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舉要(1976—2000年)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標簽:城市文化研究論文 明朝文化研究論文 清朝文化研究論文
論文作者: 範金民
上傳時間:2006/4/25 18:00:00

明清時期的江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國城市中居有極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其時的江南城市,從層級來說,從都城、省城到府城、縣城以至市鎮,可謂級級皆具;從城市功能或性質來分,既有作為傳统的政治經濟文化綜合型城市的南京,最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轉型城市鎮江,又有新興的通商都市上海,還有一大批因商品經濟而興起和發展的市鎮,可謂種類齊全。江南城市以其數量多、規模大、類型全、聯系密而構成明清時期全國特有的龐大城市群體,因而長期以來備受学界註目。尤其是20世紀最後25年以來,論著更源源推出,探討涉及到了江南城市問題的諸多方面。現僅將中國大陸學者有關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擇要綜述如次,希望能夠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城市布局

  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探讨了蘇州和杭州的座落,認為城內河道即為蘇杭城市的骨架,运河是蘇州城市位置稳定和蘇州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杭州城市位置的穩定,既不能缺少西湖,也不能缺少運河。关於城市與環境的關系,傅崇蘭論證了蘇杭城市形成、發展與環境的關系,認為西湖和西湖諸山是杭州城市環境發展变化的主導因素,錢塘江、運河以及城內諸河是構成杭州城市環境的重要因素;構成蘇州城市環境的主導因素是水,而不是山,在蘇州城內,主要是被稱為三橫四直的水系脈絡,運河不但對於城內的河和城外的城濠都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作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脉,對蘇州城市環境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虎丘則是對蘇州城市环境影響較大的山,構成了蘇州城市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於世界第一大城——明代南京城,一向少有築城方面的學術探討。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論》①一文利用实物資料和文獻記載,作了認真細致的考訂,將朱元璋的定都與築城聯系在一起,將朱升“高築墙”的建議與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垣相聯系,論證了朱升的建議是建造南京城的指導思想,利用自然山脊、高崗築城,包容諸多山頭进城內,突破了《考工记》築城取方型或圓型、開門取正位和復數等規制,一切從實戰出發,牢牢控制制高點,形成非方非圆的不規則的多角、不等邊的粽子型,總結出南京城築城工程中沿岗壟之脊築城,建立深而且堅的牢固墻基,合理利用原有墻身和湖堤,作必要的建築力學處置,采用坚而且韌的粘合劑,排水措施的合理安排等六項技術,以實物说明了南京城墻歷600余年而仍巍然屹立的技術原因,以及建造南京城過程中宮城選址不當和城河未能完全貫通的兩項缺陷,多發前人之覆。陳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布局,即整個城市分為三個區域:城东部為政治文化區域,宮殿園囿、官舍衙門、國子監等建築鱗次櫛比,輝煌壯麗;城西部以內橋為界,南為居民坊廂,北為營伍區,城西北為軍事區域;城西南為工商業區域。明初的南京不僅地域規模大為扩展,而且規劃布局恢宏闊大②。苏州在明清時期形成東半城手工業區,西半城商業區的格局,因此學界較少論证。王衛平進一步論述道,城市東北部是絲織專业區,西北部是工商業中心區,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區,東南部則自清中葉以後逐渐成為新興商業區③。
關於市鎮的分布,國內外學者原來多以府縣城為中心,計算市鎮與府縣城之間的距離,並以此探討分布模式(如美國城市地理史學家施堅雅的中心地理論,將城市空間層次的結構稱為由經濟中心地及其從屬地區構成的社會經济層級,由A類、B類、C类和D類四個中心構成,由低到高,D類中心朝著C类中心,C類中心朝著B類中心,B類中心朝著A類中心,同下級中心相比,上級中心提供更為專門化的貨物並相應地擁有更广闊的腹地,而中心與腹地所構成的地理空間在理論上應該是六邊形區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級向四周輻射)。樊樹誌和陳學文雖與传統看法有異,但都認為是輻射型的,而兩人看法稍異。樊樹志認為市鎮網絡體系雖因水陸交通線的具體狀況的差別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呈現出村鄉市、鎮縣府間進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層次。如將嘉定縣作為以縣治為市鎮體系的枢紐的例子,周莊鎮作為某個繁華市鎮中心的例子,黃渡鎮作為嘉定、青浦、上海交界地區市鎮中心的例子,層層輻射,較為規則,這甚至可适用於整個蘇松嘉湖地區。④陳學文以嘉興府為典型,主张市鎮的分布基本上是圍繞著府縣城向四周輻射,組成一張府、縣、市鎮三級市場的商品流通網。⑤王家範認為,這样做忽略了江南市鎮與城市的相異點,與江南市鎮形成的歷史實際不符,江南市鎮的形成,不是以府縣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而卻往往在離府縣城比較遠、与鄰府縣交界的地區率先出現,其產生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和需要有著極密切的關系⑥。筆者以蘇州府的市鎮為典型分析後認為,各縣各鄉市鎮數量多少不一。規模大小不等,並不存在如人所說的以縣治府治為中心的层層輻射的分布格局,也沒有形成如人所說的等距離有規則的分布網絡。縣治大多不是經濟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鎮也就不可能以所莊县城為中心。蘇州市鎮只在它們所在的地區發揮经濟輻射的作用,與或近或遠的縣治府治關系不大,因此並不呈现出村鄉市、鎮縣府間進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層次,蘇州市鎮如此,他府他縣市鎮大率如此。江南市鎮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陸交通線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經濟結構的影響,不但各府各縣之間極不均勻,多寡懸殊,即或一府一縣之間也情形各異,很難一概而論,不能用某府某縣或某地市鎮的分布特征來简單概括整個江南地区市鎮的分布狀況。要说江南市鎮有什麽分布特征,那就是它基於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經濟結構而呈現出了不同的特色⑦。至於其具體形狀,王家範認為,市鎮往往位於河網平原的某一區域中心或樞紐點上,鎮環四流,河流横貫鎮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而其基本格局为,小市鎮是一線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於上塘或下塘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則疏落為民居,而從明代中葉開始,許多新興市鎮的氣派與舊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與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鎮(《明清江南市鎮結构及歷史價值初探》)。對此江南市鎮的具體分布格局,樊樹誌也持相同看法⑧。陳忠平更緊扣水與市鎮的關系,认為市鎮是農村商品交換中心,近水而居,沿水成街,鎮環四流,水在市中,構成了太湖流域市鎮的典型地理地貌特色⑨。宋家泰、莊林德則认為,江南地區市鎮的興起發展與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大有關系⑩。羅侖、夏維中則認為,明清時代江南沿運河市镇與江南運河的功能興衰頗有關系⑾。這些論著,角度雖有不同,但都從一個側面推進了相關研究。
二、城市文化

