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汶川大地震看我國臨震預報的深層次問題

論文類別:理學論文 > 地質學論文
論文作者: 阮思余
上傳時間:2008/7/4 11:02:00

  摘要:災後重建決不只是廣泛發揮各種募捐等善舉,以重建我們失去的家園的問題。尚有更重要的問題在於,要以此為基礎,我們應該对地震的發生有一個經驗上的總結與學理上的提升,形成我們關於地震,特別是中國地震的系統認知,奠定中國地震科學,特別是臨震預報科學的更為豐富的知識基礎。臨震预報的目的主要是給人民打一聲招呼,以盡可能減少、避免生命和财產損失;臨震預報的成功案例說明其是可能且可為之事;臨震預報的表面問题主要表現在學派門戶森嚴,非主流學者沒有话語權;臨震預報的深層次問題主要是,科學研究缺乏自主創新機制。因而中國地震學的自主創新研究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關鍵詞:臨震預報 自主創新 耿慶國 汶川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災後的救治工作已經逐步從救人向災後重建的轉移。災後重建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要有更廣阔的視野,更為寬廣的思維。災後重建決不只是廣泛發揮各種募捐等善舉,重建我们失去的家園的問題。誠然,這些問題都很重要,而且應該抓緊落實,保質保量做好。然而,尚有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以此為基础,我們應該對地震的發生有一個經驗上的總結與學理性提升,形成我們關於地震,特別是中國地震的系統認知,奠定中國地震科学,特別是臨震預報科學的更為丰富的知識基礎。就知識界来說,這應該是我們的当務之急與重中之重。
    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在河北省邢臺发生了6.8級和7.2級強震以後,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重視之下,從此開啟了中國地震預報研究的先河。周總理說:“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這些代價不能白費,我們不能只留下記錄,要從中取得經驗。”“這次地震代價極大,必須找出规律,總結出經驗。對年輕的地震工作者號召: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决地震預報問題。”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多兵種联合作戰,多路探索;要到現場去實踐,抓牢地震現場不放。(耿慶國先生,2006,下文引述未注明出處,均同)時至今日,8.0級的5·12汶川大地震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後的罕見大震。其损失尚未有最終定論,其代價我們也可想而知。根據周總理的精神,付出如此代價,我們也應該從中吸取、總結經驗。
    
    引言:臨震預報的目的:给人民打一聲招呼
    任何研究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依其学科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耿慶國先生指出,“我們搞地震預報工作,一個是總理的要求,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一個是因为災區人民的呼聲,要我們震前打一聲招呼就好了。”周恩來總理在我們國家上一個地震活跃期(1966年到1976年)非常重視地震工作:到災區視察,召見地震工作者,號召搞地震預報。這就是为什麽耿慶國先生將搞地震預報的第一個目的視為總理的要求、視為党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的原因所在。實際上,地震預報工作的最主要的原因還在第二個,也就是震前打招呼,以著力避免、盡量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
    既然如此,地震預報理當成為我們地震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加以研究。相比震災救治而言,地震預報應該排在更為優先的地位。雖然“地震预報工作是世界上科學難題,還在探索當中,還沒有解決。但是,應當把力量集中在臨震預報的突破上。能夠在震前、臨震應急上多做工作,不是地震後,而是在地震前爭取打招呼。”因此,關於臨震預報,我們應該坚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觀點。“要以預防為主,要立足於有震,這是非常重要的。”
    立足於有震,也就是要做有震推定,而不是無震推定。特別是對於那些活躍的地震帶,更是要做有震推定。道理很简單,根據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原則,一旦我們漠视這些地震,其結果就有可能是顷刻間數萬人遇難,一切都將毀於一旦。5·12汶川大地震已經让不知道地震威力有多大、多恐怖的國人大大開了眼界。一旦地震意識深入到我們每一個人心中,我們就會主動去學會如何應付地震,如何保衛我們自己。我們就會將地震後的求生與保全的本領與基本技能教會給我們每一個人。而不是地震發生之後,我們惶惶不知所措。就算我們預测失誤,最多也就是人們恐慌,騷動。並且,一旦發生了地震,或者有些前震,人們馬上就知道要以最快的速度避難求生,保全自己、護衛親人、扶助鄰居、告慰遠朋親友,求其放心。再者,根據地震帶的分布,重大地震大多發生在那些地震活躍帶。而这些是比較容易預測的。當人們逐漸习慣了以後,恐慌也就慢慢消逝。唐山大地震因為懼怕騷亂,特别是北京騷亂,而不做出臨震預報,而導致24萬余人遇難就是最好的明證。
    
