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回鶻語文對契丹的影響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論文標簽:語文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楊富學
上傳時間:2006/5/17 11:13:00

【內容提要】回鶻與契丹古來關系密切,契丹語文即深受回鶻語文的影響,由於史書記載極端匱乏,學界鮮有論者。本文通過對史書中見於記載的點點滴滴的契丹語言現象的考析,努力探詢歷史上回鶻語文影響契丹的影子,並從史學角度對這種文化現象形成的歷史原由進行探討。

【關鍵詞】回鶻 契丹 語文 民族關系

回鶻、契丹古來關系密切,向受學界重視,研究成果豐碩,但因受史料所囿,往往局限於政治、經濟方面,而對文化關系鮮有問津。十余年前,程溯洛先生即以“契丹文化與回鶻文化的交流資料很少,研究也未開始”為憾,呼籲研究,[1]但迄今仍無大的進展。受此啟發,本文擬就回鶻語文對契丹的影響這一問題做一嘗試性探討,求識者教正。
一、契丹小字的創制及其與回鶻語文的關系
提起契丹小字的創制及其與回鶻語文的關系,我們首先都會想到《遼史》卷64《皇子表》的有關記載:
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後謂太祖曰:“叠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
從該記載知,遼太祖時,有回鶻使者從西域來,但無人通其語言。蕭太後建議遣太祖弟叠剌隨回鶻使者學習其言語與文字。為了加強與回鶻的交流,太祖準奏。叠剌博聞強記,隨回鶻使者學習二旬,便學會(若解釋為“理解”當更合適,詳後)了回鶻的語言與文字,並據以創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時史書無明確記載,據考應在天贊四年(925)。
這條記載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早期學者(如王靜如、陳述、李符桐等)多以這一記載為依據來闡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認為契丹小字是根據回鶻文創制的。後來,隨著用契丹小字書寫的相關文獻的不斷發現(尤其是1950年錦西西孤山出土《蕭效忠墓誌》的發現與研究)與研究的逐步深入,這種說法開始受到挑戰並最終被否認。
吾人固知,回鶻文形成於8世紀左右,是一種音素文字,其字母先為18個符號,後發展成23個。在23個字母中,5個用來表示8個元音,18個用來表示21個輔音。字母的寫法有字頭、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寫法最初由右向左橫書,後可能受漢文的影響而改為自上而下直行豎寫。這種文字在歷史上影響很大,宋元時代一度是通行於河西走廊、西域、中亞諸地的文字之一,被廣泛應用於書寫詔誥敕令、宗教典籍、文學作品、契約文牘和歷法醫籍等,並被蒙古人采用以創制自己的文字——回鶻式蒙古文,通行至今,而且,這種文字又間接影響到滿文與錫伯文的創制。
契丹本無文字,在遼朝建立後,由於受漢文化的影響,加上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機才於920年命突呂不和魯不古創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傳》記載說:“至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五代會要》卷29也記載道:“契丹本無文紀,唯刻木為信,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為胡書。”無疑,這裏所說“文字”指的應為契丹大字。從今天所知的文獻看,這種文字正如史書記載的那樣,是增減漢字筆畫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時甚至直接借用漢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後等。與回鶻文字母全無幹系。
這種大字筆畫復雜,書寫不便,尤其是漢字所表達的漢語與契丹語之間差別較大,除了漢語“詞序”與契丹語迥異外,契丹語詞匯大多是多音節的,其語法關系一般用粘著和變化附加成分來表示,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應用會遇到重重障礙。[2]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隨後“數少而該貫”的小字的問世。
