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氈帳詩”與唐朝社會的胡風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6/1/15 15:59:00

  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於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並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遊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魏晉南北朝南下的遊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當代學者对唐代胡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胡乐”、“胡服”、“胡食”等幾個主要的方面。[1]其實,唐代的胡風在居室文化領域也有突出的表現,本文試從白居易(772-846年)的“氈帐詩”入手,對這一學術界註意較少的問題進行一些粗浅的討論,[2]以加深對唐朝文化來源多樣性的認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著名诗人白居易稱病辭去刑部侍郎職,由长安東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時年58歲。回到洛陽之後,詩人一直住在早年购置的洛陽履道坊宅,直到75歲(武宗會昌五年,846)去世。在此期間,這位遠離宫廷紛爭的老人在履道坊宅內張設了一頂青氈帳,伴着青氈、紅爐度過了人生旅途中最後18個漫漫的寒冬。在白居易的詩、文中,多次深情地提到或專門描述了“青氈帳”(或“碧氈帳”、“氈帳”),此據寫作年代先後,分别具引如下:[3]
  1(太和五年(831)作《別氈帳火爐》:“憶昨臘月天,北风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徹?賴有青氈帳,風前自张設。復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如魚入淵水,似兔藏深穴。婉軟蟄鱗蘇,溫燉凍肌活。方安陰慘夕,遽变陽和節。無奈時候迁,豈是恩情絕?毳簾逐日卷,香燎随火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時別。”[4]
  2(太和六年(832)作《夜招晦叔》:“庭草留霜池結冰,黃昏鐘絕凍雲凝。碧氈帳上正飄雪,红火爐前初炷燈。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二三升。為君更奏湘神曲,夜变儂來能不能?”[5]
  3(同年作《池邊即事》:“氈帳胡琴出塞曲,蘭塘越棹弄潮聲。何言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裏情。”[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见訪兼酬所贈》:“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氅人。紅蠟燭前明似晝,青氈帳裏暖如春。十分滿盞黃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塵。對此欲留君便宿,詩情酒分合相親。”[7]
  5(同年作《府酒五絕》之二招客:“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幹殘。碧毡帳下紅爐畔,試為來尝一盞看。”[8]
  6(同年作《雪夜對酒招客》:“帳小青氈暖,杯香缘蟻新。醉憐今夜月,歡憶去年人。暗落燈花燼,閑生草座塵。殷勤報弦管,明日有嘉賓。”[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氈帳二十韻》:“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虜遷。汰風吹不動,禦雨濕彌堅。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旁通門豁爾,內密氣溫然。遠別關山外,初安庭戶前。影孤明月夜,價重苦寒年。軟暖圍氈毯, 鎗束管弦。最宜霜後地,偏稱雪中天。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閑多揭簾入,醉便擁袍眠。鐵檠移燈背,銀囊帶火懸。深藏曉蘭焰,暗貯宿香烟。獸炭休親近,狐裘可棄捐。硯温融凍墨,瓶暖變春泉。蕙帐徒招隱,茅庵浪坐禪。貧僧應嘆羡,寒士定留連。賓客於中接,兒孫向後傳。王家誇舊物,未及此青氈。”[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三百六旬今夜盡,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嘆身隨日老,亦須知壽逐年來。加添雪興憑毡帳,消殺春愁付酒杯。唯恨詩成君去後,紅箋紙卷為誰開?[11]
  9(同年作《風雪中作》:“歲暮風動地,夜寒雪連天。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兩重褐綺衾,一領花茸氈。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穩眠。是時心与身,了無閑事牽。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忽思遠游客,復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淩寒未明起。心為身君父,身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語形骸,吾應不负爾。[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自從金谷别,不見玉山頹。疏索柳花碗,寂寥荷葉杯。今冬問氈帐,雪裏為誰開?”[13]
  11(開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水南水北總紛紛,雪裏歡遊莫厭頻。日日暗來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親。碧氈帳暖梅花濕,紅燎爐香竹葉春。今日鄒枚俱在洛,梁園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夢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走筆小詩能和否?潑醅新酒試嘗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開樽便共歡。臨老交親零落盡,希君恕我取人寬。”[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詠老身示諸家屬》:“壽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嘗新米,袍溫換故绵。家居雖濩落,眷屬幸團圓。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读,湯看侍兒煎。走笔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陽眠。”[16]
