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幹問題:海外學者的觀點

論文類別:理學論文 > 地質學論文
論文標簽:地理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呂拉昌
上傳時間:2008/9/8 16:27:00

1 前言
  在中國城市地理研究方面,海外學者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這些學者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英國,鑒於香港学者研究比較活躍,與海外學者有相似的研究風格,本文也包括了他們的部分研究成果。這些學者,對中國的情況較為熟悉,研究方法能與國際接軌,具有良好的英語写作能力,在國際的主流地理期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的論文,取得了“印想深刻的研究成果”,“一些方面取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1],尤其是近20多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的改革開放,許多海外學者到中國進行考察,收集資料,與國內進行合作研究,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2]。他們的研究: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在國際地理學界的地位,擴大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的國际影響,結束了外國人抱怨中國地理文獻少得可憐的時代[3];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理论與方法的提高,由單純的描述、經驗性研究,向概念化、模型化、理論化方向發展,拉近了與主流人文地理研究的距離。本文對海外學者在中國城市地理研究方面的觀點作一概括,目的是促進海外學者與中國内地學者的交流與合作,共同發展中國的城市地理學。鑒于海外學者論著盛多,遺漏在所難免,不足之處,請批評指正。
  2 經濟發展与城市化
  近年來,在人文地理學界尤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強調“文化轉向”、“制度轉向”或“關系轉向”。這些因素在解釋城市化中雖然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濟因素,但其對重新解釋经濟因素對城市化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因素在城市化中起重要的作用,海外學者在解釋中國的城市化時大都強調要有政治經濟的觀點[4,5,6]。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发展與城市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力圖使其概念化,有些理論与概念的提煉在國內外产生了比較大的反響。
  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世界許多地區工業化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建國後,中國工業發展與城鎮化是不相協調的。傳統社會主義觀念認為城市是资本主義的溫床,是資本主义的消費地和寄生地,因此,新中國成立後,決心要實現城市由消費地向生產地的轉變。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事實上限制了城市化,背離了城市化過程。Ma和Hansen在題為“現代中國城市發展”一书中對這一現象概括为“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事實就是“減少城市化成本,來擴大工業化的發展”[7]。Ma認為中國以農民和農村为根據地,反對修正主義,其意識中存在反城市化的傾向,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概念(Antiurbanism and Counterurbanization)[8]。
  這一概念提出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控制城市化,發展工業化的真正動機是出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考慮,還是從城市管理和國防考慮[9,10]。雖然僅是一家之言,但平均主義及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城市發展政策及方針的確有較大的影響[11,12]。Lin將其概括為“有限城市化下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mited Urbanization)[13]。Zhou和Ma,針對大躍進時期城市“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超過城市經济發展的現象,概括出“表象城市化”的概念(Spurious Urbanization)[14]。Ma和Wei认為,指導中國發展考慮的是均衡、 国防和經濟三大原則[15]。
