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預警初探

論文類別:理學論文 > 地質學論文
論文作者: 錢鋼
上傳時間:2008/9/2 15:34:00

(汶川地震大規模應急救援告一段落後,二〇〇八年六月,我開始專註於地震預警問題,搜集整理資料,寫成《地震預警問題的背後》,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纪》雜誌2008年8月號。就在文章刊出時,中國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2008年8月11日,中國地震局召開全系統視頻會議,全面部署四川5.12汶川8.0級地震科學總結與反思工作”。這是一条重大新聞,然而除若幹網站有簡短報道外,全国各報刊均沒有刊登。我將文章交予《二十一世紀》後,研究繼續。本文是《地震預警問題的背後》一文的扩展與修訂版。這依然不是思考和追問的終止。我希望將現有的資訊和未解的疑惑,一並交予同樣關切此問題的朋友,邀更多同道一起來展開嚴謹的探究和更為深入的反思。——筆者,2008年8月31日)
    
    汶川八級地震,震動世界。这場在無預警[1]狀況下發生的浩劫,引起公眾質疑:汶川地震為什麽未能預報?汶川地震為什麽沒有預防?
    
    汶川地震的新聞報道,信息開放度增加。但傳媒的追問和反思受到抑制,地震預報等問題難以自由討論。公眾無奈地看見“地震預報是世界難題”(甚至“地震不可能預測”)成為强勢話語,[2]卻缺乏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識,去紓解憤懣與疑惑。
    
    上世紀八十年代,为寫作《唐山大地震》,筆者曾對地震預報问題進行過長時間調查和研究。一九八九年後,我從軍队專業到國家地震局,在《中國地震報》(後更名為《中国減災報》)任執行編委,我所服务的報紙,由國家地震局分析预報中心主管,使我有機會和更多的地震科學家近距離接觸。時值“國際減災十年”,我們曾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巨灾問題,編寫了《二十世紀中國重灾百錄》,考證研究了二十世紀中國一百個最大自然災害的史料。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滿疑雲。我的問題是:
    
    對於早已被專家認識、並曾多次发生強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帶,地震界做過哪些監測?政府做過什麽防範?一九七六年在同一區域曾發生松潘、平武大地震(兩地分屬阿壩州和綿陽市),其後的三十二年間,地震界對這個地區的震情有什麽樣的分析和判斷?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全國地震趨勢會商和四川省地震趨勢會商,對龍門山斷裂帶的震情,有什麽樣的中期預報意見?汶川地震發生前,中國數字地震觀測網絡工程有沒有發揮必要的功能?部署於南北地震帶的觀測網點,是沒有发現異常信息,還是各種信息没有充分交換、未能提供廣大地震預報工作者共享?在震後必然要進行的回溯性调查中,發現了什麽样的宏觀異常?這一地區還有沒有长期觀察這些異常的、哪怕是碩果仅存的“群測群防”?按照信息公開的規定,有關部門有責任公布,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沒有與地震发生實況接近的短期和臨震預測意见?——包括專業人士的和業余人士的;包括通過規定程序正式上報的和在學術場合探討的。而最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到底曾有過什麽樣的溝通和互動?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預警的可能?
    
    本文將論及科學範疇的“地震預測”,但探討的主題,是須由政府、科学界、社會三方合力達成的“地震預警”問題。中國大陸的地震預警,已有四十余年歷史。四十余年中,曾有拯救了數萬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預警,也有唐山地震等錯失临門一腳未能實施預警的惨痛記憶,汶川,則是慘痛事件的最新記錄。
    
    我們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資料全面公開。在最终能夠使用確鑿數據,準确判斷汶川地震前設防決策的得失之前,筆者從災害史和危機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與地震預警有關的史料与觀點,作為深入探究的预備。
中國大陸地震預警簡史
    
       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破壞性最大的十二個地震和相關地震預報情形如下:[3]
    

    時間
    地點
    震級
    死亡人數
    有無預報
    1950.8.15
    西藏察隅
    8.5
    4000
    无
    1966.3.8
    1966.3.22
    河北邢臺
    先後发生6.8、7.2
    8064
    無
    1970.1.5
    云南通海
    7.7
    15621
    無
    1973.2.6
    四川爐霍
    7.9
    2199
    無
    1974.5.11
    雲南永善
    7.1
    1541
    無
    1975.2.4
    遼寧海城
    7.3
    1382
    有長期、中期、短期、臨震預報
    1976.5.29
    雲南龙陵
    先後發生7.3、7.4
    98
    有長期、中期、短期、臨震預報
    1976.7.28
    河北唐山
    先後發生7.8、7.1
    24.2萬
    無短期、臨震預報;有長期、中期趨势判斷
    1976.8.16
    1976.8.23
    四川松潘、平武
    先後發生7.2、7.2
    41
    有長期、中期、短期、臨震預報
    1988.11.6
    雲南瀾滄、耿馬
    7.6、7.2
    743
    無短期、臨震預報;有長期、中期預報;
    1996.2.3
    雲南麗江
    7.0
    309
    無臨震預報;有長期、中期、短期預報;
    2008.5.12
    四川汶川
    8.0
    估計8萬
    無短期、臨震预報;有中長期趨勢判斷

    
    一九五〇年察隅八點五级大地震發生在中國和印度邊境地區,烈度高達十二度,印度稱為“阿薩姆邦地震”。因信息閉塞和科技水平落後,中国政府將它看作異國地震,還曾援助大米給印度。[4]
    
    一九六六年,距北京不足四百公裏的河北省邢臺發生強烈地震,八千多人死亡。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科学界提前解決外國從未解決的地震預報問題。[5]地震預報工作在邢臺倉促上馬,年輕的科學工作者在震區调查前兆現象,產生朦朧的認識,並立刻應用。在七點二級地震發生後僅僅四天,竟然成功預報了一個六級強余震。
    
    自一九六六年始,中國進入為期十年的強震活躍期。一九七〇年初,雲南通海發生了七點七級大地震。這個完全沒有預警的地震,導致一萬五千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發展,國家地震局開始籌组(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式成立)。
    
    中國政府當時對地震預報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計劃三五年內在重點地區實現五級以上地震短期預報。[6]中国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填西江月詞四首,獻給全国地震工作會議,他將地震比喻為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认為人類應該比敏感的動物更能夠清醒感知地震。詞曰:
    
    
(一)
七十年代偉大,
各條戰線揚鑣。
風流人物看今朝,
地震力爭預報。
肩荷趕超任務,
豈容松懈分毫!
必須力戒躁與驕,
呈出嶄新風貌。
(二)
翹首西南一角,
为陵為谷頻傳。
工農兵學齊上前,
高舉紅旗抗患。
當作帝修看待,
大家擦掌摩拳。
集中力量將敌殲,
敢向地球開战!
(三)
地震還同紙虎,
蟲魚敏感異常。
請看鳥獸猶激昂,
豈有人而悵惘?
總結由來經驗,
制成规劃遠長。
赤心奉獻紅太陽,
樹立全球榜樣。
(四)
有所发明創造,
為毛主席爭光。
爬行主義太荒唐,
禍國殃民无量!
躍進歌声四起,
行軍軍号悠揚。
東風吹送嶺梅香,
轉瞬百花齊放。[7]
    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地震工作會議召開,提出“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多兵種聯合作戰”的地震工作方针。[8]形勢逼人。一九七三年二月,四川爐霍發生七点九級地震,兩千余人死亡;一九七四年五月,雲南永善发生七點一級地震,一千五百多人死亡。兩個地震均無预報。與此同時,華北和東北和地震前兆觀測,發現了令人警覺的跡象。
    