  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辟有专章,敘述蘇州城市文化。他認為,与揚州文化的發展突出地表現為文化人與商人的結合不同,蘇州突出地表現為文化與手工業生產相結合,文化人與手工业者相結合。因此他從文人與制扇手工業、畫家與顏料生產、畫家与裝潢工藝美術手工業以及知識分子的意匠與蘇式家具的形成四個方面具體論述蘇州文化與生產結合的特點。
  對於反映明清江南市井文化的圖繪作品,学界一向註目。20世紀60年代初,李華即仔細辨認了清人徐揚的市井風俗畫《盛世滋生圖》 (後世又稱《姑蘇繁華圖》),解釋了畫中的230余家市招,为學界多所引用,貢獻不小。1986年,蘇州市為紀念蘇州建城2500周年,又對此圖分段作了介紹;後來在臺灣、香港再版時,秉琨又作了介紹,雖有別樣意趣,但進展似乎不多。江南另有兩幅圖卷,反映明後期南京繁華的市井風貌。一幅謂之《南都繁華圖卷》。中國歷史博物館(2000年2月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 的王宏鈞、劉如仲作了較為深入细致的探討。據其統計,僅在南市街至北市街這一段,画面上出現的幌子招牌就有109種,人物一千多個。他們認為,《南都繁華圖卷》真實生動地反映了城市經濟繁榮和社會生活變化的种種景象,充滿著特定時代與地點的特色,給我們提供了這個時期丰富具體的形象史料。他們還指出,在《南都繁華圖卷》的創作過程中,作者可能學習或參考過宋人《清明上河圖》或其仿制品,以及描繪城市景物的民間作品,但是它的歷史、藝術價值卻遠不是那些純屬摹仿舊作或大多憑想像畫成的城市景物圖所能比擬的。他們還主張,這件作品的繪畫技巧雖然並不高,顯然也不是名畫家仇英的作品,但是它在描寫社會生活中所體现的我國古代繪畫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卻應該肯定⑿。另一幅謂之《上元燈彩图》。對此圖,徐邦達認為是“明中画師所作上元燈戲圖意。寫當日金陵秦淮一帶居人於上元節日歡騰遊樂之景”,而楊新認為,從畫面的人物衣冠與绘畫風格來判斷,當為明人所作毫無疑問,但是从反映的人物的生活內容以及市場景況來判斷,應相當于明萬歷至天啟時期,所畫地點应是秦淮河往北過三山街的內橋一帶。《上元燈彩圖》的作者為民間畫師,作品的服務對象也是民間人士,所以更加接近生活原型。該圖不但描繪了南京古董一條街,同時也描繪了众多的地攤商販,從地攤上陳設的商品看,也以古董為主,是一次燈市與古董相結合的專門化集市貿易大會⒀。圖像文本提供了文獻所不能提供的諸多信息,學界对這些圖卷的介紹性研究,大大地豐富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內容。
  對於城市市民文学問題,探討頗多,且看法不一。學界通常將明末蘇州民变稱為市民鬥爭或市民運動。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初步考察》⒁一文認為,明末蘇州兩次大規模市民運動,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開辟了前進的道路,當時城市各階層人民只要求封建政權減輕對工商業的掠奪,並不是推翻封建統治,因此市民鬥爭具有兩重性。王天有《萬歷天啟時期的市民鬥爭和東林黨議》⒂一文認為,萬歷天啟年间新興市民階層的鬥爭,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東林黨人同情市民鬥爭,但不是新興市民階層的代表,雖然他們都反对明神宗派礦監開礦經商和閹党黑暗統治,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不同。考察明末蘇州民变的,還有潘樹廣的《明末蘇州織工鬥爭在文學上的反映》⒃和《明末戲曲中的江蘇織工鬥爭》⒄,從文藝角度研究民變,別出心裁。但開風的《明清時期沒有市民運動》⒅對市民運动之說提出質疑。作者認为明清時期的封建城市與西歐中世紀末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中國城市中的商人、手工業作坊主和手工業工人力量微弱,只是作為相互孤立的社会階層分散存在,並無形成統一的市民等級的共同基礎,更不能形成統一的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市民運動,蘇州的踹布、絲織、染織、印書等行業,都有雇工為爭取增加工資和米貼、提高工銀成色和反對包頭克扣工價等,以罢工、停工等方式鬥爭,这純屬經濟鬥爭性質,同由于封建政權禁止雇工“齊行罢市”,有許多限制雇工人身自由的苛刻規定不同。這種鬥爭雖然有反封建壓迫性質,但仍不能說明存在屬於“第三等級”性质的市民階層和他們發動的市民運動,實際上它只是許多並無內部本質聯系的城市居民中發生的事件而已。夏維中在回應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的呼籲時也認為,不少學者把晚明民變這種鬥争與資本主義萌芽聯系起來,並認为這就是市民運動,是市民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走向政治舞臺的標誌,這實在是一種誤解。这種鬥爭,無論是形式還是內涵,都与歐洲中世紀的市民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絕不能相提並论。還有些學者把明中期以來城市社會風氣的變化也歸之於市民,提出“市民風氣”、“市民文学”之類的概念,這些也都是有点牽強附會的。從本質上講,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可能也不允許一個獨立的市民階層或階級的存在⒆。
江南市鎮文化,是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此,樊树誌、陳學文的市鎮研究专著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討。樊樹誌在其《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中認為,市鎮因為交通方便、經濟發達、信息靈通,吸引著鄰近地區的士大夫知識階層向其聚集,具備了知識相對密集、文化凝聚力強的特殊優勢,從而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中心。他並以湖州府的南潯、菱湖,蘇州的唯亭、甫裏、同裏、唐市,松江府的朱涇,嘉定縣的南翔、罗店等鎮為例,闡述了其人文蔚起、科第興旺的盛況。他還認為,構成明清区域文化一部分的江南市鎮風俗,具有趨向奢糜和濃厚的市井氣息与商品化色彩的特點。他還辟有專節討論市鎮茶館文化,指出茶館兼具信息、娛樂、賭博的多種功能,是市鎮社會的一個縮影。吳仁安的《明清以來江南水鄉古鎮同裏社會經济與文化風尚探微》⒇則專門探討了吳江名鎮同裏鎮在明清時期的社會風尚、文化結構及文化遺存,認為其時的同裏鎮,不僅是周圍鄉村的經濟中心,也是蘇州府東南的文化中心,其教育發達,義學、社學、書院等學校遍布全鎮,文化昌明,人才輩出,人文蔚起,科第興盛;鎮上各种賽詩文會定時舉行,文風不替,各種寺觀廟會定時舉行,香火不絕;鎮上名门望族多,大戶人家多,深宅大園多,園林碑刻多。此文篇幅不大,但就探討市鎮文化而言,份量不輕。
  對於明清江南書業文化,論者不少。張秀民從文獻刻印流布的角度,探討了明代南京書籍刻印的發展階段、數量、種類及書鋪的名稱、坐落分布等,清晰地揭示出其時南京書业狀況。方行基本上以江南印刷業為例,認為明清時期出版印刷業的資本主義萌芽大体沿文人刻書向商人刻書过渡、書坊雇工刻書和書坊控制小生產者的包買商方式的三條途徑發生[21]。冀叔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区刻工表》[22]和李致忠《明代刻書述略》[23]等文,較为系統地考察了明代南京、蘇州等地刻書印書的內容、水平、書坊數量和刻工數量等問題。葉樹聲、余敏輝也對明清江南的私家刻书作了考察[24]。至於考察明清江南藏書及藏書家的论著,更不稍間斷,但泛泛介紹者多,深入探討者少。
  對於江南人文風習,也有人寓目。馬學強論上海人文風習由傳統到近代的轉變,認為自明清以來,上海地區府縣建置與蘇州府、太倉州聯系甚密,淵源甚深,因而在風習上較接近于蘇州,由傳統的尚武向重文转變,清代康熙年間開海禁後,外來人口、商品的大量涌人,大大地開放了上海人的胸襟、意趣和視野,而與商贸發展相伴而來的經濟心態和生活方式則沖擊著傳統的文化心態和生活方式,上海人漸漸养成了一種習慣——吐故納新,對外來人、物寬容接納,對新鮮事物異常歡喜,生活方式也由敦樸崇儉趨向奢華好侈。上海人文在傳統時代的發展也许確實不夠高雅、精致,但有着新興發展的粗糙,也因為五方雜處而顯得文化不夠純粹,總難免夾雜著商業氣味,但這樣的“粗俗”卻使上海文化因為沒有太多的傳統積澱和文化的束縛與排斥而具有開放性,較容易吸納各方文化的精華[25]。嚴迪昌的《“市隐”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26],探討了明清時期吳地文化世族的市隱心態的形成背景、過程及內涵,認為吳中文人的市隱文化心態,歷經明初及明中期,在本地域相對稳定的社會環境中,通過重新振起的和外來定居的舊有和新興的文化世族的衍傳,得到了長足發展,進而普遍構成為以太湖流域为幅員,以蘇州府屬為核心的吳地人文性格。此文揭示出了吳地文化世族的一個重要特征,推進了吳文化研究
  對於明清江南文人,也多專論。筆者的《明清江南進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田考察了明清江南進士的數量與地域分布,實際上揭示了江南進士與城市的關系,認為雄居全國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進士主要分布在蘇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區,这是與明中期開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趨勢一致的,財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優裕、條件方便、信息靈通的城市,故城市中中第者最多。《明清江南進士研究之二——人數眾多的原因分析》[28]從經济基礎、社會風尚、科考能力、自然環境、社會背景等方面探討了江南進士眾多的原因,認為江南进士獨多,與該地全社會好學勤學、重教重考、擅長科考大有關系。《明代江南進士事功述論》[29]考察了江南進士出身的官員為政和致仕後的所作所為,探討了其作用和地位。孟彭興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區的各種文化人才和經學、詩文、小說、戲曲、曲藝、民间歌謠、說書等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形式,認為在明清時期,由於新經濟因素的出现,江南濃郁的文化環境更加得到較为深刻的體現,使其孕育了与其他地方具有較大差別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深深地影響著該地域社會的精神面貌[30]。黃愛華的《論明代市民文人》[31]考察了明代江南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識及其價值作用,認為文人队伍和市民隊伍的空前壯大,為市民文人階層的膨大準備了條件,其思想意識表現為,否定現有社會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實現社會平等,反叛封建禮法名教,宣揚個性自由,提倡抒寫真性情,推崇通俗文學。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識和表現,对封建制度起了動搖和沖击作用,刺激了思想的解放,其新穎文學主張使文藝重新獲得了生命,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他們對戲曲、小說等通俗文藝傾註的熱情和關註,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藝的社會地位和藝術水平,對後世通俗文藝的進一步興盛和發展開辟了道路。李玫的《明清之际蘇州作家群研究》[32]更以蘇州作家群體為考察對象,探討了其具體組成、活動年代、作品內容風格特點、作品存佚情形等。該書在明清江南文人研究的角度方面較有新意。
  對於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研究成績也令人矚目。吳仁安的《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33],全面研究了明清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著重介紹了明清時期諸如潘恩、徐階、董其昌、徐光啟、王鴻緒、張照、錢大昕、廖壽豐等一大批望族名流的生平,300余家明清上海地區著姓望族的門祚,詳細闡述了這些望族的形成條件、發展變化及其社會影響,以典型的資料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清上海地區望族在不同時期變動的軌跡。江慶柏的《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34],則是考察明清蘇南望族文化活動的專著,內容涵蓋蘇南望族發展的社會環境、文化特征、家族教育、文化學術活動、人才優勢,以及望族中的女性,望族與科舉、家族藏書、家族文獻整理的關系等,提供了明清蘇南望族文化活動的基本信息。
  江南園林甲天下,論者自然不少。陳從周《中國園林》[35]一書,從園林構筑手法和美學欣賞的角度,論述了江南的諸多園林,如蘇州的拙政园、留園、網師園、沧浪亭、環秀山莊,上海豫园、內園,嘉定秋霞圃,海寧安瀾園,以及常熟、西湖的園林,江南的著名造園高手,江寧隨園圖等均有涉及,精辟地分析了明清江南園林的美學意蘊。他同時指出,江南園林之多之美,與當地經濟實力之雄厚,士大夫興趣之所在,市民生活之需要等,皆有關系,造園在經濟物質基礎、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等方面皆具備,主人好客,文入畫家策劃,在造園中體現了閑情逸致的士大夫思想意識,名工巧匠為之經營建造,於是城市山林,宛白天開,文酒之會,幾无虛日,藉著林泉之資,培養聲誉,家樂與園林,成為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也為廣大市民带來了便利和機會。魏嘉瓚編著的《蘇州歷代園林錄》[36],則分時段敘述了蘇州園林建造情形及著名景點,提供了較為有用的資料。王春瑜的《論明代江南園林》[37],探討了明代園林與江南经濟的關系,認為江南园林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高度的經濟、文化的產物;江南園林是江南文化的結晶,江南園林的建造有著商品化傾向,具有園與莊的結合;江南園林的發展,又有力地促進了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楊嘉枯的《明代江南造園之風與士大夫生活——谈明人潘允端<玉華堂日記>劄記》[38],通過對《玉華堂日記》的介紹,考察了明代士大夫兼并土地,豪奪巧取,不吝大量錢财營造園林的概況。
此外,李嘉球對明清時期苏州的戲曲文化也作了考察[39]。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城市經濟