    一、臨震預報的案例:可能且可为之事
    耿慶國先生指出,雖然地震预報是世界科學難題,但也不是不可預測的。這是目前少有的依然堅持臨震預報的“可預報派”。在當今的地震學界,依然如此執著堅持,且多次預測到地震的發生,確屬難能可貴。“地震預報是當代科学難題。現在大家都在追求,在不斷的探索當中,解決地震預報問題是一個探索的課題,但是到底地震能不能預測?根據我們中國的體驗,我認為地震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來预測的。”
    就地震預報而言,我們不是沒有這方面的歷史。我們也有這方面的一些成功經驗。也算是對我們目前主流觀點所認為的地震無法、或者是難以預測“不可預報派”的一種回應。在這方面,我們到底可不可能?地震專家耿慶國先生的觀點是,地震預報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我們不妨梳理他對此的分析和例證。我們這裏也不妨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臨震預報還是可以做到的。不說相當嚴密,大致的情形還是可以把握。在此基礎之上,我们還是可以掌握人與自然“斗爭”的主動權。盡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損失。
    
    一是1975年2月4日遼寧海城7.3級地震。
    在耿慶國先生看來,此次地震做了很好的預測工作。“臨震前,遼寧省地震辦公室和沈陽地震大隊他們的工作非常好,他們抓得很好,把地震短臨預測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好。當然也包括有前震,有小震鬧,也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觀測的異常,包括当時有的地殼形變,水準的異常,地磁的異常,還有土地電、土应力和宏觀異常。海城地震是取得了很好的预測預防效果的大地震,轟動了全世界。”美國地質勘探局地震學家露西爾·瓊斯也指出,歷史上迄今最準確的一次強震臨震預報是1975年中国遼寧海城地震。也正是这次成功預測,從此奠定了中國臨震預報的世界領先地位。
    