    一九七四年六月,國家地震局在一片報警聲中召開了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会商會議。中國科學院根据會商意見,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报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國務院下發第六十九号文件,[9]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東、遼寧通報震情。
    
    六十九號文件轉達了地震工作者的預測意見,如“華北有發生七級左右強震的危險”,提出“要立足於有震,提高警惕,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切實加強幾個危險地區的工作。”決定加強地区間協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張家口(簡稱“京、津、唐、張”)協作組與渤海地區協作組,共同監视近一、二年內可能發生的大地震。[10]
    
    這是一次國家層級的地震预警,空前絕後。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華北及渤海地區的大地震活動確實活躍起來,七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強烈地震的襲擊或波及。
    
    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即成功地對遼宁海城七點三級地震作出了預警。一九七四年底,渤海地區協作組工作範圍內,出現地下水、動物行為等多項宏觀異常。遼寧省委決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揮。[11]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遼東半島地区,特別是遼寧南部,可能孕育著一次較大地震”的短期預報。二月一日後,營口、海城兩縣交界出出現了類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現象。二月四日淩晨,省地震辦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臨震預報意見。[12]二月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省政府向全省發了電話通播,發布了臨震預報。工廠停工,集會取消,救援隊待命。當時正是嚴冬,政府命令“人離屋,畜離圈”。當晚七時三十六分,強烈地震在海城發生。預警大大減輕了人員傷亡。根据當地人口密度和邢臺、通海、唐山三個地震的平均傷亡率推算,如不設防,地震將造成五萬人以上死亡。[13]而海城地震實際死亡一千三百多人。
    
    海城式的地震預警,不是孤例。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發生在雲南龍陵的強震再度被成功预報。[14]龍陵地震包括先後發生的七點三級和七點四級兩個強震,震中烈度达九度,毀損房屋約四十二萬間。因防範在先,死亡九十八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地震工作者還成功預報了四川鹽源一雲南宁蒗間的六點四級地震。[15]
    
    中国地震預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展迅速。“地震預報的研究”,被中科院列為文革困亂時期僅有七項“难得的科研成就”之一。[16]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準確預報之時,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兩個可能的大震——即此後三個月之內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預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預报,兩者有密切聯系。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該地區的短期地震預報。國家地震局調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內地震觀測隊伍入川,捕捉臨震信息。这在客觀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張”的監測力量。[17]而四川發布短期預報後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臨預報變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這個地點確在地震工作者監視範圍內,但他們監視的焦點是北京。一九七六年五、六月,北京以東地區異常日趨明顯。七月初,一系列異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覺,[18]作出了“從今年下半年起,發生五級以上地震的趨勢背景正在加強”的判断,並向國家地震局告急。七月二十六日,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人員與北京市地震隊會商,未形成一致意見。在首都圈地區,能否公開發動群眾防震,成為問題關鍵。會商時有人以四川已經出現的動蕩為例,認為北京的預報要慎重。七月二十七日,國家地震局領導聽取預報人員匯報,決定用一周時間作準備,圈出危險區,派隊伍去“抓地震”。僅十幾小時后,七點八級地震在唐山發生。[19]
    
    未能預警的唐山地震,結局極為慘烈。二十四萬余人死亡,十六萬余人重傷,一座工業城市毀于一旦。
    
    當唐山地震發生時,已經作出短期預報的四川地震卻迟遲未至,成都平原動蕩加劇。八月六日,四川省發出時間點更精確的臨震預報。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兩個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繼發生。這是繼海城、龍陵地震後,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報。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預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傷亡,停工停產損失嚴重。[20]
    
    從唐山地震後到汶川地震前,中國沒有發生過死亡超過八百人的地震。這三十余年間,最大的两個地震,分別是一九八八年云南瀾滄、耿馬地震和一九九六年雲南麗江地震。這兩個地震,有正確的中長期趨勢判斷,但前者沒有作出短期和臨震預報,後者作出了短期預報卻沒有作出臨震预報。[21]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八級大地震在没有預警的狀況下突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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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科學:進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學是地震預警的基礎条件。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間三十二年,中國地震科学界做了什麽?地震預報研究有什麽进展?遭遇了何種困難?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國地震預報是迥然不同的兩個历史單元。前一個單元,為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的第四個“高潮幕”,恰與文革重叠。后一個單元,地震從平靜期走向活躍期,正逢“改革開放”。
    
    文革後,總結唐山的慘痛教訓,人们一度把原因歸於政治,認定“四人幫”及其黨羽嚴重破壞幹扰了監測預報。[22]改革開放初,“唐山地震未能作出短临漏報,根本的的原因是,我們對地震規律的認識還很差”才成為官方表述。[23]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高新技術在地球科學中的應用,特别是空間對地觀測技術和數字地震觀測技術的發展,地震科學水平有了可與天文學中望遠鏡的使用和生物學中顯微鏡的使用相比擬的飛躍。[24]国家數字地震臺網於二〇〇〇年通過國家驗收。總投資近二十三億人民幣的中國數字地震觀测網絡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剛剛通過驗收。[25]
    
    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國地震工作的方針和地震預報体制也進行了調整。除了地震預報,地震部門加強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擔了大批建設項目的工程地震任務,“取得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26]
    
    文革十年期間發展起來的群測群防地震預報工作,受到大規模整頓。唐山地震後,全國有群眾測報點三萬余個,業余測報人員二十萬人。群測群防隊伍被認為“科學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後開始整頓,到一九八〇年底,群眾測報點降到到五千多個,業余測報人員銳減到兩萬人。[27]文革期間,四川堪稱群測群防大省,有業余測報人員一萬四千人,文革後叠經整頓,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28]
    
     “法制”,“科學”,是这一時期的主題,此前許多事物成為“改革”的對象。然而,究竟應當如何評價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國大陸地震預報?那一個地震“高潮幕”所累積的经驗和教訓,對此後的地震科學發展有各種意義?
    
