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詩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學史意義分析

論文類別:理學論文 > 地質學論文
論文標簽:地理教育論文 宋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王祥
上傳時間:2008/9/8 16:20:00

分布地理研究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用來研究某種類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通過地理分布的分析,去發现事物背後某些帶有本質性或者規律性的東西。分布地理也是一種定量分析,但它又與純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數字說明問題,而分布地理則將數字與地理結合起來,通過地理分布上的数量、範圍以及結構、關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問題。本文嘗試用地理分布理論來研究北宋詩人,主要想解決如下一些問題:了解北宋詩人的地理分布狀況,並通過詩人地理分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詩歌發展與地理之關系,研究北宋各地區文學之状況,亦欲借此來研究宋代文學發展中的某些問題。
  在分析之前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詩人的占籍來進行統計,但占籍并非對所有詩人都具有同樣的意義,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許多難以確定處,比如依據慣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於某地居住幾代稱之為某籍才比較合適呢?是父、祖,還是曾祖、高祖?本文統计雖然以祖居之地為準,但考慮到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所以也兼顧到父輩的情況,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開封雍丘,其父韓元吉(1118-?)南渡後已徙居信州上饒,很顯然,信州上饒對於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後的韓淲來說,其意義要遠比開封雍丘大得多。職是之故,將韓淲劃入信州上饒似更合理些。同時,由於統計上的困難,本文暫時只能以今日之省份來統計北宋時代詩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復到宋时的路、州、軍、縣的狀態,這無形中又給分析帶來了不少的麻烦。不過從所做的分析來看,還是可以發現和說明一些问題的。對於人文學科來說,定量化的分析永遠只具有參考價值,這也是本文討論的起點和基礎。
  一
  先从動態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為分析之需要,试將北宋分為四個時間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時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時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時期(1064-1100);第四時期:徽宗、欽宗時期(1101-1126)。各期時間大體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時期歸屬仍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很難整齊劃一。本文則略依詩人及第之年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為其人所属之時代。這是劃分時代的一個重要依據,但因具體情況又不得不略有調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際可能會有交叉,情形也比較復雜一些;再如北宋開國之初,許多詩人原由五代十國入宋,而北宋末則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詩人跨入南宋,這都是難以處理的。詩人之分期不易,此處統計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數字亦可有上下浮動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時期(960-1022)為唐、宋詩過渡時期,詩風和前代相比變化不大,至真宗後期,宋詩始變。試將本時期詩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統計如下(見表1):
   【說明】表中所列仅為可以考知占籍的詩人,無可考者均未列入,這後一部分人數亦相当可觀,四個時期分別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總數約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類范圍較寬,除進士外,還包括諸科;除常選之外,還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賜及第出身者。
  據表1所計,依其數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將此二十個省份分為五組:第一組為河南、福建、浙江,人數約在60-75人之間;第二組為江西、山東、河北、江蘇、四川、安徽,人數約在30-40人之间;第三組為陜西、山西、湖南、廣東,人數約在15-25人之間;第四組為湖北、甘肅、廣西、天津、北京、上海、遼寧,人数約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註意的是詩人地理分布之範围相當廣,共涉及二十個省份,這差不多就是北宋時诗人分布的最大範圍(據《全宋詩》統計,整個北宋时期詩人分布共及二十二個省份),而且各地詩人數亦相差無幾。尤其是北方幾個省份,如西北的甘肅,北方或東北的天津、北京、遼寧,這些地區在此前的中國詩歌史中很少有詩人出現,而今這裏卻出了詩人!雖然人數不多,但其意義卻不可忽視。造成這一分布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來動荡不安的時局。自唐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勢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變成一分裂格局,不僅中原地區不能幸免,即使一些邊遠之地或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這場爭戰中,成為此一時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後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後漢劉氏(劉知远),均為沙陀人;後晉石敬瑭出身不詳,或說為西域石國之后裔。