    二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7.8級大地震。
    這裏面的情況更是“英雄所見略同。”2006年07月31日,在回顧反思唐山大地震三十年,回答搜狐網友時,耿慶國先生對唐山大地震的臨震情況至今依然堅持如下看法,也著重提出一些值得關註的事實:
    “海城7.3級大震發生後,華北地區大震的危險性並没有過去,1975—1976年仍須密切註視河北、山西、內蒙古南部及寧夏東部地區的大地震動向,要時刻警惕可能出現波及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或包頭的震級為6級以上、甚至7級以上強震的危險性。特別值得註意的地區是“第一、張家口、唐山、滄州、邯鄲、介休、大同、張家口這一地區;第二,包头、五原、磴口;第三,銀川、固原。”
    “唐山大地震臨震前,唐山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北京、天津的老百姓都感到很悶熱。”“197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五項指标中,日降水量、日平均氣温、日最高氣溫、日最低氣温均突破了歷年同日的极值,只差一個平均氣壓沒有突破了。根據震例總結,我認為可能要有地震。”
    “我們北京地震隊1970年成立,到1979年後,合並到國家地震局分析預报中心,十年間北京地震隊調子最尖銳的一個簡報就只有這麽一份。當時‘七大異常’,包括華祥文,她是搞地震活動性研究的,她根據地震活動性的分析,提出了很好的預測,擔心還有大的地震,还強調唐山灤縣這個地區。還有李宣瑚,他是用地下水氡含量異常來預測,感到有情況。陳克中,還有劉慧林,他們發現大灰廠地形變異常。另外地電,趙廣全,他覺得異常是很大的。他談到有7级的地震。還有研究地磁的一些有關專家提出來,地磁有異常,還有地下水位異常。这就是剛才我說的‘七大異常’。”“地形變、水氡、地電、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動性和氣象异常。都是七個方面的前兆異常。這表明唐山大震前,雖然沒有前震,但前兆異常是十分明顯的。”
    “说老實話,在當時的情況下,對京津唐張地區打一個招呼,報一個5—6級地震,是應該能做到的。我一再講,我們沒有水平報出1976年 7月28日幾時幾分,但我們有水平報7月底8月初這段時间。因為我的五項指標管30天,7月24日北京隊內部會商的时候,張閔厚他做的地磁K指數異常,他就讲了,1976年7月26日正負2天將在京、津、懷來、唐、渤、張地區發生4級以上地震,外圍震級更大。我當时說你要把震級提到5級以上,我就报,包括北京、保定在内的京津唐張地區有六級以上地震。”
    “我們沒有水平報唐山豐南這個具體地點,但是我們有水平報京津唐渤張這個地區。因為地震這麽大,7级以上地震,它的烈度6度區很大。我們沒有水平报7.8級這個震級,但我們有水平根據資料報震級可以達到5級或6級以上。”
    “我的老師傅承義先生是地震資深專家。在1984年2月,他審查我《中國旱震關系研究》这本書的時候,談到唐山地震,我的老師講了,唐山地震看來只是前震不明顯,前兆還是十分明顯的。第二句話,根據當時的情況,打一個五、六級地震的招呼,減輕人員傷亡是能夠辦到的。”
    我們這裏大篇幅援引耿慶國先生原話,不是為了证明耿慶國先生的事後諸葛亮。從耿庆國先生的說法中,我們还是可以發現,唐山大地震並非空穴来風,有這麽多的前兆和指標,只可惜智見未能發揮作用。終致災難發生。這也是為了證明其关於當時唐山大地震的預測还是有其自己及其同仁的獨特觀察、看法和理解的。我們不要死套臨震預報的三个要素(震級、時間和地點)一個不錯。對於一個世界科學難題,我們能夠達到一些預測指標就已經相當不錯了。问題只是在於,在如此多地震专家同仁提出嚴重警示之前,我們對此持有什麽樣的心態,是確信其有,還是相信其无?
    
    三是新近發生的5·12汶川8.0級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我們的主流媒体和主流觀點,以及相关機構和主管機關基本上對地震發生的前兆沒有給予任何、至少是沒有給予足夠的關註。然而,這並不等於,汶川大地震就沒有任何資料說明或者預示其發生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我們有相當的資料可以證明其存在著一些值得關注的跡象。我們這裏也不妨例舉一些資料予以佐證。
    
    資料一:陳學忠先生2002年就提出2003年以後要警惕四川地區發生地震
    陳學忠在《四川地區7級以上地震危險性分析》(原載《國際地震動态》2002年第12期)一文提出要警惕四川近年来發生地震。文章指出,“自1900年以來,四川地區7級以上地震平均時間間隔為11 年,最長為19 年,最短為3年。自1900年以來四川地區發生的7次7級以上地震之前1~3年中國大陸地區都發生過717級以上的巨大地震。從1976年以來四川地區已經26年沒有發生7級以上地震,遠遠超出平均時間間隔。在這種背景下,2001年11月14日在青海-新疆交界發生了8.1級巨大地震,很可能指示在未來1~2年内,四川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從2003年起就应該警惕四川地區發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如果發生,要註意每年的3、4月和8、9月。”
    
       資料二:美國《國家地理》:科學家一年前就已經發出地震預警!
       在2007年7月中期的《地殼》雜誌中,中國,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家们寫道:“斷層的長度已經足以引發一次強烈的撼動地面的地震,它的潛力將成為爆發區域性地震的來源。”“我们已經明確的標示出了這些活躍斷层的潛力,”“但這个信息事實上被鎖進了一份學術期刊。”
    “我們的證据顯示從12000至13000年前開始,北川就始終伴隨著使地表斷裂的地震。”“根本上說,(2008年)地震的原因是印度和亞洲地殼板塊持續且不可阻擋的碰撞,其速率約為一年20-22毫米。”“這次地震是西藏的山區向東邊成都平原移動。”随著西藏高原北移,“西藏的中部地區正在塌陷,就像奶酪剛從烤箱中拿出來放到冷空氣中一樣。”而且,隨著印度板塊持续撞向西藏,“它正在制造新的斷層”,同時也意味着新的危險。
    