    地震科學家張國民等人認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這一時期是地震預報事業空前發展的時期,它奠定了地震監測手段和預報方法的基礎”。但由於對地震孕育的情況不十分清楚,目前人們還很難分清構造運動、地震孕育和部分幹擾所呈現的前兆異常的區別和聯系,無法確認一一對應地震的前兆異常和地震活動性異常,因此,“目前的經驗性预報思路很難使目前的地震预測水平有質的提高,更不可能通過它取得地震預报的全面突破。”[29]学者吳忠良寫道:“地震预測中一些經驗和掌握這些經驗的專家,是目前的計算器所無法取代的。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是,如何使這些經验變成可繼承、可重復、可發展的知識體系”。[30]
    
    唐山地震後的三十余年中,中國地震預报陷入混沌的狀態。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發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還必須特別指出,唐山地震臨震漏報,在地震界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癥。唐山地震前的學術爭議,在改革開放以來摻入權力和利益的復杂因素,造成隊伍的分裂。經歷過從邢臺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一些“計算器所無法取代的”富有經驗的地震預報工作者,在從事科研的黃金年齡段,被邊缘化,甚至受到排擠打擊。
    
    一九八八年雲南瀾滄、耿馬地震,被認為是新的地震活躍期到來的標誌。一九九〇年,國家地震局強調“九十年代很可能是我國大陸強震多發的時期”。[31]實際情形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地震活動,遠未達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強烈程度。影響較大的地震分別是:一九九六年發生在雲南麗江的七級地震(死亡三〇九人)、一九九六年南黃海六點一級地震(上海有震感),和一九九八年張北六點一級地震(死亡四十一人)。這三個地震均無臨震預報。
    
    從一九九六年起,蓋勒(Robert J. 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學》等雜誌上连續發表文章,認為“處於自組織臨界狀態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災变為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預报。隨即有人針鋒相对發表反駁文章,在國际地震學界爆發激烈爭論。[32] 許多人認為,即使能對地震作出正确的中長期預測,短期和临震預報還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後的三十年來,中國地震工作者仍作出了二十余次較為成功的短、临預報。[33]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卻基本上沒有被大眾傳媒報道——有關地震預報的任何信息,无論正面負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筆者核實,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湯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級地震;[34]青海共和一九九四二月十六日五點八级地震;[35]雲南孟連中緬邊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七點三級地震;[36]四川甘孜白玉——巴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點五级地震;[37]新疆伽師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六點三級、六點四級地震;[38]雲南寧蒗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四次五級以上(最大六點二級)地震;[39]遼寧岫巖一海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点六級地震。[40]四川綿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五級地震(震中在漢旺鎮);[41]雲南大姚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六點二級地震、十月十六日六點一級地震;[42]甘肅民樂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六點一級地震;[43]最近的事例,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雲南寧洱六點四級地震。[44]這些預報的成功,仍得益於經驗性預報方法。其中小湯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稱“亞運會地震”,震中距亞運村僅十公裏,發生在亞洲運動會開幕式前數小時,對它的預报,意義非同小可。前國家地震局局長方樟順回憶:    
    
    ……我記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門頭溝开會,當時有十幾位同誌發言,他們講得都非常樸實,比如這個手段目前出現了什麽異常现象,與這個地區歷史上一些中強震的關系,據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斷意見。所以回來以後我們報告了國務院,而且對地震可能產生的影響都講得比較客觀。若發生四到五級,不會造成什麽傷亡、破壞等,要求亞運會保持冷靜,否則人踩人就可能帶來傷亡,這樣,組委會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數。結果,開幕式當天上午十一時零二分就發生了一個四級左右的地震,恰好又離亞運村那麽近。[45]
    
    這就是中國地震科學的現狀:高新技術的运用,尚未顯示奇效。唐山地震三十二年後,地震預報仍在摸索前行。有時,地震的踪影被發現並捕獲。更多的时候,預報者和大地震擦肩而過。包括在二十世紀認定的中國主要強震危險區的概念、發現的強震高潮幕起落規律,似乎都要被改寫。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們認為的強震平靜期內,在傳統認定的地震高烈度區外,昆侖山口西發生了八點一級强烈地震。[46]科學家們正在討論“二十一世纪,在我國是否會發生死傷十萬人以上的地震”[47],汶川大地震降臨。
    
    面對質疑,官方的解釋是:地震部門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前沒有接到任何有关這個地區正式的短臨预報意見。從震前的監測结果來看,沒有發現顯著的、大範圍的、能夠讓地震學家們在現有科學水平上、依據現有經驗做出判斷的“前兆”異常。[48]然而,本文寫作之時,到震區考察的地質學家,已經發現震前存在明顯的宏觀異常现象。[49]對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經开始。
    
    汶川地震有沒有長期和中期預報?答案是清楚的。對汶川地震的構造背景——龙門山斷裂帶,地震界和政府从未放棄過監視;汶川地震发生的兩年前,地震部門曾指出这一地區有發生七級地震的危險。[50]然而究竟为什麽,沒有短期預報和臨震預報,以致完全未能預警?
    
    總结中國地震預警的經驗和教訓,请允許我重復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題:
    
    對於早已被專家認識、並曾多次發生強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帶,地震界做過哪些監測?政府做过什麽防範?松潘、平武大地震後的三十二年間,地震界對這個地區的震情有什麽樣的分析和判斷?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全國地震趨勢會商和四川省地震趨勢會商,對龍門山斷裂帶的震情,有什麽樣的中期預報意見?總投資近二十三億人民幣的中國數字地震觀测網絡工程,在汶川地震發生前有没有發揮必要的功能?部署於南北地震帶的觀测網點,是沒有發現異常信息,還是各種信息沒有充分交換、未能提供廣大地震預報工作者共享?在震後必然要進行的回溯性調查中,發現了什麽樣的宏觀异常?這一地區還有沒有長期觀察這些異常的、哪怕是碩果仅存的“群測群防”?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沒有與地震发生實況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預測意見?——包括专業人士的和業余人士的;包括通過规定程序正式上報的和在學术場合探討的。
    
    地震預警,說到底,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行為。人們更需要知道,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過什麽樣的溝通和互動?這一地震,是否完全沒有預警的可能?
    
政府:有效預警的困境與可能
    
    中國的各級政府面對兩難抉擇:地震科學研究困難重重,卻無法放棄;现有地震預測還只是概率性預测,卻必須在許多時刻作出有效預警。
    
    前蘇聯、美國和日本都有過雄心勃勃的地震預報研究計劃。前蘇聯的研究始於一九四八年阿什哈巴德大地震後,但進展緩慢,一九八八年,在無防备狀態下發生亞美尼亞大地震。美國的地震研究,本為偵察核爆试驗而設,一九六四年發生阿拉斯加大地震後,遂制定了地震預報研究的十年規劃,同樣績效不彰,一九九四年,未能防範在洛杉磯發生大地震,損失二百億美元。日本的研究从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在七十年代圈定東海地區為發生八級地震的高危險地區,這個地震迄今未至,卻在一九九五年发生了未有預報的阪神大地震。
    
