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生平及其貢獻

摘要　英國傑出的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和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１９００—１９９５）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而言是个重大損失，我們因此感到悲傷。該文介紹他一生各階段的活動和工作以及他對發展生物化學、中國科學史和中英友好事業的貢獻。特別討論了他從三十年代以來對中國文化的皈依過程和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義。我們還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為我们提供一個現成的學習榜樣。李約瑟思想是科學史領域中的寶貴理論財富。最後，作者談到過去二十多年來與李博士個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關鍵詞　李約瑟，中國，《中國科學技術史》

　　 Abstract Dr.Joseph Needham(1900—1995)，an outstanding British bi-ochemist，authorit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culture in China and faithful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had l-eft us recently.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and thus makes us very sorrowful.Here an account is given ab-out the activities and work of every period of his lif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chemistry，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o the cause of Sino-British frien-dship.The process of his conversion to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sin-ce 1930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his monumental work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are especially discussed here.We point out that Needhams image and spirit provieded us a ready-made exam-ple which is worth learning.Needham Thought is a valuable theoritic-al wealth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Lastly，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feeling obtained from his private association with D-r.Needham　during past more than 20 years.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China，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晚８時５５分，在劍橋大學校园區內一位當代偉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动。聞名全球的英國傑出生物化學家、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權威、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李約瑟博士，懷著對中國眷念的深情離開了我們。幾個月前，他曾經來信說，他近來身體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即震顫性麻痹，而且已經说不出話了。從他簽名可以看出寫得比過去吃力，將有的字母堆寫在一起。劍橋傳來的消息也說，李約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雖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備，但他的突然過世不僅在英國，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區仍然引起悲傷，因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熱爱中國了，３月２３日還讓人朗讀有關中國的資料［（１）］。他雖已說不出話，但料想临終前口中還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過世對他的第二故乡中國來說，同樣是個重大损失。
