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與《法顯傳》:研究史的考察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作者: 王邦維
上傳時間:2006/5/18 11:22:00

引言

法顯是中國東晉時代的僧人,也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到達了印度本土的中國人。中國歷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傑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顯、玄奘和義凈,其中法顯的年代最早。《法顯傳》是法顯唯一的著作,寫成於他歸國後不久。法顯的事跡今天能為人所知,絕大部分亦依賴於此書。但此書的價值,不僅僅限於記述了法顯個人的經歷,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人最早以實地的經歷,根據個人的所見所聞,記載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亞,南亞,部分也包括東南亞的歷史、地理、宗教的一部傑作。與它同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人有類似法顯的經歷,或者寫有類似的書,《法顯傳》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價值,這種地位和價值獨有而不可取代。
今年是法顯赴印求法歸國的1590周年。為了紀念法顯,同時推動對法顯與《法顯傳》的研究,本文擬就一百多年來《法顯傳》研究史做簡要的回顧和考察,在某些問題上,也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和意見。

一、19世紀以前

法顯從印度及斯裏蘭卡歸國,義熙八年(412)在青州長廣郡牢山即今天青島的嶗山登陸,第二年到達當時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顯寫成記載自己求法經歷的《法顯傳》,寫成的時間大約是在義熙十二年(416)。
《法顯傳》寫成後,似乎一時流傳頗廣。這在稍後編成的佛經經錄的記載中可以得到證明。[1] 流傳的範圍,雖然主要是在佛教徒中,但不僅限於佛教徒。就佛教方面而言,當時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西行求法的高潮時期,《法顯傳》是法顯印度旅程的親身記載,既為中國人增加了有關印度和印度佛教的知識,也正好可以作為其他打算西行的求法僧的參考。如果講到對《法顯傳》的研究,佛教徒之外的學者則似乎做得還多一些。最早的一位,現在知道的,應該是北魏的酈道元。酈道元撰寫《水經註》,廣采群書作為資料,其中有不少是佛教徒的著作。佛教徒的著作中,就有《法顯傳》。《河水註》中,引用到《法顯傳》有二十多處,大多與北印度有關。《水經註》一書,使用材料之豐富,考訂推理之精到,語言敘述之優美,一千年來,一直讓人贊嘆不已。史稱酈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法顯傳》當時大概也可以算是“奇書”之一。酈道元書的成就,此處無需贅言。[2]
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一樣,《法顯傳》也收入了清代編成的《四庫全書》中,歸入史部地理類。《四庫全書》收入釋家著作很少,地理類只有這兩種。
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的《法顯傳》稱作《佛國記》。兩個書名,早已存在,可以互通。《四庫全書總目》有館臣撰寫的“提要”,這段提要,代表了19世紀也包括此前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對《法顯傳》一書整體的看法或者說研究水平:

“《佛國記》一卷,內府藏本。宋釋法顯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蓋中宗諱顯,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註有“國諱改焉”四字也。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余國,還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是書。胡震亨刻入《秘冊(匯?)函》中,從舊題曰《佛國記》,而震亨附跋,以為當名《法顯傳》,今考酈道元《水經註》引此書,所雲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國,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顯傳》,則震亨之說似為有據。然《隋誌》雜傳類中載《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不著撰人。地理類載《佛國記》一卷,註曰:沙門釋法顯撰。一書兩收,三名互見,則不必定改《法顯傳》也。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又於闐即今和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欽定西域圖誌》考證甚明,而此書載有十四僧伽藍,眾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盡實。然六朝舊笈,流傳頗久,其敘述古雅,亦非後來行記所及。存廣異聞,亦無不可也。”[3]