那麽,契丹小字與回鶻文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呢?這是多年來一直困擾學界的問題。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襲回鶻文字母而來這一說法的基礎上,契丹文研究專家厲鼎煃先生根據契丹字哀冊所用的紀年方法同回鶻歷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鶻語與契丹語語法特征的相似性,認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鶻文息息相通的”。[3]盡管作者采用了比較折中的說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學界的批評。原因很簡單,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讀寫單位)之字型與“如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箓,如曲譜五”[4]的回鶻文字母迥然有別,根本看不出他們在筆法上的內在聯系,卻明顯與漢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傾向於這麽一種觀點:契丹小字是在參照漢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礎上,同時參考了回鶻語拼音法,兩相有機結合而構成的新文字。
筆者認為,後一種說法當更為切合實際,否則,叠剌即使再聰明,僅僅跟隨回鶻使者學習二旬,就想學會一種新的語言與文字,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論進一步以之為據來創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認為,叠剌學而用之的應是回鶻文的拼音法規則,而非回鶻文字母本身。契丹語與回鶻語同屬阿爾泰語系,回鶻語屬於典型的粘著語,契丹語中也普遍存在著用多音節詞和粘著詞尾表示語法的現象,而且與回鶻語一樣,契丹語也有元音和諧的特點。故而,用回鶻文的拼音法規則,更易於表達契丹語的語法現象。受此啟示,叠剌通過對大字的改進與利用,從而研制出書寫更為方便,使用更加廣泛的契丹小字。後來,蒙古人、滿人之所以先後采用回鶻文字母以拼寫自己的語言,亦與蒙古語、滿語與回鶻語一樣同屬粘著語這一因素息息相關。
從記載看,叠剌所創小字的特點是“數少而該貫”。“數少”,既可解釋為原字數量較少,也可解釋為筆畫較為簡單;“該”,即“賅”之通假,意為完備,“貫”,“貫通”意。質言之,這種文字是比較簡便的,由於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個原字拼出無數的單詞,卻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語完全貫通。大概正是由於小字之簡約,在遼寧建平縣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謙貞撰《鄭恪墓誌銘》中又被稱為“小簡字”。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漢字為基礎的詞符文字,《大遼大橫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故太師銘石記》、《蕭忠孝墓誌》屬之,5年後新創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拼音文字,《慶陵哀冊》、《蕭令公墓誌》、《許王墓誌》屬之。
這裏我們必須對目前頗有市場的“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說”略做辨正。該說系日本學者村山七郎所提出,認為叠剌所學習的回鶻語言文字是古代突厥文字,從而把《慶陵哀冊》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較對證,最後認定契丹文字來源於突厥文。[5]其文既出,很快便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日本東洋史專家田村實造對其褒揚有加,稱頌此文“成功地解決了多年的疑難問題……是值得我們向全世界誇耀的”。[6]果真如此嗎?非也。我國學者於寶林已從契丹字之字型、契丹語與蒙古語的關系及契丹文與突厥文的大相徑庭等諸多角度撰文詳加辨正,匡誤糾謬,[7]足備參考,毋庸贅述。其實,僅就突厥文字的行用歷史而言,亦不難看出該說的難以成立。
突厥文是突厥汗國(552~744)所使用的文字,名至實歸,但西人卻以這種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盧尼文有些相似而先入為主地將其稱作“盧尼文”了。在回鶻文創制和普遍流行之前,漠北回鶻汗國(744~840)使用的主要也是這種文字。840年回鶻西遷後,突厥盧尼文逐步為回鶻文所取代,不復流行。假使當時入契丹的不是回鶻使者,而是一位學識淵博而又兼善復古的學者,說不定會有些許可能授叠剌以突厥文。問題是連這樣的假設都是不存在的。我們很難想象,作為一國之使,會主動舍棄自己所熟悉的國書——回鶻文不用,而選擇當時已滅亡或行將滅亡的文字向契丹人傳授。況且,該使者在925年時是否還認識突厥盧尼文字也是頗值得懷疑的(其身份畢竟不是一位學者)。西方學者常將包括回鶻文在內的古突厥語族的文字概稱為突厥文。如果村山七郎取的是此意,那僅僅是名稱上的差異而已,與大局無妨,而事實是他用以和契丹文字比對的明明確確是突厥盧尼文字母(而非回鶻文字母)。這就讓人匪夷所思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契丹小字的制成與回鶻關系密切,它首先是回鶻使者傳授的結果,同時又受到了回鶻語拼音法規則的直接影響。但必須承認,契丹小字與回鶻文字母本身並無多少直接關系,更談不上與突厥盧尼文字母之間的關聯了。
二、契丹語中的回鶻語借詞
