物品并不為受訪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價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回答的數額差異过大且分布過散,甚至回答者对一項正常物品,可能表現出“少”比“多”好的傾向!這是一个嚴肅的批評:人們对所要評估的地下水汙染或生物多样性真的充分了解嗎?幸運的是,通過觀察回答是如何隨所提供的關於所要評價物品的信息量而變化的,對这一批評做出回應是可能的。如果價值被很好地定義,平均起來,它們不應隨信息量微小的變化而變化。這項工作中的一個驚人發現是,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願,通常比對同等程度的環境惡化的補償接受意願小許多倍(Knetsch and Sinden)。這有時被解釋為調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另一個解釋是,接受意願和支付意願不一致,是由個人對同一項交易買與賣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導致的(Brookshire and Coursey)。他們在實驗中发現,經過幾個回合的交易以後,支付意願與接受意願趋於一致。Kahneman、Knetsch和Thaler發現,對交易双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經幾輪交易後,支付意願與接受意願的不一致性並未消失,他们認為兩者的不一致性,來自於財產權的初始配置(即“稟賦效應”)。
  
  四、環境管制成本的度量
  
  環境管制的成本,可用與度量環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來度量,即,利用與管制、價格或收入變化相關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的變化來度量。當環境管制影響像電力這类重要的中間品生產者时,度量環境管制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需要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去準確地度量环境管制的社會成本。Hazilla和Kopp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1981-1990年间,美國實施《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在模型中,廠商能通過改變它們的收入和產出的選擇来適應這些管制,這些管制對企業的影響被模型化為向上傾斜的廠商成本函數。用這個方法得出的社會成本的估計量,與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企業執行成本(compliance costs)估計量相比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国環境保護局估計1981-1990年間企業的《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執行成本是425億美元(1981年美元)。Hazilla和Kopp估計的成本是283亿美元。較低的數字反映了環境保護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視了替代的可能性。然而,在长期,《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的社會成本超過了簡单支出法的估計量,這是因為收入下降對儲蓄和投資產生了影響。。Jorgenson和Wilcoxen。在對環境管制對美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分析中,度量了這一效應。利用美國經濟的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計出在1973-1985年間,實施汙染控制使美國每年GNP增長率下降了O.191個百分點。張友國和鄭玉歆利用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2003年7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的排汙費改革進行了模擬。模擬的結果表明,在获得環境效益的同時,排污費改革對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率的不利影響十分有限。單一的排汙費改革只不過使經濟增長率降低了0.06个百分點;即使將排汙費收入專款专用,經濟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11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景下總就業增長率也只降低了0.2個百分點。
  
  五、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
  
  除了考察環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谁為汙染控制活動付費和誰从汙染控制活動中受益,也是一個令人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典型地,環境管制收益與成本的分配效應研究,主要是從貨幣收入方面进行的。為了確定環境管制的收益是如何在不同收入階層分配的,必须度量管制是如何改變不同收入群体的物理環境的。在一項針對整個美國空氣質量改善的管制收益分配研究中,Gianessi、Peskin和Wolff发現,在收益分配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地區性差異,空氣質量改善的收益大部分集中在更為工業化的城市區域,特別是重工業地区,而農村居民受益很少。甚至在同一個大城市裏,空氣質量差異也可能很大。因為窮人通常居住在汙染最為嚴重的城區,他們被認為是削減空氣汙染不成比例的大的受益者,有證據表明事實的確如此(Aseh and Seneca)。然而,這也可能是真實的,随後某些間接效應可能會抵消這類收益。例如,在原來空氣汙染相當嚴重的地區,汙染削減可能會增加對該地住房的需求,從而使房租上升,使低收入的租房者被替代。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在環境管制成本分配方面的結論更为確定(Christainsen and Tietenherg)。利用產業的汙染控制成本數據,能夠估算出成本是如何影響各類商品價格的,依次地,估算出价格升高是如何降低不同收入階層的真實收入的。這類研究(Gianessi and:Peskin)通過考察《清潔空气法案》的成本分配模式,發現低收入群體承擔的成本占他們收入的比例要高於高收入群體。Robison利用投入-產出模型,來估計產业汙染控制成本的分配,也得出了這個結論。
  然而,環境管制的分配效应並不總是有益的,不應誇大它的重要性。應強調的是,环境管制的主要目標是經濟意義上的資源有效配置。正如Freeman所強調的,環境管制並不能很好地適用於實現再分配的目標。
  
  六、環境管制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標準設置中的应用
  
  在這部分,我們以美國為例,對成本-收益分析在環境标準設置中的應用進行述評。這自然地把我們引向了成本-收益度量領域研究重點的討论。
  盡管1989年以來,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國環境管制中还未得到廣泛應用,但在美國總统行政命令和立法過程中,這種方法的應用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936年《洪水防治法案》包含了一項首次要求應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條文。從那以後,有一些法律被認為是限制了政策制定者考慮成本-收益問題,當然也有另外的法規,明確要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成本-收益問題進行權衡(Arrow,etal.)。自卡特直至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均要求以正式的程序對重大的環境、健康和安全管制條例進行經濟影響評價。1993年,總統行政令12866號和12875號取代了12991號和12498號行政命令。新行政令強調,管制措施只有通過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後,才能被認可,並規定所有重要的管制行動均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國會僅對在特定的情況下應用成本-收益分析表示支持。1990年,《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第7章812款,要求環保局對《清潔空气法案》自1970年到1990年期間所產生的收益和成本進行綜合分析。1996年《飲用水安全法案》的修正案,授權環保局在制定標准時考慮整體的風險降低,並要求環保局對新的管制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且,這些修正案還允許環保局依據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來調整最高汙染物水平標準。更進一步,1995年國會頒布了《非資助性命令改革法案》(unfunded。Mandates:Reform Act),該法案要求对所有擬議中的和最終的管制条例,進行收益和成本的数量比較,其中包括年度費用在l億美元以上的環境管制措施。此外,這項法案要求環保部門選擇成本最低的管制措施,或者對不能選擇成本最低的措施做出解釋;然而據資料顯示,這些關於成本-收益權衡的政策,對規則制定機構只具有有限的約束力(Hahn et al.)。
  上面的評論表明,成本-收益分析在設置环境標準中並沒有被完全忽略,而是被有選擇地使用。由此,人們可能會認為,既然分析的結果在管制汙染的活動中得不到應用,政府不應該再花費資源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了。但是,這种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在不要求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領域,這類研究也是有用的。它们可能會影響立法者和管制者的觀点。特別是在調整環境標准時,成本-收益信息對調整决策還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轉貼于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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