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江漢—洞庭平原聚落的變遷及其環境因素

論文類別:理學論文 > 地質學論文
上傳時間:2008/2/17 1:03:00

    1 研究對象的界定
“聚落”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出現很早,《漢書·溝洫誌》:“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逐成聚落”,其基本涵義指鄉村居民點。近代以來,多个學科展開了有關聚落的研究,聚落的定義因此有多種表述。具體到本文的研究,聚落是人類所有居住地的通稱,包括鄉村和城鎮兩大基本類型。影響聚落变遷的因素有多種,政治、經濟、人口、民族、宗教、自然等等,本文所關註的環境,系指通常意義上的地理環境,它不是單纯的自然現象,而是包括人的疊加因素。
江漢—洞庭平原地域範圍的界定,迄今沒有統一的標準,本文主要依據地貌類型來確定,大致以平原外圍50m等高線為界,西起枝江,東至武漢,北達鐘祥、安陸,南迄長沙,面積約6萬km[2]。
有關傳統聚落與環境關系的研究,著眼於歷史時期江漢—洞庭平原的為數不多,僅有《兩湖平原城鎮發展的空間過程》[1]、《长江流域住區的形成與发展》[2]、《湖北沙市地區河道變遷與人類活動中心的轉移》[3] 和《常德市域城鎮體系發展的歷史基礎》[4] 等若幹文章,研究還相當不足。本文試圖從文獻與考古資料出發,宏觀把握宋元江漢—洞庭平原的地理环境特點,分析聚落的基本類型、空間分布和發展趨向,探討聚落變遷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了本區人地關系的基本特征。
    2 聚落變遷的主要特征
  2. 1 平原中腹出現較多小型聚落和散落型民居
以江漢平原中部腹地沌水兩岸为例,見於南宋陸遊記載的基層聚落自東向西依次有新潭、下郡、八疊洑口、归子保、綱步、畢家池、紫媚、東場、雞鳴、湛江[5]。它們插花式分布在平原中腹,規模不大,但比较穩定並逐漸發展。如下郡“有二十余家”,歸子保“有十余家”[5],綱步最初僅是“孤燈一點”[6],數年後發展為“有二十余家”[5]。個別腹地聚落的規模較大,漢阳鸚鵡洲至沌口之間的金雞洑即“如小縣”[5]。
  2. 2 新增若幹縣級治所聚落
唐末五代江漢—洞庭平原共有27個縣級治所,北宋時新增了6縣1監:寶泉監(今武漢市境內)、玉沙(今湖北洪湖、監利之間)、建寧(今湖北石首市境內)、潛江(今湖北潛江市西北)、臨湘(今湖南嶽阳市東北)、桃源(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區)和善化縣(今湖南長沙市境內)。南宋以後,除建寧县降為鎮外,其余沒有變動,至整個元代,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參圖1)。
附圖
圖1 宋元江—洞庭平原聚落分布示意圖
Fig.1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of Jianghan-Dongting Plain in Song-Yuan Period
  2. 3 大型聚落鄂州取代江陵,占據首位
鄂州與江陵是江漢—洞庭平原發育較早的两個聚落,但直到隋唐,江陵是整個長江中遊地區的政治、經济中心。宋代以後,情況發生變化,鄂州城不斷發展,江陵城則变得停滯。兩宋之交,江陵遭受了严重的戰亂,人口銳減。與之相反,鄂州城在南宋獲得了前所來有的發展,“市邑雄富,列肆繁錯”[5],加上州城附近延綿數裏的南草市,構成“沿江數萬家”[7] 的“一大都會”[5],成為“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8] 的中心聚落。入元代以後,鄂州持續發展,政治地位日趨而上,至元十一年(1274年)設置荆湖行省,治所定在武昌路,即宋時鄂州,自此以后,武昌便一直保持了江漢—洞庭平原區最高行政中心的地位。整個明代,武昌是湖廣布政司的治所。清朝分湖廣布政司為湖北、湖南兩省,長沙作為湖南省會與湖北省會武昌南北分治,但本區的首位中心聚落仍是武昌,統轄兩省的湖廣總督便以武昌為駐所。至於江陵,僅是武昌治下的一個中層聚落,規模、地位、影響皆不能與武昌相提並論。[1] 直至今天,這種格局仍大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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