實事求是地講,館臣們寫的這段提要,對《法顯傳》撰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傳情況的考訂,都做得不錯,大致也都到位。但講到於闐一地的的情況,就完全外行。於闐即和闐,曾經是西域道上佛教最為盛行的地方。於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這句話,暴露出當時的館臣們對邊疆或者說域外歷史的渾然無知。接下來館臣們又以當時剛編成的書《欽定西域圖誌》為依據:“《欽定西域圖誌》考證甚明,而此書載有十四僧伽藍,眾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盡實。”這就更使人為館臣們惟“欽定”是從的態度感覺到悲哀。至於對“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的批評,也有些勉強。看得出來,館臣們實際上不太明白這裏講的“中國”和“邊地”究竟是什麽意思。
其實,這裏重要的倒不是館臣們撰寫的“提要”中有一處或幾處錯誤,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館臣們對歷史和中國以外的世界極大的無知。要知道,編修《四庫全書》的館臣們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最高知識水平!
同樣的情形其實不限於此。《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在《佛國記》之後,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館臣們為《大唐西域記》撰寫的“提要”正好以《佛國記》作比較:

“昔宋法顯作《佛國記》,其文頗略,《唐書•西域列傳》較為詳核。此書所序諸國,又多《唐書》所不載。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晁公武《讀書誌》稱,元奘至天竺求佛書,因記其所歷諸國。凡風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員之廣隘,物產之豐嗇,悉舉其梗概,蓋未詳檢是書,姑據名為說也。我皇上開辟天西,鹹歸版籍,《欽定西域圖誌》,征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誤,一一厘正。此書侈陳靈異,猶不足稽,然山川道裏,亦有互相證明者。姑錄存之,備參考焉。”[4]

這與講到《法顯傳》的態度並無二致。館臣們不知天下變化的大勢,而只以“欽定”為真理,其氣度完全不可與魏晉南北朝時相比,遑論漢唐!
回顧中國近兩三百年的歷史,在這個時候,這樣的自滿與無知還只是開始。這種情形要延續到大約半個世紀之後,到鴉片戰爭發生,中國人才不得不“睜開眼”去發現外部的世界,並為此付出不小的代價,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哀。
四庫全書編撰時間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間(1772-1795)。在此之後不到一百年,《西域記》也包括《法顯傳》等書的價值卻被當時西方以及在印度與中亞活動的西方考古學家所認識到,並給予很高的評價。標誌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出現了這幾種書的西文的翻譯。

二、十九世紀

在歐洲,最早註意到《法顯傳》,並將它翻譯成法文的應該是法國學者Abel Rémusat。Rémusat是法蘭西學院第一位漢學教授,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學有著廣泛的興趣。後來在法國形成氣候的漢學及中亞研究的學術傳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開始的。Rémusat翻譯的法文本《法顯傳》,原書我沒見過,國內似乎也很難找到,只知道這個譯本曾經經過增補,1836年在巴黎出版過。[5]
《法顯傳》在歐洲的第二個西文譯本是Samuel Beal翻譯的英文本,題目是Travels of Fa-hs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1869年在倫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國傳教士,清代來華。他翻譯過好幾種書,其中《大唐西域記》最為著名。他後來對《法顯傳》的這段翻譯,又做過修改,放在他翻譯的《大唐西域記》前面。[6] 平心而論,現在看來,Beal的翻譯質量並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這個譯本,與他翻譯的《大唐西域記》一樣,在英語世界,是最早的譯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時還有人提到並引用。
在Beal之後,又有一位英國學者做過翻譯《法顯傳》的工作,這就是劍橋大學的Herbert A. Giles。Giles翻譯的《法顯傳》,題目是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877年出版於劍橋。[7] Giles原是英國政府派駐中國的外交官,任滿後到劍橋做教授,是劍橋大學漢學研究最早的開拓者之一。在中國五十年代制定的漢語拼音被廣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種拼寫漢語的規則,是所謂的威妥瑪式拼音。這套拼音有兩位設計者,其中之一就是A. Giles。
這個時候,歐洲的學者一致對《法顯傳》發生興趣,並非偶然。歐洲學者,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學者,為了研究印度和中亞的歷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諸多問題,多方面地搜集資料。他們突然發現,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原來有這樣豐富細致、詳實明確的記載,真是如獲至寶。因此,他們花了很大的精力來研究和翻譯這些著作。這些著作中,包括《法顯傳》、《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等一批中國求法僧的書。我們只要看這些書先後在歐洲被翻譯出版的歷史,就可以明白這點。《大唐西域記》的第一個英文譯本由Beal完成,不久又出現第二個英文譯本,這就是由T. Watters翻譯並詳加註釋的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對《法顯傳》,Watters其實也很有興趣。他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法顯傳》的翻譯。[8] Watters最早也是英國駐華的外交官,曾經做過駐宜昌的領事。他做過的最有名的工作,是《大唐西域記》的翻譯和研究。[9]
在這樣一種翻譯和研究求法僧著作“熱”的形勢下,又有了《法顯傳》的第三個英文譯本,這就是James Legge翻譯的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10] Legge的翻譯,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經比較講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當時在歐洲留學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條文雄提供給他的日本安永年間的一個重刻本,這個重刻本的底本是高麗藏本。到目前為止,在西方學術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是Legge的這個譯本。
一個遺憾的事實是,這個時期,我們中國學者,在《法顯傳》研究方面,除了上面講到的《四庫全書》館臣們撰寫的那一篇提要以外,幾乎沒有可以值得一提的東西,甚至連關心這部書的人也極少。當然,這主要是當時的大形勢使然。