政治上的這種碰撞和“溝通”也同時意味著文化上的碰撞和溝通,於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邊緣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也同時參與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詩》中收录的一些邊緣地區詩人或少數民族诗人,也說明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從義(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後家太原(今屬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傳;窦儀(914-966),薊州漁陽(今天津薊縣)人,後晉天福中進士,《宋史》卷二六三有傳;趙文度(914-974),薊州漁陽人,《宋史》卷四八二有傳;马文斌,敦煌(今屬甘肅)人,太祖開寶三年(970)前後為沙州歸義軍節度押衙知司書手(見《全宋詩》第一冊)等。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樣,動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為特殊之政局而與中原文化有了接觸。這是從邊緣文化匯入主流文化來說。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於分裂和爭戰,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復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學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於兩京(唐代都城長安和洛陽)之士子亦不得不離開曾令其神往、依戀的都城,為生存計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詩人韓偓,京兆萬年人,挈家入閩往依王審知;崔道融,荊州人,避亂來閩;韋莊,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於王建;詩僧貫休,婺州蘭溪人,初獻詩吳越王,又投荊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歐陽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馬殷,不遇,復投蜀。據《八閩通誌》記载,福建之建寧“自五代亂離,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賈,多逃難於此,故備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國時期,“帝(前蜀高祖王建)雖目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谈論,頗解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帝禮而用焉,使修舉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遺”②。可見詩人之分流是這一時期普遍存在的情況。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進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來之一統文化逐漸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從晚唐五代文人之處境看,這自然是一種悲劇,但當這些文士遠走他鄉時,在寂寞孤獨的漂泊中,也同時將文學的种子撒在了異域,在經历過多年與“異質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後,新的文學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學承五代之後,也自然承繼了這笔豐厚的文化遺產。從這一点來看,未必不可以說是宋代文學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狀況。在第一方陣中,河南为宋朝立國之基,亦为宋王朝國都之所在,其詩人數處於“三鼎甲”之狀元亦在情理之中。但這還是表面現象,從更深層來看,應與此一地域之歷史背景有關。在當時人(甚至後世人)心目中,梁、唐、晉、漢、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書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為本紀的事實便可了然),五代至後周时經郭威、柴榮的南征北討、整頓改革,已初步顯示出北方統一之氣象,經濟逐步恢復,社會趨於穩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較他省為多,文学也較他省發達。須附带提起的是另外兩個詩人數比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陜西,此二省大概都與後周或者赵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為趙宋皇帝著籍之地(趙匡胤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時雖然一直戰事不斷,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為魏博節度使後為鄴王的羅紹威,據史書記載就是“喜文學,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箋起草,下笔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镠客,紹威申南阮之敬。(羅)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③。至於陜西,本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顯德二年(955)閏九月收復秦、成、階、鳳四州,陜西亦大部分納入後周之版圖④,其文化也自有難以磨滅的傳統在。