回鶻的語言對契丹語的影響也有諸多蛛絲馬跡可尋。 首先表現在契丹對回鶻語術語的借用上。在《遼史》中,我們常可見到一個不見於前代文獻的術語——鐵不得。《遼史》卷20《興宗紀》載:“[重熙十七年(1048)三月]丁卯,鐵不得國使來,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對同一事件的記載又見於《遼史》卷36《兵衛誌》和卷70《屬國表》中。同書卷46《百官誌》中還出現有“鐵不得國王府”。“校勘記”對該術語是這樣解釋的:
鐵不得即吐蕃,此與上文西蕃、大蕃等並是當時吐蕃不同部分朝貢於遼者,故以不同名稱存於史冊。
說明“鐵不得”與《遼史》中出現的“西蕃”、“大蕃”一樣,其實都是“吐蕃”的音譯。我們知道,吐蕃是漢文史籍對古代藏族的稱謂,而藏族則自稱Bod,即“蕃”。那麽,漢語稱謂中的“吐”字何來呢?長期以來一直不得正解。近期,學者們通過縝密分析,指出漢語“吐蕃”其實是從突厥—回鶻語對藏族的稱謂Tüpüt一詞轉借而來的。[8]此說既新穎而又有說服力,可以信從。
那麽,“鐵不得”一詞是直接借自突厥—回鶻語還是轉借自漢語的呢?我認為,借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漢語“吐蕃”音譯的只是Tüpüt中的Tüp-,但省去了尾音-üt。而“鐵不得”顯然是Tüpüt的全譯。考慮到突厥早已退出歷史舞臺,而回鶻卻與契丹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故可以認為,契丹對吐蕃的稱謂“鐵不得”是直接從回鶻語那裏借用過來的。
回鶻的職官名稱更是為契丹所借用和效法。筆者是遼—契丹史的外行,對遼代職官制度全無了解。憑感覺對《遼史·國語解》、《遼史·百官誌》和《契丹國誌》等相關文獻進行了初步搜檢,有幸從中找到了不少與突厥—回鶻相通的官號。有些尚無把握,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有些大致可確定其源流關系。這裏僅將自認為比較有把握的部分標舉如下:
1.可敦 《遼史·後妃傳》:“遼因突厥,稱皇後曰‘可敦’。”這裏的突厥,其實指代的是回鶻。顯然,該詞為回鶻語qatun的音譯,二者詞義完全相同。《突厥語大詞典》即稱:“qatun 可敦,夫人。”[9]唐初,該術語又寫作可賀敦,對應於qaγatun。責其實,該詞最早很可能起源於鮮卑或吐谷渾人。
2.夷離堇 又作夷離巾、移裏堇、俟斤等。《遼史·國語解》:“夷離堇,統軍馬大官。”契丹立國前,該官即已存在,權力很大。《南齊書》卷57《魏虜傳》稱北魏有官號俟勤(即俟斤),其職“比尚書”。職掌與契丹有異,但在擁有實權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該詞當借自突厥—回鶻官號俟斤(Irkin/Erkin/Erkan,“智慧”之意)。
3.惕隱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7引宋綬《上契丹風俗》謂:“惕隱,若司宗之類。”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稱:“惕隱司,掌宗室。”《遼史·國語解》:“惕隱,典族屬官,即宗正職也。”一般由皇族,而且是皇族中最親近的人物擔任此官。該官號無疑來源於回鶻之特勤/狄銀(Tegin,指可汗的弟弟或兒子),只是詞義有所變化。《突厥語大詞典》稱:“Tegin,這個詞的原意是‘奴隸’……後來,這個詞為可汗家族的子弟們所專用。”[10]
4.於越 《遼史·國語解》稱:“於越,貴官,無所職。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該官職在《宋史》卷4和《遼史》卷490中都可見到,而且常見於敦煌出土的9~11世紀的於闐語、回鶻語文獻中。《遼史·屬國表》:“統和八年(990)六月,阿薩蘭回鶻於越、達剌幹各遣使來貢。”很顯然,契丹語於越一職當借自回鶻,原作Ügä或Ögä,意為“尊敬的”、“賢明的”。
5.達剌幹 “長官”意。《遼史·太宗紀》:“詔以……達剌幹為副使……縣達剌幹為馬步。”《國語解》又謂:“達剌幹,縣官也,後升副使。”該詞為突厥—回鶻語“達幹(Tarqan)”(職官名)的借用。在突厥、回鶻中,它是一種統領兵馬的武官,地位十分顯赫。據考,應系漢語“達官”一詞的音轉。[11]契丹借用時,意義有所改變,後又為蒙古語所轉借。[12]
6.夷離畢(移離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7引宋綬《上契丹風俗》謂:“蕃官有夷離畢,參聞國政。”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藩官有參知政事,謂之夷離畢。”《遼史·國語解》:“夷離畢,即參知政事,後置夷離畢院以掌刑政。”唐代“畢”“發”讀音相近,故可知該官稱顯系回鶻俟利發/俟力發/頡利伐 (Eltäbir/Iltäbir)的假借。
7.詳穩 《遼史·國語解》:“詳穩,諸官府監治長官。”在《百官誌》中,記有詳穩司百余個,其官職高低隨機構不同而變動。該詞有時又被寫作相溫、詳溫或桑昆等,究其最原始來源,當為漢語“將軍”之借詞,但並非直接借自漢語,而應是從回鶻官號相溫(Sangun/Sängün)轉借的。