三、二十世紀至今

時間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國學者也開始註意到《法顯傳》一類的文獻。尤其是清末民初以來,由於外來各方面的刺激與清代樸學傳統相結合,對邊疆史地的研究,也漸漸形成風氣。與《法顯傳》有關的,民國初年,有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卷七《節錄晉釋法顯佛國記》與丁謙的《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考證》。[11] 再後有岑仲勉的《佛遊天竺記考釋》。[12] 中國學者的工作,往往顯示出自己的優長,中國學者因此逐漸成為研究《法顯傳》的重要力量。
在這一時期,日本學者也在《法顯傳》研究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足立喜六1935年在東京出版的《考證法顯傳》。足立的書,1940年再版時改稱《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研究の研究》。[13] 足立喜六清末曾經在中國西安做過教習,後來回到日本做教授。他對唐代的歷史興趣最大,著作中與《考證法顯傳》相關或相類似的還有《大唐西域記の研究》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以及《唐代長安史跡の考證》。[14] 其中最後一種,最近國內有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譯本。足立研究《法顯傳》的書,包括日文的翻譯。他以北宋元豐三年(1080)福州東禪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開元寺的刻本為底本,而以日本石山寺寫本以及高麗藏本共五種作為參照,在文字上稍有校正,同時對書中的內容做了詳細的考證註解,並附以地圖多幅。這種研究方式和著作的形式,在日本學者這類的研究中很典型。
足立的書,出版後得到不少稱贊。對足立喜六的《考證法顯傳》,北京大學的湯用彤先生寫過一篇很好的書評。[15] 湯用彤對書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見,例如對北宋本與高麗本之間的異同,主張“版本之善否,不能全依年代斷定”;對法顯在嶗山登陸後南下的行跡;以及標點方面的錯誤。這方面的問題,在足立的其它幾種書裏其實也有不少。
湯先生的書評不長,但非常精到,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中國學者在相關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湯先生的一些意見,至今仍很有價值。
五十年代,中國學者方面,對《法顯傳》的研究,可以舉出賀昌群1956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一書。賀書不完全是研究《法顯傳》,而是結合古代西域交通講法顯的西行,同時帶有普及歷史知識的性質。賀昌群之後,在中國大陸,對於法顯,雖然有時偶爾有一兩篇文章還能講到一些,但真正的研究,實際上已經很難見到。到六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大講“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勢下,已經談不上還有多少學術研究。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大陸的學術與教育完全被摧毀殆盡。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賀昌群的書出版的前一年,即1955年,北京的文學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南宋紹興二年(1132)湖州思溪圓覺禪院的《法顯傳》刻本。雖然只是原版影印,但為研究《法顯傳》提供了方便的條件。日本學者很快就註意到這個南宋刻本,並使用到他們的研究中。
二戰以後,日本學者研究《法顯傳》的興趣仍然不減,並不時有新著問世。這些著作中中可以提到的有長澤和俊1970年出版的《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註》。[16] 所謂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即上面所說的福州開元寺本。長澤把這個本子與上面講到的北京圖書館藏南宋本相對照,同時再加上高麗藏本和石山寺本,有日文的翻譯,並加以解說,內容上當然比足立喜六的書要新許多。
