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至西州時期的彌勒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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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2006/4/4 14:27:00

  本文所說的彌勒信仰,即佛教凈土宗彌勒門派的彌勒凈土信仰。東晉十六國至隋唐時期,佛教凈土宗門派主要有四,即彌陀、彌勒、觀音、十方諸佛[1]。彌勒門派雖然僅為其中之一,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卻較另三個門派為大[2]。在高昌至西州時期也大致如此。
  彌勒梵姓Maitreya,或譯為慈氏(按稱彌勒為慈氏有多說,此處僅取其一),相傳原出南天竺婆羅門種姓。他一生分為上生與下生二個階段,因而所謂彌勒信仰,亦分為上生與下生二個信仰。上生信仰指彌勒以菩薩身分,上生兜率天宮,也就是所謂慈宮的信仰。信眾死後均可往生兜率天宮即慈宮,免除輪回,永不退轉。其代表經典為北涼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下生信仰指彌勒以佛的身分,下生轉輪聖王所在國土的華林園內龍樹下成正覺的信仰。相傳彌勒在兜率天宮,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又將下生,繼承釋迦牟尼佛位。並將三會說法,初會九十六億人,次會九十四億人,三會九十二億人,一齊獲得所謂“阿羅漢果”。這個未來世界,無限美好,沒有水火、刀兵、饑饉之災,人壽四萬八千歲,安穩快樂,說之不盡。信眾即使未能往生兜率天宮,在此世界,亦能無憂無慮,福壽綿長。其代表經典為後秦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經》(一卷)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亦一卷)。此二個信仰,在高昌至西州時期,都擁有廣大的信眾,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地方不同,情況有異,其發展與中原並不同步。因此,有必要進行討論。
  今新疆吐魯番地區,也就是歷史上的高昌和西州地區,何時開始流傳佛教,傳世文獻沒有記載。從道理上說,該地區自漢以降,便成為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佛教主要由該地區傳入中國,該地區流傳佛教應該甚早。但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早年,重松俊章先生推測:高昌佛教的傳入,在三國之後,東晉之前,亦即西晉五十年間。高昌佛教與龜茲佛教不同。龜茲佛教直接由印度傳來,屬於印度佛教;而高昌佛教卻多由中國傳來,屬於中國佛教[3]。此一論斷非常正確。吐魯番出土最早的有紀年佛教寫經,為西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竺法護譯寫《諸佛要集經》,以及西晉永嘉二年(308年)二月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這足以證明,該地區流傳佛教,確實始於西晉。而在此之前,高昌僅是一條佛教傳入通道。我曾經指出:“高昌雖然地處邊疆,文化卻全是由中原而來的漢文化。”[4]意思與重松俊章先生相同。即高昌本地並不直接接受由西域傳來的佛教,高昌的佛教是由西域經高昌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反饋回到高昌的中國的佛教。明白了這一點,就會對高昌地區彌勒信仰的形成,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彌勒信仰在中國流傳,始於東晉十六國末期,再由中國反饋回到高昌,則至早也只能在南北朝初期。以下分上生與下生,概述彌勒信仰在高昌和西州流傳的情況。
  (一)彌勒上生信仰
  關於高昌地區彌勒上生信仰的流傳,研究者很自然地認為,應始於北涼沮渠京聲在高昌翻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5]。但此說實際存在問題。關於沮渠京聲譯出此經,主要有二條記載:一為《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該錄於《彌勒》、《觀世音》、《禪要》、《泥洹》四經後附註雲:“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時,偽河西王從弟沮渠安陽侯(京聲)於京都譯出。前二觀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於彼賫來京都。”一為同書卷一四《沮渠安陽侯傳》,該傳記京聲先到於闐,從天竺法師佛陀斯那受《禪要》,然後雲:“既而東歸,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漢文。