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對“瘋癲”的認知與嘉約翰貢獻的文獻綜述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歷史學論文
上傳時間:2014/4/4 8:48:00

  晚清之際正是中國社會對“瘋癲”概念發生轉變並認可瘋人醫院體系功用的關鍵時期。正如米歇爾·福柯所說:“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狂並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狂的歷史。……其實瘋狂本身不變,變的是人對它的認識。”[1]29本文將對中國第一間瘋人醫院——廣州惠愛瘋人醫院創辦過程進行歷史考察;分析現代精神病學和醫療體系對瘋人的認識,揭示“瘋人病”這一新觀念和瘋人醫院系統進入中國社會時所產生的獨特文化現象。目前學界普遍地認為,這間醫院是美國教會創辦的,但對瘋人醫院的創辦過程並不清楚,①[2]437-440本文利用美國長老會檔案和瘋人醫院報告等第一手資料,理清部分史實,為這一段歷史增添具體的一筆。
  一 對“瘋癲”的認知與是否建瘋人醫院的爭論
  精神病至今仍是醫學界一個難解之謎。19世紀美國傳教士嘉約翰②[1]在廣州從事醫療教育活動,在長期醫療實踐中常會遇到瘋人的病癥。他同情瘋人的境遇,為此總結了中國社會對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以家庭為單位簡單地看管或投入監獄,從沒對瘋人做出滿意的安排;更為普遍的存在事實是將瘋人用鎖鏈囚禁,經受日曬雨淋,或是全年關閉在黑暗、潮濕的房裏,或是牲口棚中;瘋人得不到什麽關心和照顧,很少能聽到溫暖的話語,更不用說衛生條件。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根本就無望治愈的病癥只有少數幾種手段來處理,常被送回鄉下老家,那裏的宗族勢力有權決定此人是生還是死。在貧困人家,瘋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因為他們經常遭到粗暴的對待和缺少照顧。[3]
  在中國古代,據《黃帝內經·憲樞》卷五之《顛狂》所述,癲狂的表現是失眠,食欲不振、誇大妄想、自尊心強,且吵鬧不休,甚至“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逾垣上屋。”中國醫生普遍把瘋癲的許多形式理解為機體性失調,他們用於解釋“癲”和“狂”的語言與解釋其他疾病沒有什麽區別。[4]在人類整個疾病史中,精神病的治療是最殘酷的一章,直到19世紀,許多國家還不了解精神病是怎麽一回事,所以也談不上精神病護理,除極少數例外,幾乎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遭受殘酷的禁鎖。因此,對癲狂的判斷與處置往往都是出於司法而非醫學的態度。[5]
  從17世紀開始,西方國家科學文化的發展改變了人們對瘋病的看法,解剖學家揭示了循環系統及協調四肢脊髓與皮質間活動的神經網絡,並開始探討神經系統在控制感覺與運動中的作用。關於瘋人的觀念開始轉變,認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是一個自由發展的過程,瘋人不再是一個動物,或被剝奪了全部人類的殘存特性,相反,他具有人的本性。盡管瘋人缺乏自制和秩序的觀念,但仍是一個完整的人,他缺乏的本質也許經過恢復後,個人仍能成為理性的公民發揮作用。”[6]18世紀、19世紀,歐洲和北美的東部沿海地區學校、濟貧院和瘋人院的數量激增,以解決瘋癲病人的問題。瘋人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對瘋人進行隔離,保護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大治愈的希望。部分改革者提出了精神治療的新方法,應用藥物和禁閉管制成為治療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強調精神治療和仁慈、理性、人道的方法。[7]
