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明變,百川競發——讀《蒙文通文集》兼論蒙文通先生的史學成就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作者: 劉復生
上傳時間:2006/4/5 10:45:00

  蒙文通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卓爾不群的國學大師、國史專家”[2]。經蒙默教授長期的悉心整理,《蒙文通文集》共六集近年已由巴蜀書社(1987年~2001年)出版完畢。該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學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收錄近百篇(部)著作,共約230多萬字。內容包括先秦兩漢的經學及諸子學,晚周、六朝、兩宋史學,佛學中的禪學和唯識學,道家和道教學,宋明理學,古地理學,古代民族史,古代社會經濟史等方面,如百川競發莫涯涘,近世大家,少有出其右者。涉及範圍之廣博,論述之精深,令人驚嘆。所論莫不探源明變,往往出人意表,許多篇章已經成為20世紀學術領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聲譽播於海內外,受到眾多學者的服膺,充滿著很大的學術魅力。《文集》所收錄的論著,許多都艱於查找,有一些則是首次刊布,《文集》的全部出版,是我國學術文化上的一件盛事,必將推動海內外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交流。作為未得有機會聆聽大師教席的晚生,捧讀《文集》,心向往之。揣度大意,試論先生崇高的史學成就,或未能達旨,願領責辭,幸宥其“雖不能至”之心。
  “三皇五帝”的傳說在中國深入人心,蒙先生受廖平師的啟發,詳考而論之,乃破舊說一系相存之謬,1927年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是作研討了“三皇五帝”體系的形成和演變,指出此三五體系乃戰國晚起之說,不足為據,諸傳說帝王不過為上古各長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新論一出,史壇震動,在當時流行的重新認識中國古史的疑古思潮中獨樹一幟。進而提出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3]。由於文化系統的不同,這三個區域的古史傳說有很大差異。進而論夏商周三代的興替,以及三代文化之異同與統緒,這就把紛繁糾結的上古史理出了一個頭緒,使千百年來許多爭訟未決的問題豁然而通,開創了我國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其科學性已經為後來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新發現所證實。《山海經》也是蒙先生據以作為論證中國上古區域文化的主要依據之一。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註意到這部“奇書”在研究上古史上的意義,其中蒙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4]。先生“把該書提到古史研究的適當的地位上”[5],考察它產生的“時代”和“地域”,特別註意到該書“把古巴、蜀、荊楚之地都作為‘天下之中’來看待”,認為《山海經》是“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傳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6],雖然千古之謎為之破解,然出言之謹慎從“可能”一詞中可以看出。古來關於昆侖的傳說神話很多,蒙先生正確地指出:“有神話焉,不盡為神話也。”[7] 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侖為“天下之中”的時代和語境,可知以神話為史實或全然視之為虛妄,皆有失於偏。我以為大凡神話,皆可作如是觀。
  蒙先生於1927年任教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前身)起,開始探尋周秦時代西戎、赤狄、白狄諸民族先後遷徙之跡。30年代任教天津,在顧頡剛先生的催促下,陸續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諸文,刊於《禹貢》雜誌,引起國內外學界對周秦民族的關註和爭論。諸篇從空間上追溯民族遷徙流動之跡,從時間上洞悉到前後同一族稱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進而觀其民族融合之勢,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其時時勢巨變,日寇肆虐,蒙先生深感對中國古代民族歷史變遷進行探討的重要性,體現了深切的現實關懷。七八年間,文稿隨先生舟車南北,足見其在先生心中份量之重。諸篇後合為《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約十余萬言,先於1958年出版。今《文集》之《古族甄微》卷又補以失收的《東夷之盛衰與移徙》等文,加上後來對越史和巴蜀史的研究,先生對中國上古民族的研究,四方已無缺漏。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蒙先生從不同民族的流動中,發現與先秦各學術流派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縱言儒法之爭,析釋荀子、《管子》、道家思想,以為:“儒、法為周、秦新舊兩民族代謝之思潮,楚以道家之說錯其間,並峙而為三,一現實,一神秘,一適衷於二者之間,形成哲學上之三大系統。”[8] 從民族興替之跡中,發現文化學術的變遷,這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貢獻和特點。