    除了日本僅對東海地區繼續開展負有減災责任的預報,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科學研究尚未過關的情況下,承擔地震預報任務。邢臺地震後,中國政府層對地震预報承擔了令世人難以想象的沈重责任。曾有文章記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處理地震預報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間县地震後,李四光在一個深夜裏接到了國務院緊急開會的電话通知,他趕到會場已近淩晨兩點鐘。總理正坐在長桌的一頭主持會議。總理讓李四光在他的右邊坐下,桌上攤開了一張京津地區的防震地圖。会議的議題是:有關方面向國務院報告,這天清晨七時北京將發生七級地震,要求國務院準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會上,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講過了。周總理這时問李四光:請你說說,情況真是這樣緊急嗎?
   李四光在發言以前,先走近電話機,迅速給他近年來在北京周圍按地質力學理論親自建立的地應力觀察站打了電話,讓他們仔細匯報近日來地應力值是否穩定,有無異常。當他得到“無異常”的回答後,這才坐回到他參加討論的位置上來。這時候,能夠給李四光考慮的時間已經很少了,但是,根據北京地區地質構造條件,當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資料,經過了緊張的思索與迅速判斷之後,必須回答這個重大的問題。
   李四光十分明確地說:不存在這種緊急情況。並且建議:最好不要發警報驚動全市市民。李四光對周總理說:請毛主席安心休息吧!總理同意不發警報,并說:“李四光同誌,您年紀大啦,身體不好,早點回去休息吧!”[51]
    這段史實,記述了中國地震預報工作起步时的極端狀態:預警决策,取決於一位科學家和一位領導人的決断。當時八十高齡的李四光,有時需要親自爬上山坡觀察斷層、伏在鄉村井臺上測量水位。為北京近郊一口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和麦田裏的地裂縫,總理周恩來曾一日數問。[52]科學家的經驗性判斷,和領導人的“拍板”,都冒著巨大風險。然而此後數十年的地震預報,並未完全脫離這種“經驗判斷+風險決策”的模式。
    
    讓我們從危機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視一九七四年關於華北地區防震的中國國務院六十九號文件,以及與這個文件相關的地震預警实況。
    
    一九七四年關於华北地區防震的中國國務院六十九號文件,實際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次中期預警。在發布這一文件的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地震預報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構造理論和地震活動现象,地震工作者對華北及渤海地區正在孕育大震有正確判斷(這種長期趨勢判斷的水平保持至今)。對一、二年內可能發生地震的估計,雖有人提出“華北已積累七-八級地震的能量”,但並没有人預測到會接連發生海城、唐山兩個強烈地震。這種情況下,文件依據多數人“今明年內有可能發生五至六級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區、直辖市)“防備六級以上地震的突然襲擊”。從地震科學角度看,六級與“七-八级”差別巨大,“六級以上”,表述含混。但從防災的角度看,這樣的判斷,已足以使預警產生實效。
    
    較大範圍的中期預警達到三個效果:各级政府開始應急準備;專業地震工作者和群測群防隊伍開始密切監視地震前兆信息;公眾開始接受廣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識宣傳。海城地震的預報和預防,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
    
    據海城地震當事人回憶,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僅辽寧南部地區就建立了群眾测報網點兩千六百多個,參加测報的人員四千多人,放映地震知识電影六百多場,發放地震知識小冊子十五萬册。[53]在海城地震發生前的三个月,遼寧全省有一千八百多起宏觀異常現象被報告。種種異常和小震活動,使地震工作者較準確地在震前二十天發出了短期預報,在地震前一天發出了臨震預報。[54]
    
    遼寧省委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早晨作出的地震報警決定,是在民眾已有一定思想準備、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動比較明顯的情況下作出的,但仍不無冒險性質。成千上萬百姓在寒冬被動員出住所,而大地震竟然在數小時後“准時”到來。
    
    唐山是相反的例子。六十九號文件發出“中期預警”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都有過廣泛的防震宣傳活動。但在地震發生前數月,地震工作者判斷與爭論的焦點卻集中在北京這個高度敏感的地點。四月,內蒙古和林格爾和河北大城先後發生六點三級地震,使關註華北震情的科學工作者陷入困惑,對“京津唐渤张”地區地震形勢的判斷出現分歧。[55]六月,四川防震引起的社會恐慌,又使得對北京的震情判斷增加難度。和後來唐山地震有關的監測、爭論、乃至“告急”(包括唐山當地幾位觀測人员的預報[56])都沒有產生正式的預報意見送達政府。只有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裏的青龍縣是例外。
    
    在唐山地區的一次地震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上,青龍县領導聽到一些地震工作者關於“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五日京、津、唐地區可能發生五級左右地震”的預測意見,決定“以預防為主,有備無患”。防震抗震的部署傳達到所有群众。地震發生時,有准備的群眾及時逃生,雖然有七千三百多間房屋倒塌,直接死於地震的卻僅有一人。震後五小时,青龍縣派出第一支醫療队趕赴唐山救援。[57]
    
    國際地震界公認,在海城地震前確實存在著具有減灾實效的預報,該預報是由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員共同完成的。[58]國際上同樣高度評價“青龍預防”。聯合國的官員曾到青龍考察,仔細查閱了該县一九七六年的檔案。[59]一九九六年,青龍縣被聯合國发展、資助和管理事務部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該部的報告稱:“要減輕災害的损失,早期預報和動員群眾做好準備是關鍵的一環。由于早期預報通常是科學家作出的,加强科學家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聯系尤其重要。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條不紊地采取對策和組織群眾”。[60]
    
    青龍的案例,使許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龍可以在震情預測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采取預防措施,並收到效果。那麽,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這個更大范圍,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慮之際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難以決断之際以“打招呼”的方式開始臨震階段的預警設防?
    
    事實上,從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對“京津唐渤張”的中期预警,對北京和天津這兩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極大減災作用的。国務院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中央機關和北京、天津兩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揮機構,除廣泛宣傳外,還進行了建築物的普查、鑒定和加固,尤其是對電力、煤氣、石油、鐵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產生次生災害的單位的建築物作了重點加固。天津市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五月兩次部署應急準備,包括疏散方案、醫療救護準备、救災物資儲備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嚴重波及區,破壞烈度高達八度,如果沒有中期預警,這座城市的人員傷亡和建筑物破壞將倍增。[61]唐山地震未能臨震預報和預警造成的震驚世界的慘烈後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預警而減輕损失這一事實。
    
    痛定思痛,人們後悔,如青龍那樣“打招呼”的臨震預警,为何未能在包括唐山市的更大區域實行?但是,“打招呼”的確切定义為何?對地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決策原則可否广泛運用?在首都圈的大中城市,而不是在青龍这樣的農業縣公開進行地震的短期、臨震預警,將產生什麽樣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果?政府憂懼破壞性地震漏報,同時也憂懼影響廣泛的虛報,甚至包括防震損失大於震害損失的正確預報。預警於唐山地震前、发生於唐山地震後的松潘、平武地震,其長達四個月的公開防震,在成都平原引起极大恐慌。這一事例,讓人們不能不以冷靜的態度,來思索地震預警問題。
    