8.撻林(闥林、撻領) 《遼史·國語解》:“撻林,官名。後二室韋部改為仆射,又名司空。”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稱:“其東北有撻領相公,掌黑水等邊事。”撻林者,當乃回鶻官號鐵林(Tärim)之借用。後唐同光四年(924),甘州回鶻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田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六十人陳方物”。[13]其中的鐵林成為人名的一部分。鐵林(Tärim)者,當系Tängrim的派生詞,[14]在11世紀成書的維吾爾族語言學名著《突厥語大詞典》中,對該詞是這樣解釋的:“Tärim,對特勤、出身於阿夫拉西亞普王族的可敦及其各代王子門的專用詞。除國王的兒子們以外的其他人,不論身份有多高,都不能對他們用這個詞。”[15]二者名號相通,身份都很高,但詞義已有所變化。回鶻專用於王子,契丹卻不同,可用於對司空或邊疆巡視官員的稱呼。在女真語中,該詞亦指邊將,當為契丹術語的借用。
9.梅裏(梅李) 《遼史·國語解》:“梅裏,貴戚官名。”享有此官號者常受遣出使,如《新五代史·晉出帝紀》即載:“契丹使梅李來。”究其來源,很可能就是回鶻官稱密六/媚祿/密祿(Biruq)的假借,其原意為“國王侍從”、“相”,在契丹中意轉為“貴戚官”意。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筆者通過對遼朝立國前後官號的使用與演變情況的比較,從中看出這麽一種現象:以916年契丹—遼國建立為界,早期官號以契丹本土風貌為主,後期官號則廣泛借用回鶻術語,尤其是朝官與顯貴稱號,這一現象體現了契丹立國前後,回鶻影響的逐步加大、加深。
據考,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名號即有可能來源於回鶻語。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曾謂:“余按遼太祖阿保機,或雲:‘阿保之義為頭,機為唯一。’是猶殷契之稱‘余一人’也;然保機或與bögü音近有關。”[16]所謂bögü,即突厥—回鶻語之“聖明”。突厥盧尼文《暾欲谷碑》第34行有言:“bögü qaγan banγaru anča ayüdmüs(bögü可汗對我如此說了)。”[17]
這裏的bögü顯然不是可汗的名字,而是尊稱或尊號,bögü qaγan在這裏應為“聖明可汗”之謂。bögü一詞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語文獻中更是頻頻出現。漠北回鶻汗國第三代君主移地健(759~780年在位)受唐冊封為英義建功可汗,回鶻語稱之為bögü qaγan,漢文牟羽可汗即其音譯,意思是“聖明”,與今天蒙古語之bögü為同一字。[18]契丹語與回鶻語、蒙古語一樣同屬阿爾泰語系,故將“保機”一詞與bögü聯系起來考慮當非為無稽之議。更值得深思玩味的是,阿保機於天顯元年(926)駕崩後,就先後被謚為“大聖大明天皇帝”和“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看來,“聖明”二字與阿保機“緣分”不淺。
三、回鶻語文影響契丹的原由蠡測
吾人固知,遼朝於916年立國時,回鶻人活動的區域主要局限於西北一隅,與契丹遙距萬裏。那麽,契丹語何以會受到回鶻語如此深刻的影響呢?我認為應從二者由來已久的歷史關系中尋根探源。
回鶻與契丹發生聯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是時,回鶻主要活動於漠北,天寶三年(744),回鶻首領骨力裴羅自稱骨咄祿毗伽可汗,以烏德鞬山為中心建立了雄強一時的漠北回鶻汗國(744~840)。回鶻強盛時,契丹為其臣屬,回鶻遣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19]直到會昌二年(842),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鶻監使等八百余人”。[20]其酋長的印信也由回鶻頒給,直到9世紀中葉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後才改由唐朝頒發。《舊唐書》卷199《契丹傳》載:“會昌二年(842)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上言:‘屈戍等雲,契丹舊用回紇印,今懇請聞奏,乞國家賜印。’許之,以‘奉國契丹之印’為文。”漠北回鶻汗國的強盛持續了近一個世紀,840年在內亂外患的交重打擊下滅亡,部眾四散外逃,大多西徙至新疆、中亞及河西走廊等地,先後建立了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鶻王國、甘州回鶻及沙州回鶻等政權。
在漠北時期,回鶻是典型的遊牧民族,兼有極少量的農業經濟。然而在西遷後,由於受當地自然環境與文化傳統的影響,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由遊牧轉為定居,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體現在文化上,就是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兼而有之。這一文化特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們的共存使回鶻文化顯得豐富多彩,同時使回鶻人接受外來文化更為容易,故來自中原的農耕文明、來自西藏的遊牧文化,以至來自印度、波斯、中亞的各種文化,在回鶻那裏都可以找到生長的土壤;再次,兼容並包了多種文化因素的回鶻文化比起漢文化來,它們更容易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這應是包括契丹在內的北方草原民族(其他如西夏、女真、蒙古等)重用回鶻人,以回鶻人為師的基本原因。