  福建、浙江緊隨河南之後,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與四川都是五代十國時較為富庶之地,亦為當時文人薈萃之所。福建,蓋古閩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據閩,“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乂”⑤。至宋時,“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兇年之憂。……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學之盛,由來已久。又據《福建通誌》載:“閩文章为天下傳習久矣,四子六經之傳註,紹先聖而詔來學,為閩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馬、班、韓、歐,卑卑無高論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誨閩人士,閩號能文者自歐陽四門始,其後陳通方、王魯復、許稷、盛均、黃滔、翁承贊之徒,各擅才華,馳驅百氏,終唐之世,鹹以詞賦爭鳴。宋興,名儒輩出,其羽翼經傳,表章道學,與夫經濟政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詳具人物传矣,其次猶得以雕龙繡虎之技幟樹藝林,故觀人文於闽,猶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⑦兩浙為《禹貢》揚州之域,東南際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魚、鹽、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時屬吳越,吳越王錢镠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與他國修好,因此兩浙在五代之時以弱國而獨能保境內平安,正如葉適所說:“吳越之地,自錢氏时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裏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見,福建、兩浙占天時、地利、人和,其詩人之多、文學之盛亦屬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時文學比較發達的地區,安史之乱時,玄宗避難,已將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入蜀;後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詩才”⑩,“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经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為佳。昶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詞,而其詞自工”(11)。說到刻書,還應該提起對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毋昭裔刻書,據史书記載:“毋昭裔,字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财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选》、《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後子守素赍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12)宋初時尚有《開寶藏》、《太平禦览》和《冊府元龜》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論,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詩人或文學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詩人數僅列位第八。這首先可能與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穩有關。宋平孟蜀后,將其府庫之積盡输於京師,又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止商旅私市布帛,歲貢之數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連發生了全師雄、王小波、李順等人領导的大規模起義,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這不能不對四川文學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蜀中士風有關,蜀中士子雖好讀古文,卻以淡泊名利為尚。據《宋朝事實類苑》記載,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14)後得張詠獎掖,兩川士子方奮起家榮鄉之誌,才改变了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為南唐屬地,是五代時文化較發達之地,但宋初方內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歷來為文人薈萃之區,但在五代與宋初時,淮東、淮西(包括江蘇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區)一直處於南北爭战之要沖,詩歌無立足之地,因而很難與孔孟之邦的山東較一日之短長。
  二
  仁宗時期(1023-1063)為北宋詩歌轉折之一大關捩,其變化於表2可見:
  
  首先,與表1相對照,總人數已有了變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約六十年間,其詩人總数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為多);而仁宗一朝約四十年,詩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來人數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風氣在逐步形成,文學開始走向繁榮。
  其二,第一期詩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勻狀態,涉及二十個省份,除豫、閩、浙三省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數相差無幾,說明北宋初期雖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時期,诗人地理分布卻出現越來越集中之趨勢:所及省份由原來的二十個減少到十七个,而十七個省份中,閩、浙、苏、豫、贛、川六省詩人數即近600人(598人),約占全部詩人總數(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詳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強;而其余各省之數僅為169人,約占總數(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這一狀況在整個北宋時期一直沿襲下來,盡管其內部略有變化。從文化史和文學史來看,第二期這一地理分布之變化正標誌著北宋至仁宗時期文化中心和文學中心的逐漸形成(盡管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變化也颇堪註意。