  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发展史》探討了蘇州和杭州的城市經濟,認為明清時期的蘇州絲綢業和工藝美術業是苏州城市的兩項最主要的經濟事業,其他經濟事業都是伴隨這兩項經濟事业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手工業經濟在城市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例,該城商業的發展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手工业的發展;杭州城市經濟的發展,以民間手工业和民間商業的發展為主流,而其周圍鎮市的發展,與杭州城內經濟的發展溶為一體,各不可少,構成了杭州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杭州与東南沿海城市和運河沿岸城市的聯系,主要包括生產技術的交流和貨物貿易兩個方面。對於杭州城市的興衰程度,自梁啟超認為唐宋時期最盛,明至清中葉中落後,長期為人所沿用,如陳學文說,在古代杭州城市發展史上,南宋達到了頂峰[40]。而傅崇蘭通過對明清與南宋時期杭州的人口、城市規模的盈縮、城市工商業和城市周围鎮市發展的對比研究,以及明清時期杭州与東南沿海地區和大運河沿岸城市聯系的考察,認為在古代杭州發展史上,南宋時不是它的頂峰,明清時期也沒有中落,而是大大地超過了前代[41]。然而新近仍有學者堅持既有觀點,如陳國燦、奚建華在其《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42]中,雖然認為明清時期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呈現出较為繁榮的景象,但還是主張这些城市明顯走向衰落,盡管这種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相對而言的。由羅侖主編、範金民和夏維中撰寫的《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43],較為全面地論述了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社会經濟的發展階段與特點,考察了蘇州城市不斷變化的官營絲织業,日益發展的民間絲織業、棉布加工業、染色業、釀酒業、印紙業、玉石器制造業等民間手工藝業,服務行業的普及和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追求,金融典當業的發展及其地位和作用,蘇州與外部世界的經济聯系,經濟發展與文化的關系,蘇州經濟中心地位的喪失和上海的興起等。蔣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44],考察了明清時期絲織、制鹽等官營工业,絲織業、棉麻紡織業、造紙業、制筆業、窯業、榨油業、釀酒業等民間手工業,絲織業、棉紡织業、榨油業等行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及其緩慢發展的原因,海上貿易的興衰,市鎮的類型和特點,行會的發展、特點及其作用等,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诸多方面頗具新意。王衛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为中心》,考察了蘇州城市機能的轉變與工商業的繁榮、市鎮的構造、城市工商業組織、上海的崛起與蘇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喪失等。陳忠平的《明清時期南京城市的发展與演變》[45]認為,明清時期南京城市的发展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明初到正德以前,是南京隨政治地位的變遷勃然興盛而又突然中衰的階段,正德之後直到鴉片戰爭前後,是南京隨內部經濟的發展重新恢复並臻於鼎盛的階段,明清兩代南京城市人口的變動、工商業的變遷及其規模格局的變化,都清楚地顯示了上述階段性的發展特點。筆者的《明代南京經济探析》[46]和《清前期南京經濟略論》[47],考察了明清時期南京經济發展的階段,認為从明初到明成祖遷都北京,是明代南京經濟的勃兴階段,其後到嘉隆年間是南京經濟穩步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從萬歷到明亡為南京经濟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經濟達到了鼎盛;從順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是清代南京經濟发展的第一個階段,清初的統一戰争和平定三藩直接影響了南京經濟的發展,其後到道光二十年為清代南京經擠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人口增多,手工業發展,商业興盛,服務行業各具特色,南京經濟達到了鼎盛。丁日初主編的《上海近代经濟史》第1卷[48],第1章論述了鴉片戰爭前上海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商業與市場和对外經濟聯系與西方對上海的窺視等,認為鴉片戰爭前上海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聯系中已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已成為長江三角洲地區中的中心城市,商業發達,市場繁榮,它不僅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一個重要口岸,而且還是长江三角洲地區同全國其他地區經济聯系的一個重要樞紐,上海在中国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譙樞銘的《清乾嘉時期的上海港與英國人尋找新的通商口岸》[49]和李榮昌的《上海開埠前西方商人對上海的了解與贸易往來》[50],先後探討了上海這個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在鴉片戰爭前的重要地位。前者認為,英國人原來並不是沒有註意到上海,而是沒有更多地註意到上海,道光年間,英國人充分註意到了上海的特殊有利條件,足夠地估量了它的重要地位和發展前途,於是上海成為英國發動鴉片战爭奪取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而後者認為,西方商人對上海的情況一直是相當留意的,到嘉慶末,他們對上海已有相當多的了解,西方商人直接到上海從事貿易活動估计在嘉慶末葉或道光初葉就已發生,到鴉片戰爭爆發的前數年,這種貿易活動已經是相当常見的事情了。馬学強則探討了地理條件和自身優势在上海興起和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在鴉片戰爭前,上海港在江南港口中已居主導地位,並躋身於全國四大港市之林,為其近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地位的確立,可以說是其憑借了自身的優越條件[51]。
  有關各地城镇手工業的探討也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资本主義的萌芽》[52],是一部裏程碑式的中國手工業研究和資本主義研究著作,該書從資本主義萌芽角度,有幾節專門考察了明清江南地區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認為明後期蘇杭絲织業中的工場手工業主,主要來自小生產者的分化,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產生的第一條途徑,即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的途徑;清代蘇州、杭州、南京絲織業進一步專門化,雇傭勞動出現了固定關系,商人開始支配生產,而賬房即代表了商業資本;清代蘇松染紡業、踹坊業中已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究竟是包買商式的性質,還是工場手工業性質,則不能確定。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53],運用早期工業化的理論,對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江南手工各業作了全面系統的探討,舉凡絲棉紡織业、谷物加工業、釀酒制曲业、制茶業、食品再加工業、制鹽業、榨油業、服裝制作業、日用百貨制造業、煙草加工業、造紙业、印刷業、工具制造业、建材工業、造船业等,均有考證闡述,書中再次論述了工业生產中的能源與材料問題,原料輸入與產品輸出問題,作者还探討了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人力資源問題,提出了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主要特點是節能節材型,独立經營的手工小作坊是江南工業发展的最佳企業形式,論述了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前景問題,认為江南在早期工業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現,從而使得江南一度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地區之一,這個早期工业化雖然沒有導致自發的近代工業化,但是它畢竟為後來的近代工業化提供了一個相當良好的基礎,使得19世紀後期以來江南在近代工業化方面比中國其他任何地區進展遠為順利。筆者的《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54],從商品生产的角度,探討了明清時期江南的棉布、絲綢、酒類、油類、草席、紙張、书籍、玉石器等業的生產規模和生产量。段本洛、張圻福的《蘇州手工業史》[55]第1章,論述了1522—1840年的蘇州手工業發展狀況,諸如蘇州織造局、民間丝織業、棉織業、棉布整染業、紙張加工業、工藝美術加工業等均有述論。徐仲傑的《南京雲錦史》[56]從纺織技術工藝的角度,論述了南京雲錦的起源、品種、图案、色彩及官營織造與雲錦生產业的關系。筆者和金文合著的《江南丝綢史研究》[57],利用大量档案資料,重點考察了明清時期江南的絲織業生產,在明清江南官營織造機構的數量,官營織造的生產規模,官營織局的生產形式,清代江南三大織造局的生產量,民營絲織業的發展階段和生產方式,“貿易綢緞”的來源、數量、品种、色彩和其反映的性質,官营與民間絲織業的關系,江南絲綢的生產技術,織機的發展改進,染色工藝水平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蔣兆成《論明清杭嘉湖地區蠶桑絲织業的重要地位》[58],從该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角度論述了蠶桑絲織業的重要地位。徐新吾主編的《江南土布史》[59],利用大量地方文獻和實地訪談資料,全面研究了江南棉布生產的有關問题,在紡織工具、棉布勞動生產率、棉布品種规格、布匹價格、布匹生產量和商品量等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學界以前一直重視不夠的江南造船業,李伯重《明清江南地區造船業的發展》[60]作了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南造船業较前有重大發展,成為該地區最重要的產業部門之一,但是從世界史的角度,明清江南造船業的發展顯然较以英國為代表的先進地區緩慢。  
經濟發展與資源配置密切相關。李伯重的一組有關生產力的论文頗具學術分量。《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中的燃料問題》[61],以明清时期的江南與16—17世纪的英國作比較,認為江南的燃料供應遠比英國差,這就決定了明清江南的工農業生產只能是一種低燃料消費的生產,並且不可避免地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帶來重大的消費影響。《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木材問題》[62],認为木材問題不僅對明清江南建筑業的發展有很大消極影响,而且還對江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起相當程度的制約作用。通過江南造船與建築業用木考察,認為明清時期當地所需木材基本上依賴從外地輸入,其規模遠較前代為大,而來源地域也遠較前代为廣。《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中的動力問題——與中世紀中后期至工業革命前英國的比较研究》[63],通過比較,認為明清江南與中世紀後期至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在生產動力來源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並對兩地工農業生產的发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動力條件的局限性,嚴重地束縛了明清江南工場手工業及與工場手工業相應工業的發展。《明清江南社會生產中的鐵和其他賤金屬》[64],对鐵和其他賤金屬與江南社會生產的關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认為明清江南鐵及其他賤金屬來源狭窄,人均鐵消費量與相近時期的英國相比要低得多,這就使得一些耗用金屬較多的生產工具難以得到广泛的推廣,也嚴重阻礙著生產工具的改進,不利於對外来技術的吸收。
四、城市市場