居數年,魏虜拓跋燾伐涼州,安陽宗國殄滅,遂南奔於宋。……初出《彌勒》、《觀世音》二觀經,丹陽尹孟見而善之,請與相見。……”《高僧傳》卷二《曇無讖附安陽侯傳》同。顯然,沮渠京聲的譯經與出經,時間、地點並不相同。譯經時間大致在433年前後,地點在高昌;出經時間在439年北涼滅亡之後,地點在江東。也就是說,此經雖在高昌翻譯,但實際並未在高昌流傳。然而,此經是否也未在河西流傳呢?我認為應該曾在河西流傳。北涼沮渠氏世代信奉佛教,京聲作為北涼宗室,將此經由高昌帶到河西,不可能不給親朋傳觀。沮渠京聲於亡國之後,逃到江東,大概為了贏得當地佛教人士的好感,才故弄玄虛,說此經至此始公開面世。但此話不可不信,也不可盡信。當然,也不能認為,在沮渠京聲譯出此經之前,彌勒上生信仰就不可能流傳。
  據《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前秦建元二十一(385年)以前,道安在長安,已“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可見在沮渠京聲譯出《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之前半個世紀,彌勒上生信仰已在中原流傳了。此中原流傳的彌勒上生信仰,應該另有所本。但吐魯番出土北涼太緣二年(436年) 四月中旬令狐廣嗣、史良奴等在河西酒泉寫《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題記,明確表示願意“舍身先生彌勒菩薩前”,時間在沮渠京聲翻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後,則不能說二者完全沒有關系[6]。高昌的彌勒上生信仰,是由北涼反饋回去的。
  439年,北涼被北魏滅亡。442年,北涼殘餘勢力在沮渠無諱的率領下,逃到高昌。443年,沮渠無諱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權,改元承平。444年,無諱卒,弟安周繼位,仍沿用承平年號。高昌故城內廢寺遺址出土承平三年(445年) 《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三處提到彌勒:一處為:“彌勒菩薩,控一乘以萇(長)驅,超二漸而玄詣。”一處為:“於鑠彌勒,妙識淵鏡,業以行隆,士囗囗囗。”一處為:“稽式兜率,經始法館,興因民願,崇不終旦。”前稱“菩薩”,後稱“兜率”,可見說的是彌勒上生信仰,而所造亦為彌勒上生信仰寺院。當時的吐魯番地區,正遭遇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高僧傳》卷一二《釋法進傳》記此次饑荒發生在沮渠安周繼位之年,“死者無限”,法進割己身之肉以食餓民,因而絕命。可見情況之慘烈。此次饑荒大略持續了七、八年。此碑刻於發生饑荒的第二年,當時饑荒仍甚嚴重,故有“朝饑思膳,雨甘露以潛貸;幽夜莫曉,明慧日以啟旦”之語。池田溫先生註意到此碑與饑荒的關系,曾指出:“當時的吐魯番盆地,政治上不安定,加上與北方外族的對抗,經濟基礎不免脆弱。在這樣的背景下,(沮渠安周)篤信其父蒙遜稱霸涼州時期一直崇尚的佛教,除了為了獲得內心的平安,還具有作為國政要事而勵行的意義。”[7]這種見解非常正確。沮渠氏流亡政權將佛教作為國教,尤其將彌勒上生信仰作為精神支柱,對於緩解與人民的矛盾,度過持續性的饑荒,確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吐魯番地區流傳彌勒上生信仰,亦自沮渠氏流亡政權始。
  501年以後,高昌進入麯氏王國統治時期。麯氏王國對佛教亦甚崇重,彌勒上生信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吐魯番三堡曾經出土一方兩面鐫刻碑銘:一面為麯寶茂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折沖將軍新興令麯斌芝造寺布施記》,其中提到“如來”,又有“偃駕雙林,潛光鷲峰”之語。我們知道:“鷲峰”即靈鷲山,為釋迦曾居之處;“雙林”即娑羅雙樹林,為釋迦化身涅槃之處。據此,“如來”應指釋迦牟尼,此擬造之寺應為崇奉釋迦牟尼的寺院。但另一面為麯乾固延昌十五年(575年)九月《寧朔將軍綰曹郎中麯斌芝造寺銘》,其中提到“降跡天宮,誕形帝宇”,又提到“禪室連扃,秘如兜率”。據此,此新造之寺又似與彌勒上生信仰有關。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此新造之寺,經過二十年的醞釀,最終變成一所彌勒上生信仰寺院。我們只想說明,當時流傳的凈土信仰,涵義較廣,一所寺院往往並不僅僅崇奉一個門派的信仰。如吐魯番出土麯乾固延昌十七年(577年)二月八日比丘尼僧願供養《大般涅槃經》題記,提到“超生慈宮,誕生養界”。此處“慈宮”指彌勒的兜率天宮,“養界”指彌陀的安養世界[8]。此比丘尼僧願,既希望超生彌勒門派凈土,又希望誕生彌陀門派凈土,這就是廣義的凈土信仰。但我們也不能據此推測,該地區原有的狹義的彌勒上生信仰寺院,都被廣義的凈土信仰寺院取代了。吐魯番出土麯文泰延壽十六年(639年)二月十三日前《諸寺田畝帳》,提到一所名為“天宮”的寺院[9]。按:名為“天宮”的寺院,中原亦有,唐代的洛州,即有一所著名的“天宮寺”[10]。據《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九載河內出土東魏武定三年(545年)七月十五日《僧惠等造天宮像記》,該天宮“怡怡若兜率之趣,琦殿彌勒”,又附有“彌勒主前督府長史趙珍”、“彌勒主懷州祭酒李思安”等題名,可知天宮主要指彌勒的兜率天宮。以此為例,則高昌的天宮寺,也應是一所以彌勒上生為主要信仰的寺院。