    資料三:联合早報報道:蟾蜍大迁徙,官方漠視預兆
    香港明報報道,四川阿壩州汶川縣昨日發生地震前,四川先後發生過兩次“地震疑雲”。汶川附近的綿竹市西南鎮檀木村上周五(5月9日)出現蟾蜍大規模遷徙的異象,引起民眾的猜疑和驚慌,认為是“天災預兆”,但當地政府当時安撫民眾指蟾蜍只是正常遷徙。5月3日阿坝州當局還專門辟謠,指阿壩州坊間流傳的“將要發生大地震”是誤傳。
    
   地震預警 官指謠傳
    而早在5月7日,內地互聯網上亦有自称地質專家的網民準確預測昨日(5月12日)內地會有大地震,全國都會有震感。在內地搜房網的BBS討論区上,早在上周三(5月7日)就有一名自稱是地質學家的網民發表文章,稱根據掌握的資料及與國外同行的交流,預測2008年5月12日中國将發生地震,“大致位置會在四川和湖北中部,可能整個中國都有震感”。
    文中說,由於没有確實證據,此預測不能在官方傳媒發布,但因他是武漢人,預測震央距武漢不遠,所以發表文章提醒老鄉。此文贴出後曾被譏為“唯恐天下不亂”的造謠帖,但昨天被內地网民驚為“神人”,不少人埋怨当局忽視民間的預警。至昨晚,该文已被人從互聯網上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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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四:地震預報專家欲哭無淚:今天的強震有人預報
    據李世輝先生披露,耿慶國先生曾於2006年根據旱震关系,預報近年阿壩地區将發生7級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下屬的“天災預测委員會”經集體討論,作出“在一年內(2008.5-2009.4)仍應註意蘭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發生6-7級地震”的預報(文字報告已報中國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發出),而且,耿慶國先生根據強磁暴組合,明確提出“阿壩地區7级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5月8日(前後10天以內)”(以上地震預報三要素:震級、地點、時間均已明確)。作出这一預測的中國“非主流地震科學家”有耿慶國先生、汪成民、任振球、王迪興、李世輝等。
    以上資料都從某一個方面說明了汶川地震發生的可能性。陳学忠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要警惕2003年以後四川7級以上的地震,且可能會發生在3、4月間;美國科學家在一年前的警示,則告訴我們要註意2008年北川地區發生地震的可能性;最早報道蟾蜍遷徙的《華西都市報》提出村民的擔心,動物反常是否預示著天灾,則被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媒體廣泛關註。實際上,震前動物行為異常是重要的宏觀異常之一。不是說一定會發生地震,而是可以作为參數來加以考慮。在BBS發表5·12地震的神人地質學者的驚人預測,则提供了另一種民間預測的聲音。“天災預測委員會”的报告,中國地震局是否收到?耿慶國先生等老專家的精確預測為何置若罔聞?為何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视?至今,我們看到的都是中國地震局多次強調其沒有收到任何臨震預報。到底應該對此做何解釋?
    如果我們將这些信息綜合起來,我們會發現,此次汶川大地震不是沒有前兆。國內外的學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警告。既有時間段的,也有相對具體時間的。只可惜,我們重視不夠,我們未能防患於未然。特別是,耿慶國先生等資深學者對地震的發生把握得還是相對較為准確。這說明,我們的臨震預報還是具有可能性的。當然,也說明,我們對地震发生的警惕性尚不夠。我們給人民打招呼的意識也“年久失修”。如果我們能夠堅持前述的有震推定的原則,我們就會時刻關註著各種關於地震預報的意見和觀點。多方求證,實地觀察,綜合分析,將國內外的科學研究與實地觀察結果有機結合起來。最終做出一個盡可能科学的臨震預報。
    