    如果我們把地震的術語“漏報”、“虛報”套用到預警,稱為“漏警”和“虛警”,那麽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後的十年間,余悸未消,地震部門最怕“漏報”,政府最擔心“漏警”。而一九八六年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對“虛報”和“虛警”的擔心則上升到主要地位。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廣東、貴州、山東、江蘇、四川先后發生多起地震虛報。[62]一九八四年初,全國震情會商會認為京西北和河北、山西、內蒙交界地區有多項異常,需重點監視。此後異常增多,河北省地震局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三日前後可能為一個可能發震时間段”。地震部門雖然僅強調“嚴密監視震情”,並沒有發出临震預報,但在具有中強地震发震的地質構造背景的張家口,政府開始嚴密防范,軍隊、鐵路、電力、郵电等也從各自的上級得到消息。三月初,張家口和鄰近地區處于緊張狀態。大批市民搬出樓房,許多單位進行疏散演習。地震最终未發生(到十四年後的一九九八年,發生了张北六點一級地震),該事件被定義為“地震誤傳”。[63] “虛警”付出代價。
    
    一九八六年,國家地震局局長安啟元要求首都新聞界向群眾轉達一項忠告:切勿輕信地震的謠言和誤传,那只能導致無謂的緊張,擾亂正常的生活和生產秩序。[64]地震預報開始被越來越嚴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預報納入法制軌道”的理念下,從一九七七年頒布《國家地震局關於發布地震預报的暫行規定》、一九八八年頒布《發布地震預報的规定》到一九九八年頒布《地震预報管理條例》,[65]對地震预報做了一系列約束。一九八八年的規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臨震預報水平的宣傳報導、寫实的文藝創作,在發表前應征得國家或省級地震部门的同意。”[66]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中國大陸經濟高速发展,地震活動卻相對平靜。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本地的穩定,對任何可能“影響投資環境”的負面信息都嚴加控制。唐山地震後對地震的“過敏”,變成對地震谣言、地震誤傳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過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規模發動群眾公開防震,在这一時期已然絕跡。一些成功的預警,都可以稱之為“秘密預警”。
    
    一九九九年,一個类似海城地震預報的事件,在同一地區重演。在有正確中長期預報的基础上,遼寧省地震局在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發出了海城-岫巖將發生五點五至六級地震的臨震预報。但當時他們仍無完全的把握,提交給省長办公會議的分析意見,一是“臨震”,二是“進一步看變化,也可能發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動”。遼寧省地震局前局長徐心同寫道:    
    
    我們這样的不確定的分析預測意見,提交到省政府常務擴大會上,實際上是給省政府的決策者們出了個難題,在看到省長們決策时為難的樣子,而我们又無能為力,處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決策者們面對的是把我們的不確定的預測意見變成是否发布預報、采取預防措施的確定性行為,這是典型的风險決策。[67]
    
    遼寧省政府决定發布臨震預報,但采取了周密的實施方案:按內緊外松原則,各級領導和關鍵部門做好應急準備,不驚動更大的社會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險的兩個镇,動員居民和師生撤离危舊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業。政府的預報發出不到兩天,二十九日中午,五点六級地震在岫巖-海城交界處發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中緬邊境七點三級地震的情形,與岫巖-海城地震相似。地震工作者在震前三十小時作出了臨震預报,政府做好應急準備,在有限定的危險地區公開防震;如命令孟連縣的學生撤出校舍,放假防震,在地震到來時避免了重大伤亡。[68]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災難的預警,政府必须有決策。決策不能閉目塞聽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後才出。獲得專業部门的概率性預報後,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會、經濟甚至國防的諸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對“警兆”和“警度”作出判斷,發出不同級別的預警訊號。政府的判斷,依然是概率性判斷。事實上,無論恐怖襲擊、化學災难、疫情爆發還是可監視性已經很強的洪汛、臺風,政府即使盡最大努力預先獲取準確信息,決策的盲區仍將無可避免地存在。
    
    顯然,當前各級政府的災害预警能力很低。尤為奇缺的,是先進的危機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震級”稱為“三要素”,在預測預報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確性。但“三要素”的精確性,並不是政府預警的先決條件。例如,就所釋放的能量而言,一個八級地震是七點八级地震的二至三倍,是一個六級地震的九百倍,差別巨大。但是政府預警的最基本舉措,卻未必一定要有這種精確的“级差”。當政府對一個可能震級为六級、破壞烈度為七度的地震進行預警時,就应該撤離、疏散人群。這個舉措完全覆蓋了震級和烈度更高的地震。又如,對一個地震,僅僅有較准確的地點判斷,卻沒有較準確的時間判斷,或者相反,預測準了時間卻預測错了地點,這從“三要素”的標準衡量是不及格的預報,但對政府的預警卻仍有寶貴的價值。在茫茫的時間/空間海洋中,若幹危險點凸顯出來。政府可以運用行政力量,作有效防範,弥補地震科學水平的不足。並不精確的預報,卻可能达成有減災實效的預警。
    
    現在問题,恰恰出在把政府預警和科学的預測混淆、等同,深層原因是體制設置错誤。中國地震局和各級地震部門,在確定地震預報意見方面,具有法人地位。它兼有“政府”與“科研者”雙重身份,既是地震科學研究的組織、管理、實施者,也是地震預報的把關人。事實上,地震部門不可能代替政府實施預警,每一個預報的“球”都踢給了地震部門之上的政府。但政府卻没有危機管理指揮中樞。震情嚴重時,政府常常沒有判斷能力,一次次問地震部門:“你們說呢?”“你們到底有沒有準確的意見?”球又被踢回。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的地質背景、經濟狀況、人口密度差別甚大。由中科院院士、著名地震科学家馬宗晉領導的全国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组,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地震災害分區”概念,提出对我國地震的四種類型——“华北型”、“川滇型”、“西北型”、“江淮型”采取不同的防災减災策略。[69]他們还提出了地震災度的概念,將地震分為微灾(死亡一到九人)、小灾(死亡十到九十九人)、中災(死亡一百到九百九十九人)、大災(死亡一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和巨災(死亡等於或大於一萬人)。[70]
    
    筆者借用此概念,將“微災”與“小災”合並,列出“災害等級”和“防範等級”的雙因子表,顯示政府災害預警的十六種可能的狀態:
    
    

    
    無防
    小防
    中防
    大防
    無害
    無害無防
    無害小防
    無害中防
    无害大防
    小害
    小害無防
    小害小防
    小害中防
    小害大防
    中害
    中害无防
    中害小防
    中害中防
    中害大防
    大害
    大害無防
    大害小防
    大害中防
    大害大防

    
    由於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乃至突發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預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無害無防”、“小害小防”、“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種“最好”的狀態;“無害大防”、“大害無防”是兩種“最壞”的狀態;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無害中防”是四種“較壞”的狀態。最好的狀態應傾力追求,最壞和較坏的狀態要努力避免。在付出努力後,可能得到的另六種“中间狀態”。 “小害無防”、“無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現階段科學水平和政府危機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經常出現。中間状態並不理想,對災害判斷不準,或是反應過度,形成驚擾,或是反應不足,造成损失。但這是需要接受的现實。
    
    汶川地震屬最壞狀態:“大害無防”。這一次,中國沒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預報和預防(“大害大防”);也沒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價、有深刻教訓、但畢竟發生了的預報和預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現唐山地震中的“青龍奇跡”。
    
    在汶川地震前的兩年間,如果確有對龍門山斷裂带的震情判斷,那麽政府究竟有沒有中期預警舉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確無精確的“三要素”預報,那麽政府究竟有沒有從地震部門獲得欠精確的預報意見?如果有,他們又是如何處置這些“欠精確”預報的?有没有“內緊外松”的應急措施?有沒有小範圍或特定目標的局部防範?是否有過猶疑、仿徨、顧忌、争論,直至最終未能實施预警?
    