  改革開放以后,伴隨中國鄉鎮企业的大發展,鄉村人口由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但這些人口進入工廠並未進入城市,出現離土不離鄉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其他的發展中地區和國家並不多見。這一現象被稱為隱性城市化(Hidden Urbanization)。傳統的經濟決定與城鄉分割的城市化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挑戰。圍繞着MCGee的Desakota概念,有關學者進行了对中國城鄉發展的分析[16]。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的路徑從根本上來講,主要有兩條:一是從1949年到1978年以前,以計劃經濟和以城市作为增長極的發展路徑;另一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自發產生的,以小城镇為基礎的城鎮化。第一條發展路徑是至上而下的發展路徑,與第二條發展路徑相對應,Ma及其他學者[17] 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發展路徑,揭示了隨中國經济發展的轉型,遍布全國的城鎮在中国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成為一條特色鮮明的城市化模式。雖然這一模式仍存在爭論,但在主流地理學界,強調制度、私有化、地方化的大背景下,他代表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者的聲音,以及与主流地理界的爭辯。
  隨著外資流入及沿海地區外向型经濟的發展,城鎮化進一步加速[18],有的學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驅動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發展的概念與理論[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認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導下的針對非農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農業人口自發的城市化[21]。國際化及外資促進了蘇南經濟轉型,傳統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蘇南模式,被外資企業及外向型經济所替代[22]。  3 全球化與城市發展
  全球化包括经濟、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種因素、多種機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資本、人口、技術、信息等要素跨國流動加剧,形成了許多跨國經濟、政治、社會組織,促進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空間结構重組。全球化突破了傳統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礎。
  全球化對城市與區域發展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城市發展受制於其在全球等級體系中的地位,社會空間結構受全球化的影響明顯。全球化在不同層次的表現被認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對城市发展影響的研究集中於作為全球化戰略的全球資本和產業的重組及空間結構的變化。許多研究都試圖解释全球市場力的運作與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與區域的關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間限制,成為一個新的學派,其強調從全球經濟重组到跨國資本的流動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網絡及城市空間的變化。
  外资是全球範圍內城市結构變化的重要動力。2003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外資輸入國。外資在中國的投资區位選擇成為國外學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議題。與一般的公司區位選擇不同,外資區位具有一些獨特性,如對地區環境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國的轉型經濟。Leung 指出中國外資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於現存的親緣關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進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會網絡的重要性。社會網絡不僅有利於接近市場,也有利於處理與地方的關系[20]。Hsing強调臺灣生產廠商與地方政府官員的文化親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區域全球化階段尤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動,臺灣資本向福建的廈門和漳州流動都是明顯的例证[25]。但是,随著地區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種形式、水平的競爭的發展,這种文化聯系對外資的拉動作用日益减弱, 市場和公司的作用加強。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臺灣資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長江三角洲[6]。
  海外學者也對中國大都市內外資的投資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大都市區的外資投資區位選择,在城內遵循經濟合理性,可以从經濟和政策方面進行解釋[26]。除傳統的如靠近鐵路、集聚因素、勞動市場外,靠近高速公路、高檔賓馆外資區位選擇有很大的影响。這種區位選擇促進了城市的轉型,加速了城市多中心發展格局的形成。開發區的政策對外資的區位選擇影響重大[27]。