其中變化较大者為河南、四川、山東、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從原來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擠出,降為第四名(盡管與第三名的江蘇相差無幾);四川与山東之變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來之第七躍升為第六,幾為山東人數之倍,直逼江西;而山東則由原來之第六降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從數字來看,其變化更大:山東原本與江西、江蘇及四川處於伯仲之間,而今不僅與贛、苏相差懸殊,即與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來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雖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與第二組之江西、江蘇人數相差並不大,而此時卻已減少為蘇、贛各省人數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來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則由原來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從總體趨勢上,本期詩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詩人數在下降,南方詩人數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與仁宗時期對待南方人的態度与政策的改變有關。趙宋開国,以北方為基,後平南方諸國,遂混天下為一。但長時期的南、北隔絕,統一的表象並沒有改變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偏見,據說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條祖訓就是“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邵氏聞見錄》卷一)。這一條在趙宋建國之初還不成為大問題,但隨著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數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會被提出來,於是就發生了一系列關乎南、北關系的矛盾沖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欽若(江西新余人)為相,卻遇到了時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縣人)的强烈反對,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後的天禧元年(1017),王欽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準(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為北方爭狀元事(17)。北方人與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說明真宗朝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偏見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令北方人明顯感到一種威脅和壓力。到仁宗時期,雙方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據程民生統計,北宋時實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據表應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從整個北宋來說,如果按分期來看,南、北方的變化對比可能更為明顯,仍引程民生所作統計為證: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數量分析表(19):
  
  這一變化是鮮明的。可以想象,在這鮮明變化的背後,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擁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體。雖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後的幾個时代裏)都可能會有北方人卑視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而與此時的意義已截然不同。南方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北宋的政治、社會、文化裏,不僅在改變著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變著北宋的文化和文學格局,北宋中、後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學改革,可能都與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詩人地理分布狀況如下(見表3): 從時間跨度與人數比例看,第三期與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數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學已經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
  從整體上看,人数在繼續保持兩極分化之狀態下,又有了些新的變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數為618人,占總數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個百分點;前三省情況則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數為333人,占總數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數已上升至389人,占到總數的45.79%,上升了3個百分点,說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學中心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強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繼續下滑,已從第一方陣中被擠出,降至第五,人數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則由原來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蘇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來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變化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來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陜西由原來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肅則被擠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興起的地處南方的上海。