    深入詳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開。需要指出,文革時期數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學工作者的貢獻,“備戰備荒”年代廣泛發動群眾捕捉異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計後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時的地震工作和戰備、人防實行統一領導,有的地區甚至直接由軍隊領導。而在新歷史時期,海城預警模式、青龍預警模式或者更寬泛地說“六十九號文件預警模式”,已難以復制。從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發生了深刻演變。面對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機管理,某種意義上說更為困難。
面對巨災:需要一個更成熟的社會
    汶川地震发生後不久,許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條短信,短信稱,據人民網報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時到二十四時將發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確切消息傳來,經地震部門澄清,謠言方消。
    
    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義:我國對地震信息的社會應對能力還相當脆弱;无論是政府的地震預警,還是空穴來風的不實信息,都可能引發動蕩。這是有效實施預警的嚴重障礙。
    
    地震谣言源於公眾對地震的恐懼,源於科學知識不普及,源於信息封閉、信息畸形傳播和民間社會調適功能薄弱,也與地震科學未過關、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過多起地震謠言,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東煙臺地区流傳本地將發生八級大地震和海嘯的消息。其依據,有人說是日本地質學家勘測出的,有人說是美國衛星測出的,有人說看到了內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訴。伴隨地震謠言的,还有各種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兩萬多平方公裏、两個市十余個縣,據調查,全煙臺地区七百萬人口,相信的人達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達百分之五十,本地經濟和民眾生活均受到嚴重影響。[71]
    
    一九八一年夏,陜西省漢中地區發生暴雨洪災,關於八級地震將發生的消息隨之流傳。原因是一個冶金地質勘測隊因拆房建房,臨時搭建油氈棚。有人說,地質隊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這起謠言影響二百萬人,引起混亂。一次電影院裏有人驚呼“地震”,造成踩踏傷人事故。[72]
    
    另一起發生在廣東的地震謠言,起源於一九八〇年香港《明報》的一封讀者來信。該信稱,“勘探石油發現地下是空曠大洞 閩南地區盛傳大地震”[73]。次年,廣東海豐地區發生小地震群活动,當地民眾的海外親属聯想起報紙信息,紛纷致信、致電、匯款。民眾大驚。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漁民吹響螺號,次日下午,近二百條漁船載著六千多男女老幼,逃離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條,載著四千多人到達香港,被香港當局攔截。[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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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對地震谣言的研究,結論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對地震謠言嚴厲打击。然而,許多的地震恐慌,並非謠言所致,而是與地震預報有關。
    
    一九八三年在甘肅古浪發生的地震傳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內部預報意見。該教授預测,九月十七日前後,古浪一帶,将發生六點二級地震。這個并未形成共識的意見,本由地震部門内部掌握。但地震測量隊在野外工作時錢財被盜,向縣公安局報案,順便向公安部門透露了這個消息,並有“君子協定”,商定絕對保密,不能外傳。於是公安局內首先出現了防震棚,路人問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縣遍地開花,連群眾大會都不敢在禮堂內舉行。[75]
    
    一九七六松潘、平武地震,預報取得成功,預警卻有深刻教訓。[76]這次預警,在地震中期预報被作出後即開始。年初國家地震局召開的全國地震趨勢会商會,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區,特別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發生六級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見,將其列為全国重點危險地區。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會議,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險區和其它重點區工作。綿陽、阿壩、溫江等地區先後召開地震工作会議,地震局派出大批專業人員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縣、江油、大邑、邛崃等縣協助當地加強群測群防工作。在地震發生的四個月前,震情信息已經廣泛傳播。
    
    某種意義上說,四川防震,與“六十九號文件”下達後華北地區的預警方式有關,也與海城地震和剛剛发生的龍陵地震被成功預報有關。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發出該年度第二期地震簡報,提出龍門山斷裂帶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個月內,特別是在六月下旬可能發生六級左右地震。這個短期預報意见,引起各級政府的極大重視。
    
    但社會缺少成熟的應急措施和精神準備。當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揮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繼成立時,動蕩隨之出現。二十四日淩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廠的鍋炉放氣,人口密集的生活區一片混亂,一些人跳樓致傷。當晚,成都火車站地區警報器误動,又引起市民恐慌,數萬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辦公室接到各種各樣的問詢電話,從水庫是否需要放水、電影院是否可以開映到醫院的手術能否進行。
    
    人們緊盯著預報所說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辦公室在成都舉行“南北帶中段地震趋勢會商會”。有專家判断,灌縣(今為都江堰市)與汶川縣交界的映秀灣一帶(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發震地點。而人口集中、工礦企業較多的灌縣,是危險區中的危險點。消息迅速傳到灌縣。縣政府決定,縣城的五萬人全部撤離。市民搭汽車、火車,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二十六日,灌縣已经成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沒有發生。省政府正式發布的地震短期預報,預计發震時間推遲到“八月底前”。
    
    七月,成都氣氛稍緩和,月底唐山地震爆發,恐慌再起。人員外流、哄搶倉庫、砍伐樹木、幹部帶頭撤離家属等事件連連出現,滿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產。中共中央為此發電報指示四川穩定局面。八月初,地震部門發出临震預報。這個預報所圈定“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二日前后”三個時間點。八月十六日,為貫徹中央指示而召開的二十萬人大會結束不久,松潘七點二級地震發生。二十二、二十三日再接連發生六點七級、七點二級兩個強震。震后,地震部門又發出虛報,成都警報拉響,一度陷入半癱瘓狀態。
    
    八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已撤銷警戒后,四川省安縣秀水鎮紅光村發生六十一人集體投水、四十一人死亡的奇異事件。兩個月來,有線廣播裏頻頻發布的地震警報,使公众繃緊的神經幾近斷裂。風聲鶴唳,許多自然現象和動物行為,都被當作異常報告,有的公社的業余觀測員,也可以向全社發布地震預報。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這时散布“四川要沈為汪洋大海”、“毛主席講的天翻地覆,就是要發生地震,要趕西山塞东海”、“大難臨頭了,善人要收一半,惡人要收完”、“只要進佛門,赶快做功,祖師爺就會派慈船來接你們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難”等傳言,致使六十一人連續四日聚集,念咒發功,最后集體投水。 [77]
    
    松潘、平武地震的預報是在小震活動不明顯的情況下作出的,具有相當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帶來成功的預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預報那麽“幸運”,短、臨預報發出後不久地震就發生;松潘、平武地震對發震時間的判斷幾經調整,預警持續了較長時間。公開發動群眾防震的有利之處,是宏觀異常可能被迅速報告,地震短臨預報的準確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會要承受動荡壓力。這個案例提醒人們,地震預警的實際操作有极大復雜性,在社會自調控能力較弱的情況下公開防震,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極大挑战。
    