  14(除詩歌外,詩人在太和六年(832)《與劉禹錫書》中也提到了青氈帳:“昨问李宗直,知是久親事,常在左右,引於青氈帳前,飲之數懷,隅坐與語。先問貴體,次問高墙,略得而知,聊用為慰,即瞻戀饑渴之深淺可知也。復何言哉!”[17]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
  同一物事,在詩文中如此頻繁地以濃墨重彩加以詳細描述,是很少見的。《风雪中作》稱“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此詩作於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詩人初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時,也就是說,從還居洛陽當年起,詩人就開始在氈帳裏过冬了。《自詠老身示諸家屬》作于會昌六年(846),是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即75歲时創作的一首詩,即使在這時,诗人仍然過著“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的生活,青氈帳一直伴隨詩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歷程。
  應該特別指出的一點是,除《自詠老身示諸家屬》外,氈帳詩最晚是在開成三年(838)創作的《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與《初冬即事呈夢得》二首,而在開成四年(839)初冬,詩人始患“風痹”,[18]上引《別氈帳火爐》中說“但令此身健,不作長時別。”體魄強健是享受氈帳情趣的必要條件,得風痹之后,詩人大概很少在氈帳中生活,所以在開成四年(839)至會昌五年(845)之間不見關於描寫氈帳的诗文,會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為之。到開成四年(839)時,詩人已在毡帳中度過了十個冬日(829-838年),詩人患風痹是否與长期居住氈帳有關,已无從考察。
  這些與氈帳有關的詩文,大多是描寫在青氈帳中待客、宴飲的情形,其中《別氈帳火爐》、《风雪中作》及《青氈帳二十韻》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氈帳的形制、用途及詩人在氈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對了解有關氈帳的知識和詩人的氈帳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帳二十韻》,特別受到後人的註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據白居易的記敘,對氈帳的來源、形制進行了詳細考證。[19]程大昌說:

  唐人昏禮多有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眾多之义,蓋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棬柳為圈,以相连瑣,可張可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蓝鮮。”其下註文自引《史記》:“張空弮”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则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随處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悬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後讀白集,信筆以書。[20]
  程大昌所論主要有四點:一、氈帳出自塞外,實即穹庐、拂廬之具體而微者,白居易所設“氈帳”即百子帳;二、氈帳以柳為圈,頂聳周圓,周覆以氈;三、氈帳有便於移動的特點;四、氈帳不設火爐,而是以“銀囊”貯火,虛悬帳中。
  如果僅就《青氈帐詩》而言,程大昌所列諸條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但是結合詩人其它与氈帳有關的詩來看,“不設燎爐”雲雲,顯然與事實不盡相合。上引《別氈帳火爐》“復此紅火炉,雪中相暖熱”;《風雪中作》“老夫何處宿,暖帳温爐前”;《自詠老身示諸家屬》“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帐前”等等,都說明“地爐”是氈帳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氈帳”與“紅火爐”對舉,甚至成了作者氈帳詩的一個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帳上正飄雪,紅火炉前初炷燈”;《府酒五絕》“碧毡帳下紅爐畔,試為來嘗一盞看”;《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碧氈帳暖梅花濕,紅燎爐香竹葉春”;《初冬即事呈夢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設燎爐”,顯然不能作為氈帳的一般特點。或在不同的氣候條件下,氈帳取暖有地爐和銀囊兩種不同的途徑,而地爐顯然較銀囊更為重要。
  此外,應該補充的是,詩人每年施設氈帳的時間多是在冬季,氈帳似乎尤其適宜於洛陽初冬的氣候特點。《別毡帳火爐》“方安陰慘夕,遽變陽和节。無奈時候遷,豈是恩情絕?毳簾逐日卷,香燎隨火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氈帳暖喜微雪,红地爐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陽和時節,就到了詩人告別氈帳的時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於月”、“於霜”可隨意擇地施設的特點外,毡帳最為詩人稱賞的是它在風天雪夜的防風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熱”、“青氈帳裏暖如春”、“帳小青氈暖”、“內氣密溫然”、“暖帳溫爐前”、“碧氈帳暖梅花濕”、“青氈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嚴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