回鶻外遷,其舊地遂為契丹所有。飽經離亂折磨的回鶻人勢力大衰,後來雖各有其國,但勢力已無法與昔日同日而語了,於是乎反主為客,回過頭來又稱臣於契丹,並不斷地向其朝貢。《契丹國誌》卷26《高昌》記載說回鶻在“契丹時,三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裏皮、褐裏絲等”。據《遼史》、《遼史紀事本末》的有關記載統計,有遼一代219年間,回鶻向契丹朝貢64次,平均每三年另五個月一次。為了安置來人,遼政府在上京南城之南門東側置“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21]而且,當時似乎有不少回鶻人在遼廷也得到了重用:“道宗清寧九年(1053)……回鶻海鄰、裹裏、耶律撻不也、阿廝、宮分人急裏哥、霞抹、乙辛、只魯並加上將軍。諸護衛及士卒、庖夫、弩手、傘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22]
回鶻與契丹之間關系密切,且長期保持,個中原因值得探討。固然,政治上的需要和經濟上的互通有無是其原動力,但另外一個因素似乎亦不應忽視,那就是契丹後族所出的述律/蕭氏本身就是回鶻遺民的後裔。之所以這樣說,並非出自筆者的杜撰,而是於史有據的。《遼史·後妃傳》稱遼太祖應天皇後“其先回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裏,慎思生婆姑梅裏,婆姑娶勻德恝王女,生後於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遙輦氏為阿紮割只”。同書《外戚表》則稱:“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糯思之後。”內容大致相同的記載又見於《遼史·地理誌》等多種文獻中。由這些記載推定應天皇後為回鶻後裔,殆無疑義。應天皇後生於879年,時距840年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將近40年。應天皇後為糯思第五代孫,說明早在回鶻汗國滅亡之前糯思子孫就已經定居契丹地區了。糯思很可能就是漠北回鶻汗國派往契丹“督其貢賦”的監使之一。後定居,逐步與契丹人水乳交融。至阿保機,娶回鶻述律氏,並於建國後立為皇後。耶律氏與述律家族的聯姻與同盟的形成,為遼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述律氏家族在遙輦晚期已經是契丹社會中迅速崛起的一個強大勢力,應天皇後“簡重果斷,有雄略”,[23]在遼朝的創建和鞏固過程中,曾經起過一系列重大的作用:協助遼太祖統一諸部,取代遙輦,西並奚族,東滅渤海,並平定諸弟叛亂,後來又扶立德光,一直在朝廷中參預決策,故在遼代歷史上享有崇高的聲望。在其之後,遼朝帝後大多都出自她的家族。只因其內侄“小漢”被遼太宗賜名蕭翰,從此她家改為蕭姓。在《遼史·後妃傳》記載的10個皇後中,有9人即出自該家族,另有一人族出不詳,但也不排除出自同一家族的可能。
如前所述,遼代的帝王均出耶律氏,為契丹族,但皇後則多出回鶻述律氏。後族勢力很大,自始至終與皇權密切相關。她們在皇帝健在時直接參予國政,在皇帝死後掌管國柄,帶有濃重的母系氏族社會印痕,她們的思想意識與態度對遼朝國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響,在遼朝的文化建設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可以想見,回鶻與契丹的密切往來,尤其是契丹宮廷中回鶻後族的影響,自然會對契丹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回鶻語文之所以能對契丹產生既深且巨的影響,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四點:其一,回鶻文化發達,且兼有農業與遊牧二重特征,較容易為新興的契丹民族所接受;其二,回鶻語與契丹語同屬阿爾泰語系,同屬粘著語,語言本身就有相通之處,使二者之間的吸納更為便捷;其三,回鶻與契丹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由來已久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其四,回鶻後族在契丹社會和宮廷中享有崇高地位,他們的文化認同意識無疑會對契丹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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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Uighur Language’s Influence on the Khitans