在《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註》出版後不久,長澤和俊還出版過一部書,題目是《法顯傳·宋雲行紀》。[17] 不過這部書我自己沒見過,估計內容包括對《法顯傳》的翻譯和註釋,再加上《洛陽伽藍記》卷五中有關北魏宋雲西行的一節。
1980年,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學的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編集委員會出版了一種《西域求法高僧傳集》,書中影印了在天理圖書館收藏的與中國西域求法僧有關的幾種日本古抄本,包括《法顯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南海寄歸內法傳》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其中《法顯傳》有兩個抄本,一個抄成於日本長寬二年(1164),一個抄成於(金+兼)昌初期(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這也為《法顯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中期,是大陸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代,社會一片混亂,學術蕩然無存。不過,大陸以外的地區,仍然有學者註意《法顯傳》的研究。香港的饒宗頤先生1974年在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分發表的《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一文,即是一例。《趙城金藏》中的《法顯傳》,收藏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前無人知曉,由饒宗頤首次做了介紹。[18] 饒文並將它與其它已知的版本做了一些比較,結論是,它在版本上與其它宋本差異較大,卻與高麗藏本相當接近,具有獨特的價值。這一發現,對《法顯傳》進一步的校勘和研究有重要意義。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漸漸走上正軌,學術研究也逐步得到恢復。就研究《法顯傳》而言,1985年正好是一個轉折。這一年,北京的中華書局出版季羨林等完成的《大唐西域記校註》,上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時也出版了已故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章巽教授完成的《法顯傳校註》。兩部書性質上十分接近,這很大程度上標誌著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研究工作不僅得到全面恢復,而且很快取得了值得稱贊的成績。
章巽先生的《法顯傳校註》,就版本源流的考證、文字的校訂各個方面而言,在目前所能見到的,國內也包括國外有關《法顯傳》的研究著作中,我以為是做得最好的。這是章巽多年研究法顯和《法顯傳》的成果。
章巽的校註本,以思溪圓覺本為底本,使用了十一種古刻本和抄本以及支那內學院1932年刊刻的一個校本作為對照,同時還參考了幾種與《法顯傳》有關的“音義”以及《水經河水註》中的相關材料。就使用底本和校本的數量而言,這是最多的。但書中的工作並不止於此,章先生對各個刻本和抄本之間的關系,也做了很好的對比、分析和梳理,基本上把《法顯傳》自宋以來刊刻的情況弄清楚了。文字上的校對和考訂章先生也做得很認真。
章巽的書,如果說有什麽不足的話,是史地方面的考證顯得舊一些,原因主要是八十年代初這方面國內能夠見到和利用的資料有限。當時的客觀條件有限。即便是現在,條件應該說大有改善,但也還不夠。[19] 此外,書中有的地方,還可以補充或商榷。例如第55頁講到摩頭羅國一段,各本的文字有一些不同,章巽本作:

“眾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雲。阿毘曇師者,供養阿毘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