  人們日常生活習俗的形成,與经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並且受到經濟生活形態的強烈制約,這種影響表現在衣食住行各個領域,有時甚至宗教活動的具體形式也會深深地打上經濟生活類型的烙印。如鮮卑人有神車之制,即將神像置於車中以供祭祀,[21]以適應流移不定的生活特點。突厥人無祠廟,刻氈為神像,或盛於皮袋,或系於竿上,四時祭祀,[22]經濟生活类型對生活習俗的決定性影響,於此可見一斑。居住氈帐,就是以畜牧為業,行逐水草,居無定處的遊牧民族經濟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氈帐又稱“穹(或“窮”)廬”、“穹(或“弓”)閭”[23]、“旃帳”、[24]“毳帳”等,是我國北方古代游牧或關遊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廬臥”。[25]烏孫人也以氈帳為室。漢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細君公主遠嫁乌孫,公主悲愁,作歌遣懷,其中有“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的描写。[26]漢末魏初,烏丸、鮮卑等東胡民族“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28]高車諸族延請賓客,不講究座次,“穹廬前叢坐,飲宴终日,復留其宿。”[29]奚人“居有氈帳,兼用車為營。”[30]吐谷渾“隨逐水草,戶帳为屋,以肉酪為糧。”[31]突厥“畜牧為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庐氈帳,被發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遊牧的民族中,氈帳也是一種重要的民居形式,東汉西域蒲類國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東且彌國也“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33]兩國屬於半遊牧經濟,但都廬帳而居。吐蕃“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于大氈帳,名為拂廬。寢處汗穢,絕不櫛沐。”[34]城郭與氈帳並存。自漢至唐,北方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廣泛使用了氈帳,匈奴甚至规定“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35]氈帳在遊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於此可見一斑。
 古人居住的氈帳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氈帳與車輛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車帳。二是氈帐與車輛可分可合,臨時居住或移動時,車、帳合而為一;长期居住於一地時,分而為二。三是氈帳與車輛分而為二,可以折疊張合的氈帐,張設時置於地面,移動時车載畜馱均可。三種類型虽然常常共存於同一時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氈帳类型,大體上反映了遊牧生活的不同發展階段,時代愈早,流動性越強,居住與交通功能的區分越不明顯。隨著遊牧經济的發展,居室的用途與交通用途日漸分離,最後帐、車分而為二。[36]白居易在洛陽宅內施設的氈帐,就是屬於車、帳分离後,純粹作為居室,但同時又保留了便於移動特點的氈帳。
  由於氈帳與遊牧民族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內地農耕民族的眼裏,氈帳久已成了遊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時,突厥啟民可汗屢屢上表,陳請變服色,易冠帶,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詔說,啟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墻毳幕,事窮荒陋,上栋下宇,願同比屋。诚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万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床褥已上,隨事量給,務从優厚,稱朕意焉。”[37]明確將放棄“氈墻毳幕”作为改變遊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標誌。唐人薛登在《請止四夷入侍疏》中認為,遣子入侍,漸染華風,是導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誘因,劉元海等匈奴五部以離散之余而能入主於內地,就是因為“居漢之故”;而匈奴冒頓雖兵力雄強而不入中國者,則是因為“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38]也以穹廬與城邑分別作为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標準。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遊歷了中亞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觀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寶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馬主(泛指突厥、鐵勒等北方遊牧民族),東人主(唐朝)等四主,“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張穹廬,鳥居逐牧。”[39]將穹廬作為“鳥居逐牧”的遊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與他同時代的僧人道宣在談到四主時則說:“雪山以北,至於北海,地寒宜馬,是為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國。”[40]突出強調“衣毛”在遊牧文化中的象征意義。在古人眼中,居室與衣著是區分不同文化類型的重要標準,在他們看來,氈帳與毛褐就是遊牧文化的集中體现。