Abstract: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ighurs and Khitans since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s a result, both Khita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Uighur language. Due to shor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elated materials, the problem is remained for a long time. The present paper thinks that formulation of the Small Khitan Character got help of Uighur embassy and was based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rule of the Uighur language. Besides, a lot of terms of the Khitans borrowed from the Uighurs.
Key Words: Uighur; Khitan; language; script; cultural relationship



[1] 程溯洛《論遼金與回鶻的關系》,《遼金史論集》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頁。
[2] 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於寶林、邢復禮《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1頁。
[3] 厲鼎煃《試用古回鶻文比較研究契丹文字》,《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第174~177頁。
[4] [宋]彭大雅《黑韃事略》,王國維《蒙韃備錄黑韃事略箋證》,北平:文殿閣書社,1936年,第67頁。
[5] 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讀の方法”,《言語研究》第17~18期合刊,1951年,第47~70頁。
[6] 田村實造,“契丹文字の發見から解讀まで——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讀の方法」”,《民族學研究》第16卷1期,1951年,第46~48頁。
[7] 於寶林《略論〈契丹文字的解讀方法〉》,《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29~344頁。
[8] 安瓦爾·巴依圖爾、克由木·霍加《關於“吐蕃”一詞的語源考證》,《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第122~124頁。
[9] 麻赫默德·喀什噶裏著,校仲彜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32頁。
[10] 同上引《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第416~417頁。
[11] 羽田亨,“回鶻文摩尼教徒祈願文の斷簡”,《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言語·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331頁。
[12] 於寶林《契丹古代史論稿》,黃山書社,1998年,第274~275頁。
[13]《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五》,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20頁。
[14] P. Pelliot, Tängrim> Tärim, T’oung Pao 37, 1944.
[15] 同上引《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第436~437頁。
[16] 饒宗頤《說占蔔》,《饒宗頤東方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5頁。
[17]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51, стр. 63.
[18] 劉義棠《維吾爾研究》(修訂版),臺北:正中書局,1997年,第124~125頁;楊富學《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30頁。
[19] 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2《幽州紀聖功碑銘並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20]《資治通鑒》卷246,中華書局,1963年,第7967頁。
[21]《遼史》卷37《地理誌》,中華書局,1974年,第441頁。
[22]《遼史》卷22《道宗紀》,第262~263頁。
[23]《遼史》卷71《後妃傳》,第1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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