李約瑟字丹耀，號十宿道人、勝冗子，英國原名為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９日生於倫敦的知識分子家庭。他早年攻習生物化學，在劍橋大學岡維爾－基斯學院（Gonville & Gaius College）投師於英国近代生物化學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 Prof.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１８６１—１９４７），１９２２年畢業后作為研究生繼續深造。他的第一項獨立研究是探討神經病的生物化學機制，首次在生物化學與神經生理學、神經心理學之間架起橋梁，接著研究生物化學與胚胎學之間的關系，架起了學科間另一座橋梁［（２）］ 。这些跨學科的研究擴大了生物化學的應用範圍，導致新的边緣學科的出現。由於這些研究，他獲得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雙学位。１９２４年選为學院研究員，留職母校，同年與多罗西·莫伊爾（Dorothy Mary Moyle，１８９８—１９８９）博士結婚。李夫人後來也在四十年代隨丈夫來華，漢名李大斐，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長蛋白質化學，而李約瑟集中化學胚胎學研究，１９３１年出版三卷本經典著作《化學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成為這门學科的奠基人。這是李約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１９３３年任副教授，１９４１年先於李大斐兩年當選為皇家科學院院士。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间他除授課、作實驗研究外，還發表许多有關生物化學和科学哲學作品，而科學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熱點。１９３１年發表《胚胎學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為這門科學歷史的第一個作者。他還是劍橋大學科學史系的發起人。３０年代以來，李約瑟不僅是傑出生物化學家，還是有進步世界觀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問題專家。如果他繼續沿著生物化學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個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運卻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動鼎盛時期放棄原有專業，从２０世紀最新一門自然科學轉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對中國科學文化史的探討，從而在後半生與東半球另一端的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促使李約瑟專業大轉變的主要因素是１９３７年三名攻讀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魯桂珍、王應睞和沈詩章的到來。李約瑟一家從未與中國有聯系，他對中國了解不多，但在與中國同行相處時發現他們研究科學的智力与他一樣。其中魯桂珍（１９０４—１９９１年）對他影響最大，魯出身於醫藥世家，祖籍湖北蘄春產生過大科學家李時珍（１５１８—１５９２年）。魯本人對本國科學遺產有相當了解，能從近代科學觀點評價古代科學成就，李約瑟聽後感到吃驚，這成了他們经常交談的話題。魯桂珍向李約瑟傳递一個信息：中國古代有不少科學發現與發明領先於基督教文明。這激起他對中國及其科學文化史的興趣與好奇心。他开始閱讀有關中國讀物，並被这個古老的東方異國文明深深吸引，终於導致在思想上對中國文化的皈依，從３７歲起发誓學習漢語。兩年後，魯桂珍與他联名寫出《中國人對食物療法的歷史贡獻》［（３）］。這篇论文把李約瑟第一次引入中國科學史領域，他們商定今後共同寫一本中國科学史著作。因此可將這篇論文看成是多卷本叢書《中國科學技术史》最初的“胚胎”［（４）］。二戰爆發後，李約瑟於１９４２年作為皇家科學院代表率其他科學家來中國肩負援華使命。這是從明代万歷年間（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年）以來第一次由科學院院士率領的西方職業科學家代表團以科學交流為主旨的來華訪問，具有历史意義。李院士先任英國駐華大使馆科學參贊，繼而　在重慶筹建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當時正是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岁月，該館負責向受日軍封鎖地区的中國科技機構提供科學文獻、仪器、化學試劑，傳遞信息，溝通中外科學技術。李約瑟與中國人民共度戰時艱苦，他主持的合作館在中、英科學家努力下作了許多有益於中國戰時科學發展的工作。由於李約瑟的贡獻，他被選為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在華期間他在１３個省份作了廣泛旅行，與各界人士交往，從國共雙方軍政要員到工人、農民、學生、商人，尤其結識不同專業的學者，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促使他全面加深對中国的了解。他在華活動都载入他們夫婦１９４８年在伦敦發表的《科學前哨》（Science Outpost）及《中國科學》（Chinese Science）二書之中。他還像戰时記者那樣將在華見聞報道於倫敦《自然》（Nature）刊物上，並向ＢＢＣ電臺寄去廣播稿，讓西方了解中国。