  當這些具有鮮明的遊牧民族特點的生活習俗的象征意義發展到了一定阶段時,就帶有了強烈的價值判斷的色彩,甚至成為道德評判的標準。
  晉太康年間,天下以氈為頭、络帶及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為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宋書》卷三○《五行誌》一,3冊,887頁。]
  如隋煬帝稱氈帳生活“事窮荒陋”,就已含有了明顯的褒貶成分,而最典型,也称得上最極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鉉(917-992)對待毛褐的態度。徐鉉自南唐入宋,據稱“初,鉉至京师,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禦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41]宋人程大昌雖然對徐鉉“以織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寧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懷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對他“篤古堅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赞賞。[42]因毛褐出自遊牧民族,寧可凍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負的沈重的道德判斷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將徐鉉寧死不服“毛褐”的做法,與白居易对待氈帳的融融親情稍加比較,就会發現在一百多年之間,價值判斷的标準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從而也就會對唐代胡風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認識。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四
  白居易張設在庭院裏的氈帳,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有獨特的歷史根源和時代背景。
  詩人自稱所設青氈帳為百子帳。百子帳是南北朝時鮮卑人對氈帳的習稱。齊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齊使臣出使北魏,觀看了北魏祭天儀式,儀式中專供宴飲休息的百子帳,使他們留下了深刻的映象。据記載,這種氈帳“以繩相交络,紐木支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人坐,謂之為‘繖’,一雲‘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賜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帳十八具”[44]吐谷渾出自慕容鮮卑,西迁之後,吐谷渾部仍然保留著居住百子帳的習慣,史稱吐谷渾“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宫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为行屋。”[45]前兩例都是在鮮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遷都平城為界)之後,可見在鮮卑人逐漸放棄遊牧生活方式後,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帳的遺風,但是南朝使臣見到的百子帳雖然形制仍舊,可是覆盖材料卻由毛氈改作了青“繒”(絲织品),而且使用範圍也由日常居室變成了“宴息”的場所。又,北魏賜予柔然的百子帳,应該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氈帳,則鮮卑人這時似乎還沒有完全放棄氈帳。
  陳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齊,歸來著《聘北道里記》,雲:“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46]從下文唐人記述可知,北朝供婚禮專用的“青廬”,[47]就是指百子帳。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齊使臣所見的百子帐相仿。與百子帳保留了鮮卑人早年對氈帳的稱謂一样,從“青廬”的“廬”字,依稀也可看到鮮卑人“以穹廬為宅”時代的影子。五六世紀時,鮮卑人基本上放棄了氈帳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禮和祭祀等重大場合使用的“青繒帳”或“青布廬”,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內容。
  到唐代之後,继續沿襲了北魏使用百子帳的習俗,程大昌說,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程大昌接著說:“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真卿為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卻扇、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48]獨言氈帳本塞外穹廬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毡帳,既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儀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詳細記述了這件事,此轉錄於下: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觀花烛之事,又有蔔地、安帐並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於邵等奏:障車、下婿、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腶修,無拜堂之儀,又,氈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為之(後略)。[50]