  正是基於西方現代精神病理論、瘋人醫院收治病人的療效和中國瘋人的特殊處境,嘉約翰深信中國有建立瘋人院的必要。目前見到的關於嘉約翰建瘋人院的最早呼籲,是1872年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嘉約翰提到這批無助瘋人的生存狀況,呼籲教會註意並拯救這一群體。[8]17
  然而當時來華的西醫傳教士還普遍流行這樣的觀念,認為“中國並沒有太多的癲狂患者,沒有必要像歐美國家那樣建瘋人庇護所”。如著名的英國傳教醫生魏雒林曾說過,他在中國“8年行醫經歷只遇到了2位瘋病人”,據此他得出結論:“中國人恬淡的個性和有節制的習慣,使中國人得此病癥的人數不多。”[9]所以,沒有必要在中國建立瘋人庇護所。
  嘉約翰不同意外國醫生關於“中國沒有瘋人的論斷”,他辯解中國的瘋人問題沒有凸現出來是因為,第一,他們大部分被鐵鏈鎖捆在家中;第二,他們很容易自殺;第三,被親屬虐待,他們的壽命通常很短;第四,他們被任意的放逐。癲狂病人總是試圖自殺,博濟醫院一位病人幾次用他的腰帶懸梁自盡,都被嘉約翰醫生及時用刀砍斷繩索救下。[8]17
  1881年嘉約翰在《西醫新報》第1期上發表《論醫癲狂癥》一文,他呼籲中國人應當關註這一問題,“凡人怪異之病殊多,為最酷烈難治者莫如癲狂之癥,有緩有急,或初起而操刀殺人,或病後而妄言譫語,或哭或笑,其狀難以盡述”。他介紹美國設立瘋人醫院的情況,說“美國較大的省份設有專門的癲狂醫院數間,小的省份也會設立一間瘋人醫院(這並不包括各個城市根據不同資助情況設立的瘋人醫院),還有醫生自己設館專醫此癥。英、俄、法等國都有各自的體系,按照此類方法設立癲狂醫院”。嘉約翰進一步說明,“治療此癥必須是經驗豐富的醫生才能稱職,在醫院中多設堅固病房收治癲狂病人,然後采取適合的醫療方法慢慢調解”,會取得較好的療效。而“中醫或是病人的族人普遍使用鐵鏈手銬緊鎖瘋人手足,這樣的手段雖可以使瘋人不再殺人犯科,但對於患癲狂者本人則無大益”。看到許多中國癲狂病人或投河自盡或上吊自殺,“作為一名醫生卻不能施救”,嘉約翰感到“非常的遺憾”。[10]嘉約翰在《萬國公報》上先後發表《設立癡癲院略論》、《英國收養瘋癲的方法》、《治瘋宜早》等文,公告印度建造瘋人院的消息,嘉約翰希望通過宣傳使傳教士和中國士人了解在中國有建造瘋人院的必要。③
  1886年為紀念廣州博濟醫院成立50周年,經過嘉約翰的一番努力,中國醫務傳道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決定建立一所瘋人院。[11]但兩年後,又收回了他們的決議。除了經濟負擔方面的考慮外,他們回復:“這不是目前工作的重要目標,雖然嘉約翰的性格是樂天派、一貫勤勉,並願意承擔此項責任,但如果嘉約翰的繼任者不願意承擔這類工作,這一機構的前景也不被看好。”建議嘉約翰成立另外一個獨立委員會推動這一工作。[12]他們不願意介入這項慈善事業,拒絕為瘋人們做任何事情。
  在美國,嘉約翰得到一些醫學界同行的支持,特別是美國布魯克林醫院(Brooklyn)院長E.P. Thwing教授。他積極地支持嘉約翰在中國籌建第一間瘋人院,並就此與嘉約翰保持通信。出於對傳教事業、慈善事業和科學研究的興趣,Thwing教授決定訪問中國。他和嘉約翰提出“這些心智混亂的瘋人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建議考慮由公眾機制和社會福利機構來有效地解決這一困擾中國幾千年的問題。他們在美國得到很多教友的支持和鼓勵,他們承諾將對中國籌建第一間瘋人院進行資助。