李約瑟通過在華考察和研究，早在四十年代已較準確評價中國傳統科學成就，他後來在《中國科技史》各卷中闡述的基本觀點，都萌發于此時。在這期間他與中國人民結下深厚友誼，把中國看成第二故鄉，從那以後直到他臨終前都一直關註並熱愛中國。在所有關鍵時刻他都挺身而出，發出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而不管自己在西方处境如何困難。他不愧是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忠實朋友。１９４６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應聯合国教育與文化組織總幹事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１８８７—１９７５）之邀，前往巴黎負責筹建科學處，成為首任處長，從而使該組織擴建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使他從巴黎行政事務中脫身而編寫中國科学史，１９４８年魯桂珍從南京来接替他的工作。分手前二人又討論了科學史課題實施方案，相約下步工作在劍橋全面展開。李約瑟返國後，迅即投身寫作。從事這項困難的工作，要有中國同事與之合作，但魯桂珍遠在巴黎，遂請當時在劍橋的王鈴先生參与前三卷寫作，他們於１９４３年在重慶已認識了。第一卷總論於１９５４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标誌李約瑟後半生另一歷史丰碑業已奠基。出版社從發行角度考慮，將書名稱為《中國之科學及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但作者仍偏愛《中國科學技術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这個書名。最後，采取中、英文本用不同书名的折中方案。１９５６年第二卷問世，王鈴于次年赴澳大利亞，李约瑟身邊沒有幫手，而下一卷就要上馬。這時魯桂珍辭去巴黎职務，移居劍橋。我們不要忘記，五十年代正值東西方“冷戰”時期，李约瑟的傑作初問世時，一度受到非難，甚至被扣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帽子，當成“共產黨嫌疑分子”。但人類的理智終究要戰勝政治偏見，他在書中列舉的事實勝於雄辯。自第三卷出版後，在東西方各國獲得熱烈稱贊，他的處境也有改善。新中國成立後，他發起組織英中友好協會和英中了解協會，並自任會長，在推动英中友好事業中作出重要貢獻。１９５２年重返中國，此后於１９５８、１９６４、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６年多次偕魯桂珍博士訪華。每次都會見老友、結交新朋，去各地參觀訪問、收集資料並作演講。四十多年來除撰寫大書外，還發表大量論文和專著，都與中国科學史有關。這些作品有的譯成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風行世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他榮任母校岡維爾－基斯學院院長，１９７１年選為英國文學院院士（ＦＢＡ），一人身兼自然科学和社會科學兩個科學院的院士，是少有的殊榮。１９７２—１９７５年任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會主席，還是國際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世界各國學术團體和大學授予他榮誉學位、學銜不計其數。１９７２—１９９０年他任劍橋东亞科學史圖書館館長，改為李約瑟研究所後又任所長。
如前所述，傑出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科学活動鼎盛時期，１９３７年突然發生信念上的皈依。他形容這種思想轉折時寫道：Then came my conversion，a word I use advisedly，because it was a bit like what happened to St.Paul on the road to Damascus（“後來我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这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他這裏借用《聖經·保羅全書》中的典故，內稱虔誠的猶太教徒和法利賽人掃羅（Saulos）有一次前往大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半路上忽被強光照射，耶穌在聖光中顯現，囑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於是改宗，易名為保罗（Paolos），轉而成為传播基督福音的使徒。