  關於市場層次或市場等級,學者們的表述不盡相同。吳承明在考察明代和清代前期全國市場時,將市場分為地方小市場、城市市场、區域市場和突破區域範圍的大市場(亦可稱為全國性大市場)四個層級[65]。魏金玉在探討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關系時,將市場分為基層市場、集散市場和中轉市場,並認为大城市多是轉手貿易和集散貿易的市場,中等城鎮多是集散貿易的市場,小市鎮基本是直接供需貿易的市場[66]。劉秀生在考察清代全國市場時,將其分為商品收購市場、商品集散市场和商品零售市場三級市場结構[67]。陳忠乎考察明清時期蘇松常杭嘉湖地區的市場,將其分為市鎮初级市場、城鎮專業市场、城市中心市場[68]。孫竟吳將江南市場分為地方小市場結構,村市貿易與市鎮市場,中心城市市場結構:蘇州、杭州。筆者對江南城市市場的分級,參照陳忠平的看法,但認為市場層次既要能够反映出江南的特色,也要能夠反映出它在全國的地位,而且對於“市鎮”、“城鎮”、“城市”等概念也须有所限定,因此將江南市场分為鄉村小市場(即小市鎮初级市場)、地方專業市場、區域中心市場和全國中心市場四個層級(《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陳學文在其《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69]中探討了江南城鎮的市場结構與網絡。他認為明清江南的市場結構是多層次结構,逐級疊進式互相制約著,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級市場體系:初級市場或可稱地方小市場;一些巨鎮和經濟发達的府、縣城一級的市場即中級市場;商品流通量很大,市場覆蓋面很廣,人口密集,设施齊全,保障體系完備,是商品交換中心,並左右著整個地區和影響著其他地区的商品交換,這樣一類高级市場。也可說是四級結構,即加上全國性市場(最高級市場蘇州),但因為蘇州兼具兩種等級層次,所以一般仍稱三級市場體系。他還指出,明清江南經濟区已經形成,其中心是蘇杭兩城市,以蘇杭為軸心而運转,帶動如松常嘉湖以及如盛泽、烏青、南潯、雙林、南翔等一批巨鎮,此為網絡的第一層,再由第一層的城市、巨鎮推動一般市鎮、村市、市集這一类初級市場——地方小市场,商品流通一層一層向四周輻射,互相牽連,交織成江南繁密的商品流通網絡圖。王衛平在其《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中,套用施堅雅的中心地理論,以市鎮為中心地,將江南市場分為三個層級,即标準市場、中間市場與中心市場,作為各級市場中心地的市鎮,也相應地分為標準市鎮、中間市鎮、中心市鎮三個層次。
  關於市场類型或專業市場,論者颇多。樊樹誌基本上按專業分類,江南的專業市鎮即專业市場,計有絲綢業、棉布業、交通業、鹽業、漁业、編織業、竹木山貨業、窯業、冶鑄業、刺繡業、煙葉业、制筆業、制車業、榨油業市鎮(《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陳學文提出,明清時期江南的商品市场,按產業部類來劃分的商品市场,有農產品的商品市場。包括糧食市場,棉花市场,桑繭市場,竹木茶市場,花果、蔬菜、油料、煙市場;漁牧業的商品市場;手工業品的商品市場,包括棉布(棉紗業和棉織業)市場,絲绸市場,席、建材、圖書、紙笔、文具市場。按商品流通體系來劃分的商品市场,有商品收購市場,包括市集,专業市,莊、行;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場;商品批發市場。他並且認為,明清時期江南市場,生產資料商品市場不如生活資料商品市場培育、發展充分《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筆者著重論述了明清時期江南以米和豆為中心的糧食市場,以棉和布為中心的棉紡織市場,以絲和绸為中心的絲織業市場,以木材為中心的竹木市場,以典鋪和錢莊為中心的金融市場(《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
關於市場整治。李斌以蘇州、松江地區的棉布業為例,述說了清代的假冒商標案,認為為了保護合法商人的權益,禁止假冒商標活動擾亂商品市場,清朝江南地方政府采取了相應的行政措施,給商號發放“行帖”,實行營業許可證制度,規定一行一帖,商號只能在登記的地段經營,不準跨行業經營;建立商標註冊制度;勒碑示禁,把禁止假冒商標列為地方法律條文;对假冒商標肇事者處罰[70]。转貼於 免費论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五、城市商業與商人活動

  陳忠平論述了明代南京商業的發展階段及其特征,認為明初南京市場以市集貿易最為活躍,鋪戶貿易同樣发達,販運貿易也有一定發展,但由於宮府的控制十分嚴格,其时南京商業的發展還是有很大限制;永樂遷都後到隆慶年間,南京由鋪戶當行制向鋪戶買辦制的過渡,使城市商業貿易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鋪戶貿易和贩運貿易迅速發展,市集貿易則退居次要地位;從萬歷初年到崇禎末年,是明代南京商業贸易的鼎盛時期,鋪戶貿易、販運貿易和市集貿易均進一步發展,各類服務性商業也應运而生,尤以茶坊為盛四。陳學文考察了明清時期蘇州商業的前提和特點,其特點是以絲綢、棉布貿易為中心的商業經濟,匯聚了各地客商,以及以蘇州為據點的长途販運商,商人集團的形成和會館的建立,以蘇州府城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密集的商業市場網絡,並出现了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商業經營的新方式和新手段等新跡象;其商業發展的前提是,農業商品化的發展,手工業發達,貨源充足,四通八達的交通條件,重商輕農、儒觀念的變化[72]。
  石錫興探討了無錫布碼頭形成的原因、時間和對當地經濟文化的影響,認為其形成原因在於有大批空閑勞動力,農產品商品化和商品流通水平大大提高,產品有特色,有穩定的市場,無錫交通便利,商業地理位置優越;形成的時代在康熙初年,到康熙中期則開始進入興盛階段;其影响是商業繁榮,無錫知名度提高,文化發展,鄉間市鎮增多,無锡人的商品經濟觀念增強[73]。
  筆者的《明清江南商业的發展》,較為全面系統地考察了明清時期安徽、福建、廣東、山西、陜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浙江、江蘇等省域商人商幫在江南的活動,論述了其經營行業、活動地域、經營特點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樊樹誌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及十余篇論文,陳學文的三本有關江南經濟研究的專著及相關論文,也多論述了各地商人在江南的活動。尤其是徽商在浙江經濟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陳學文指出,徽商參與長途販銷活動,溝通商品流通渠道;參與海外貿易活動,推動了外貿事業發展,並刺激了國內商品生產的發展:徽商投資到生產事業,改变了徽州商業資本的傳統方式,徽商活動深入到中小市鎮與僻遠的山區,對促進市鎮经濟的發展與山區的开發是有積極意義的[74]。吳仁安考察了徽商在上海地區的經營範圍與其成功的原因,其經營範圍包括鹽、茶、典、木和文房四寶、糧食、布帛、皮革、參業、煙葉業、瓷器業及京廣雜貨、草货業等多種行業,其之所以能在當地執商界牛耳,在于徽商能夠吃苦耐勞,堅忍不拔,孜孜不倦地追逐他們心中的“功名”,能以利為義,故財源不竭,在於以群體的力量在競爭中確立起在各商帮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於亦官亦商,官商結合,借助政治勢力發展商業[75]。筆者探討了徽商在江南城鎮的活動,指出徽商在江南十分活躍,大規模經营棉布及其加工、絲綢、糧食、鹽、木、典當及其他行業;其活动主要有獨立經營、商夥制和合資經营三種方式,這種內在經營形式又與其外在的結幫成派的形式相伴而行,不但通過商業資本本身牟取利潤,有的還將商業資本轉化成工業資本,形成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從而既獲取商業利润,又獲取產業利潤;徽商不但在經營上盡施其能,而且還通過種種非經濟活動來為其服務;徽商在江南的活動,加速了江南与全國各區域之間的商品流通,更直接地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深深地受江南地區風土人情的影響[76]。陳忠平則專门探討了徽商與江南市鎮的關系,认為徽商的活動與江南市镇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徽商在江南市鎮經营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是鹽、典當、棉布、絲綢、糧食五大行業。其經營方式主要是结幫團夥,集資合股经營,行商、坐賈相間,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徽商的活動,推動了江南市鎮的興起與繁榮,促進了江南農村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沖擊了江南地區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77]。又在探討了江南市鎮中的布莊與布號後認為,商人資本已由單純的販運貿易进而深入到市鎮的購集、批發貿易之中,商業組織因之更為完備,商業經營方式也更為進步;商人資本開始由單純的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领域,布莊商人都與棉織小生產者建立了直接的購銷關系或供銷關系,布號商人则對踹染加工業形成了間接的或直接的支配關系[78]。