    二、臨震預報的表面問題:學派門戶森嚴,非主流學者沒有話语權
    當今中國的學術界,門戶等級森嚴,派别勢力嚴重。非我族類,其心必衣。同為學者,同為一個领域的專家,也就勢必水火不相容。有些人土霸王思想严重,一山不容二虎。倘有不聽話者,掃地打發出門。在一次次排擠打壓之後,学術界最後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勢力群體和利益集團。而且這些人逐漸壟斷了學術話語霸权,搖身一變成了“意見領袖”、“英明決策”的化身。在自然科學領域,諸如地震學這样的學科,一旦形成這種格局,其後果不堪設想。其典型表现就是,非主流的觀點和邊缘的聲音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建國以来,地震科學的研究似乎有這样的傳統。在耿慶國先生看來,“我們國家老科學家裏面,能在地震預測第一線率領我們沖锋陷陣的,一個是李四光,地質部的專家,一個是翁文波,石油部的专家,他們兩個人都是资深的學部委員,也就是資深院士。但是他們是親自帶頭搞地震预測的。”“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測,是和傳統的統計預測不一樣的。翁文波的信息預測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這是我们國家自主創新的成果,但是現在仍得不到重視,這很奇怪,成為非主流派。”
    而且,權力主導學術,學術屈服於權力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就唐山大地震而言,耿慶國先生亦有同感。“我至今仍認為,如果在北京地震隊震情告急期間,從7月14—26日這12天裏,如果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他們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开一個京津唐張地區的震情會商會,把北京地震隊、天津地震隊、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來谈一下,說不定一碰頭,情況就會好一些,對監測預報工作有利。”
    其实,當耿慶國先生說出這些的時候,無不包含著對我們當下學界的憂思,以及對個人身世的憂慮。現年67歲的耿慶国先生又何嘗不是非主流派呢?地震科學尤其如此,因為其一不小心將导致的是數以萬人的性命从此消逝,數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成就一夜垮臺,所有的一切都將將毀於一旦。这次汶川大地震我們已經見证了,而且是痛心地見證了。因而,科學準確地預測,做好地震的預防工作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學術研究應該盡量少些派別之間,多些寬容與求同存異。每個人的眼光不同,视角不同,立足點不同,關註的重心不同,應該互相敬重,互相交流,形成合力,攻克难關。比如,合力攻克臨震預報的难題問題。因為其換來的不只是学者個人的研究成果的積累、科學理論的建立,学理模型的創見,最重要的是,它會關系到最基本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人民的生命保全問題,人类的存在與否問題。
    
