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先秦青銅器銘文之制作 ——有關“漏鉛法”的一點證明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作者: 李誌偉
上傳時間:2006/4/13 16:08:00

提要

筆者通過實踐,對先秦青銅器上鑄造的陰紋銘文的制作方法進行初步論證。

關健詞:曾侯乙編鐘、青銅器銘文、 陶範法、 失蠟法、 漏鉛法

—、問題的提出
  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隨縣(現為隨州市)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我國科技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65件編鐘上所鑄兩千八百二十八字的銘文(1),其文字之優美,線條之流暢,深為海內外專家所稱譽(圖一)。
  這些編鐘以及上面鑄造的銘文是如何制作出來的,人們普遍認識是陶範鑄造。但實際正如一位從事實踐創作的鑄銅專家所言:“以今日之技術,用陶模法制作可與殷周青銅器之優品相比美的作品,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2)。歷代至今仿制的青銅文物,稍微好一點的幾乎全是采用熔模鑄造。鑄造業內人士都知道,翻模鑄造的鑄件表面光潔度,尺寸的精密度和復雜的程度較之熔模精密鑄造均遠遜之,也從未將任何一種翻模鑄造歸納到精密鑄造範疇之內。遺憾的是,陶範鑄造恰是翻模鑄造中的一種。同樣如此,那些鑄作成形的青銅器銘文,筆劃精細流暢、字跡清晰、字口銳利的陰紋銘文是如何制作成形的,也隨之成為了一個謎。這些看似對制作工藝要求不高的鑄造銘文,兩千年來卻困惑著所有作偽者,即使是千方百計他們也難以逾越這一道檻,因此只有采用鏨刻、腐蝕,甚至萬般無奈拙劣到不惜將真銘殘片鑲鑄偽器上作假無計可施的地步(3)。於是青銅器銘文迄今仍是鑑定古銅器真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之一。
  查閱有關資料,談及銘文字面的研究頗多,至於這些銘文是如何制作的則涉及甚少,往往一筆帶過,甚至避而不談。不過從只言片語中也不難獲知,歸納起來不外兩種方法:1、模印法,2、浮雕法。仍處於紙上談兵階段。可以這麽說,時至今日尚未見用陶範法將符合先秦銘文之特征的銘文鑄出一個字來。順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只要找出這些銘文制作的方法,並能在實踐中成功地復制出符合先秦銘文之特點的銘文來,所有先秦陰紋銘文銅器的鑄造方法依此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陶範法銘文制作分析
  我國的先民在固體物質上文字的創作,素有陰刻的傳承,因為直接刻劃而成,方便明了。如早先的陶刻文、甲骨文,後來的石刻文、木刻文等,在先秦時代基本都是直接加工陰刻成文。當然我們也不能漏掉青銅器上的鑄造銘文,由於那時沒有鋼刀(4),因而無法在堅硬皮實的青銅上鏨刻銘文,當時也只能鑄文。它也是陰文,字跡清晰,筆劃流暢圓潤,從硬筆書法的藝術角度和造字的精密度上講,都遠遠超出上述幾種陰刻文。如果銘文是由陶範翻鑄的話,最簡便的方法應如陶刻文一樣直接在陶範上陰刻,其結果鑄出的銘文應該是陽文。先秦鑄造銘文的始出與湮滅,輾轉一千多年,我國聰慧的工匠們都不約而同一反傳承,棄簡就繁地摒棄簡單明了的陰刻技法,而采用復雜繁瑣似乎可行的模印陽文或浮雕陽文,然後再翻鑄陰紋銘文的制作方法,有似牽強不合情理,這並非不是一個疑問。 我們先談模印法,所謂模印法,就是將陰刻的字模壓印在泥範上的一種制作陽文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否可行,不少人通過對銅器銘文精細觀察註意到“通常銘文的深度大約在0.5-1毫米左右”(5),“鑄成的銘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覺”(6),甚至“鑄字佳者每上狹而下寬”(7)。頗有熔模鑄造所獨具的倒拔模的特點。