其中“使彼人作舍利弗”一句,章巽書中的校記說,《高麗藏》本此處作“使伎樂人作舍利弗”。這裏的“彼人”,在上下文中雖然不能說不通,但比較勉強,而作“伎樂人”則是對的。因為這指的是演佛戲。上世紀最初十年,德國人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發現的一些梵文殘卷,其中有三部馬鳴寫的劇本。三部劇本中有一部是《舍利弗傳》,殘卷的卷末,標明作者是“金眼之子馬鳴”。[20] 這是現存最早的印度戲劇的劇本。馬鳴是印度佛教史上的大師,也是詩人、戲劇家,活動的年代大約在公元一、二世紀。法顯到達摩頭羅國時,遇上佛教大會,“伎樂人作舍利弗”,演的是不是就是馬鳴的《舍利弗傳》,我們不敢肯定,但說法顯見到的是佛戲,應該沒有問題。法顯的這一段話,對我們今天了解古代印度佛教戲劇的歷史,其實是一條非常重要的資料。這一點,似乎從來還沒有人指出過。
與《法顯傳》有關,章巽在八十年代還發表過一兩篇論文,不過其中的內容後來都包括在他的《法顯傳校註》書中。
在章巽之後,在國內,據說中國佛協的李榮熙先生八十年代曾經用英文翻譯過《法顯傳》,書準備是在美國出版或者已經出版,但我沒有見到。[21] 此外,九十年代,大陸和臺灣都出版過幾種有關《法顯傳》的書,雖然讀者對象定位為一般人,但也有一定的學術性。[22]
上世紀的最後十年裏,與《法顯傳》有關,最後,也是最新的一部書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桑山正進與高田時雄主持編成的《法顯傳索引》。這部索引,最初作為人文科學研究所下屬的“東洋學文獻中心”編印的《索引叢刊》的第二冊,在1994年出版,當時只是贈送流通。七年以後,2001年,《法顯傳索引》與《洛陽伽藍記索引》、《釋迦方誌索引》一起,三種書,合編成《西域行記索引叢刊》的第三種,由京都的松香堂正式出版。加上此前已經出版的《大唐西域記索引》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索引》,形成一個索引系列。
日本學者在研究中重視文獻、重視編纂工具書的傳統,在這幾種《索引》上又一次體現出來。幾種書都是所謂的“一字索引”,即從索引中可以查到任何一個字的出處及上下文。桑山正進與高田時雄編成的這部《法顯傳索引》,基本上以章巽的校註本為底本。這也可以說是對章巽本的一個評價。京都大學的桑山正進,從1991年到1996年,主持過一個“研究班”,研究的題目是:“《法顯傳》研究:五世紀的中亞和印度”,研究班的成員不限於京都大學或京都地區。《法顯傳索引》就是這個研究班研究中的“副產品”。讀書班的主產品,即他們研究《法顯傳》的著作,目前似乎還未出版。不過桑山正進他們已經出版過幾種類似或相關的研究著作。[23]。
這裏附帶提一下上世紀90年代初國內出版的一本與《法顯傳》有關的書。這就是連雲山的《誰先到達美洲》,書的副標題是:“紀念東晉法顯大師到達美洲1580年兼紀念哥倫布到達美洲500年”。這部書1992年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的標題,加上1992年正是國際上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年,似乎有過一點轟動效應。作者在書中的主要論點是,法顯在從斯裏蘭卡乘船東歸,中途曾經到達的“耶婆提”,不是一般認為的今天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而是美洲。作者做這樣的論斷,很富有想象力,也很能增加中國人的自豪感,但書中沒有提出任何新材料,所做的證明很難說服人。書出版後,學術界有學者寫過書評,明確表示不同的意見。[24] 其實,書中說“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純屬猜想。做這樣的猜想,作者不是第一人,此前早已有人提出過,只是沒有證明,也無法證明,因此很難被學術界接受。當然更談不上是什麽新的發見。
最後,報告兩條與《法顯傳》研究有關的新消息。
第一條消息是,根據最新一期《南亞研究》刊登了薛克翹《關於法顯傳的印地文和尼泊爾文譯本》一文,文中講到他在印度見到的1918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一種《法顯傳》印地語譯本以及2000年在尼泊爾出版的一種尼泊爾文的譯本。[25] 這使我們知道的《法顯傳》的外文譯本又增加了兩種,尤其是這兩種譯本所使用的語言一種是印度的現代語言,一種是法顯曾經訪問過的國家的語言。與歐洲和日本語的譯本相比,《法顯傳》的印地語和尼泊爾語譯本在印度和尼泊爾出版,應該說具有特別的意義。
另一條消息是,維也納大學的Max Deeg教授在幾年前也完成了一部研究《法顯傳》的著作,其中包括用德語翻譯的《法顯傳》全文。這部書據說近期內將要出版。書的篇幅不小,打印稿有600多頁,內容看來也很豐富。我們因此希望不久能見到這位教授研究《法顯傳》的這部新著。[26]