  但嘉約翰籌建瘋人院的呼籲並沒有得到中國官員、商人和在華外國社團的回應。Thwing教授抵達廣州後,嘉約翰醫生陪著他與廣州愛育善堂的諸位董事、香港東華醫院的諸位會董會晤,這些精英人士都是穗港兩地的商界富豪,他們都承認成立這樣的機構是十分必要的,卻拒絕進行投資。嘉約翰醫生曾試圖通過遞交一份發展計劃爭取封疆大吏張之洞的支持,張之洞的幕僚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說:“隨信一道退回這項關於收容所的計劃書,很抱歉地講,總督大人對此並不感興趣。”[13]嘉約翰的上書還交到番禺縣令處,官員們均以“無力”贊助而拒絕了他的請求。[14]102-108盡管沒有得到地方官員和紳商應有的支持,但嘉約翰和Thwing仍耐心堅持,呼籲在華的醫學傳教士關註這一問題。
  1890年嘉約翰和Thwing教授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博醫會大會,在大會上他宣讀了《西方的治療方法與中國的精神病人》的論文,印發了《關於有必要籌建瘋人院》的宣傳資料。大會通過由嘉約翰醫生和Thwing教授提出的籌建廣州瘋人院的計劃。與會醫生們對這一項目十分感興趣,希望嘉約翰能夠完成這一具有重大人文意義和社會現實意義的艱巨任務。大會表決建議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要努力建立相應的瘋人庇護所。[15]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但事情並非一帆風順,佛山的倫敦會醫生Wenyon在1892年的《博醫會報》上發表不同的意見,他說:“一位美國紳士同英國教會團體聯系,商量共同合作建立廣州瘋人醫院,並為此項目在英國籌款。作為英國資深醫學傳教士,有責任就此事發表不同的意見。”他再次提出是否有必要建瘋人院的問題,並說“在中國精神病人的發病率不像歐美國家那樣普遍,香港和佛山的瘋人院根本就沒有患者”。他不同意由傳教機構設立這樣的機構,預計“成立瘋人院會遭人謾罵的”。④
  嘉約翰在隨後一期的《博醫會報》上做了回應,他質問Wenyon醫生“可否給出統計數據證明中國的瘋人不像歐美那樣普遍?或是中國沒有瘋人。”他強調必須對瘋人采取適當的治療措施,回答了“瘋人院是否可行”的疑問。他批評Wenyon醫生的隨意猜測和誤導性言論對中國的腦病患者是不公平的。⑤嘉約翰感嘆,中國瘋人的行為雖然引人註目,但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並沒有關註這一群體,他們認為這群瘋人數量相當少,不值得為他們做些什麽。嘉約翰的老友紀好弼醫生也擔心他的處境,勸慰他不要自找麻煩,“中國社會不願看到巨大轉變,更不願被解剖大腿或是建瘋人醫院。”他建議嘉約翰去香港工作,不要因嘉約翰的做法危害到其他傳教士的正常生活。[16]
  可見,這一時期,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即便是外國社團,對待瘋人存在著辨識的不明確和認識的不穩定性。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和瘋人待遇有關的瘋人出現空間,另一個則是與如何看待瘋癲有關的意識形態問題。[1]55人們對瘋人實施禁閉完全不從醫藥觀點出發,瘋人的非社會成員身份還加上了非人的待遇。而嘉約翰倡導開辦的瘋人醫院,其出發點是將瘋癲歸為心智疾病,這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演變,盡管群體意識還有待提高。
  二 美國長老會封殺籌建瘋人醫院的計劃