  640年,唐滅高昌,成立西州。從此,進入唐西州統治時期。西州時期,佛教亦甚繁榮。但彌勒上生信仰似乎不如過去興盛。吐魯番出土唐鹹亨三年(672年)四月十五日《新婦為阿公錄在生功德疏》,全文94行,記阿公所作功德甚多[11]。但僅78~80行雲:“於後更向窟門裏北畔新塔廳上佛堂中東壁上,泥素(塑)彌勒上生變,並菩薩、侍者、天神等一捕(鋪),亦請記錄。”屬於為彌勒上生信仰所作的功德。此外,吐魯番還出土一件武周久視元年(700年) 九月十五日氾德達供養《彌勒上生經》殘卷[12]。但也不過僅此而已。似乎彌勒上生信仰,經過高昌二百年的發展,到了西州時期,終於走到了盡頭。
  (二)彌勒下生信仰
  關於高昌地區彌勒下生信仰的流傳,研究者也很自然地認為,應始於後秦鳩摩羅什譯出《佛說彌勒下生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之後不久。但此說也實際存在問題。因為鳩摩羅什卒於413年,十餘年後,河西北涼境內即已流傳彌勒下生信仰。這就是北涼世子大沮渠興國主持、曇無讖翻譯《優婆塞戒經》後記所雲:“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小田義久先生認為此處的“彌勒”即指“彌勒佛”[13]。我也認為此二句顯為彌勒下生信仰[14]。關於此《優婆塞戒經》的譯出時間,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記載多不相同。大致有三說:(1)太歲在丙寅(426年)說。見《出三藏記集》卷九。《開元釋教錄》卷四同。(2)歲在丁卯(427年) 說。見吐魯番出土該寫經題記。(3)承玄元年(428年)說。見《歷代三寶記》卷九。但不管是哪一說,都距鳩摩羅什譯出《佛說彌勒下生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時間太近。當時,河西戰亂頻繁,北涼東部先後有南涼、西秦、大夏等國,與中原交通阻隔,很難想像鳩摩羅什譯出的《佛說彌勒下生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能夠很快傳到北涼,並能很快促進北涼境內彌勒下生信仰的流傳。據此推測,北涼境內彌勒下生信仰的流傳,一定另有淵源和動力。這個淵源和動力,或許就是西晉竺法護譯出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和《佛說彌勒成佛經》。竺法護譯出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和《佛說彌勒成佛經》,是《佛說彌勒下生經》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的最早譯本。這二部經典雖然都已失傳,但由於敦煌吐魯番都曾出土竺法護的譯經,推測這二部經典在失傳前也都曾在河西乃至西域廣泛傳播。北涼境內彌勒下生信仰的流傳,應得益於竺法護譯出二經的促進。當時的高昌,屬於北涼,情況應該相同。
  但高昌郡至高昌國時期,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均未見到有關該地區流傳彌勒下生信仰的資料。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一時期該地區就沒有彌勒下生信仰流傳。我認為,這是由於資料不足的緣故。到了唐西州時期,記載雖然也不多,但前引唐鹹亨三年(672年)四月十五日《新婦為阿公錄在生功德疏》,19~20行雲:“阿公發心將家中七斛大百師一口,施彌勒佛玄覺寺常住。”81~83行雲:“往後於楊法師房內造一廳並堂宇,供養玄覺寺常住三寶。又已前將園中渠上一木布施百尺彌勒。”不僅證明當時確實流傳彌勒下生信仰,而且證明當時還有專門崇奉彌勒下生信仰的寺院。這個專門崇奉彌勒下生信仰的玄覺寺,又見於吐魯番出土唐景龍四年(710年)三月一日《蔔天壽抄<十二月新三臺詞>及諸五言詩》[15]和唐開元四年(716年)《玄覺寺婢三勝除附牒》[16],可見至少存在了近五十年,是一所頗具歷史的專門崇奉彌勒下生信仰的寺院。我們對唐西州時期彌勒下生信仰流傳情況的了解僅此而已。此後,彌勒下生信仰在西州逐漸衰落。雖然仍有流傳,但已不具規模,這裏就不多論述了[17]。