  全球化的生產加速了世界城市的發展,城市區域成為迅速成長的新的經濟和空間現象。這些城市區域是地區經濟和全球經濟的节點,在貨物、資本、技術和信息流動方面起樞紐作用,以其大小和經濟實力對各城市產生重要影響。國際城市區域肯定会重塑中國的區域經濟和城市化模式[6]。在近二十年来,外資的大量流入,使中国的東部沿海地區成為投资的密集區,促進了城市區域的成长,被稱為崛起中的國際城市區域[28]。雖然對國際城市區域尚未有一個標準,中國东部沿海地區成為國際城市區域的潛力和過程,有待進一步研究。海外學者對中國國際化城市區域的研究集中於上海一長江三角洲[22,26],香港一珠江三角洲[16,29]及京津地區[30,31]。Wei對蘇南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蘇南模式並向西方學術界深刻地闡明了地方政府及地理环境對國際化的決定性影響[5];對杭州的研究揭示了轉型和國際化交互作用促進了杭州的發展及轉型[22]。此外,通過分析京津地區國際化城市的目標及挑战,闡明了制度及地理區位條件在國際城市崛起中的重要性[31]。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全球化對城市社會空間產生深刻的影響,全球化與中國經濟轉型結合,使得中國的城市空間更趨复雜化。這種表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①城市社會分層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下岗工人,另一方面湧現出私營企业者,外資白領等,其收入差距巨大,出現城市社会的分層與極化。從上海房地產價格空間差異入手,發現住房商品化使得上海在解放前所形成的社會空間復活,城市商业發展,住房私有化都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原因[32]。②全球化加劇了中國沿海與內地的差距[33],使得大批勞動力湧向沿海,沿海城市在享用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出現了一些城市社會問題[34,35]。③全球化也促進中國鄉村人口向大城市遷移。事實就是鄉村人口迁移選擇以本土關系為紐帶的路徑[36],這種被概念化就是“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 ④由於城市內部發展的市場化機制及大量外資企业在中國沿海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設立總部和分部,服務業的逐步開放及集聚化的要求,我國大城市的中心商務區(CBD)的建設受到海外學者的關註[30]。
  歷史上全球性的貿易、人口流動等是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对全球化起重要的作用。歷史上成千上萬的華人移居海外,形成了強大的華人集團,Ma和他的同事把海外華人群體(Chinese Diaspora)作為一個包含地點的系統。這個空間動力系統由源於同一地點的人群所組成,包含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關系的構成及分布[37]。這一理论與概念,在與西方主流理論的爭辯中,增加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的聲音,做出了重大的理論貢獻,對恢復了海外華人的祖國情結,在構建全球部落和民族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38]。一个全球華人“資本主義”的帝國,從美國曼哈頓到矽谷,从香港到臺北,再到珠江三角洲東莞的村莊,還有其他許多地方正在發揮巨大的作用。
  4 體制改革與城市轉型
  最近中国城市研究集中於在全球化和市場化下的城市过程和機制轉型[6,39]。中国體制改革是漸進性的、實验性。不是簡單的拷贝西方資本主義,但希望市場機制发揮更大的作用[6,27]。轉型時期,海外學者很少用資本主義描述中國的經濟性質,但隨著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劇,资本主義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濃[40]。影響中國城市转型的體制因素較多,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財政和行政分權、政企分離等方面。許多人认為政治經濟因素對城市转型的影響最為關鍵[6,23]。Wei提出從中國體制改革的三大過程,即地方化、市場化和國际化,及地方、政府及海外投資者三大主體進行剖析,来研究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機制[33]。研究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及人口的快速增長是世界各國罕見的,並從分权,市場化,國際化及空間結構重組來分析導致中國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因素,彌補了主流理论對轉型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國際化及其對城市与區域發展的影響等方面研究的不足[23]。Wu認為,城市轉型是一種城市過程,不僅指土地開發和住房商品化的具體過程,而是根本性的政治經濟過程[41]。
  體制改革中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城市的政府與管制行為,成為國外學者關註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中對轉型經济,中央與地方關系以及地方政府在組織經濟中的作用都有一些新觀點[33,40,4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管理體制行為趨於市场化,國有企業改革,地方擁有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住房商品化,土地租賃市場的建設,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基礎設施建設也靠市場力量推動。私有化现象相當明顯[43]。地區組織和政府、城市地區、街道辦及居委會等具備更多的管理職能,這反映了政府意欲創造一個可管理的社會,以對付諸如社會救濟、下岗工人再就業、流動人口等問題。政府分權和服務職能的市場化,引发了中國城市向企業家城市的努力。通過一系列的體制改革,中國城市逐步由生產地向企業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轉變,其结果使城市之間及城市區城間競爭加劇,這種“地点營銷”(Place Promotion)在世界其他地方並不多見[41]。