也就是說,字模的字口呈直角,甚至大於直角,形似燕尾槽,沒有拔模斜度,其唯一結果是,印起,模印成形的泥質陽文鑲在印文中一起帶出,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鑒於字模刻文深度超過0.5毫米,字口的寬度須達1毫米以上形成的坡度才能利於起印,模印陽文完整。又因為要修整拔模斜度,刻的所有筆劃必須走幾刀才能完成,從而致使字跡生硬不流暢,鑄出的銘文寬度也要超過1毫米。在實驗中我們還發現,壓印出的陽文不清楚,其原因是封閉在字模與泥範間的空氣產生的負壓阻止了泥的進入,造成了字跡的模糊。只能用手拍打字模,在瞬間強壓下將泥擠入空氣排出,但也只能是相對比較清楚將字跡模印出來,原由是拔印時產生的黏度拉力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精度損耗,而後泥範在幹燥過程中產生的無法控制的自由收縮還會進一步加大銘文精度的流失。這些都是熔模鑄造總體精度要顯著優於陶範鑄造的原因所在。模印壓泥深度約在0.5-1公分左右。鑒於字模只能拍打壓印,它一次只能小範圍模印單個字至多數字,要想隨器形就字路同時模印出數十字甚至上百字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者,模印壓泥深度不易掌握,假如第一個字模在壓泥0.5公分就能夠較清楚完整地模印出字跡來,第二個字模在同樣深度並不一定能,這與字模刻文的粗細深淺、筆劃的多少、以及手的力度輕重都有著極大的關系。而且還不能出錯,如果最後一個字印廢的話,前面所有印好的字都得推倒重來。還有,模印壓泥時擠出的邊泥也不好修飾處理。必須說明的是,即便銘文字範是壓印成形的,壓印形成的凹下框痕,經過翻鑄後也該是相對應的突出於器表的凸上框痕,不應仍是凹下框痕,如秦公簋銘文(8)。當然,模印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將字模朝上用泥直接壓印,但壓泥緊,泥與字模粘連強度隨之增強。我們曾試圖在字模表面抹油減低粘連強度,效果並不明顯,要想從刻有成組細而深的陰文模板上將壓印的泥片完整無損地揭起,同樣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這些現象都與發現的絕大多數青銅銘文特點相去甚遠,且工藝繁雜,效果甚差。所有這些都表明模印法不適用先秦銘文的產生。
  我們再看浮雕法,所謂的浮雕法,就是在有銘文的位置上,預留一片薄薄凸起的泥層,然後在上浮雕陽文字範。這種看似簡單的方法是否可行,以曾侯乙編鐘銘文為範本,囿於泥質濕時滯澀和幹時疏松的物理屬性,我們的實驗證明,就是費盡心機百般設法仍也無法對應精確地浮雕出編鐘所載那怕是最簡單的“乙”字銘文來,編鐘銘文的可操作精密度已遠遠超出泥範材質本身質量可承受能力。還有在編鐘位置較偏僻處,如側鼓處,我們發現有些銘文字拙,較隨意,這也是在規範浮雕中不應出現的現象。另外,我們還知道一些長篇銘文中劃有精細整齊的長方形網狀格線,一格一字,井然有序,它仍是陰紋,如大克鼎銘文(9),尚若是陶範翻鑄,難道這些格線也有必要在範上浮雕而不直接陰刻,且不說這些格線能否浮雕得這樣精致自然。其實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西周早期王室用作成周鈴(圖二)(摘自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3428)上的陽紋銘文就己經如實反映出當時用陶範直接鑄器和其銘文的真實制作水平狀況。歸納其結果所能得出的唯一合理解釋是,編鐘銘文只能陰刻,就字跡流暢圓潤而言,應是在細膩的無紋理的較軟質載體上用磨尖的硬筆,較輕松自如地運筆書寫,明顯有別於在硬材上走刀硬刻,如曾侯乙編磬上的石刻文(圖三)。
  其實早在宋代的趙希鵠已註意到這些問題,《洞天清雲祿集》載“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字。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之物也。”到漢代以後,因先秦鑄造工藝失傳,一段時期裏只能範鑄,由於在範上陽文難作,陰刻易成,只能鑄出陽銘,偽作者為仿古銘,刀刻字如石刻文,不難辨識。
  綜上種種分析和實驗,通向陶範鑄造陰紋銘文的假說都一一難以現實。種種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凸現出熔模精密鑄造的特點,那麽我們熟悉的蠟模鑄造是否可行呢?