六、城幣功能與地位

  關於城市管理,韓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79],從派官駐軍、編劃坊廂、防治水火、整顿市容、瘞死恤貧、市场管理等方面,探討了城市管理。但他同時指出,中國城市長期處於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控制之下,故其管理也完全操之於各級官府之手,不是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歸市民自己管理。王衛平的《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還著重從治安、防火、水利和環境保護方面考察了江南城市社會管理。關于市鎮管理,林紹明認為,江南市鎮興起以後,封建管理体制隨之變化,有的上升為府、縣級建制,已在事實上按照不同情況形成了不同層次的管理體制。一般來說,地居兩省、幾府之交的重鎮,往往設立府級建制以便控制,而地處兩縣之间,或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的巨鎮,則設立縣级衙門,再次一些的鎮,仍以巡檢司為管理機構[80]。樊樹誌、陳學文的市鎮研究專著及相關論文,都涉及到了江南市鎮的行政和社會管理。
  關於城市的作用和地位,韓大成提出,明代的城市,盡管有著明顯的封建性和寄生性,但畢竟是人口密集、財力雄厚的地方,交通比較便利,信息比較靈通,科學技術與文化教育事業比較發達,因此城市在当時起了積極的、進步的作用。具體則體現為:發展经濟,包括生產技術的不斷改進,農產品的逐漸商品化,賦役逐漸貨幣化;繁榮文化,包括知識的傳播,文艺的繁榮,出版印刷業的進步;振興實學;漸變民風,包括重利轻義,重商輕農,婚姻論財,服舍逾制,倫常失序(《明代城市研究》)。這雖就全國城市和一般而論,但較之明清江南,城市的作用當更為明顯。筆者從市場層級和地位的角度探討了明清江南城市的地位作用,認為蘇州有著全國最大的絲綢、棉布、書籍市場以及絲棉織物染整加王市場,位居前列的糧食市場、金融市場和极為突出的日用品及工藝品市場,還是全國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工商業全面發展的綜合性大都市。杭州是著名的工商業城市,某種程度上与蘇州齊名,但只是江南南部的區域中心市場。南京在明初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明中期到清前期,南京僅是江南的區域中心,溝通了江南與長江上中遊及皖北、河南等中原地區的經濟聯系。上海在鴉片戰爭前已開始顯露出全國中心城市的發展趋勢,但其中心地位還未完全确立。無錫、鎮江等都是區域中心城市(《明清江南商业的發展》)。王衛平論述明清蘇州城市的功能,認為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經濟功能超過了政治功能,蘇州不僅成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成為全國最为著名的經濟城市。他並且具體从城市空間布局、行政地位的提高、人口構成的變化看蘇州城市经濟職能的強化(《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
對于江南市鎮的功能,論者甚多。樊樹志認為,蘇松嘉湖地區星羅棋布的市镇,既是商業中心,又是手工業中心。王家範認為,市鎮形成了經濟網絡,具有形成區域市場必不可少的环節的功能。陳學文认為,市鎮以手工業或商業為主,基本上脫離農業生產,專業鎮周圍形成環狀或片狀的專業村市或村落網。蒋兆成的看法與上述观點有所不同。他認為,市鎮是封建经濟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地主經濟的補充,它的建立和發展使地租、商業利润和利息結合在一起,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巨姓大族的支配。市鎮的手工業生產還基本上處在商品性手工業與自給性農业相結合的階段上。市鎮商品經濟的繁榮,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農副業產品的商品流通上,它是農副產品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品的集散地[81]。對於市鎮的作用,意見較為一致。任道斌認為,杭嘉湖平原市鎮的發展,促进了鄉村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強了封建城市的商業性職能;商業性市镇的發展保護了自然經濟,延續了封建生產方式的解體,而手工業专業市鎮的發展,卻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溫床,推動了江南等地的經濟繁榮[82]。張華认為,太湖流域專業市鎮的兴起有利於城市經濟的發展,明代江南城市商品經濟更加發達繁榮,就在於專業市鎮和集市貿易將大量農產品提供給城市。專業化市鎮也促進了本地區作物布局和经營方式發生了某些變化,吸收了农村經濟進一步向兼業化和專業化發展[83]。蔣兆成則認為,市镇帶有兩重性,它一方面起著分解封建經濟的作用,從而成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源地,另一方面又是封建國家和宗法勢力在農村中的統治據點,而且尚未完全擺脫自然經濟的束缚和支配,因而其發展是不穩定的,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84]。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七、城市人口与城市化

  关於江南地區的城市人口,大多只能在探討城市化的論著中間接窺知。李濟賢的《明代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消長述略》[85],通過考察蘇松常三府的人口消長狀況。發現戶籍統計與实際情況並不一致,很多地方人口不增反減,其原因並不是人口離開了江南,而只是人口為逃避繁重的賦役躲過了戶籍登記而轉移到了他處,可見戶籍人口的消長,與田賦輕重有著直接關系。關於南京人口,筆者認為,洪武初年约近39萬,經過官方組織的幾次大規模人口遷入,洪武末年南京人口近70萬,萬歷全盛時期估計達100萬,而且其時南京的人口结構也發生了變化,政治、軍事人口減少,工商人口的比例增加[86];清代南京人口在乾隆十年前後約有56萬,嘉慶十四年约有110萬[87]。陳忠平認為,鴉片戰爭前后,南京城市人口數量空前增加,實際人口當在百萬以上,大約已經超過了明初南京城市人口規模⑩。韓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認為,南京城市人口明初約為30萬,到洪武三十年大約60萬以上。曹樹基的《中國人口史》第4卷[89]認為,南京洪武四年大約有10萬人,洪武二十四年城中及郊區的居民大約有100萬,估計城市在籍人口達到70万—80萬,若加上流動人口,則南京居民的總數可能达到90萬—100万;永樂北遷後,南京城中的在籍居民大約只有20万—30萬;明代後期,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40萬—50萬。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发展史》探討了蘇州和杭州的城市人口。他依據地方誌所載,用順治十年錢塘、仁和兩縣市民各占该縣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明代杭州人口最高的天順、成化年間為41萬余人;用康熙三年、六年兩縣市民各占該县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清代杭州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間人口為25萬,而乾隆四十九年只有14萬余人。又依據明清兩代杭州城內市民占杭州城市附郭縣人口的比例,估算出蘇州洪武九年人口為11萬,嘉慶二十五年為50余萬,而乾隆十二年不到10萬人。至於人口结構,傅崇蘭認為,杭州商賈人口最多,手工業者次之,蘇州城則除了工商業者、文化人之外,就是一般城市居民和官吏、兵士等。曹樹基在《中國人口史》第4卷中認為,蘇州正德年间的人口合計約有38万,明後期的蘇州城,居民可能超過50萬。太倉在洪武二十四年人口合計不足6萬,是一個中等城市的規模。
  關於市鎮人口。臺灣劉石吉曾對江南市鎮人口作过描述,陳忠平更進一步,認为從明代前期開始,經明中後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諸多市鎮都先后增長了數十戶乃至數千戶,其人口數量並在明中后期及前中期形成了兩個增长的高峰,從而形成了一些千戶左右以至萬戶左右的特大市鎮:號稱萬家的有14個,5000戶左右的有3個,4000戶左右的有2個,3000户左右的有4個,2000戶左右的有9個,千戶左右的有13個,號稱“數千家”的有3個,總计千戶以至萬戶左右的特大市鎮多達50個。江南市鎮人口不僅以其本身數量的增長,而且還以其內在結構的演變,反映並推動著市鎮內部社會經濟结構的發展與變化。特大市鎮之中從事農業生產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絕對少數,甚至已經不復存在,從事工商業活动的居民人口職業專業化程度更高,從事運輸服务業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這些市鎮又集中了一批從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動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無職業的純消費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鎮人口在職业結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構成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在市鎮形成之前的村莊行集發展阶段,其內部人口基本上屬於本地居民,然而當村莊行集發展為市鎮後,其內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漸增多。而在江南市鎮人口結構的演變中,最為值得註意的是其內部階級構成的變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為統治階級,一般工商業者及少量农業居民作為平民階级,從而組成基本階級結构之外,江南市鎮還因內部資本主義作坊手工業及工场手王業的發展,形成了由原始資本家與早期無產者所構成的新的階級關系[90]。
  關於人口流動,馬學強的《論人口流動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91],以江南為對象,探討了人口流動與江南社會经濟的關系,認為外区域人口的流人與及時填補,對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的勃興,某種程度上就與一大批外鄉异地人的流人與定居密不可分。孔潮麗的《明清江南流動人口初探》[92],認為其時的江南,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經濟文化水準高於他地,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勞動者謀生的路子較寬,因而與一般的人口遷移不一樣,不是由人多田少的江南遷出。相反卻是由周圍各地紛紛向江南流動。
城市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不少有關人口的研究,是為了探討明清江南城市化的程度。有關江南城市化的探討,臺灣劉石吉曾提出,向來對於中國城市人口的估計,均以傳統行政中心的縣城、州城、府城、省城及京城為標準,而把各市鎮排除在外,這種區分標準並不恰當,不少明清江南市鎮的人口及商況均超過了縣城,所以當估計都市化的程度時,有些重要的市鎮應該包括在內[93]。他根據縣志的記載,認為乾隆九年吴江市鎮戶數已占全縣戶數的35%.內地學人探討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在市鎮研究中也表現得最為突出。樊樹誌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是一部全面研究明清江南市鎮的专著,既從發展的角度考察了市鎮的興起、分布、內部結構,又從地區和專業的角度分析了江南各地各種類型的市鎮,認為市鎮的興起與發展,反映了鄉村逐步都市化的過程,因而市鎮作為城鄉間的中介和过渡地帶,具有顯著的歷史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傳統農业社會的歷史也就是乡村不斷都市化的過程。王卫平的《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辟有專章探討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他也以目前學界通行的指標即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和城市地域的擴張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指标,認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非傳統型市鎮的勃興,成為城市化過程的主要形式,代表了近世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方向。城市人口的比重最高時在12%左右,已超出全國的一倍,足以說明江南地區是全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而無論在市場的发育水平上,還是市鎮的分布密度,江南地區都是超越其他地區的,因而可以說是全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同時他也探討了江南地區城市化的局限,認為較之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西方的近代城市化,明清時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雖然以商品經濟的发展為前提,卻是建立在周圍農村小商品生產的基础上的,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因而始終只能在近代的門檻前徘徊。至於具體比例,曹樹基估計,明代末年蘇州府的人口,約有11.5%屬於縣城及市鎮人口,而明代末年蘇州府的城市人口多達105萬以上,占全體人口的20%(《中國人口史》第4卷)。
八、城市社會結構