我們要領會李约瑟這一比喻的份量和內在含義。正因為有一種精神力量的驅使，他才５０余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於中國浩瀚典籍之中。當然這中間沒有什麽靈光显現，主要是李約瑟深深陶醉於魯桂珍最先向他介紹的中國古代科學文明之中，決心充當向西方世界傳播這一古老文明的使者，他成了新時代的聖保羅。與那些對中國文明持膚淺之見的西方人相反，在李約瑟看來，中國像古希臘一样有巨大科學財富，而且中國科學遺產是個絕對的金礦［（５）］。他指出，從公元後一千五百年漫長時间內中國科學技術遙遙領先於欧洲和任何其他文明。他研究中國科學史的目的是澄清對中國科学的疑惑，打破無知，消除誤解，還歷史本來面目。同時他決心在后半生全面發掘這個科學金礦，為人類提供一笔精神財富。他認為自然科學不是歐洲人獨有的，其他民族尤其中華民族在這方面也有貢獻。他寫此書另一目的是把人類各個文明都沟通起來，用事實說明各文明的科學有如江河，最終都流歸近代科學的大海，而非分道揚鑣［（６）］。他還認為人類在科學上的統一，預示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來之路。在寫作過程中，下列問題始終在李約瑟腦海中盤旋：
１．為什麽具有系统實驗和自然知識假說數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學及隨　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興起？
２．為什麽在公元後一千五百年间中國發展科學比西方更為有效與領先？中國都有哪些成就，其貢獻如何？
３．為什麽中國傳統科學基本上處於經驗階段或達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來的工業革命？
這些问題被科學史家稱為“李約瑟命題”（Needham Thesis）［（７）］，吸引各國學者深思與求解。可以說他的中國科學史課题計劃就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制订的。按總體規劃，全書要寫成七大卷、五十章，作十六開本，有的卷再分若幹冊，總共３５冊，一千多萬字。卷一總論，卷二論中國科學思想及科技發展的思想背景。卷三为數學、天文學及地學，刊於１９５９年。卷四物理學及相关技術，分三冊，均出版。卷五化學及相關技術，分十四冊，現已出八冊。卷六生命科學及相關技術，共十冊，已出前二冊。卷七為全書總結，共四冊，待出。最後還有總索引二冊。參與寫作的除主帥李約瑟及副帥魯桂珍外，還有王鈴、何丙郁、席文（Nathan Sivin）、罗賓遜（Kenneth Robinson）、錢存訓、庫恩（Dieter Kuhn）、白馥蘭（Francesca Bray）、黃興宗、梅泰裏（Georges Métailié）、傅漢思（Hans Vogal）、叶山（Robin Yates）、迪安（Albert Dien）、卜魯（Gregory Blue）、蔔正民（Timothy Brook）、郭郛等人，可以說是由英、中、美、德、法、加等不同國籍學者組成的“跨國軍團”。這套叢書寫作持續近半個世紀還未完工，可見研究中國科學史確是項巨大工程。李約瑟說，他寫這部書必須健康長壽，才能勝任這一“持久戰”。有幸的是，他生前已就未完成的各冊作了部署，相信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全書會　勝利出齊。已出各冊正由海峽两岸陸續譯成漢文本出版，而日本亦有日文譯本問世。這部巨著是他窮五十多年心力在中國科學史探金事業中的艱苦勞動結晶，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對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作了全面系統的歷史總結。這是一項空前創舉，為人類展現了一個過去知之甚微的新的精神世界，使人們從昔日中国科學金礦中看到無盡的知識寶藏。實際上這是一部體大思深、結構嚴密的有關中國传統科學文化的大百科全書。有史以來，我們還從未見過先前有任何著作像這部書那樣對一個文明的科學文化史作如此廣博而深湛研究的，篳路蓝縷，厥功甚偉。就憑这一點，足以使李約瑟名垂千古。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李博士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來研究中国科學史的。他從比較觀點考察中外科學交流，證明人類各文明區的科學技術不是彼此隔絕，而是相互溝通，因此他的書不只專講中国，還觸及古希臘、中世紀歐洲、阿拉伯世界、印度、巴比倫，甚至還有美洲印第安地区，他用一連串事實在中國与這些文明之間架起了橋梁。他認為各個民族的科學創造力不分高下，都各有其貢獻，但中華民族的貢獻較為突出。雖說近代科學首先於１７世紀在西歐興起，但李博士表明，如果沒有中國等其他文明區的科學註入，近代科學及工業革命便無從談起。因而近代科學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不應為某一文明所獨有。他在論證中國對世界科學貢獻时，以崇敬和愛戴的心情捍衛了中国人對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发明的優先權，將中國科學文化置於世界史中應有的位置，這就有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這種地位過去被嚴重貶低和誤解。