  蒙先生晚年對包括巴蜀在內的南方民族史特別關註。50年代,論巴蜀古史,回答了巴與蜀的關系、巴黔中、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經濟變遷等,均發微見著,令人觀止。在此基礎上,進而論巴蜀文化的特征,認為“蜀人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未能篤信儒家的學說,仍然酷好文學”[9],“辭賦、黃老、律歷、災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10]等,極為深刻,乃為眾辨紛紜的巴蜀文化論中的不朽篇章。論漢唐間蜀境民族的變動,明辨入蜀僚人與賨人(亦有僚稱)之別,最具卓見。《越史叢考》是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論著,是為回答南方民族史上的若幹重要問題而作的。越南史家陶維英謂“春秋戰國以前,當另外一個大族(漢族)占據著黃河流域的時候,而越族卻占據著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顯然是對中國南方民族上古史的一大歪曲。《叢考》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謬,論楚、越不同族,明陶氏之舛謬於天下。對古史所載“百越”諸民族作了具體分析,揭示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變遷史跡,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其中《安陽王雜考》一章,揭古蜀開明王南遷史實,與徐中舒先生《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一篇得出大體相類的結論,都為蜀史添上新章。特別令人感動的,《叢考》是在那場浩劫中晝系“牛棚”、夜歸伏案的艱苦條件下完成的。整理出版後,引起極大反響。書中“始終貫串著愛國主義精神”(李一氓語),被公認為是20世紀有關中國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莊蹻王滇辨》是一篇考辨性質的論文,從事件發生的時間上、路線上、地域上和人物上考察,認為《史記》所載多誤,極富思辨功力。需要指出的是,蒙先生雖長於考辨,但不為考辨而考辨,甚至還比較看輕單純考據的作用,曾批評說:“以考據治史,所以不免於支離破碎,全無貫通之識。”[11]這個思想,先生是一以貫之的。
  蒙先生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一語以言治史,認為“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12]。先生論學往往高屋建瓴,可由此史學思想中找到答案。他在1935年評劉鑒泉《學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國學術,自建安、正始而還,天寶、大歷而還,正德、嘉靖而還,並晚周為四大變局,皆力摧舊說,別啟新途。”[13] 50年代,蒙先生發現中國學術演變的四階段竟與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四階段、賦役制度演變的四階段“密切符合”。又指出:“其余如選舉制度,也由漢的郡國貢舉,一變而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變而為唐的考試制度。又如府兵,也由漢的寓兵於農,一變而為六朝的兵戶(唐初府兵),再變而為晚唐的募兵。也都頗能和農業發展的階段相配合。應當認為這些現象都絕不是偶然的,都應有其一定的內在聯系的。”[14] 但以賦役制度和國民經濟的關系最為密切,故特作為重點討論,遂有長達九萬言的論文《中國歷代農產品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的撰述。該文打破王朝體系,考察了二千年來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演變之跡,是一篇體現深厚兼發揮“明變”觀點的力作。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變化早就受到蒙先生的關註,該文論中唐的社會變化,進而論中唐在學術上發生的革新運動“為宋代一切學術的先河,及至宋仁宗慶歷以後,新學才走向勃然興盛的坦途,於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天下了”[15] 近數十年的對唐宋儒學復興或宋學的研究表明,除了對此加以“補充”、“細論”或者“修正”之外,未能超越這個結論,這也許就叫做先見卓識吧。20世紀50年代,在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呈現一邊倒的時候,蒙先生撰著了約五萬字的《北宋變法論稿》,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王安石的變法活動,表示出治學求真的可貴精神。“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實效與結果”[16],對變法的後果作了否定的評價。撰成後曾為學生作專題講授並將部分手稿油印散發,引起很大影響。由於“不合時宜”,該文一直未正式發表,直到1999年才因文集的出版得以刊布。王曾瑜先生最近指出:“這當然是近代研究中首次提出否定熙豐變法的成果,值得我們後學者珍視。”[17]蒙先生是上個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創者之一,早在30年代就曾撰文縱論宋代史學、北宋變法、南宋和戰等問題,數量或者算不上很多,然而卻不茍同於人,極有份量,啟人深省。
  蒙先生論古史,較早註意對社會經濟史的研究。30年代即有論周代之商業、秦代之社會、漢代之經濟,50年代又繼續對先秦諸代田制、歷代農業和賦役制度、宋代商稅和城市、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等進行了研究,合而視之,一部中國古代經濟史大綱已然大具。論西周田制乃鄉遂異制、徹助並行,區別殷遺民和周民之不同。針對長期各持異辭的井田制問題說:“文獻記載上的井田制度,本來就有兩種,一種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一種是學者們所理想的,前者是階級嚴酷的不平等制度,後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制度。”進而認為,“漢以下說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無怪乎大家稱頌什一之政”[18]。