  1892年,嘉約翰用自己的養老金購得一塊位於廣州芳村的白鵝潭碼頭邊近4英畝的土地,待建瘋人院。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隔著珠江正對著沙面租界區,可以望到不遠處珠江北岸的博濟醫院。這裏土地價錢比較便宜,而且避免了廣州城的喧鬧,對於病人療養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17]為融洽周邊的鄰裏關系,嘉約翰先利用這塊地開辦了一間免費診所,由籌備瘋人院臨時委員會的成員尹文楷(即尹端模)醫生主理。
  為了加快瘋人醫院的步伐,嘉約翰首先想到的是獲得美國長老會的支持。面對眾人的疑惑和不解,嘉約翰專門寫了十幾條理由向差會解釋為何在中國建瘋人醫院。例如,他指出中華帝國有5倍於美國的人口,卻沒有一間瘋人醫院;在中國和其周邊國家,瘋人即便是在自己家中也得不到合適的對待和照顧;瘋人的特殊性不能收入教會醫院,得到治療;開辦瘋人醫院是傳教醫生直接效仿基督耶穌的範例,“治愈所有疾病的癥狀和病態的行為”等等,[15]4並要求差會授權他在美國募集50,000美元捐款,用於建立廣州瘋人醫院。
  盡管嘉約翰的理由很充分,但他的呼籲並沒有得到差會的支持。長老會海外部秘書長Ellinwood勸說嘉約翰放棄建瘋人醫院的念頭,“從收益上來講,差會同樣資金投放在新開辟的領域,要遠遠好過投資在這一終結性的目標上;培訓一名強壯的、健康男孩的收益要遠遠好過訓練盲童或是類似的麻風病人。”[18]並於1892年11月9日正式通知嘉約翰,“關於廣州瘋人醫院的事情,差會決定不參與。”[19]10日差會給廣州傳教站正式文件表示,“就嘉約翰為籌建廣州瘋人醫院募集資金的事宜……鑒於其募集的活動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會工作,所以差會不會同意授權嘉約翰開展募捐活動。”[20]11月16日Ellinwood給嘉約翰的信中則是充滿了威脅的語氣,信中說“嘉約翰應該服從差會的決定。而他的募集活動是與教會傳教項目無關的。”[21]
  差會開始不斷地給廣州傳教站做工作,盡管承認“建瘋人院當然是一件好的事,但與傳教目標距離太遠。傳教站的目標是努力提高被拯救的人數”,建議“博濟醫院的另一名醫生關約翰和廣州傳教站不要卷入”。他們認為“傳教士努力感化的目標是有眼睛的健全人,能夠學習和祈禱的人,而不是盲人、聾啞人和瘋人”。醫學傳教士的責任不僅是治愈身體的疾病,更重要的是為傳播福音打開通路。[22]廣州傳教站的其他傳教士,如關約翰(Swan)和香便文(Henry)也不支持嘉約翰建瘋人院的舉動。
  差會進而歸納出反對籌建廣州瘋人院的三點理由:首先,這件事情應該得到廣州傳教站的認可,但廣州傳教站並不同意;第二,目前條件下傳教士應該遵循以傳播基督精神為主的工作,不鼓勵直接從事人道主義的工作。這種傾向將會迷失傳教工作的主要領域,是很冒險的;第三,可以理解部分在中國工作的醫生感情,同情這些瘋人並願意為他們提供服務,但這項工作是否為傳教工作帶來好處或是傷害,還是攪起居民的懷疑和蔑視還不能成定論。[23]
  面對差會和廣州傳教站的阻撓,嘉約翰並沒有放棄,在隨後的幾年,他不斷地向美國教會全體大會申訴和抗議,給每一位海外傳教士寫信闡釋他的理由。美國長老會高層對嘉約翰不斷上訪告狀的做法頗為反感,稱“嘉約翰的做法使其與差會的關系陷入一個敵對的狀態”。在他們看來嘉約翰不斷的抗議活動“影響了差會的正常工作”。差會回過頭來批評廣州傳教站,要求他們進一步明確“總體的人道救援工作不應該包括建瘋人院,不鼓勵開展與此相關聯的任何活動,尤其是人員和支出花費方面都不與此相關聯”。命令廣州傳教站想盡一切方法使嘉約翰的計劃沒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差會和廣州傳教站將不得不承擔瘋人院的花費”。