三、失蠟法銘文制作分析
  為了滿足王公貴族統治階級好古,崇尚古銅器的嗜好,我國歷代官方和民間都有仿造和偽造古銅器的生產,如元代官設手工業作坊中有“出蠟局提舉司”。這說明,至少在元代以前古銅器的仿造和偽造方面已經使用了失蠟法。
  那麽使用失蠟法鑄造的銘文效果又是如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宋仿商“政和”鼎,其造型、紋飾極精,但銘文字口淺,字體模糊,整體看來形似而無神(10)。故宮藏元大德年間仿西周豆,蓋內銘文不工整,模糊(11)。
  從上可知,失蠟法雖然可以形似地鑄造出銘文來,但從神似上仍難逃過一般玩家的法眼。這種情況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們知道,可熔性物質在固化過程中,都會率先凝結成一層皮,皮的組織結構致密度和強度都要大於內部的肉。就好比人的皮膚一樣,如果皮不破壞,它能夠密封地均勻分散承受外部的一定壓力,即使在肉質較軟的情況下,整體壓縮,也不會出現局部受壓嚴重的現象。但是皮破,在肉質較軟的情況下,皮破肉翻處的局部,它的抗壓承受能力將會受到極大損壞。蠟模鑄銘的情況正是如此。蠟質軟,組織結構松散,刻銘是在蠟模成形後破皮見肉,其翻起的多余蠟肉成破碎片、粉狀。鑄型在結殼過程中會產生很大的脫水收縮力,字口破皮處自然也就被壓縮得模糊不清,換句話說,蠟模在受壓狀況下,對銘文精度的控制是有限的,從而致使鑄出的銘文模糊,用手平摸銘文約有凹陷感。這也是千百年來困惑那些作偽者,銘文必須經過再次加工,鏨刻或腐蝕才能清晰成形的主要原因。復制曾侯乙編鐘證明,所有編鐘的銘文都是在鐘鑄成後素面鏨刻,才得以清晰示人(12)。其實要區分鑄銘和刻銘並不難,鑄銘是一次成形,皮是完整的,銘文裏、外與鑄器色澤一致。鏨刻銘是在器物鑄成後,破皮傷肉,在色澤上和耐腐蝕上都同原封皮色存在著很大差異,腐蝕銘也是如此。
  綜上所述,古銅器銘文不可能由陶範法產生,失蠟法鑄出的銘文又模糊不清,那麽這些實實在在的鑄造銘文擺在我們面前,在當時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究竟是用什麽方法制作的呢?對此我們開拓思路,認為古代鑄造廣泛使用的範材泥料由於材質細膩、可塑性優良、耐火度高等諸多優點,在當時情況下是無條件可選擇的,但作為熔模的材料,只要是不借用任何外力作用的一般普通明火就能很方便熔化、流動的物質都可以用作熔模材料,而符合這一條件的物質在先秦時期是有的,並已進行手工業化生產很容易獲得並能重復使用,它就是低熔點易熔金屬鉛和錫,在當時情況下是可以有條件選取的。於是我們提出一個全新的看法,青銅器銘文是“漏鉛法”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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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漏鉛法”銘文制作分析與實踐證明
  所謂“漏鉛法”,就是一種以軟質、低熔點金屬鉛、錫為熔模料的綜合型易熔金屬熔模鑄造法(13)。主要擬以鉛金屬為主。大致方法:用泥範分部位鑄鉛質熔模、組焊成形、雕花刻紋、糊泥制範、漏鉛澆註這幾道工序逐步完成。鉛質軟,用指甲即可在上劃痕,青銅刀具在上走刀運筆當可遊刃有余;可焊性能優良,自身就是用作鑞焊的焊料;致密度高,也就是肉結實,可以很輕松地承受泥範結殼脫水時產生的壓力,使之範泥緊貼鉛模.銘文精度不會受到象蠟模那樣的損耗,復印效果甚佳,也就是鉛模在受壓狀況下能夠對銘文精度進行完全控制,鑄出器的銘文精度可達到與鉛銘不差的程度;熔點低、比重大、流動性好、在熔模漏出時不會受到滯留,熔模幹凈等等。該方法能夠使我們的祖先在當時極其簡陋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有機綜合拓展地使用全部現有金屬制作工藝,化繁為簡地、使之不可能成為可能地生產出眾多迄今仍令人望物興嘆的青銅藝術瑰寶來,先秦時代雖貧瘠但完備的土壤經過我們先民勤勞智慧地耕耘,促使了漏鉛法生根、開花、結果,它所依托技術的可行性和實物的可能性在考古發現中均有案可查,一些關於古代鑄造方面的難解之謎,例如編鐘上“成倒刺狀”翹起的龍紋(14)、陶範上“細致到能在一毫米內並列六、七條線的微雕花紋”(15)、模型無法取出的半圓合瓦形帶十八個鐘枚圓孔的倒拔模鐘範(16)、以及銅器上的銅焊痕跡是如何得來的等等,也大都可在漏鉛法中得到切實合理的解釋(17),僅以對銘文精度的可行控制而言,陶範法完全無法控制銘文精度的大量流失,失蠟法對銘文精度只能進行有限控制,而漏鉛法則能夠行之有效地對銘文精度進行全面完整控制,具有種種陶範鑄造乃至失蠟鑄造所不可比擬的諸多優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了檢驗漏鉛法的可操作性和銘文特點的一致性,我們特在仿古條件下采用漏鉛法的基本工藝試鑄銘文樣品一塊,為了保證作品的原創性,我們對試鑄件未作任何修飾,使之原汁原味特征明顯。