  彌勒信仰在高昌至西州時期,從興盛逐漸走向衰落,與中原雖然並不同步,但大的趨勢卻是一樣的。這固然是因彌陀信仰逐漸占據凈土宗的統治地位所導致,但更主要的是自北朝以降,由於社會黑暗,民生疾苦,彌勒信眾盼望彌勒早日出世,在中原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事,在嚴重打擊統治階級的同時,也遭到統治階級的殘酷報復,彌勒信仰成為了禁教,人民不敢公開信奉[18]。吐魯番雖然地處西域,也未能免此厄運。這是我們研究吐魯番地區彌勒信仰流傳情況應該予以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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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王素《吐魯番出土<功德疏>所見西州庶民的凈土信仰》,《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1~34頁。
[2] 參閱唐長孺《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196~207頁。
[3] 重松俊章《佛教史上の高昌國》(下),《密教》第4卷第3號,1914年,91~92頁。
[4] 王素《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變》,《學林漫錄》第11集,中華書局,1985年,141頁。
[5] 參閱小笠原宣秀《高昌佛教の研究》,《龍谷史壇》第42號,1957年,3頁;又《吐魯番凈土教史教の一斷面》,《龍谷史壇》第44號,1958年,124~125頁;又《唐代西州における凈土教》,《龍谷史壇》第50號,1962年,12頁。
[6] 王素《沮渠氏北涼寫<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吐魯番出土佛教寫經漫談》之三,《南海菩薩》第161期,1996年,46~48頁。
[7] 池田溫《高昌三碑略考》,《三上次男博士喜壽記念論文集 歷史編》,平凡社,1985年,108頁。
[8] 參閱小笠原宣秀《高昌國における寫經行業》,《龍谷大學論集》第367號,1961年,14頁;又《唐代西州人士の精神生活》,《龍谷史壇》第55號,1965年,3頁;又《吐魯番佛教史研究》,《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5集,1966年,33頁;又《中世吐魯番凈土教の信仰形態》,《福井博士頌壽記念 東洋文化論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69年,219頁。另參閱王素《麯氏王國寫<大般涅槃經>》,《吐魯番出土佛教寫經漫談》之八,《南海菩薩》第163期,1996年,48~51頁。
[9]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文物出版社,1983年,170頁;《吐魯番出土文書》[貳],文物出版社,1994年,257頁。
[10]按:此洛州天宮寺,屢見於唐人寫經題記。參閱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188、238、240、242、243、244、260、261、262、263、264頁。
[11]《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文物出版社,1986年,66~74頁;《吐魯番出土文書》[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334~340頁。
[12]參閱王素《武周西州寫<彌勒上生經>》,《吐魯番出土佛教寫經漫談》之十七,《南海菩薩》第171期,1997年,54~56頁。
[13]小田義久《沮渠氏と佛教について》,《龍谷史壇》第60號,1968年,44頁。
[14]王素《沮渠氏北涼寫<優婆塞戒>》,《吐魯番出土佛教寫經漫談》之二,《南海菩薩》第160期,1996年,42~44頁。
[15]前引《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七冊,550頁;《吐魯番出土文書》[叁],582頁。
[16]《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八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75頁;《吐魯番出土文書》[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35頁。
[17]按:日本出口常順舊藏一件吐魯番出土印刷佛典殘卷。據小川貫弌研究,是一見五代後唐(923~935年)時期洛陽王家雕刻、朱家裝印的鳩摩羅什翻譯的《彌勒下生經》殘卷。見《吐魯番出土の印刷佛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卷第1號,1956年,33頁。
[18]前引唐長孺《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196~207頁。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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