  美國長老會的觀點是基於教會的資源直接用於傳播福音的工作尚有入不敷出的現象,所以教會從事的工作只能限定更直接的贏取信徒的活動中,不可計數的人道救援工作將分散差會有限的財力資源,是不可取的方式。差會處理日常事務的宗旨和政策是“當遇到沖突時,每一位傳教士只能服從教會大局利益”。認為舉辦這樣的機構也將牽扯傳教士太多的精力,像開辦廣州基督教教會大學(嶺南大學前身),許多傳教士都深陷其中,疏遠了原本應該從事的教會布道工作。[24]同時,美國長老會也商量了最壞打算,如果嘉約翰成功了,那麽差會必將采取一定的措施,逼迫嘉約翰自己放棄廣州傳教站和博濟醫院的工作,去負責管理他已經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的瘋人醫院。美國長老會非常害怕開始這一項目,他們認為“盡管現在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卻給未來的傳教工作放置了一個巨大的障礙,差會資金將越來越明顯地被消耗掉”。[25]
  差會反對嘉約翰籌建瘋人院,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害怕瘋人院的籌建和經營將花費差會的大筆資金;第二,從功利的角度來講,同樣的錢花費在正常人身上,得到的收益遠遠超過教導瘋人;第三,暴露出傳教和行醫的矛盾。教會辦醫院的出發點是利用醫療手段來傳播基督教,傳播基督教是根本目標。差會不會為一種實施手段而付出高昂的代價。 Ellinwood認為,瘋人院的工作一旦開始,接下來的工作可能全部要落到傳教站的頭上了。他預計,“嘉約翰可能要花費至少1-5年的時間來籌集資金。即便他募集到這些錢,他還要用另外的一年時間去建樓,組織醫院的工作程序,聘用一些幫工等等,這些工作要占去他全部的時間。瘋人院的工作一旦開始,廣州社區的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將認為廣州傳教站和差會必將對此機構負責。差會怎麽可能鼓勵花費50,000美元用於中國根本就沒有任何希望的一群人身上呢?”所以差會要想盡辦法阻止嘉約翰建立瘋人院。[26]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 瘋人醫院:人道主義的醫療關照
  美國長老會的堅決反對和阻撓,嘉約翰的瘋人醫院還是於1897年建成了。1898年2月,一個下著淒冷小雨的早晨,嘉約翰雇請一位勞力背上病人,帶上他的父親共同乘坐一艘小船渡過珠江抵達芳村這座新建築。房門打開,標誌著中國第一間瘋人醫院的成立,開始接納瘋人群體作為醫療對象。
  不過,嘉約翰也被迫於1899年1月從博濟醫院和中國醫務傳道會辭職,帶著他的男學生進駐芳村惠愛瘋人醫院,與病人同居一樓。
  嘉約翰的學生葉芳圃記述了廣州瘋人醫院的籌建經過,他說,1895年一位在遠東傳教的醫學傳教士路過廣州,參觀了著名的博濟醫院,對嘉約翰的奉獻和敬業精神非常佩服。過了兩年多,他給嘉約翰寄來一封信,並附上3000元,聲明嘉約翰可以自由支配這筆資金,用於廣東的醫療慈善事業。嘉約翰非常高興,立即回信詢問是否可以用這筆資金修建廣州瘋人醫院的第一棟建築。這位傳教士回復“同意使用這筆資金做瘋人院的建築經費”,並對嘉約翰的義舉加以稱贊。[14]102-108嘉約翰自己在報告中記載,1897年用2091.53美元在芳村建起第一棟樓房後此人又捐獻了3576.66美元,用於醫院運行成本。由此開始,嘉約翰又利用其他渠道募集資金,建了第二棟樓房。[27]嘉約翰並沒有寫出這位捐款傳教士的姓名,也沒有描述捐款經過,可能是這位傳教士不想留下姓名,也可能這位傳教士就是美國長老會的成員,留下名字可能會為他本人和嘉約翰帶來一定的麻煩,因為差會一再重申長老會人員和財物不能與這間機構有任何的聯系。
  嘉約翰規定治療精神病人要遵循三個原則:第一,凡入院者皆為病人,如果他們的言行表現出非理性的特征,那並非他們的過錯;第二,醫院,不是監獄;第三,盡管完全出於瘋癲狀態,但他們仍舊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野獸。[28]有了這三條原則作為指導,嘉約翰進一步提出了相當靈活的治療程序:首先盡量運用勸說的手段,在必要的情況下最低限度地使用強力管理;第二是給予病人自由,在必要的情況下才實施最低限度的監禁管束;第三是在溫和的態度下使病人伴以休息、熱水浴、戶外活動、身體鍛煉和職業勞動,在必要的情況下最低限度地實行藥物治療。[2]441