  兩人所記同為一事,但封演為德宗時人,他的記載更具權威性。從這段記載可知,中唐婚禮用氈帳的習俗盛極一時,“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於社會各階層。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顏真卿奏議,分別見於《唐會要》和《通典》記载。《唐會要》說:“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禮儀使顏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縣主出降)相见行禮,近代設以氈帐,擇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準禮施行。”[51]明確將唐人婚禮中施設氈帳歸結为“元魏(鮮卑)穹廬之制”。程大昌謂“催鋪百子帳”為宋之問詩。據查,宋之問詩無此句,唯陸畅《雲安公主下降奉詔作催妆詩》:“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帐,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後信筆”將陸暢的诗誤植到了宋之問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順宗(805)之女,憲宗時(806-820)下嫁劉士涇。[53]陸暢对雲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寫,表明婚禮設氈帳的習俗,並沒有因為顏真卿的反對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紀初年,在唐人婚禮中仍然保留著“鋪百子帳”的習俗。
  從以上論述可知,唐人所用氈帳,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為名的氈帳,是出自鮮卑遺制。洛陽為北魏舊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氈帳為“百子帳”,則其所設毡帳與鮮卑的歷史淵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鮮卑南下之後,隨著經濟生活方式的改變,同時為了適應內地的氣候環境,“百子帳”的材料已由毛氈改為紡織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繒、布變為毡褐。《唐會要》說婚禮施氈帳出自“元魏穹廬之制”,固然正確地揭示了這種風俗的來源,但是還應該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帳幕與北魏相比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繒、布到氈褐的轉變。毫無疑問,鮮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帳也是用氈制作的,[註:《宋書》卷五九《張暢傳》,6冊,1601頁,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燾南征彭城,在城南戲馬臺立毡屋。參見《宋書》卷四六《張邵傳》從子暢附,5冊,1397頁(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帳由鲜卑人傳入內地,並演變為布帳數百年之後,到中唐又轉而變為毡帳,這種轉變顯然不能簡單地用“元魏穹廬之制”來解釋。從唐朝的具體情況分析,這種變動与唐代胡風盛行的有直接關系,具体說是受到了突厥風俗的直接影響。
  突厥文化對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僅就與氈帳有關者略作探討。早在南北朝後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齊境內,在北周京師享受優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數”。[54]隨著突厥與内地政權間交往的開展,突厥以“穹廬氈帳”為特點的居室文化也對中原農耕區產生了影響。大業三年(607)隋煬帝北巡突厥,“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55]所謂“千人氈帐”,一直是北方遊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雖然不能說煬帝“大帳”形制必出於突厥,但他為誇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帳”與突厥“氈帳”間的密切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唐滅突厥之後,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內地,“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将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57]突厥人的南下,將他們的生活習俗,包括居室文化帶入了內地。突厥可汗頡利在長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內,“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郁郁不自憀,與家人悲泣相下,狀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此,從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內都張设起了突厥氈帳,則毫無疑問,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區搭置的氈帳必定也不在少數。
  流風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對唐朝皇室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響,並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極力模仿突厥生活習俗:
  (太子)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發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后解發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60]