為此他应得到所有中國人的感謝。中國人民因有李約瑟這樣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通過他這部書可以從中國科學史的視角看到世界科學的发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有地區的文明都有机地聯系在一起。這是他按中国有機論哲學模式描繪的一幅世界科學的發展藍圖，也可說他的書是在世界科學發展中向各方向輻射並從各方向受辐射的一部動態的中國科學史。他在系統闡述中國科學成就後，自然進入解釋這些成就何以出現的理論領域。中心議題是說明，當中世纪歐洲處於長期黑暗時代之際，為何中國能在亞洲發出如此燦爛的科技之光？与此相關連的是，當覺醒的歐洲文藝復興後期興起近代科學時，又為什麽傳統中國科學沒能實現這一突破？他從四十年代起便決心探討這些难題。為此他通觀全局地研究中西科學史，理清各自發展脉絡，找出雙方異同點及優缺點，又從科學社會學、科学哲學等角度綜合分析中西社會體制、經濟結構、語言邏辑、地理環境各因素影響，作內史與外史的交叉研究，導出一系列獨到見解。他在中國科學史探討中所發展的許多理論概念，對一般科學史而言也是有啟發性的。自然，他的書也为各國學者研究本國科學史提供了範例。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目前正醞酿中的多卷本中國科學史，即以李翁大著為楷模。《诗》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填充了西方漢學中的空白，又彌補了世界科學史中的缺項。他是系統研究中國科學通史的開山鼻祖和這門新興學科的奠基人。這是他後半生的主要科學建樹。他學贯中西，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考证精密，他所導出的結论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系統整理並發掘中國科學遺产，使各國人易於理解和樂於接受，這項工作十分艱难。由於過去人們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而對中國科學成就嚴重低估，李約瑟的書將使很多人對中國重新认識並發生觀念上的根本改變，这是用千軍萬馬都作不到的。他在宣揚和傳播中華科學文明方面的功勛，是怎樣估價都不會過高的，其影響將是持久的。可以說他這部巨著是２０世紀世界重要學術經典。他已在當今國際文化史領域內掀起一股臺風，橫掃以往一切陳腐的中國觀，使人們不得不刮目相視。他的書在西方如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罗（Marco Plol，１２５４—１３２４）遊記當年出版时那樣，幫助西方人大開眼界，看到舊大陸另一端东方大國令人向往的情景。但作為皈依華夏文明的新時代圣保羅，李約瑟主要充当向基督教文明傳播中國科學文化的使者。另一方面，他的書在中國起到使亿萬人精神振作、奮发進取的鼓舞作用，是当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不可替代的教材。既然我們擁有那麽多优秀的科學遺產，祖先作出那麽多震撼世界的发明發現，通過我們現在這几代人的努力，一定會使祖國科學騰飞，步入世界先進之列，為人類再作重大貢獻。這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也是李約瑟直到臨終前一直堅信的。多年来他靠個人力量從事研究，遇到不少困難和挫折，盡管財政拮據，但仍矢誌不渝。大书能有今日規模，談何容易。他夫人李大斐也以自己收入支持丈夫的事業，但七十年代後李大斐身體不好，後又臥床不起。李約瑟一边照料太太，一邊緊張工作，以致他腿部關節炎一直無暇就醫。１９８７年李大斐不幸辭世，李約瑟失去伴侶，而自己行動也越益困難。兩年後他與魯桂珍喜结良緣，也是命運為他們安排的最終歸宿。但婚後剛兩年，１９９１年桂珍又繼而謝世，使約瑟受到又一次精神打击。此後他身體時好時差，已不能走動，靠護士照料。鉴於他的學術功勛，１９９２年６月，英國女王陛下授予他Companion of Honour勛位，意即榮誉勛爵。雖然如此，他仍希望人們称他為李約瑟博士。１９９０年九十大壽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榮譽稱號，這當然是他最願接受的頭銜。這意味著，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他象加拿大白求恩（HenryNorman Bethune，１８９０—１９３９）博士那樣是億萬中國人的兄弟。１９９３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在這之前，他已被聘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名譽教授。