  準備工作,剪切13.5公分長,4公分寬,厚2毫米鉛板一塊,磨尖的普通大號鐵釘一枚,硬度不會超過青銅。當然,筆鋒可以根據不同需要磨成斜口、平口等,鋒尖的角度也可大可小,字路也應有所不同,我們只是隨意磨尖,未作過多講究。操作,雖然筆者手拙,第一次以鐵釘為筆在鉛板上寫銘,但尚能較流利,輕松自如地寫出“曾侯乙、鉛模、李作”七個字來(圖四),其中“乙”字因為手生出現走筆斜滑現象,又重新復寫。運筆適宜深度為0.5毫米,最深持筆運動深度可達1毫米。由於走筆的擠壓,切開的多余鉛肉向兩邊朝上呈銳角完整分開,若走偏鋒,鉛肉則向一邊翹起,有字口小、底大的感覺。用手平摸,有明顯的磨錯感。字口寬度約在0.5毫米左右。銘寫完後,漏鉛澆註,最後成功鑄制銘文鑄件一塊(圖四)。
  雖然我們是業余者,目前尚無條件接觸有關銅器銘文,有限的感性認識僅只來自二手資料,但這更能使我們的研究如實客觀,讓有條件接觸銅器銘文的有識之士比照分析。現將采用漏鉛法鑄作的銘文特征謹述如次:
  1、銘文字口、字底與鑄件皮色一致,完全符合鑄造銘文特點。
  2、銘文所有筆劃皆較流利、舒展,一筆走完,沒有出現滯筆現象,具有硬筆書法中運筆的寫意。
  3、銘文字口寬度與字底深度平均為0.5毫米,字底、字壁平滑如一,字跡清晰分明,明顯有別於鏨刻字。
  4、銘文字口成銳角向上凸起,用手平摸,有明顯磨錯感,與鉛模寫銘手感全然一致,標誌鑄造精度極高。
  5、銘文筆劃交叉點,有明顯交叉重疊走筆通道阻隔壓痕(圖五)。也就是說,如果第一筆是橫寫,第二筆豎寫交叉經過翻起的鉛肉形成的凹溝會隔斷橫寫的字槽,可明顯分辨出筆劃的先後順序。
  我們的實驗表明,在仿古條件下,只有漏鉛法完全具備制作先秦銘文的唯一可能,尤其是上述第四、五特征,據筆者所知,是人們談及銘文特征中所忽視(可能註意到因無法解釋而有意回避,或其它原因)的兩個極其重要的特征,也是陶範鑄銘和失蠟鑄銘所不可能具備的,漏鉛法獨有特征,其中第五特征,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西周晚期青銅器師酉簋銘文中(圖六)(摘自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864)就得以明顯的反映,完全符合先秦銘文之已知所有特征。由於漏鉛法是一種造型精度極高的能夠對銘文精度進行完全控制的無損耗熔模精密鑄造,使之鑄出的成品與鉛體熔模別無二致,實際我們的這一證明,所有對此感興趣的專家學者們都可很方便的自行重復驗證,只要有鉛板一塊,用尖狀硬筆在上寫銘,您將發現稍加修飾,會十分便捷地復制出與之相對照的古代銘文來,其具體特征亦了然一致。不僅如此,我們的實驗還證明了漏鉛法的可行性、鑄造紋飾的高清晰性和漏鉛法先秦時期存在的確實性。
  如果我們不迷信陶範鑄造,回過頭來重新認識,仔細讀研那一篇篇先秦鑄造銘文,它不就是古人留於我們的“鉛書銅卷”,陰紋銘文銅器的始出,標誌著“漏鉛法”的誕生!


攝影:湖北省博物館 郝勤建
註釋:
(1)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483。
(2)松丸道雄:〈西周青銅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日本考古學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東方書店,1990年,頁305。
(3)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538~542。
(4)見註3,頁542。
(5)見註2,頁304。
(6)見註3,頁538。 (7)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考古學專刊.丙種第二號》,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137。
(8)見註7,圖十八乙,秦公簋銘文。 (9)李艷:〈專家解讀大孟鼎、大克鼎>,《文物天地》,2004年第四期,頁74,大克鼎銘文。
(10)程長新、王文昶、程瑞秀:《銅器辯偽淺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6,圖七。
(11)見註10,頁10,圖一一。
(12)承湖北省博物館譚維四先生面告。
(13)李誌偉;〈曾侯乙編鐘鑄造方法之我見---兼論先秦青銅鑄造工藝>,臺北《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12月,頁109。
(14)見註1,頁477。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侯馬鑄銅遺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頁57。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侯馬陶範藝術》,普林斯敦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5,圖版22。 (17)見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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