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上述種種變化或者是在預料之中,如河南、陜西,看似有所升降,其實并無變化,如山西,虽下降了三名,但從其人數來看,與上期並無太大變化(上期為11人,本期為15人),故不必討论;而首先應特別予以關註的是福建,在第一方陣中已遙遙領先,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西60人左右,這是前两期中不曾有過的事情。福建何以能异軍突起?原因何在?本文在分析第一期詩人地理分布時已经指出,閩、浙兩省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但何以能保持長久之發展和增長,这就不能不從本期之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福建人口的增長。吳松第指出:福建本為我國東南開發較晚的地區,曾長期地廣人稀。唐天寶元年(742),全區著籍戶口仅90686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只有0.8戶。“经過唐後期五代的開發,至北宋初的太平興國年間,戶數約達46.8萬戶,為唐天寶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裏4.2戶。”“入宋以後,福建一直保持比較高的人口增長率。在這方面,路治所所在的福州為此提供了例證。據《淳熙三山誌》卷一○以及《元豐九域誌》的數據,計算出福州的戶年平均增長率是:太平興國五年(980)至景德四年(1007)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1065)為9.4%,治平二年至元豐元年(1078)为5.4%,各時期的增長率都不低。福建在太平興國五年至元豐元年(1078)的戶年平均增長率達7.9%,證明當時各府州的人口都有相當的增长。不過,由於這一時期南北各區的人口都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福建的增長率只居全國第十一位。然而,當元豐以後大部分區域的人口增長顯著放慢時,福建的增長速度卻不曾下降,元豐至崇寧元年仍保持著較高的年平均增長率,因而增長率在各區域的序次上升至第二位。”(20)人口的持續增長可能是保證文學持續繁荣的一個重要因素,蔡襄當時就說:“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无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21)雖不無誇耀,但大抵也是實情。
  四
  徽宗、欽宗時期(1101-1126)詩人地理分布狀況如表4:
  
  从各省情況看,浙江与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為319人,占本期總人數的42%左右(第一期閩浙二省占全部诗人數的24%,第二期占30%,第三期占35%),這似乎都表明浙、閩二省在詩史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只是與上期相比,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閩居後。不過,如果考虑到科第的情況,閩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約為62%;而浙165人卻只有86人,約占52%,又比閩少了10个百分點。那麽,也可以說二省並未有高下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國以來詩人增長率最快的時期。從总的數目上看,本期只有765人,似乎比上期減少了近100人,但是不妨來看看四個时期的人、時之比:第一期六十二年,詩人523人,人、時之比為8.4比1(即平均每年有8.4人);第二期四十年,詩人767人,人、時之比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詩人858人,人、时之比為23.8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卻有詩人765人,人、時之比為36比1,比第三期增長了12個百分點以上,比第二期增長了近1倍,比第一期增長了約4.4倍。從第一期到第四期是一條明顯攀升的增長曲線,正清晰而形象地描繪出北宋詩歌發展的運行軌跡。本期單位時間裏人數比例的大幅增长,不排除統計時技術上所造成的誤差(在南北宋交替之際,詩人之划分實難把握),不過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文化發達的結果。此處可以舉科舉一事為例,據王明清《揮麈前錄》記載:“国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罢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到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眾,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逾此歲之盛。”(22)從國初的9人中選,到現在的萬人赴南宮試和805人正奏名殿試,其間差別已不可以道裏計,文學的繁盛亦由此可以想見矣。
  五
  如前所述,詩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盡管如此,通過這種方式還是能說明一部分問題,比如文學史常講北宋詩歌的發展經歷了形成、发展、鼎盛等過程,這一說法自然不錯,但給人的感觉未免抽象而空泛。如果從北宋詩人地理時空的分布來看,卻能強烈地感受到這一点(見上節);又比如研究者常說南方文學之盛,亦可由上面所列數字得到更為直接而強烈的印证。不過,詩人地理分布研究之意義也許並不在這些具體的說明上,甚至也不在於能否解決問題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的研究線索以及所隱含的某些問題,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東西。上文已就詩人占籍及其地理分布進行了一些分析,但這顯然還不是它所提供給我们的全部內容,比如从詩人總數來看,北宋时期占籍可考的福建诗人共507人,占全部占籍可考詩人總數的17.42%,比浙江詩人數多出1.27個百分點(浙江為470人,占總數的16.15%),但福建的科第人數卻比浙江多出5.12個百分點(福建為339人,占科第總數的20.67%,浙江為255人,占總數的15.55%),而浙江的詩僧數卻比福建多出近7個百分點(浙江為82人,占詩僧總数的26.03%,福建為60人,占總數的19.05%),閩、浙兩省的詩僧總數為142人,占全部北宋詩僧人數的45.08%。又如蘇、豫、魯,其詩人數分別列於第三、第五、第七,而其詩僧數卻分別列於第五、第十、第十二;與此相對的是赣、川、皖、湘,詩人數分列第四、第六、第八、第十,而詩僧數卻分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諸如此類甚多,難以细述,下面試拈出兩個問題來略加申說。