  的確,中國的城市轉型創造了新的城市空間,這些新空间,從國營百貨店租賃櫃臺到城市寫字樓、摩天大樓、高新開发區、科技園,到外国零售店、購物中心及購物綜合區、鄉間別墅、大學城、开發區、金融街和商業中心,構成了新的城市景觀和城市空間。這些空間包括如下幾類:一是城市社會空間,二是城市消費空間,三是城市邊緣空間,四是城市全球空間[41]。
  城市社會空間:由於從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轉變,引起城市生活和產業的深刻變化[44,45]。原有依附於單位福利分房,使工作地與住處在一起的情況在減少,大量商品房建成。城市社會差異從房價空間差異可明顯反映出來,均質的社會均衡被打破,出現了富人區和窮人區的隔離。這種社會空間的分异受以下幾種因素制約:歷史發展的差異,住房供給形式,全球化的程度,城鄉的體制及文化历史。
  城市消費空間:近年來,城市消費由改革開放初的貨攤式走向超市、購物中心、步行街,現在郊区購物廣場也相當時興。根據不同檔次住宅,周圍形成不同檔次的消費空間。城市消費及服務業國際化趨向明显。許多城市根據文化傳統及國際影響、品牌等建造光怪陸离的消費空間以提升城市形象,作為城市現象展示區。伴隨零售業的改革及對外開放,零售業向多元化發展,家庭、私营、外資及股份制企業構成城市的新的商業網絡,形成了新的城市消費空間[46]。
  邊緣空間:邊緣空間是有種族和族源等原因產生,是城市隔離及城市體制所引起的。由於在土地和住房市場的排斥,鄉村進入城市的人口不得不選擇在城市邊緣居住,把城市村莊作為居住地,形成“城中村”[36]。
  全球化空間:由於外資大量投入而產生的經濟開發區、出口加工区、金融貿易區等。国內主要城市爭相發展中央商務區(CBD),提升國際化,爭取成為國際資本向服務業投資的集中地。一些國際盛會如2008北京奧林匹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会,會創造更多的全球化空間。
  5 城市地理的理論與方法
  中國城市地理研究近20多年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包括在理論和方法兩个方面。但面對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變化如此巨大的城市。檢討目前的研究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現在如下三個方面:①許多研究仍沿著傳統的研究路徑,重經驗研究,忽視理論概括和模型建立,與主流地理研究相比較,仍有一定的差距;②詳实的、可靠的數據分析及野外考察不足,使得分析較為膚淺;③政治經濟體制對城市及其轉型有重要影響,但分析性論文仍然偏少;④與主流地理學界的交流仍待加強;⑤現代地理技術與方法如GIS在城市地理的應用仍然有限。
  目前,中國城市地理發展面臨理论與方法創新的艱巨任務。應该看到,完成這個任務已具備了良好的條件:①中國在比較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改革與發展,中國經濟不斷開放並與西方接軌,中国提升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並不断有新的內容,中國城市發展、結構、轉型的速度與尺度是世界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這為中國城市地理理论與方法的創新提供了條件;②改革開放以後,大量中国學生在西方國家學習,他们在理論上相對訓練有素,方法上與西方接軌,這些海外學子成為中國與西方聯系的重要紐帶,近些年中國學者也廣泛參加國際學術交流,为城市地理的理論與方法更新提供了人才和知識支持;③在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界有關組織的支持下,80年代以來,中國統計機構發布越來越多的統計信息,有助於經驗性的研究及理論提升與概念化;④信息化對發展中国家是個挑戰,但也提供了機遇。西方較為現代的研究方法的擴散,為中國城市地理研究掌握先進的研究技术與方法,提供了機遇。
  中国城市地理的理論應如何建立?近年來,我們已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流學派中引進了許多新的概念和理論,在沒有形成我們的理論与概念的情況下,借鑒这些概念和理論是必然的。但問題是中國是否會經歷幾十年前發達國家城市轉型的過程,在多大程度上,這些理論適合於中國,如果現存的西方理論不理想,是否还有重建理論和概念的可行途徑?如果現存的理论應用不是十分理想,是否還有理論借鑒,這些理論是否可用于理論重建上?
  6 結語
  目前,中國城市地理正處在一個关鍵的轉折點。歐美城市空間的不斷變化创造了新城市地理,那麽,没有理由懷疑正在經歷巨大轉型的中國就不能產生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新城市地理。這種新城市地理如何產生?
  近來,許多研究試圖理解全球化的運作與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区域的關系,新的學術思想不断湧現。如果城市是社會構造或人類建造為人類服務的人工物,那麽不同國家的相互交流,講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可以解釋城市變化的根本邏輯[23]。盡管呼吁人性化的城市轉型,許多中國城市研究仍處在科學主義的控制下,中國城市的社會构造和人類故事沒有受到学者應有的關註。作為在地球上最早建立文明的国家,文化和社會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沿著城市地理“民族學派”的路子,與社會科學方法相结合,揭示中國的城市轉型機制,創建中國城市地理學將是中國地理學的重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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