       歷史的吊詭在於,文革時期信息封閉,但在那一時期,地震信息卻曾有过公開的傳播;文革結束至今,社會逐漸開放,地震信息卻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識的普及也大大減少。公眾對地震的反應,仍处於幼稚階段。中國大陸的“地震恐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在汶川地震後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山東蒼山县發生五點二級地震。震害不大,卻有許多人驚慌外逃,因摔倒擠壓、跳樓造成傷殘,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學生。原因是大多數人缺乏地震知識和避震常識,尤其是部分教師率先外逃,引起學生極大恐慌(這一事實顯然不曾傳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肅玉門五點九級地震,間接死亡的兩人,亦因驚恐。有三百五十人,在驚慌逃離住宅時擁挤壓傷或摔傷。更嚴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嚴寒中滯留戶外,八千多人凍傷患病。[78]
    
    一些論者认為,唐山地震後,中國公眾中存在著嚴重的恐震心理。事實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確切說是政府因“穩定壓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會動蕩的“恐亂心理”,更為嚴重。與其責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傳播和社會控制體系。因為信息的過度控制,獨立媒体缺位,使單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減。因為社會體制的僵硬,民間社會不發育,政府和民眾間缺乏有彈性的中間層,民間缺乏自我調適機制,無法參與災害预警。政府與民間,表現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離狀態。公眾对地震預報,存有對氣象预報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預報的破壞性地震,常會引發公眾對地震部門和政府的追究詰難,導致“人禍說”流行。而政府則因此越加謹慎,嚴控輿论,形成惡性循環。
    
    社会的快速發展,為發布臨震預報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難度。公眾的憂震、恐震心理,公眾對地震專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與整體上臨震預測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間形成強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極易传播“擾動”社會正常秩序。[79]進入數字時代,各種新工具為包括“臨震应急”在內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條件,然而傳播中的信息“放大”效應,也成為政府地震預警必須正視的新困擾。
結語:地震預警的現實選擇
    中国地震預警的現狀是:地震預報水平雖領先各國,卻仍处於“荊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時期;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應對災害的社會素質,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紀,中國直接死於地震的人數高達五十萬人以上,而美國在二十世紀七級以上地震總共二十次,總死亡人數一千三百八十人。中國別無選擇,不能放弃地震預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預警問題,筆者以为,下列諸點尤為重要:
    
    一,徹底改革巨灾應急體制。政府在災難預警中處於最關鍵位置,在现實條件制約下,政府肩負有限责任,但必當全力以赴。政府應向公眾坦陳風險決策的難度,並明確說明對預警的承擔。我國亟需建立常设緊急事務部門,統籌职能區分明確的災害情報信息系統和减災事務管理系統。[80]包括中國地震局在内的各級災害情報系統,負责向此常設機構呈遞特定災種的預報。依據損失最小化原則,是否宣布預警,在什麽範圍、實施何種等級的預警,由此預警樞紐(必要時由政府首腦)决斷。
    
    二,給地震科學研究充分的學術自由。政府的責任歸政府,科學的天職歸科學。要讓地震預報工作者免於恐懼,放手工作,向災害情報系統大膽預報。地震預報隊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統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機構和民間潛心地震預報的人士。在科學尚在攻關的現實下,“虛報”和“漏報”均應免責。在政府支持地震預報同時,要探討市場(保險業)和民間組织(包括非贏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審视文革時期的地震工作“群測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傳模式,探討在新的社會格局下,調動民間力量參與地震觀測的新方式。
    
    三,增加震情信息開放度。全國和各省的地震活動背景、長期地震活動趨勢、全國地震烈度區劃,應編成面向公眾的通俗宣傳品。中期預報意見,應在媒體向社會披露,通過政府部門、科學界各種非政府組織向公眾進行防震科普宣傳(包括辨識地震謠言)。在經濟、文化較發达、同時存在地震危險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區,此事宜早不宜遲。地震短期預報和臨震預報送達政府后,如決定預警,應在特定範圍、以特定方式傳布。
    
    四,減壓。當前特別需要减壓——政府給科學界減壓,社会給政府和科學界減壓。地震預警通過政府、科學界、社會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動实現。政府、科學界和社會应密切溝通。全體社會成員同舟共濟,寬容,務实,沈著面對巨災威脅;理解預警需要成本,共擔必要代價。在地震預警的困局面前,將急切的诉求,轉為理性期待和积極參與。
    
    五,建立預警過程的“復盤核查”制度。預警的決策結果必須允许失誤,但預警的決策過程決不容存漏洞,事後必須檢验,不要讓決策的巨大難度,成為玩忽職守者逃避責任的理由。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國地震局正式展開汶川地震的科學總結與反思工作。這一總結和反思,必須容納一切意見,特別是中國地震界學術異見人士的意見,真正做到民主和公正。反思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不是任何機构和階層的專利。這一總結和反思,必須信守中國政府關于信息公開的承諾,向社會公開,接納社會參與,讓媒體充分報道。筆者呼籲,盡早公開没有任何理由視為“秘密”的汶川地震震前資料,全面啟動汶川地震預警问題研究,化慘痛教训為公共治理的寶貴知識資源。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訂於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
    