這一見解為我們找到一把進一步研究井田制的鑰匙。又論周代雖為一封建時代,然而諸侯大夫多“以安定工商業為此時代之美政”[19],因而促成了商業的發達。春秋戰國之際,布衣卿相崛起,必躋貴族階級而去之,必擯富商賈階級而抑之,這也是戰國諸子之學無一不主於均富而抑商者的原由。蒙先生讀漢譯社會經濟諸書,頗感從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歷史法則”不能視之為“世界法則”,批評那種“以能襲西方之陳言為名高”[20]的食洋不化的學術傾向。論秦為新興民族,為何也行抑商政策這一“最難通者”認為:“秦之資本不及山東之國,不抑商,則山東之國可以制秦經濟之死命。”[21]論漢代經濟思想,以為沿周秦均富與重農抑商之政,爭論也尤為激烈。儒者抑富之說,影響及於後世政治,“重農抑商遂為中國歷史上根本之國策”22,至清末猶然。儒家均富,故而“節制資本亦遂為中國長期傳統之政策”,遂形成中國“獨特之歷史”[23]。對歷代社會經濟史和儒家經濟思想及其影響的揭示,是相當深刻而有說服力的。
  《古地甄微》卷收錄古地理學論著12篇。先生因研究古史而進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證,但不是單純地考察地理沿革,著重點仍然在於察古今地理演變之跡,開拓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如以《周書·職方》較《禹貢》則洞悉“漢族開拓之情”[24];觀動植物古今之變提出古代黃河流域的氣候優於長江流域,提出“文化之興”與物候變化不可分割的關系。在治古水地之學中,發現《水經註》疑誤甚多,提出以治經之法治古地學的新方法,以正清人株守《酈註》之失,在“酈學”研究中別具新意而獨樹一幟。
  蒙先生《中國史學史》雖尚未最終完成,然已為大具。與一般史學史著不同,是書著重於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及其與當時各種學術思想的關系。先生曾言:“竊以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宋為盛,余皆遜之。於此三段欲稍詳,余則較略。每種學術代有升降,而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子長、子玄、永叔、君實、漁仲,譽者或嫌稍過,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業而觀其先後消息之故,不樂為一二人作註腳也。”[25]註重史學的“先後消息”亦即其發展的歷史和歷史哲學,不把它作成為史學家作註腳的史學史,正是蒙先生史學史的一大特點,此亦即先生所提倡“觀子之法觀史”、“以治諸子之法治史”之意。正如蒙先生所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26] 該稿40年代曾刊布其中大部分,酈家駒先生指出,這是“第一部史學發展史,第一部把史學的發展置於古代學術思想這一廣闊領域裏進行考察的史學史,是一部沒有先例的重要創舉”[27]。
  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蒙先生讀《抱撲子》,進而引起對道家和道教史的不懈探尋。先生在讀《道藏》之各家《老註》中發現,唐強思齊和顧歡的註疏中引本朝成玄英疏頗富,遂合輯並以敦煌卷子等參校之,認為《成疏》亡殆千年,至是疑有完編,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發現。蒙先生認為,成玄英的“重玄”理論十分高明,是道家中講老子理論中最值得玩味的。在此同時,還發現並輯校了唐李榮的《道德經註》,這同樣是一個重大貢獻。成、李二人均為重玄學派的集大成者,似已湮沒的晉唐之一重要學術流派因此而得重見天日,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探尋千數百年道教流變之跡,從若隱似現的佚書中,輯出許多重要的有關道家的著作,成《道書輯校十種》,成為數百年來道書最重要的輯校成果。北宋註《老子》者眾,而“最有精義”[28]的王介甫之註卻沈而不顯,遂輯所見,使“一代宗匠”復明於世,彌補了“尋學術流變”中之缺[29],如發幽微於山谷之中。近二十年來對“重玄學”的研究成為道教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足顯蒙先生的開創之功!“重玄學”極重思辨,綜括儒道釋三家,比魏晉玄學調和儒道更進一步,經成玄英之疏,使重玄一宗臻於極盛,對當時的學術思想界都有重要影響。道家在唐頗重成、李之重玄一宗,而在宋代則重陳景元,蒙先生校理陳景元《老子註》、《莊子註》而撰《陳碧虛與陳摶學派》,揭示了唐宋之際道家思想的這一重要轉變。此派思想的影響,於宋代理學的形成至關重要。蒙先生讀碧虛之註發現,“伊洛之所論者,碧虛書殆已有之。其異其同,頗可見學術蛻變演進之跡。其有道家言而宋儒未盡抉去,翻為理學之累者,亦可得而論。皆足見二程之學,於碧虛淵源之相關。”[30] 遂乃勾畫出“陳摶學系”,使一代學術之淵源重見於世。這個發現對理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又上論晚周仙道,類載籍小異之紛紛,別為行氣、藥餌、寶精三派,進而辨指道家與仙術殊途。自南朝齊梁而後,道家已受佛法影響,一個明顯特征便是以不生不死言長生。隋唐道教諸師,進而皆信輪回之說。不言白日飛升,亦為隋唐道教變化的一大特征。宋代道教深受陳摶思想的影響,經箓外丹之說以衰,道教又發生了一大變化。蒙先生以極為精煉的語言勾畫出了一部道家思想史,並且指出:“大要先後道家思想之變,無不可於《老經》之《註》求之者。”[31] 後一點,具有方法論的啟示,“經註”本是吾國古代學術的一大特點。蒙先生對道教流派的疏理,特別註重其思想內涵,正如蕭萐父先生所言,“這無疑具有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用”[32]。