  韓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分權貴勢要之家、富商巨賈、城市勞動者、遊手無赖幾方面闡述了城市的階級結構。王翔《論明清江南社會的結構性變迁》[94]論述了明清江南在婚姻制度、價值觀念、階級结構等方面的變化,認為其時江南出現了婚姻關系衍替與社會等級結構脫序,重商思潮勃兴與社會心理結構嬗变,市民群體崛起與社會階級結构演化的現象。他主張,當時已經形成了一股在社會上頗有影響的、与傳統價值系統相悖離的舆論力量,產生出一種比較自由的社會文化氛圍,從而賦予在发財致富道路上躍躍欲試的資产者以精神上的充實感,有利於推動社會進步的自由競爭。由於生產方式的變化,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正在集結,一个新的社會群體正在崛起,即市民階層。盡管早期江南市民尚无法完全擺脫封建觀念的束縛,尚不能徹底看透封建帝制的本質,從而找到一把解放自己的鑰匙,但是,反抗礦監税使的城市民變,支持東林黨人的群眾鬥爭,都表明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新興的市民階層已經與此前的農民阶級不可同日而語了。这個新興的社會群體,尚處於被压抑狀態,同時又處於不斷壯大之中,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嶄露头角,最終將不可逆轉地成為封建社會的否定因素和对立力量。
  不少論文則對明清江南的某個社會階层作了考察。李洵的《論明代江南地區士大夫勢力的興衰》[95],以傳記、墓誌、行狀和笔記材料為主,分析了明代江南士大夫的身世、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认為明代江南士大夫在登第之前並非富有或權勢之家。进入政界的主要途徑是科舉考试。由於受到政治、經濟上的壓抑,清初江南士大夫仍然保持了明代的地位,但受到的限制更多。段本洛的《明清之際蘇州絲織业中的牙行》[96],從行會的角度,認為牙行對封建生产方式起著強化作用。而陳忠乎的《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和牙行》[97]則認為,市镇中的牙人和牙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在經濟生活中主要起了積極作用,即在官府与行商之間、在商人與小生产者之間、在小生產者之間和行商與坐賈之間起著中介作用。然而牙人與牙行畢竟是封建社會经濟的產物,隨著市鎮內部商品經济的發展壯大,它就日益要求擺脫牙行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控制,同時随著小生產者對市場的熟悉与商人對生產過程的接近,牙人與牙行也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這是一篇難得見到的專論商品交易中介角色的论文。沙鄭軍的《試论明清時期的江南腳夫》[98],論述了江南腳夫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強烈的割據性和排他性、政治上的依賴性、雇傭关系中初步的資本主義性等特點,認為江南腳夫的活動促進了商品流通,腳夫是以職業化吸引了剩余勞動力,對封建生產關系有一定的沖擊力。把脚夫作為一個特殊的劳動集團研究,在明清江南社会結構的研究中並不多见。
對於明清江南市镇的社會結構,樊樹誌、陳學文的市鎮研究專著都有所涉及。如樊樹誌指出,各行各業的客商、店鋪、牙行,以及腳夫、樂人、市井惡少無賴,构成了一幅幅江南巨鎮光怪陆離的經濟生活圖卷,顯示了江南市场興盛時期繁榮昌盛的各個側面(《明清江南市鎮探微》)。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九、城市社會組織

  會館公所特別是明清江南的會館公所一向是海內外學界較為重視的研究课題。如果將19世紀末年歐美旅華人士的有關調查算起,那麽對會館公所的研究已經有了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冬,江蘇省博物館調查了江蘇蘇州、南京、吳江、昆山、常熟、無錫和上海等地的碑刻資料,光蘇州就調查到132處公所,後來編成《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资料選集》[99]。1978年,南京大學歷史系、蘇州歷史博物館與江蘇師範學校歷史系聯合調查蘇州工商業碑刻,又有不少碑記被發現,後來編成《明清苏州工商業碑刻集》[100]。1979年,上海博物館選编了《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一书[101]。這些調查及出版的碑刻集,為研究明清江南工商業組織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彭澤益主編的《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彭澤益選編的《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1998年,王國平、唐力行主編出版了《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102],更為研究明清蘇州的社會生活提供了不少新资料。正是利用這些原始碑刻資料,江南工商組織的研究持續獲得进展。簡單說來,大體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內外學者幾乎眾口一詞,都將會館公所視為西方中世紀那樣的行會。在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長期討論過程中,不少學者還認為會館公所這種行会式的工商組織對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不小的阻礙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洪煥椿利用大量碑刻資料,對蘇州的會館公所作了系統分類,認為有七種類型,即手工業會馆,商業性質的會館,官商捐資合建的會館,手工業和商業相结合的工商業會館,工匠們為了抵制手工業作坊主克扣王資和种種約束,以保護工匠們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會館,帶有地方色彩的同鄉會館,地方官吏創辦的會館。這些工商業會館公所,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产物,同時又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103]。同時,有人對會館公所的市場壟斷權力说法提出質疑,並對比附基爾特(日本學者對行會的稱呼)的做法提出了批評。秦佩珩認为,中國工商業者的“行會”,和歐洲中世紀的基爾特,有着某種程度上的差別,不盡相同。如果把兩者混為一談,或者等同起來,那就很不妥當。這是由於兩者產生的根源不同、性質不同、作用不同,對經濟發展所产生的影響也有所不同[104]。呂作燮則第一次將會馆與公所加以區別探讨,認為會館與公所這種行會組織有著根本區別:前者是地域觀念的組織,後者是同業的組織;前者有仕紳、工商業者、農民等各色人參加,而後者的參與者僅限於工商业者;本地人不設會馆,而本地工商業者都參與一定的行会組織,因此“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王商業行會”[105]。此論一出,先后遭到力主行會說學者的批評。汪士信堅持,商人會館就是一种商人行會,而且是中國式的商人行会,商人會館是商人行會的初級階段,繼續發展,其同業關系的性格就表現出來,而公所则是會館的第三階段[106]。彭澤益更說,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會這一命题在邏輯上存在明顯的問題,顯然不符合事實,對於會館公所这一作為中國行會機构的名稱不應再生懷疑、徒作無謂的爭論[107]。
20世紀80年代後期起,會館公所的研究又有了深化,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臺灣有學者不同意將會館公所解釋為行會,認為既有研究過分夸大了會館公所的市場壟断作用,因而改稱會館公所為工商團體[108];二是王日根把會館作為一種基層社会組織,就全國範圍對會館的社会整合、會館的內在運作、會館的文化內涵等作了全面的研究[109];三是唐文权、虞和平、馬敏和朱英、丁長清等將會館公所与晚清的商會作了對比研究[110]。但是這些研究更多地註重了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而幾乎未再具體考證其數量,利用的多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少會館公所特別是市鎮會館公所還基本上未被提及。有鑒于此,呂作燮首次考證出南京的會館多達37所[111]。陳忠平首次探討了江南市鎮的會館公所,考證出市镇會館33所,公所50多所[112]。筆者更對以往少人探討的杭州、嘉興、湖州、鎮江、常州等地的會館公所作了考证,認為江南各地至少有會館226所,公所356所,共計582所,數量要比以往所知多得多,其中府城以上大中城市會館為173所,公所为293所,縣城以下的城鎮會館為53所,公所為63所,也要比以往所述多得多。筆者同時認為,會館公所有一定的共同點,但畢竟大异其趣,要想真正認識會館與公所的異同,如實揭示其客观歷史實際和基本特征,可從地域和行業的角度,將會館和公所分為地域性和行業性兩大類,即地域性會館公所和行業性會館公所,會館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業性兩類,但又有主次。會館即使表現為地域性的同時也表現为行業性,但地域性占絕對比例,相反,公所即使表現為行業性的同時也表現為地域性,但行業性占绝對比例。會館與公所不但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產生時間上也有较為明顯的先後,就各地區而言,會館公所的產生也有一定的時間差。至於會館公所的性質功能,地域性會館公所是祀神祗的公共建築,聯鄉誼的聚會場所,辦善举的社會組織,謀商務的地域團體,甚至還是地方政府加強治安的輔助力量;行業性會館公所與西方中世紀的行會在內涵上和對经濟的影響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拿西方的行會來隨意框套。會館公所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又與當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基本合拍,不像西歐中世紀行會那樣阻礙生產的发展而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为新的工商業組織的創立和成長奠定了基礎。會館公所和日後的商會都是工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都是以開展工商業活動為主的社會組织,都體現了工商業發展的程度;商會以會館公所的行幫為基礎;商會並沒有替代會館公所的作用,而且必須通過會館公所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商會與會館公所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
十、城市社會生活