四、結語:三點建議

以上大致地介紹了兩百多年來國內和國外有關《法顯傳》研究的情況,有關法顯個人的研究其實也包括其中,因為法顯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成就,都與《法顯傳》密不可分。我們看到,對《法顯傳》,過去兩百年裏,已經有這麽多的校本、註本和各種外文的譯本。這些校本、註本和譯本,在校註和翻譯之中,實際上就包含了校註者或譯者的研究成果,書中的導言或解說,以及圖表、索引、附錄,也都體現了研究者們的研究水平。時至今日,對《法顯傳》的研究,應該說不算太少,有的研究也相當深入。但是不是就題無余義了呢?我以為還不是。我們可以做的事還是有的。例如《法顯傳》中對今天新疆境內的和闐佛教的記載,《法顯傳》講到的笈多王朝時期的印度佛教,《法顯傳》中一些不同於一般的譯名,都還有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應該追蹤新的發現,包括新的文獻和新的考古成果,對《法顯傳》中涉及到的一些問題做新的探索。以上所舉的研究著作,出版大多已有一段時間,這之後至今,國內外對中亞以及印度歷史、考古、佛教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進展,我們因此應該把這些新的進展和研究成果與《法顯傳》的研究結合起來。對《法顯傳》的研究,不能就《法顯傳》而研究《法顯傳》,而應該把視野和範圍盡量放寬,文獻、語言、歷史、地理、考古、佛教各個方面的內容都納入進來,這樣的研究,才能做得比較深入而有新意。當然,要完全達到這個目標,並非易事。但努力總是應該的。
這是我對法顯和《法顯傳》研究建議的第一點。
我的第二點建議是,對法顯的研究,不僅應該包括他的生平,他的求法經歷,還應該包括他回國後翻譯的經典,這樣才能全面地了解他對佛教和中國文化的貢獻。可惜這方面的研究過去做得不多。法顯翻譯的佛經,雖然數量不算多,但其中有的是當時和後來在中國佛教史上發生過重要影響的經典,例如《大般泥洹經》和《摩訶僧祗律》。即使是一些篇幅不大的經典,如一卷本的《雜藏經》,其中也有很值得註意的地方。[27]
最後一點,對於像法顯和《法顯傳》這樣一種涉及面甚多的研究題目,我們是否也可以考慮,通過研究班的形式,集合各方面的專家,取長補短,相互切磋,以期取得有一個較高水平的結果。這是日本學者們現在常見的一種做法,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中國學者往往習慣“單幹”,“單幹”不能說就一定不好,但有的研究,涉及問題太多,一兩個人確實很難做好。《法顯傳》的情況,在有些方面就是如此。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1] 如果把《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的《佛遊天竺記》看作與今本《法顯傳》是一部書,最早記載《法顯傳》的經錄就是《出三藏記集》。其後隋法經《眾經目錄》、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等歷代經錄都有記錄。“正史”中最早記載《法顯傳》的是《隋書》的《經籍誌》。而最早引用到《法顯傳》的書,卻是北魏的酈道元的《水經註》。《水經註》成書,距《法顯傳》的成書相差不過一百年左右。
[2] 對《水經註》的研究,清代以來,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參與其間的,大多是些大學問家,例如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楊守敬、王國維等。這種情形,幾乎一直持續到現在。但有關北印度一節,也就是與《法顯傳》相關的部分,卻不是大家註意的重點。不過,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本書是以《水經註》中記載的北印度作為研究內容,即意大利學者L. Petech的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1950年作為《羅馬東方學叢書》(Serie Orientale Roma)的第2種,在羅馬出版。其中與《法顯傳》有關的部分值得我們註意。
[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類四“外紀”,第630頁,中華書局,1981。
[4] 同前註。
[5] 見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Oxford, 1886, p. xii所引Revu, complété, et augmenté, d’ 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 Klaproth et Landresse, Paris, 1836。
[6] S.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uener’s Oriental Series, London, 1884。
[7] 章巽《法顯傳校註》“校註說明”中所舉Giles譯本,出版的時間是1923年,不完全準確。大概章先生見到的是重印本。