  1.關於詩人數量、分布与文學繁榮、高潮的問題。
  从上面所描述的四個時期的詩歌發展來看,增長曲線直線上升,至北宋末達到最高點,無論是從詩人分布的範圍,還是從人、時之比例,都無可爭議地证明徽宗、欽宗時(也包括南渡初在内)是北宋詩歌最為繁榮的時期。這似乎和一般詩歌史或文學史的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北宋末期大詩人少,因而人們可能在有意無意間忽視了詩人大量存在這一文學事實,二是在對於如何理解“繁榮”的涵義上有所不同。在筆者看來,文學繁榮并不必然意味著文學高潮,二者有时可以取不同的步調,這其中有一個“量”和“質”的問題,也有一個詩史意義的問題。比如北宋初,詩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广,列於《全宋詩》中的人數量也不算少,但此時的詩歌不僅從“量”上與中、後期無法相比(初期詩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经很少,至於像後世動輒幾十卷上百卷的詩作更是百不一見),從“质”上更不能望後來者之項背,因此宋初詩歌仍處於不发達時期。但宋初詩歌的不可忽視處不在於其量之多寡、其質之高下好壞,而在于它從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帶來的文化傳統,比如巴蜀文化、八閩文化、吳越文化、江南文化等,這些不同的甚至是“異质”的文化與中原的傳统文化相融合,才成為北宋詩歌和文学繁榮的一個重要基礎。這才是宋初詩歌價值之所在。北宋末的情況與宋初又有所不同,詩人數量龐大,分布廣泛,詩歌數量又非常多,不能不說是詩歌繁榮之盛世。但與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期明顯缺少詩歌“名家”、“大家”,如謝薖,有诗七卷;李彭,有詩十卷;汪藻,有詩五卷;王庭珪,有詩二十六卷;周紫芝,有詩四十一卷;曾幾,有詩九卷;洪皓,有詩三卷,這些人在宋代詩歌史上可以算得上幾流作者呢?其實討论或者品評這些人為幾流作者也许意義並不大,具有重要意義的是这一詩歌現象所能引發出來的思考。文學高潮有文學高潮的意義,文學繁榮有文學繁榮的意義。北宋末年詩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詩歌逐漸從內在的情感體驗、生命体驗轉變為一種外在於人的可供研習的課程或學問,轉变成一種世俗生活中應酬往來的工具,轉變為一種高貴、文雅的身份標誌,因而與唐代以及唐代之前的文學判然有別,而與南宋文學尤其是與元明清文学有著某種內在的一脈相承的關系(23)。這也许遠比單純地比較高下要有意義得多。
  2.關於宋代“文化中心”的問題。
  學界一般認為北宋時期文化中心在北方,以汴、洛為中心,至南宋而南移(宋史及經濟史亦有此說法)。如果從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狀況,再結合宋代文學之演進情形來看,这一說法顯然還缺少堅實的基礎。首先要註意的是,北方诗歌雖然略輸南方一籌,但北方以文名家者並不少,據《全宋文》所錄,宋初時北方散文家要比南方為多,即使到後来,文的數量也不遜色於南方。而且北方之文與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是那種註重藝術性的“純文學性”的文,而是以實用性為主的质樸無華的文,它不是像南方那樣通過文來顯示文人的藝術才能,而是通過文來表達思想、政見,傳达信息。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南方成就在詩,而北方成就在文。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實凝重與北方文學的凝重穩健,南方地域的轻靈清秀與南方文學的清秀俊逸,有著地理、文化的一致性,這是在討论南北文學差異時不能不考慮的事情。其次,從動態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時、地利、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其余時段裏,北方一直處於劣勢,河南也從第二期開始不斷下降;而南方詩人數一直占据壓倒性優勢,尤其是閩、浙、贛、苏、蜀等地,從最初即與河南分庭抗禮,到後期更是遙遙領先。再從靜態的地理分布看,詩人數列第一至第五位的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河南(五省中南方有其四),這五省詩人分別占占籍可考詩人總數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這前五省之和為1913人,占北宋占籍可考詩人總數的65.74%,近三分之二!而其他十七個省份才占三分之一強。由此可以斷言,在北宋時期,詩歌(以及文學與文化)就存在著多元化的格局。无可否認,由於封建時代文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政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成了北宋的“文化(文學)中心”,但是詩人數位居第一至第四的閩、浙、蘇、贛呢?難道可以否定它們的文學重要性嗎?難道可以否定它們在當時的“文化(文學)中心”地位嗎?顯然不能,因為如果沒有相當厚重的地域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沒有相當數量的文学創作,沒有相當濃厚的創作熱情和风氣,要想出現這麽多的詩人,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4)!當然,閩、浙、蘇、贛与汴、洛畢竟有所不同,雖然同樣都是“文化(文學)中心”,但汴、洛顯然又是當時的“文化(文學)活動中心”。正是這一多元化格局構成了北宋詩歌的基本架構,這應該成為學界對北宋詩歌評估的一个前提和基礎。其實不僅文學上如此,經濟上也是如此。自唐以來,南方經濟在全國经濟中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每年通過漕运向京師大量輸運糧食及其他物品,入宋後,數量更是大得驚人。正如北宋刑部侍郎王覿所說:“自祖宗以来,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25)富弼說得更为具體,他說:“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錫以至羽毛、胶漆,盡出九道(指淮南東西二路、江南東西二路、荊湖北路、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之所仰給也。”(26)北方的经濟仰仗於南方已成為不爭之事實,而在如此雄厚經濟基礎之上的南方文化和文學也完全可以和北方並駕齊驅,爭一日之短长。但是由於南方在北宋時期还不是政治中心,因而對於註重在社会性實踐(輔佐皇帝,治理天下)中實現人生價值的古代文人来說,北方(尤其是京都)便很自然地會成为他們聚集、活動之中心。他們来自四面八方,然後將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帶入到北方文化中來,共同促成了北宋文化和文學的繁榮和鼎盛。因而最後的結論便是:北宋時文人之活動中心在北方,南渡之後,隨著政治中心之南移,文人活動中心也移至南方,但是宋代始終存在著文學(文化)中心的多元化格局,南宋時如此,北宋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5年9月23日)