  由帝位繼承人張施在皇宮裏的氈帳,可以作為突厥居室文化對唐人生活發生巨大影響的典型個案,同時也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內的毡帳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傳播與影響,是一个非常復雜的過程。從北魏到唐代數百年間,由鮮卑人帶入內地的毡帳經歷了曲折的演變過程:覆蓋材料由氈而布,又由布而氈;使用範圍由日常居室變為慶典場所,再由庆典場所變為日常居室(雖然只有特殊個例);最終因為無法適應內地的經濟生活和氣候環境而逐漸消失。在氈帳流行於内地的過程中,既有淵源於鮮卑早期的習俗,同時又有突厥遊牧文化的巨大影響,充分表明了文化传播的復雜性。
  一旦某種社會風氣形成之後,被這種風氣左右的人們就會做出許多違情背理的事情,他們的這種作為,也根本無法用常理來解釋。稍具牧区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居住氈帳遠不是一件舒服愜意的事,虽然白居易描述氈帳生活如“有韻之记”,但由於註入了对氈帳生活的強烈的情感,所以詩人筆下的氈帳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氈帳固然有防風保暖的優點,但是這種優點只是相對於露宿野處而言的,是長期過著遊牧生活的人們的無法之法,與土木結構的民居相比,氈帳的这些優點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點。應該說,北魏时隨著鮮卑人的地著化,氈帳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氈帳本身演變為以紡織品為材料的慶典用具,屬於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設在皇宮及庭院裏的氈帳則是對事物正常發展規律的反動,詩人長期棄室屋而居氈帳,對這種都市中氈帳生活的欣賞態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種反動和背理,卻正是反映唐朝“胡風”盛極一時的绝好材料。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註释:
[1] 有關唐代胡風的研究主要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第1-116頁;〔美〕谢弗《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13-66頁。
[2] 谢弗曾簡略地提到了這個问題,但沒有進行專門討論,见《唐代的外來文明》,第49頁。
[3] 引文據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簡稱《箋校》。年代順序從《箋校》,不另註。
[4] 《箋校》卷二一格詩歌行雜體,第3冊,第1455-56頁。時60歲,在洛陽,任河南尹。又,此詩《箋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譜簡编》,第6冊,第4040-41頁太和五年未收。
[5] 《箋校》卷二六律詩,第3冊,第1865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6] 《箋校》卷二六律詩,第3冊,第1867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7] 《箋校》卷二七律詩,第3冊,第1911頁。時61岁,在洛陽,任河南尹。又,《箋校》附錄三《白居易年谱簡編》,第6冊,第4040頁系此詩於太和五年(831)下,此姑從正文。
[8] 《箋校》卷二八律詩,第4冊,第1989頁。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又,《箋校》附錄三《白居易年譜簡編》,第6冊,第4041-42頁太和六年未收。
[9] 《箋校》卷二八律诗,第4冊,第1994页。時61歲,在洛陽,任河南尹。
[10] “施张百子弮”下自註雲:“司馬遷书雲‘張空弮’”。末句下註雲:“王子敬語偷兒雲:‘青氈我家舊物’。”《箋校》卷三一律詩,第4冊,第2134-35页。今按:王家舊物雲雲,可參见《晉書》卷八○《王羲之传》,7冊,2105頁。作此诗時62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1] 《箋校》,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第6冊,第3832頁。時63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2] 《箋校》卷三○格詩,第4冊,第2059頁。時63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
[13] 《箋校》卷三二律詩,第4冊,第2230頁。時64歲,在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
[14] 《箋校》卷三四律詩,第4冊,第2331頁。時67歲,在洛陽,任太子少傅分司。
[15] 《箋校》卷三四律詩,第4冊,第2373頁。時67歲,在洛陽,太子少傅分司。
[16] 《笺校》卷三七律詩,第4冊,第2578頁。時75歲,在洛陽,刑部尚書致仕。
[17] 《箋校》外集卷下,詩文补遺三,文,第6冊,第3941頁。時61歲,在洛阳,任河南尹。
[18] 《笺校》卷三五律詩,第4冊,第2386页《病中詩十五首》序雲:“開成己未歲(839),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風痹之疾。”
[19] 宋大昌的傳記見《宋史》(中華書局,1985)卷四三二《儒林傳》三,第37冊,第12858-61頁。
[20] 《演繁錄》卷一三“百子帳”條,《考古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笔記小說叢書》,1992)第181-2頁。
[21] 《魏書》(中華書局,1974)卷一三《皇後列傳》獻明皇後,第2冊,第324頁載,獻明後为避仇,“匿神車中三日”,得免。《通鑒》(中華書局,1976)卷一○六晉武帝太元十年條,第7冊,第3350-51页亦載此事,“胡註”云:“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車中而严事之,因謂之神車。”
[22] 《酉陽雜俎》(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前集卷四,第45頁。又,在突厥人之前,爾朱榮的屬部劉靈助也曾“刻氈為人象,畫桃木為符書,作诡道厭祝之法。”見《魏書》卷九一《術藝》劉靈助,6冊,1959頁。
[23]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五,4冊,1338页:“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索隱”稱:“鄒雲一作‘弓閭’《天文誌》‘弓’字,音弓。蓋以氈為閭,崇穹然。又,宋均雲‘穹,獸名’,亦異說也。”