  “瘋人”的名字並不是一個快樂的選擇,瘋人院不僅僅是瘋人避難、被保護的地方,嘉約翰的目標是采用理性手段直接治療這些病癥。至嘉約翰去世時,醫院先後診治接待超過150位病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衙門的官員,有從街上撿回來的普通人;有的來自很遠的地方,有從上海、浙江送來的患者,最遠的是來自北部吉林。[29]嘉約翰醫生善待中國瘋病人,並醫治他們的疾病,逐漸恢復他們的健康,恢復了理智,能夠過正常人的生活。
  嘉約翰醫生用一生的時間從事為中國人的醫療工作,不論是在平民百姓還是政府官員的心目中他都有很高的聲望,他是著名的醫生,也是傑出的慈善家。他努力地幫助無助精神病人,獲得到人們廣泛的贊譽。事實上這間醫院並沒有給百姓和官員們帶來麻煩,嘉約翰將醫院的工作公開,並接受病人家屬和官員們的監督,允許親屬在任意時間來看望病人。通過種種舉措,廣州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嘉約翰等醫生對待病人非常好,沒有什麽事情是保密的。
  嘉約翰創辦的瘋人院為中國精神病人提供了關愛和照顧的場所,瘋人得到專業治療。在1900年夏天,由於北方興起的“義和團”而引發了廣州一場騷亂,有人開出了傳教士人頭的價碼,還在廣州城內舉行集會,討論局勢發展。但是廣州的官吏和百姓都一再聲明堅持,不管其他的傳教士和傳教場所將發生什麽動蕩,必須保證不能毀壞瘋人院,這是中國唯一的一間瘋人院,也只有唯一的嘉約翰醫生能夠照顧他們,所以一定要保護嘉約翰醫生不受任何打擾。這表明為瘋人開展的工作得到廣州人的認可和支持。
  廣州成立的惠愛瘋人醫院是中國第一間專業性質的精神病院,它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監管瘋人的做法,改變了精神病人的待遇,使中國醫學界開始關註腦病的研究和治療,推動了中國精神病學的發展。當地的百姓很驚奇這所醫院在這麽短的時間裏能夠快速發展,有些病人治愈出院也使得他們感到不可思議。他們說:“在所有的外國傳教士開辦的事業中,這一項工作是最好的!”嘉約翰把無人理睬的病人帶到人道主義醫療世界,友善地對待他們,並不允許其他人粗暴地對待病人。當他自己的病情非常危險的時候,仍舊將病人視為自己的孩子,萬分惦記。正如嘉約翰的學生們評價:“他的愛人之心是如此偉大,是人們無法丈量的”。[30]
  註釋:
  ①參見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文匯出版社,1993版;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顧為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嘉約翰(John G.Kerr,1824-1901),美國長老會醫學傳教士,1853-1901在廣州行醫傳教,是西醫在華傳播的先驅人物。
  ③參見《萬國公報》,vol.383,1876,4,15;vol.577,1880,5,15;vol.611,1880,10,23;1890,9,臺灣華文書局影印本,1968。
  ④Wenyo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Dec, 1891, p. 225; April 20th, 1892, p. 135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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