王家範從消費風氣、消費結構详實的描述人手,進而對明清江南的消費性質、消費效果、消費觀念、消費政策等作了详細評估,並就徽商作個案剖析,將整個消費行為分為飲食肴饌、住宅園林、衣著服飾、陳設用具、婚喪壽誕、文化娱樂、民俗信仰、科举官場以及納妾宿妓等九類,分別作了深入的考察,認為明清江南存在著突出的高消費現象,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低消費,在高消費結構中,政治性與奢侈性的比重崎高,消費結構具有傳統的病态特征,消費行為仍保持著古代社会傳統消費的鮮明等級性與強烈的政治色彩[113]。羅仑主編的《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論述了清代明清蘇州的社会風俗和社會生活,考察了諸如飲食業、副食品業、生活服务業、文化娛樂業等,認為苏州地區的社會生活,在晚明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追求侈糜,去樸從華,新奇刺激,輕視禮教,已成為當時城市社會風尚取向,社會各階層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多樣化、享樂化的同時,還對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發達,紛呈多樣,該地風尚往往開風氣之先,成為許多地區乃至全國爭相仿效的時尚。而到了清前期,蘇州舉凡吃、住、行、玩,都有相應的服務行業和服務設施,達官富豪可以在那裏盡情享受,技藝百工可以在那裏覓食謀生。王衛平在其《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为中心》中也考察了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認为出現了市民生活與市場的聯系更為紧密須臾不可分割,追求高档次的物質生活,社交形式趨新,追求豐富的精神生活(如娛樂活動多样,民間戲曲流行,市民文學兴盛)等跡象。他並且在日本學者酒井忠夫、星斌夫和夫馬進的研究基礎上,從慈善事業的角度,論述了城市社會事业及其發展的原因,認為明代江南地区民間慈善活動的展開,主要表現為從個別富人的義舉發展到有組織的團體機構,成為清代民間慈善活动興盛的基礎和前提。清代民間慈善活動表現為組織數量眾多、種類齊全、財力充足、參與階層廣泛、活動經常,不僅表现為慈善團體即善會、善堂的數量眾多,規模宏大,還表現為工商業者的廣泛參與。因此,相對於全国其他地區而言,蘇州的慈善事业就其主持者及其慈善團體的類型來說,呈現出更為复雜的情形,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地方社會主持的,還有工商業者主持的,從而表現出鮮明的地方特點(《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为中心》)。筆者的《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設施——以江南為中心》[114],從同行社會救濟的角度,探討了清代徽州商幫在杭州、蘇州、上海、南京以及廣大市鎮的慈善設施與活動,分析了徽州商帮創設慈善設施的出發點、相關規章以及其活動的功效。孟彭興探討了商品經濟與市民生活的關系,認為明代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明代城市的繁榮,同時也促進了明人观念的改變以及社會生活的習俗等方面的嬗變,這種變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對中國社會步人近代文明的價值重構具有先期導向作用,但發達的明代城市始終没能擺脫中國傳統的歷史陰影,发育成長為真正的工商業中心并產生市民階級[115]。
  回顧20世紀最後25年關於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學界的成績是不俗的,舉凡城市布局、城市經濟、城市市場、城市商業與商人活動、城市功能與地位、城市人口與城市化、城市社會結構、城市社會組织和城市社會生活等方面,均有論述。在南京城墻的修築,蘇州、南京、杭州城市經濟的總體研究,蘇州、杭州、南京等城市文化的總體情形,進士等江南文士,文化世族,人文風習,反映城市繁華风貌的畫卷,絲織、棉紡织加工、刻書印書、酿造、造船、工藝制作等手工行业,市鎮的興起、數量、分布、座落、外觀特征、規模、行政管理、工商發展程度、經濟文化狀況、功能性質、與城鄉的聯系等,商業的興衰,市場的層次、等級、功能及其聯系,商人商幫的活動,工商業组織會館公所的興起、數量、分布、发展階段、功能性質、作用以及與商会的區別聯系,城市的分布、層級、功能和地位,城市人口的数量、比重、結構,市民文学和市民社會,城市化的程度估計,城市社會結構及其前後變化,城市社會組織及其活動,城市社會生活、社會慈善事業等方面,都有較为深入的探討,不少专題如市鎮、市場、絲棉織業、商人商幫活動、工商組織會館公所、進士等江南文人、文化世族、蘇州南京的人口、鴉片戰爭前上海的地位等,成果尤其丰碩,多有精辟之論。可以說,中國學界對於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無論在明清史研究領域,還是在區域史研究領域,甚至在城市文化史研究領域,都是令人矚目的,在城市史和區域史研究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富有學術影響。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學界對於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雖然取得了有如上述的成就,但是其不足和缺陷也是相當明顯和突出的。
  纵觀25年的研究,竟然沒有一部关於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著作,甚至連以此為題或主題的研究專論也尚付闕如。
  或許受資料的局限,對於明清江南城市如蘇州、南京、杭州、上海的研究較多,成果也豐,但是對於無錫、鎮江、嘉兴、湖州等中等城市以及各地的县城,則很少有專論。有些城市甚至可以說完全未曾涉及。
  盡管對於蘇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研究較為深入,但從城市文化的角度觀察,未曾涉及的方位和層面仍有很多。對於單個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研究如果差強人意的話,那麽對於整個江南城市群體之間的區別、联系、功能、地位和作用等則几乎未被人提及,至今還未見將明清江南城市作為一個整体或比較其異同的研究性論著。
  即使蘇州、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既有研究做得較好或較為深入,但從城市文化角度立論的論著也很少睹見。江南城市的分布、構造、空間布局、內部社區格局、地理環境、建築風格及其文化意蘊等,富有典型意义和地域特色,然而相關研究既少又浅。
  既有研究對於明清江南市鎮堪稱最為醒目,然而對於鎮江、江寧地區的市鎮,论者難得一見,即使同屬太湖地区,市鎮相當發達的無錫、江阴,也無相關研究。
  分布於各地的工商組織,構成明清江南城市區別于前代城市的明顯特色,但对會館等建築的分布座落和建築特色所體現的文化意境,會馆社會事務所體現的社會文化意義。不是缺少專論,就是探讨不夠深入。
  既有研究論述進士等精英阶層、達官富商等富貴階层者屢見,而於城市編户齊民、手工業者、販夫走卒、里役雜作等城市大眾卻殊少注目。明清江南城市既是全國經濟的重要中心,又是全國文化的重要中心,但是既有研究似乎經济多於文化,上層文化多於大宗文化,高雅文化多於通俗文化,士紳等精英文化重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文化,對于大眾日常生活文化狀况、大眾心態、大眾娛乐形式等著筆甚少,對於曾為江南城市文化做出重要貢獻的廣大能工巧匠,幾乎為研究者所遺忘,對於文化人的活動也著墨不多,對於民間宗教信仰的研究還缺少深度。
  即使對於士大夫的研究較多,但註重其在位作用者多,而對其家居生活卻不甚寓目。對於男子尤其是士大夫的研究甚多,而對於女性文化活動者的研究寥寥無幾。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明清時代的蘇州、南京有着全國最為發達的青樓業,娛樂消遣文化的內容相當豐富,然而對於這一特殊社会階層,既有成果大多不能屬研究範圍。
  江南城市有著各种層次和各種類型的市场,既有研究對商品市場的論述相當深入,而對各地的文化市場的考察相對薄弱,對各種有形市場的探討很多,對文化商品的運作、市場份額的爭奪等无形市場的研究則很少见到。
  明清時期江南的城市化進程在全國可以說是最高的,然而既有研究並未就整個江南地區城市化水平立論,現有的一些城市化論述,涵蓋範圍僅在某些城市和市鎮,采用的方法和論證的途徑皆值得商榷,市鎮人口的探討大多未作市鎮人口和鄉村人口的區分,估計入口以及城市化水平從而高下懸殊。
無論怎麽評價,明清江南無疑是先進思潮、先進观念、先進生活方式和時髦樣式的策源地或起始地,然而在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過後,似乎相關研究未再更進一步。无論市民文學、市民鬥爭以及市民社會的主張者和否認者,實際上都自覺和不自覺地以西方社會的標准來作評價,而很少顧及江南社會的實際情形。
  “财賦甲天下,詞華並兩京”,江南經濟與文化互相促進互為影響,但是至今仍無对於江南經濟與文化關系的專門論述。
  明清江南地區的各类城市文化史資料極为豐富,幾部碑刻集也有所收錄,但是仍有不少文化宗教碑刻如南京的科舉碑刻等未被收錄,引用者固然不多,利用各類資料作出深入的綜合性研究者更属罕見。
  令人欣喜的是,進人世纪之交,在明清江南文化的研究領域,不少選题正在開拓,不少空缺正在填补,不少專題趨向深入。如劉風雲《明清城市空間的文化探析》[116]一書及其《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區:兼論傳統文化在城市空間的折射》[117]等論文,探討了城墻,坊巷與社區,官衙與民居,市廛與寺觀,劇院、茶馆與會館,私家園林等在城市空間分布上體現的文化意境。雖然論述範圍涵盖全國,有些方面所論也過於簡略,但創始之功,不能以等閑視之,如果将其收縮至江南,相信必有一番天地。趙世瑜、周尚意的《明清北京城市社會空間结構概說》[118]也有同工之妙,是一篇探討明清北京城市空間結构的佳作。雖其對象為北京,但於江南城市極具借鑒意义。論者皆謂明清江南人口繁多,但就事論事者多,對於城市人口的社會後果等殊少立論。吳建華《清代江南人口與住房的關系探略》[119]、《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會管理》[120]和《清代吳地的教育環境與人口文化素質》[121],另辟蹊徑,或论人口與住房之關系,或論民間社會之人口管理,或論教育環境與人口素質之關系,三论皆發前人所未發,推動了江南人口研究向縱深發展。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夫的俗趣》[122]從休閑文化角度,不像以往論道士大夫之雅趣,而是著眼士夫之俗趣,考察其表現,探究其原因,推陳出新,也別有意趣。郝秉鍵《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123],探討江南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一一“打行”,陳述其表现,探尋其原因,考察其与商品經濟的關系。以往研究江南單個文物鑒賞家者不少,而以之作為群體考察並不多見,吴琴《明清蘇州商品經濟與文物藏家群體》[124]研究苏州文物收藏家群體,雖有欠深度,但旨趣可嘉。趙堅等人的《吳地工匠文化的歷史傳統與現代拓展》[125],從能工巧匠的含义出發,提出了工匠文化的概念,并進而論述了吳地工匠的創制性業績,雖考證尚欠谨嚴,但立意饒有意味。以往研究上海的興起,多就上海立論,吳松弟《明清時期我国最大沿海貿易港的北移趨勢與上海港的崛起》[126]則从其時東南沿海各地港口的遞嬗來考察上海港的崛起,地理環境的意義得到了應有的強調。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叶至清中葉的蘇州》长文[127],著眼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的關系,亦有新意,为深化蘇州城市研究作了有益尝試。筆者的《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128],綜合利用碑刻、档案、方誌、分家書等資料,重新探討清代江南特別是苏州的棉布字號的經營者、資本額、生產規模、生產加工形式以及坯布收購標準和相關的踹坊數量等。所有這些論著,給人以一個強烈的印象,近年來的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宏觀立論者虽然罕見,但精細研究者綿绵不斷,在選題的角度和探討的深度上,多有可圈可點之作。可以預言,随著快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和城市文化研究的日益受重視,不出幾年,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這一專題,定會群芳爭艷,新品佳作叠出。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註  釋:
  ① 收入氏著:《明清史事論集》,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明清南京城市的發展演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論叢》1983年第2輯。
  ⑤ 陳文學:《嘉興地区市鎮經濟的發展》,載其著《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 《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⑦ 《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的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⑧ 《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⑨ 《太湖流域市鎮名稱形成、演變的特點及其規律》,《南京師大學報》1985年第3期。
  ⑩ 《江南地區小城鎮形成發展的歷史地理基礎》,《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⑾ 《明清時代江南運河沿岸市鎮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⑿ 《明代後期南京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生活的變化——明人繪<南都繁會圖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馆館刊》1979年第1期。
  ⒀ 《明人圖繪的好古之風與古物市場》,《文物》1997年第4期。
  ⒁ 收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⒂ 《萬歷天啟时期的市民鬥爭和東林黨議》,《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
  ⒃ 《明末蘇州織工鬥爭在文學上的反映》,《江苏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
  ⒄ 《明末戲曲中的江蘇織工斗爭》,《江蘇戲曲》1980年第4期。
  ⒅ 《明清時期沒有市民運動》,《平准學刊》1985年第1輯。
  ⒆ 《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学季刊》(香港)1983年第4卷。
  ⒇ 《明清以來江南水鄉古鎮同黑社會經濟與文化風尚探微》,《學術月刊》1996年第5期。
  [21] 《明清出版業的資本主義萌芽淺談》,《平準學刊》1985年第1輯。
  [22] 《谈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年第7輯。
  [23] 《明代刻書述略》,《文史》第23辑。
  [24] 《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5] 《明清上海人文民习》,《學術月刊》1997年第10期。