作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約瑟還與很多中國同行保持私交。筆者榮幸地與他有２０多年持續不斷的交往，願在這裏談谈自己的感受。五十年代初我在大學求學時，對科學史发生興趣，讀他的作品後深感他作為外國人這樣熱情鉆研中國科學史，我們華人更應如此，遂立誌專攻科學史，因而他是我步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引路人之一〔另外兩位引路人是日本的三枝博音（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年）博士和薮內清（１９０７年—　）博士——作者註〕。３１年前，我第一次親睹李約瑟博士的豐采，那時他在中科院歷史所小禮堂作演講。與他直接相識始於七十年代初，他在北京飯店與所內研究人員座談時说：“我受芝加哥的錢存训博士委托要會一會潘吉星，並向他轉達錢的親筆信。”當他發現我恰巧坐在他對面時，我们就自然地開始了交談。那時錢先生正執筆李約瑟的大書造紙印刷卷，而我也在研究造纸技術史。錢先生給我寄的幾封信都被“工人宣傳队”扣壓，是李約瑟的來華才幫助建立起學術聯系。我也因此與李約瑟直接相識，從這以後我們之間一直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所談的內容照例是不同時間雙方共同感興趣的科學史問題。有時互相提供對方需要查找的資料。七十至八十年代，我的不少研究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有的選題是他提出的，例如他说火箭史較難研究，因古書技术用語混亂，他一度“上过當”，把縱火武器當成火箭，他希望我在這方面多下些功夫。１９８１年我在美國作研究時便把這一課題列入日程，通過這項研究證實了李約瑟同一年在布加勒斯特國際會議上提出的火箭起源於１２世紀後半葉的提法後，他很高興。親自將我在這方面的論文推薦到國際漢学刊物《通報》（T’oung Pao）上發表，表現出老一輩科學史家對晚輩的提挈。為使我有進一步研究的機会，１９８２年他邀我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我繼續收集火箭技術史料，并擴寫成一本書。在劍橋期間，每天與約瑟見面並交談，目睹他的工作情景，深受教益。他很易接近，助人為樂，在生活方面熱情關照，委托桂珍為我安排食宿。他不止一次領我去他所在的冈維爾－基斯學院熟悉環境，介紹與院長及其他學者認识。令人難忘的是，當我生日那天，約瑟特意將他和大斐签名的《科學史展望》（Changing Persp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書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後來我向他表示想趁在英停留機會深入研究一下德國化學家肖萊馬（Carl Schorlemmer，１８３４—１８９２），他表示支持，並建議去倫敦和曼徹斯特作現場考察，果然滿載而歸。在劍橋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深感約瑟對我的指點和關懷，實際上是對中國科学史研究事業的關切，体現了這位大學者的國際主義風範。在他那裏工作的其他中國人，想必都有同感。
回国後，為向國人介紹李约瑟、李約瑟思想和他的研究成果，我決心編譯他的一本文集。他獲悉後，迅速寄來三大包論文抽印本，親自編号說明，還將手中僅有的舊日照片冊借給我們制版，同时為《李約瑟文集》（１９８６年）寫了序。出版後，國內外社會效益都較好。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１９８６年他與桂珍的那次訪華期間。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訪問並照料約瑟起居，我們朝夕相处，格外親切。這次旅行中，他以８６歲高齡不顧旅途勞累，为核實一條史料，親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５６０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１４９號窟看到１１２８年宋代石刻物是現存最早的火炮實物資料時，激動得幾乎跳起來。我們迅即作了素描、拍照、錄下銘文。他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他說：这個重要發現已來不及寫入〔大書〕火藥卷（１９８６年）了，我們只能以論文形式先行報道［（８）］。離境前我在宾館內幫他們整理行裝時，註意到兩位銀發老人對中國仍難舍难離。桂珍有時眼含淚珠，说話有點嘶啞，約瑟心裏也難過，他們說這將是最後一次故國重遊。因此日程中安排約瑟去重慶再看一眼他工作過的中英科學合作館舊址，同时去蘄春看看桂珍的祖籍面貌。未料在上海虹橋機場送走他們之后，再沒有機會見面了，只能借書信往來。１９９４年夏，我因病住院，在病床上接到約瑟來信，他安慰我並希望手术成功，再一次體會到他的溫心。如今，往日經常相聚的大斐、桂珍和約瑟均已先後作古，想起怎不断腸。２０多年來約瑟對我的幫助太多了。最大的感受是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现成的學習榜樣。從他的作品和谈吐中表現出來的李約瑟思想、他的治學精神、对事業的執著追求、做人的風範和对中國的熱愛，是我這一生都學不完的。由於他在推進中英友好和了解方面作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對中國人民一貫保持深厚友誼，對中國科學史事業作出了卓越贡獻，他的名字和業績將永遠載入中國史冊。這位英國伟大學者的形象和精神將激勵我們後人繼續攀登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史的高峰，在他身後会有更多的人沿著他的足跡前進。約瑟作為我的知心朋友和導師，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