    [1] “預警”有两重定義。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巖手發生七點二級地震。東京市民在感覺到震動前片刻,从電視上看到了來自氣象廳的警報。這是狹義的“地震預警”(Earthquake Early Warning)。它利用了地震波傳播速度與無線电傳播速度的時間差,使受地震影響地區有數秒甚或上百秒反應時間。廣義的“預警”,是指危機管理的監控、預防、處置、恢復全过程中的監控和預防。本文中“預警”的定義屬後者
    [2] 見騰訊網專題:《臉厚可以預測地震》http://view.news.qq.com/zt/2008/yucedizhen/
    [3] 筆者根據國家地震局的官方數據和其它公開數據編輯。按照國務院發布的《地震預報管理條例》,地震長期預報,是指對未來十年內可能發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預報;中期預報,是指對未來一二年內可能發生破壞性地震的地域和強度的預報;短期預報,是指對三個月內將要发生地震的時間、地點、震級的預報;臨震預報,是指对十日內將要發生地震的時間、地點、震級的預報。時間、地点、震級,習稱“三要素”。
    [4] 人民日報1951.04.19 第4版
    [5] 周恩來在邢台抗震指揮部的指示;《中國地震年鑒》(1949-1981)卷首;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6] 《中國地震年鑒》(1949-1981),頁5;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7] 陳非比:《悲壯的歷程》,頁202,
    [8] 馬宗晉等着:《中國九大地震》,頁2;地震出版社,北京,1982年
    [9] 文件編號為“国發[1974]69號”,題為《國务院批轉中國科學院關於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
    [10] 錢钢著:《唐山大地震》頁183;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05年
    [11] 《遼寧省誌:地震誌》頁160,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沈陽,1996年
    [12]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328,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3] 同上,頁334
    [14]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341,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5] 張國民等:《地震預報回顧與展望》。《國際地震動態》2005.5
    [16] 《中國科学院》頁170,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4年
    [17] 郭增建、陈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388,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18] 陳非比著:《悲壯的歷程》頁151,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19] 錢鋼著:《唐山大地震》頁188-193,當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20] 陳煥新:《成都平原的動蕩》;《20世紀中國重災百录》頁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21] 張洪由、李懷英:《1996年2月3日雲南麗江7.0級地震概況》,《國際地震動態》1996年4月
    [22] 人民日報1977.12.21 第1版
    [23] 陳非比著:《悲壯的歷程》頁212,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24] 張國民等:《地震預報回顧與展望》,《國際地震動態》,2005年第5期
    [25]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11/content_7960200.htm
    [26] 同上
    [27] 《中國地震年鑒(1949-1981)》頁784,地震出版社,北京,1990年
    [28] 《四川省誌.地震志》頁216、217,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年
    [29] 張國民等:《地震預報回顧與展望》,《國際地震動態》,2005年第5期
    [30] 吳忠良:《中國式地震預測經驗的繼承与發展的技術問題》,《國际地震動態》,2002年第8期
    [31] 《中國地震年鑒(1990)》頁11,地震出版社,北京,1992年
    [32] 蓋勒的學术觀點和中國學者的觀點,詳見吳忠良《自組織臨界性與地震預測》、《地震前兆統計檢驗的地震學問題》、《地震前兆檢驗的地球動力學問題》等三篇論文,見《中国地震》1998年12月號、1999年3月號、2006年9月號
    [33] 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談話,人民日報2006.07.28 第5版
    [34] 《北京地區的地震與防震》頁21,地質出版社,北京,2000年
    [35] 夏玉勝:《共和5.8級地震的成功預報》,《高原地震》1995年6月
    [36] 李宣瑚:《1995年7月12日中緬边境7.級地震預報成功》,《國際地震動態》1995年9月號
    [37] 程萬正:《四川白玉、巴塘縣間5.5級地震的短臨预報依據、過程和防災决策》,《四川地震》1997年2月
    [38] 朱令人:《1997年伽師地震臨震預報的經驗與啟示》,《華南地震》1998年12月
    [39] 程序等:《1998 年寧蒗5.3 、5.2 、6.2 級地震的短臨預報》,《四川地震》1999年第3期
    [40] 徐心同:《關於岫巖-海城地震成功预報的思考》,《東北地震研究》2000年6月
    [41] 潘正權等:《1999 年9 月14 日和11 月30 日四川綿竹兩次5. 0 級地震預報》,《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2007年2月,頁30
[42] 蘇有錦:《2003 年7 月21 日、10 月16 日雲南大姚6.2 級和6.1 级地震預測預報回顧与討論》,《國際地震動態》2004年1月
    [43] 楊立明等:《民樂- 山丹6. 1 级地震短期預報的科學總结》,《西北地震學報》2004年3月
    [44] 中國地震局關於2007年度十大地震科技進展評選結果的通告。見中國地震局官方網站:http://www.cea.gov.cn/manage/html/8a8587881632fa5c0116674a018300cf/_history/08_06/30/1214800805375.html
    [45] 《中國地震年鑒(1995)》页8,地震出版社,北京,1996年
    [46] 孫加林:《對中国地震預報現狀與未來的思考》,《国際地震動態》2005年第5期
    [47] 陈颙等《“十一·五”期間中國重大地震災害預測預警和防治对策》,《災害學》2005年3月號
    [48] 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所長、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南北帶地震構造研究組組長張培震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中国地震災害與防震減災專題講座時的讲話。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6/content_8445749.htm
    [49] 吳冲龍:《汶川地震有前兆》,長江日報2008年6月25日http://www.cnhan.com/gb/content/2008-06/25/content_900909.htm
    [50] 汶川地震发生後,筆者曾在CCTV新聞頻道的直播節目中聽國家地震局首席預報員孫士鋐说過此言,但事後未能查到文字記錄
    [51]黃鋼:《亚洲大陸的新崛起》,人民日報1978.01.07 第2版
    [52]人民日報1979.03.07 第3版
    [53] 劉益民:《回憶海城7.3級地震》,《東北地震研究》1986年12月號
    [54] 參見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321,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55] 陳非比著:《悲壯的历程》頁111,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56] 詳見張慶洲著:《唐山警世錄 : 七. 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
    [57] 國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所發《地震工作簡報》第17期,見錢鋼著《唐山大地震》頁202,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05年
[58] 陳棋福:《海城地震預報過程的回顧及地震預報發展的思考》,《國際地震動態》2005年5月
    [59] 劉玉成:《當年的奇跡》,《中國檔案》1996年7月
    [60] 錢鋼著:《唐山大地震》頁217,當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61]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35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62] 宋守全等:《地震謠言和地震誤传事件對策》,《國際地震動态》1985年4月
    [63]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9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64] 人民日報1986.10.16 第3版
    [65] 中國地震局官方網站:http://www.cea.gov.cn/news.asp?id=5356&classID=4
    [66] 一九八六年筆者的《唐山大地震》一書出版,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此作品時,應國家地震局要求,刪除了有關地震預報問題的第七章《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
    [67] 徐心同:《關于岫巖-海城地震成功預報的思考》,《東北地震研究》,2000年6月號
    [68] 李宣瑚:《1995年7月12日中緬邊境7.級地震預報成功》,《國際地震動态》1995年9月號
    [69] 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分論)頁75,科學出版社,北京,1993年
    [70] 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分論)頁67,科學出版社,北京,1993年
    [71] 宋守全等:《1980年中國山東省烟臺地區流傳的一起謠言及辟謠对策》,《國際地震動態》1981年8月
    [72] 蘇剛等:《1981年陜西省漢中地區暴雨洪災中的地震謠傳及辟謠對策》,《國際地震動態》1982年4月
    [73] 香港《明报》1980年7月20日
    [74]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對策》頁408
    [75] 郭增建、陳鑫連主編:《地震对策》頁92,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76] 有關史料,參見洪時中:《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後成都市防震抗震指揮部工作的簡要回顧與思考》,《四川地震》2006年12月;羅灼禮、楊懋源:《臨震預報與公共管理的思考——從1976年松潘地震談起》,《國際地震动態》,1998年3月;韓渭濱:《松潘-平武地震預报經驗的有效性與推進地震預報的艱巨性》,《四川地震》,2006年12月;張珍:《我們是怎樣预報松潘7.2級地震的》,《四川地震》,2007年9月;陳煥新:《成都平原的動蕩》;《20世纪中國重災百錄》頁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7] 陳煥新:《成都平原的動蕩》;《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頁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78] 陳颙等:《“十一·五”期間中國重大地震災害預測預警和防治對策》,《災害学》2005年3月
    [79] 參见羅灼禮、楊懋源:《臨震預報與公共管理的思考》,《國際地震動態》,1998年3月
    [80] 參見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编:《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减災對策》(分論)頁160、165,科學出版社,北京,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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