[8] 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China Review, 1879, 1880。
[9]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D. 629-645), edited after author’s death by T.W. Rhys Davids and S.W. Buswell, 2 vols., London, 1904-1905, reprinted, Delhi, 1961。
[10] 北京大學周一良先生1995年曾惠贈給我Giles這部書最早的印本。周先生仙逝,遽而已經兩年,睹物思人,回想先生在世時獎掖鼓勵之恩,不禁重增感念!
[11] 李光廷書未見,轉引自章巽《法顯傳校註》。丁謙書收入浙江圖書館叢書,為第二集。
[12] 商務印書館,1934。我的印象,此書在五十年代似乎重印過。
[13] 東京:法藏館,1935,1940。足立喜六的書的第一版,有何健民、張小柳合譯的中文本,書名《法顯傳考證》,上海:國立編譯館,1937。
[14] 《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上下冊,東京:法藏館,1942;《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東京:巖波書店,1942;《唐代長安史跡の考證》,2卷,東京:東洋文庫,1933,1983重印。
[15] 《評考證法顯傳》,收入湯用彤《往日雜稿》,中華書局,1963,第26-30頁;又收入《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第36-39頁。
[16] 東京,雄山閣,1970。
[17]《東洋文庫》一九四,東京:平凡社,1971。
[18] 現存的《趙城金藏》,絕大部分目前都收藏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趙城金藏本《法顯傳》不知來自何處。其來源待考。饒文後來收入其《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9] 這個問題,在《大唐西域記校註》中其實也存在,只是情況稍好一些。
[20] H. Lüders, Das øàriputraprakaraõa: Ein Drama des A÷vaghoùa, SPAW 1911, 388-411。
[21] 估計是在美國加州Berkeley的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出版的一套翻譯性質的叢書中。但我見到的這套叢書的已出書目中,沒有《法顯傳》。
[22] 例如郭鵬的《佛國記註釋》,長春出版社,1995;吳玉貴釋譯的《佛國記》,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以及袁維學的《靈鷲山:東晉高僧法顯傳奇》,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
[23] 例如桑山正進主持的關於《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的研究。或許他們關於《法顯傳》的研究著作不久就會正式出版。
[24] 書評作者薛克翹,書評發表在1993年出版的《南亞研究》上。
[25] 《南亞研究》2003年第1期,第58至60頁。
[26] Max Deeg, Dharmasucher, - Reliquien - Legenden, Der älteste Bericht eines chinesischen buddhistischen Pilgermönchs über seine Reise nach Indien: Das Gaoseng-Faxian-zhuan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Quelle , Untersuchungen zum Text und Übersetzung des Textes, Habilitationsschrift, Würzburg, 1997, 630 S.
[27] 我自己對這方面的問題就有興趣,也曾經嘗試做過一點工作。拙文《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載《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出版社,1991,第769-787頁;《跋梵文貝葉經說出世部比丘律 Abhisamàcàrikà》,《中國文化》,第10期,北京:三聯書店,1994,第116-123頁;《雜藏考》,《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第561-573頁以及《漢語中“語法”一名最早的出處》,《漢語史學報》,第2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2-64頁,都與法顯翻譯的這幾種佛經有關。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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