  學術史是蒙先生論學的一個重心。其論周代學術,勾揭出文學-史學-子學(哲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先生早年從經學大師今文家廖平學,撰有名篇《經學抉原》等富有影響的著作。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儒學五論》則是評史論政的名世之作,本漢代經師之言,以會通晚周諸子,其“立論頗恢奇,遠超出一般經學的今古門戶之見。不守藩籬,自成一家言”[33]。其中《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一文醞釀長達十年之久,一反舊日崇魯學薄齊學之故說,揭示了齊學在時當周秦之際,如何完成了對舊儒學的改造,轉變為倡言“革命”、“素王”的新儒學。這無論對中國的思想學術史,或社會政治史,都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論者謂蒙先生論今文家強調《齊詩》家和《京房易傳》的“革命論”,“具有思想史的意義”;又謂蒙先生論今文之“一王大法”乃萬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氣息感染的結果[34]。若此論不差,則見學問之長進不僅需“鄉江野老素心培養”,也必為時代思潮激蕩的產物。湯用彤言蒙先生“對唐宋思想的發展也極有研究,特別註意了過去向未被人註意 的那些思想家”[35],關註思想史上的“非主流派”,不正是今日新派思想史家所倡導的嗎?蒙先生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學”[36],先生理學著作少而精,刊於1944年的《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後論》已經顯現對理學的深刻思考。《理學劄記》及《補遺》是蒙先生晚年理學思想的結晶,蕭萐父先生指出,它“殊非一般讀書劄記,乃深究宋明理學諸家,含英咀華而別具慧解之作”[37]。熊十力先生稱蒙先生為“二三知幾中之最”[38],當是思想家之間相契之語。蒙先生之論理學,晚年所論與早年有所不同,曾在1963年自述說:十多年來認識有了“一點進步”,且“在最近半年中於學問尚有新境界,亦差可自慰”[39]。這種“差可自慰”的“新境界”,完成了先生哲學思想的一次飛躍,這是讀蒙先生理學論著值得細細品味的。
  蒙文通先生初為今文經學大師廖平的學生,後又赴南京從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學,成為精通經學和佛學的國學大師。治經而不泥經,1923年撰成的《經學導言》是蒙先生發表的“自己的意見”,論今學、古學、魯學、齊學、晉學、王伯、諸子,內容雖然未出廖平《今古學考》的範圍,然而“我的意見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說我是脫離這部書在宣告獨立也可”[40]。此則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之謂。蒙先生對廖平經學,闡發尤力,先後疏論廖平與近代今文學、清代漢學、漢代今古文學的關系,揭示這位“經學終結”的代表人物其在經學史上的意義。蒙先生批評清代經師的支離破碎而不知“經”為何物,也不滿足於他的老師劉師培止於對漢儒治經對“家法”和“條例”的看重,甚至也不滿足於廖平師折衷三傳來講《春秋》這“二千年來一大快事”,指出明註、明傳、明經三者只能算作是經學中的一步,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學問”,也就是先生說的:“若是只能講些六經義例,只做些道問學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倫、致廣大、盡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邊,這也還是未到頂上的一層。”[41]這與蒙先生一貫重視“子學”(哲學)的思想是一致的。
  隨著20世紀我國現代史學的崛起和傳統經學的邊緣化,蒙先生由經入史,成為那個轉型時代學術思潮最富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先生研究問題,很難得有孤立進行,無論民族變遷,經濟發展,抑或社會演變,往往和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文化特征、學術變化融匯貫通地合而論之,尋找出他們之間的有機聯系,正是蒙先生歷史研究的一大特點。蒙先生“通觀達識,明其流變”這一史學思想是眾所周知的,也影響了一代學人。這一思想,在先生早年所撰《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篇中即已揭示得十分明白了:“言說者,義之詮,實之賓也。世變易則言益滋,言滋而義以爽、實以淆。故學之必明其變,而義則必極其精。先聖後聖,固有其揆之一。而辭既多端,名實交互,茍規規於一往之言以概先後之義,則將以通之,適以窒之,將以明之,適以誣之。夫知說之變而不知義之一,不得為知學,知義之一而不知詞之博,又烏得為知言耶!自三古以還,百家間作,或異名而同實,或異實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變,不滯於言,有以知異非異,同非同,然後能異所異而同所同。”[42] 詮釋與原義不能等同,隨著世事的變易,言辭愈益繁滋,與原本之義愈發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變”與“義”的關系,治學者不可不慎之。當代學者重視文本語境和建構理論分析,仿佛似之。重溫蒙先生的這一段話,再次感受到了它在治史方法論上所具有的恒久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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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天墀師在1994年蒙先生誕辰百年紀念會上,曾發表《蒙文通先生的治學與為人》的談話,文載《吳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題中“百川競發”一語取自此。天墀師常常談起蒙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深致景仰,本人也大受教益。不意天墀師今年6月8日遽然仙逝,悲思難訴,謹此深表緬懷之情。
[2]蕭萐父:《蒙文通與道家》,載《吹沙二集》第211頁,巴蜀書社,1999年版。
[3]《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4頁,巴蜀書社,1999年版。
[4] 羅誌田《<山海經>與近代中國史學》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文說:“一般不視為新派的蒙文通‘其實他的思想和治學方法都可以說是新而不舊’”,我以為甚是。見《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5]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35頁,巴蜀書社1987年版。