[24] 《史記》卷一四《匈奴傳》,10冊,2901頁,“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帐。”
[25] 《漢書》(中華書局,1983)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11冊,第3760,3772頁。
[26]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烏孫,第12冊,第3903页。
[27] 《三國誌》(中華書局,1982)卷三○《魏誌》烏丸鮮卑東夷傳,第3冊,第832頁“裴註”引《魏書》論东胡烏丸習俗。同卷,第836页“裴註”引《魏書》中說“鮮卑亦東胡之余也(中略),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
[28] 《南齊書》(中華書局,1983)卷五九《芮芮虜傳》,第3冊,第1023頁。芮芮是柔然的異稱。
[29] 《北史》(中華書局,1983)卷九八《高車傳》,第10冊,第3271頁。
[30] 《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卷一九九下《北狄》奚国,第16冊,第5354頁。
[31] 《晉書》(中華書局,1982)卷九七《四夷傳》西戎吐谷渾,第8冊,第2537頁。
[32] 《隋書》(中華書局,1982)卷八四《北狄傳》突厥,第6冊,第1864頁。
[33] 《後漢書》(中華書局,1982)卷八六《西域傳》,第10冊,第2928,2929頁。
[34]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第16冊,第5220頁。
[35]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11冊,第3760,3773頁。
[36] 關於遊牧民族氈帐的三種分類及論證,請見王子今譯,〔日〕江上波夫《匈奴的住所》,《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103-114頁。
[37]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第1冊,第71頁。
[38] 《全唐文》(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卷二八一薛登《請止四夷入侍疏》,第3冊,第2854頁。
[39] 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註》(中華書局,1985)卷一,第43頁。
[40] 道宣《釋迦方誌》(範祥雍點校,中華書局,1983)卷上,第12頁。
[41] 《宋史》卷四四一《文苑傳》三許鉉,第37冊,第13045-46頁。
[42] 《演繁錄》卷一三“毛裘”,《考古編》第180頁。
[43] 《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第3冊,第992頁。
[44] 《北史》卷九八《蠕蠕傳》,第10冊,第3260頁。
[45] 《南齊書》卷五九《河南傳》,3冊,1027頁。《梁書》(中華書局,1992)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第3冊,第810頁謂百子帳“即穹廬也”。
[46] 據《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第241頁转引。《酉陽雜俎》前集卷一禮异,第7頁所述北朝婚礼與此同。“聘北道裏记”,《酉陽雜俎》作“聘北道記”,此從《隋书》卷三三《經籍誌》二地理,第4冊,第986页。江德藻,見《陳書》(中華書局,1992)卷三四《文苑傳》,第2冊,第456-7頁。據本傳“校勘记”〔八〕,出使時間應在天嘉二年。
[47] 青廬,又見于敦煌寫本吉兇書儀,参見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儀》,《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第245-260頁。
[48] 本段顏真卿奏議原文見下引《唐會要》(中華書局影印,1990)卷八三,此處宋大昌理解為障車、卻扇、花燭之礼等,顏真卿皆“請遵用不废”,《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第252頁則認為,“據《唐會要》八三,顏真卿為礼儀使曾‘請停障車、下婿及卻扇詩等。’看來卻扇是唐代流行而未被承認的民間習俗。”並在註解中謂,《封氏聞見記》“奏”字下脫“停”字。兩種理解正好完全相反。關於這個問題還可参見下文引《封氏聞見記》。
[49] 關於封演,請參見《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87)卷一二○子部雜家類四,下册,第1033頁“提要”的介紹。
[50] 《封氏聞見記》(乾隆五十七年江寧劉文奎刻版)卷五,第5頁。
[51] 《唐會要》卷八三嫁娶,下冊,第1530頁。参見《通典》(中華書局,1984)卷五八,第337頁。
[52] 《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七函,第一○册,卷四七八,下冊,第1212页。
[53] 参見《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傳》雲安公主,12冊,3666頁。《唐會要》卷六,上冊,第65頁誤作“雲陽公主”。
[54] 《周書》卷五○《異域傳》下突厥,第3冊,第911頁。
[55] 《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第6冊,第1588頁。參見《資治通鑒》卷一八○煬帝大業三年,第12冊,第5632頁。
[56] 參見洪邁《容齋四筆》卷八“南舟北渡”,《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2),第732頁。
[57] 《旧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16冊,第5163頁。
[58] 《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上,第19冊,第6036。
[59] 見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方嚴點校,中華书局,1985)卷一西京皇城,第14页。
[60] 《资治通鑒》卷一九六贞觀十七年,第13冊,第6189-90頁。參見《旧唐書》卷七六《太子诸子》,恒山王承乾,第8冊,第2648頁;《新唐书》卷八○《太宗諸子傳》常山湣王承乾,第12冊,第3564頁。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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