  [26] 《“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蘇州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
  [27] 《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28] 《明清江南進士研究之二——人數眾多的原因分析》,《歷史檔案》1997年第4期。
  [29] 《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論》,《史學集刊》1997年第4期。
  [30] 《明清太湖地區文化發展芻議》,《史林》1999年第1期。
  [31] 《論明代市民文人》,《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32] 《明清之际蘇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33] 《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4] 《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5] 《中國園林》,廣東旅遊出版社1996年版。
  [36] 《蘇州历代園林錄》,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37] 《論明代江南園林》,《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38] 《明代江南造園之風與士大夫生活——談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記>劄記》,《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輯。
  [39] 《論明清時期苏州梨園文化》,《史林》1998年第3期。
  [40] 《明代杭州城市經濟的發展及其特色》,《浙江學刊》1982年第2期。
  [41] 《論明清時期杭州城市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
  [42] 《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3] 《蘇州地区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4] 《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45] 《明清時期南京城市的發展與演變》,《中國社会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6] 《明代南京經濟探析》,《江海學刊》1986年第3期。  
  [47] 《清前期南京經濟略論》,《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第4期。
  [48] 《上海近代经濟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9] 《清乾嘉時期的上海與英國人尋找新的通商口岸》,《史林》1986年第2期。
  [50] 《上海開埠前西方商人對上海的了解與貿易往來》,《史林》1987年第3期。
  [51] 《明清江南港市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52]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3] 《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54] 《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55] 《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6] 《南京雲錦史》,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版。
  [57] 《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93年版。
  [58] 《論明清杭嘉湖地區蠶桑絲織业的重要地位》,《杭州大學學报》1988年第4期。
  [59] 《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60] 《明清江南地區造船的發展》,《中國社會经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61] 《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中的燃料問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4期。
  [62] 《明清时期江南地區的木材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3] 《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中的動力問題——與中世紀中後期至工業革命前英國的比較研究》,《漸江学刊》1986年第4期。
  [64] 《明清江南社會生產中的鐵和其他賤金屬》,《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
  [65] 《中國資本主義与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66] 《封建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经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7] 《清代中期的三級市場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
  [68]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69] 《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0] 《從碑刻資料看清代的假冒商標案》,《九州學刊》1993年第6卷第1期。
  [71] 《明代南京城市商业貿易的發展》,《南京師大学報》1986年第4期。
  [72] 《明清時期的蘇州商業——兼論封建後期商業資本的作用》,《蘇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73] 《無錫布碼頭述略》,《江海學刊》1994年第2期。
  [74] 《徽商与明清時期的浙江》,《徽學》1990年第2期。
  [75] 《論明清時期上海地区的徽商》,《徽學》第2期。
  [76] 《明清時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動》,原載《徽学》第2期,後收人《貨殖》1996年第2輯。
  [77] 《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鎮的活動》,《江淮論壇》1988年第5期。
  [78]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布號与布莊》,《江淮論壇》1985年第5期。
  [79] 《明代城市研究》,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0] 《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81] 《剖析中國的封建市鎮》,《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
  [82] 《試論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鎮的發展》,《明史研究論叢》1991年第4輯。
  [83] 《明代太湖流域農村專業市鎮興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84] 《明清時期杭嘉湖地區鄉鎮經濟試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85] 《明代蘇、松、常地區戶籍人口消長述略》,《明史研究論叢》第4輯,1991年。
  [86] 《明代南京經濟探析》,《江海學刊》1986年第3期。
  [87] 《清前期南京經濟略論》,《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第4期。
  [88] 《明清時期南京城市的發展與演變》,《中國社会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89] 《中國人口史》第4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90] 《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察》,《南京師大學報》1988年第4期。
  [91] 《論人口流動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史林》1995年第1期。
  [92] 《明清江南流動人口初探》,《安徽史學》1997年第1期。
  [93] 《明清時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94] 《論明清江南社會的結構性變遷》,《江海學刊》1994年第3期。
  [95] 《論明代江南地區士大夫勢力的興衰》,《史學集刊》1987年第4期。
  [96] 《明清之際蘇州絲織业中的牙行》,《光明日報》1981年5月18日。
  [97] 《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的牙人和牙行》,《中國经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98] 《試論明清時期的江南腳夫》,《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4期。
  [99]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年版,參見宋伯胤《蘇州清代公所調查》,《江海學刊》1958年第5期。  
  [100] 《明清蘇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1] 《上海碑刻资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2] 《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03] 《論明清蘇州地區会館的性質及其作用——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之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04] 《史海夜航——我對於經濟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1年第5期。
  [105] 《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会》,《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6] 《明清商人會館》,《平準学刊》第3輯下冊,1986年。
  [107] 《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导論》,參見同作者《中國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08]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苏州城的新興高商業團體》(碩士論文)、《商人團體與社會变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与商會》(博士論文)。
  [109] 《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变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0] 唐文權:《蘇州工商各業公所的興废》,《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虞和平:《商會与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版;丁長清:《試析商人會馆、公所與商會的聯系和區別》,《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11] 《南京會館小誌》,《南京史誌》1984年第5期。
  [112] 《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13] 《明清江南消費風氣与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
  [114] 《清代徽州商幫的慈善設施——以江南為中心》,《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15] 《明代商品經济的繁榮與市民社會生活的嬗变》,《上海社會科學院學术季刊》1994年第2期。
  [116] 《明清城市空間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7] 《明清城市的坊巷與社區:兼論傳統文化在城市空間的折射》,《中国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118] 《明清北京城市社會空間结構概說》,《史學月刊》2001年第2期。
  [119] 《清代江南人口與住房的關系探略》,《中國人口科學》2002年第2期。
  [120] 《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會管理》,《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2年第4卷。
  [121] 周向群主編:《吳文化与現代化論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2] 《明朝江南士夫的俗趣》,《史林》2002年第3期。
  [123] 《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4] 《明清蘇州商品經濟與文物藏家群體》《東南文化》2001年第5期。
  [125] 周向群主編《吳文化與现代化論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6] 《明清時期我國最大沿海貿易港的北移趨勢與上海港的崛起》,《復旦學報》2001年第6期。
  [127] 《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苏州》,分載《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和第2期。
  [128] 《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下载论文

論文《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舉要(1976—2000年)》其它版本

歷史學論文服務

網站聲明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論文下載地址 | 代寫論文 | 作者搜索 | 英文版 | 手機版 CopyRight@2008 - 2017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京ICP备170627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