[6]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65頁,巴蜀書社1987年版。
[7] 《蒙文通文集》第四輯《古地甄微》第165頁,巴蜀書社1998年版。
[8] 《蒙文通文集》第二輯《古族甄微》第37頁,巴蜀書社1993年版。
[9] 《蒙文通文集》第二輯《古族甄微》第255頁,巴蜀書社1993年。
[10] 《蒙文通文集》第二輯《古族甄微》第268頁,巴蜀書社1993年。
[11]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38頁,三聯書店1993年。
[12]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頁,三聯書店1993年。
[13] 《蒙文通文集》第三輯《經史抉原》第402頁,巴蜀書社1995年。
[14]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56頁,巴蜀書社1999年。
[15]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373頁,巴蜀書社1999年。
[16]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402頁,巴蜀書社1999年。
[17] 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後記》,載自選集《凝意齋集》第56頁,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王安石變法簡論》一文曾談到,“可惜未見有系統的論著問世”的蒙文通關於王安石變法的觀點,《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
[18]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159、170頁,巴蜀書社1999年。
[19]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05頁,巴蜀書社1999年。
[20]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06頁,巴蜀書社1999年。
[21]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24頁,巴蜀書社1999年。
[22]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48頁,巴蜀書社1999年。
[23] 《蒙文通文集》第五輯《古史甄微》第250頁,巴蜀書社1999年。
[24] 《蒙文通文集》第四輯《古地甄微》第10頁,巴蜀書社1998年。
[25] 蒙文通:《致柳翼謀(詒征)先生書》(1935),《經史抉原》第414頁。何曉濤《蒙文通與中國史學史》對蒙文通的史學史研究作了很高的評價,然而認為蒙先生所言“一二人”是指梁啟超,我以為是“誤讀”,文載《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6]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32頁,三聯書店1993年。
[27]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07頁,三聯書店1993年。
[28]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327頁,巴蜀書社1987年。
[29] 《蒙文通文集》第六輯《道書輯校十種》第673、674頁,巴蜀書社2001年。
[30] 《蒙文通文集》第六輯《道書輯校十種》第716頁,巴蜀書社2001年。
[31]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367頁,巴蜀書社1987年。
[32] 蕭萐父:《蒙文通與道家》,載《吹沙二集》第223頁,巴蜀書社1999年。
[33]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91頁,三聯書店1993年。
[34] 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第48、22頁,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
[35]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46頁,三聯書店1993年。
[36]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132頁,巴蜀書社1987年。
[37] 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89頁,三聯書店1993年。
[38] 蒙文通、熊十力等:《理學劄記與書柬》,載《中國哲學》第五輯,三聯書店1981年。
[39]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164頁,巴蜀書社1987年。
[40] 《蒙文通文集》第三輯《經史抉原》第13頁,巴蜀書社1995年。
[41] 《蒙文通文集》第三輯《經史抉原》第44頁,巴蜀書社1995年。
[42] 《蒙文通文集》第一輯《古學甄微》第67頁,巴蜀書社1995年。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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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通觀明變,百川競發——讀《蒙文通文集》兼論蒙文通先生的史學成就》其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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