    三、臨震预報的深層次問題:科學研究缺乏自主創新機制
    
    中國的地震研究可以在利用我們的悠久歷史資料的基礎之上,結合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逐步摸索出我们的自主創新。我們應該逐步走出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路。何况我們已經具備一些良好的基礎。“我們有3000年的史料可以研究,我们的國土非常遼闊,版块內部的地震也是很獨特的環境,关鍵就是要搞自主創新,而且是中國的原始創新。不要老跟著外國人跑,外国人沒搞中國人就不能搞,這種標準是不行的。”
    我們不能亦步亦趋。其實中國地震學搞好了,也完全可以引領世界地震學的發展。這就是說,地震學研究也應该有中國特色。而且也已經有一些中國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色。正如北京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力學所研究員鄧乃恭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在地震預報方面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有相當成功的先例。中国預報地震的方法很多,包括地球物理方法:地震發生前,地磁场、重力場等可能會發生改變;还能通過地應力和地形變來探測,也包括對地下水所含氡气的含量以及關於動物異常行為的研究”。
    任何科學研究應该多元並存,共同發展。地震研究概莫能外。而目前的現狀恰是,“黨中央胡總書記號召我們自主創新,但我們在地震預測方面的一些自主創新方法,唐山地震後至今仍得不到支持。”這樣的格局應該徹底打破。要打破地震研究的派別門閥,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地震科學的自主研究確實需要多方支持,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支持。僅僅有國家領導人的空頭支票、卻無力踐行、無法踐行。確實值得我们反思。
    耿慶國先生至今尚有一些美好的願望:“希望國家對防震減災要加大投入,要特別鼓勵和支持自主创新預測方法研究,要對綜合交叉學科的群體科學家正在從事的巨災和災害鏈研究給與切實的支持,以造福於祖國和人民。”“我們覺得,人民的安危重於泰山,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要很好的把臨震預報搞好。特別希望能夠在臨震預報方法的自主创新方面得到有關方面的认真支持和落實。”如此有良知、有責任感的地震學者,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這既體現了學者的學術自覺與學術良知,又體現了學者對人民、對國家高度負責的忧患意識。我們國家、社會理當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研究條件和研究環境。
    關於如何發揮科學的社會作用,已故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倫敦大學教授J.D.貝爾納指出了其問題,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由於科學日益成为現代國家正常行使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學家的獨立和批判的態度減弱了。”因而,科學家更多的會考慮政治問題,比如政治穩定問題,而不是科學自己的研究和創新問題。恐怕當今中國的地震科學尤其如此。更要命的在於,“由於科学家人數越來越多,大多數人也越來越明白,他們在這方面的希望是極小的。于是他們就傾向於同行政人員和職員一起,更加集中力量來改善自己的實際境遇。”这是我們“科學家”的悲哀还是科學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要充分發揮科學的作用,至少需要做到兩點。其一,需要改變科學研究所處的環境。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與科研環境。“要想使科學組織發挥好應有的作用,就需要對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組織進行適當的改革。如果沒有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學上做一些小小的改進、糾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喪的制度產生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一個良好的科研環境何其重要!
    其二,還需要科學家自己的積極爭取。具體来說,如何使國家較好地扶植科學呢?“只能通過有政治覺悟的科學家的個人合作並且通過他們同進步的政治力量的聯合,才能使這種情況發生。要做到這一點將是困難的,因為這需要政治运動的領導人和群眾都能真正理解科學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貝爾納,1982:513-541)這就是说,我們要去開啟政治家的明智,開啟廣大群眾的明智。这些任務都落在科學家身上。既要搞好研究,又要開啟這麽多人的明智。這也就註定了有偉大抱負的科學家勢必勞苦不堪。能隨心所願者,皆屬大幸。
    貝爾納的這些建議對於当下中國來說,尤其切中問題的要害。改革開放以來,一切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旗之下,我們放松了對大自然、對各種自然災害的警惕。於是,一旦大自然張開她的巨口,與我們不和諧、甚至要吞噬我們之時,我們如此被動、如此束手無策、茫茫然不知所措。如此看來,中國的科學研究,尤其是缺乏相應機制與制度環境的自主性研究,其前路依然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耿慶國先生:“中國地震局研究員耿慶國先生:臨震預報是可能的”(2006年紀念唐山大地震搜狐訪談),5·12汶川大地震之後,該文再次在网上廣為流傳。比如,烏有之鄉網2008年5月16日刊發了此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5/39169.html。
    2、陳學忠:“四川地區7級以上地震危險性分析”,載《國際地震動態》2002年第12期。
    3、《National geographic news》:“Study Warned of China Quake Risk Nearly a Year Ago”,(美國《國家地理》:科學家一年前就已經發出地震預警!),美國《國家地理》網,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8/05/080516-earthquake-predicted.html。
    4、聯合早報報道:“蟾蜍大遷徙,官方漠視預兆”,聯合早報網,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5/hongkong080513b.shtml?from=814e.com
    報道此現象最早的是2008年5月10日《華西都市報》,“綿竹:數十萬只蟾蜍‘搬家’橫穿馬路”。
    5、美國地震專家:短期臨震預報是世界性难題,新華網,
    http://www.cq.xinhuanet.com/2008-05/21/content_13324155.htm。
    6、“地震預報專家欲哭無淚:今天的強震有人預報”,該文最早來自李世輝的博客文章。汶川大地震发生後,該文在網上廣泛傳播。只是由於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該文在多家網站要麽被屏蔽,要麽被刪除。
    7、J.D.貝爾納:《科学的社會功能》,陳體芳譯,張今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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