  註釋:
  ①《八閩通誌》卷三《風俗·建寧府》引《建安誌》,[明]黃仲昭修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十國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紀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資治通鑒》卷二六六後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九月,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8685頁。
  ③《五代詩話》卷二《羅紹威》,清代王士祯原編,鄭方坤刪補,戴鴻森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又,罗紹威曾屈尊下拜羅隱,稱其為叔,見《五代史補》卷一“羅隱東歸”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資治通鑒》卷二九二後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閏九月。
  ⑤《十國春秋》卷九○《閩·司空世家》,[清]吳任臣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⑥《宋史地理誌匯釋》卷八九《福建路》,郭黎安編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康熙《福建通誌》卷五一《文苑傳》,《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⑧參見《宋史地理誌匯释》卷八八《兩浙路》。
  ⑨葉適《民事中》,《水心別集》卷二,《葉適集》,劉公純、王孝魯、李哲夫點校,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64頁。
  ⑩《五代詩話》卷一引《野人閑話》,[清]王士禎原編,鄭方坤刪補,戴鸿森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11)《五代詩話》卷一引《邊州見聞錄》。
  (12)《十國春秋》卷五二《前蜀·毋昭裔傳》,中华書局1983年版,第768-769頁。《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等均有記載。
  (13) 參見賈大泉主編《四川通史》第四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4)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五七《知人薦舉·張乖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49頁。
  (15) 按:宋平定荊南、後蜀、南唐、吳越等地,為招徠各地人才,曾出台相應舉措,如《宋史》卷一五五《選舉誌一》載:太祖乾德末年,“川蜀、荊湖内附,試數道所貢士,縣次往還续食”;太宗開寶中,“江南未平,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间道來歸,亦賜三傳出身”。
  (1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钦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075頁)
  (17)《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数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质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贯與(蔡)齊並見,齊儀狀秀偉,举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恶南人輕巧。既出,谓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第1920頁)
  (18)北方41人分別為:開封府9人,京西7人,京東6人,河北14人,河東2人,陜西3人;南方29人分別為:淮南4人,兩浙6人,江西6人,福建9人,成都路3人,閬州1人。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頁。
  (19)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50頁。
  (20)吳松第《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498頁。另,參見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頁。
  (21)蔡襄《興化軍仙遊縣登第記序》,《蔡襄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2)王明清《揮麈前錄》卷三“國初取士極少,無逾宣和之盛”條,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參见拙文《試論柳永詞的詞史意義》,載於《語言文学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4)需要說明的是:據有關人口史、移民史的研究結果來考察,除了五代十國和靖康兩個時期(這兩個时期都不在本文統計的範圍之內)分別有較大規模的移民外,整個北宋時期的人口遷移與流動的幅度和數量都不太大,其人口的增長还是以本地的自然增长為主,外來的人口影響較小。比如河南省有一部分人口是由北遷入者,蘇、贛則有移出亦有移入,而北宋時期詩人數最多的閩、浙二省,其人口移入者遠不如移出者为多。參見吳松第《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第六章、第七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景盛《福建歷代人口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林汀水《福建人口遷徙论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5)《續资治通鑒長編》卷四六六哲宗元祐六年九月,第11141頁。
  (2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八仁宗康定元年八月,第3034頁。關於宋代經濟的南北對比,可參見张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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