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公民社會與社會道德教育載體的變遷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倫理道德論文
論文標簽:道德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許麗 劉玉艷
上傳時間:2011/1/4 15:14:00

  論文關鍵詞:公民社會 道德教育 第三部門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改革直接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完善,而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與互動,中國的“單位社會”趨於解體,因此原來的依靠單位倫理實體進行社會道德教化的載體必然要隨之發生變化。中國蓬勃發展的“第三部門”因其具有的非營利性、誌願性及其彈性組織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能夠培育人們的公民意識、互助合作精神和社會公益精神,因而是當前社會道德教育建設的一個新的載體。
  關於公民社會,各國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定義,他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建立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基礎上,公民社會在此指獨立於國家但又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生活領域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社會價值或原則;另一類定義則建立在國家一經濟一公民社會的三分法基礎之上,公民社會在此指介於國家和家庭或個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相互作用領域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或原則。戈登·懷特(GordonWtite )的定義頗具代表性,“當代使用這個術語的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公民社會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由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並由社會成員自願結合而形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本文采用的是俞可平的對公民社會的定義:公民社會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的誌願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他們又被稱為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一、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興起與完善
  在中國歷史上,公民社會一直被政治國家所湮沒,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的產生是近代中國的產物。雖然在商業和運輸業領域很早就有自主的行會組織,但在20世紀以前,這些組織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間組織,而是傳統的幫會組織。進人20世紀後,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相對獨立於國家的民間組織才開始活躍起來。有文獻記載,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民間組織大約有1001多個,另一項研究估計有80001多個。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後,在經濟上推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政治上實行以黨的一元化領導為核心內容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1949年以前產生的所有民間組織如廟會、宗親會、祠堂、鄉賢會、民團等幾乎完全消失,只有少數特殊的團體,如“民主同盟會”、“九二學社”等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團體作為民主黨派保留下來,由共產黨自己創辦的工會、青年團和婦聯則作為群眾組織發展起來,但其數量和種類也十分有限。50年代初,全國性社團只有44個,1965年不到100個,地方性社團也只有6000個左右1 978年改革開放後,使公民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變遷,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催生了民間組織。
  80年代後中國的民間組織得以蓬勃發展,這與中國開始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分不開的。首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企業必須成為擁有自主經營權的獨立法人,政府和企業必須分開,企業應當對自己的盈虧負完全的責任。這樣,企業的自主權和風險程度極大地增加,這種風險機制勢必滋生出企業的自我保護意識,使某些行業組織和同業組織有可能成為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組織。其次,中國的所有制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局面開始出現。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為了尋求一個公正的競爭環境,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同行組織。特別是非國有的私營企業主及個體老板,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必須在行業中實行合作和互助,建立各種互助性的自願組織。再次,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為各種民間組織的確立和活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最後,中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在20年間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減少了公民的勞動時間,越來越多的公民既有時間、又有財力去從事自己感興趣的業余活動,特別是文藝、體育、旅遊等活動。
  另外,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其中的許多變革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如政府日益重視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結社自由開始具有實質性意義。政府大幅度放權,2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從國家與社會的高度一體化到逐漸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主體就是政府向社會放權,首先是政企分開,其次是中央政府大幅度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最後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松,公民活動的空間增大。另外,政府開始轉變職能,弱化了其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而強化了其行政管理職能。
  上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80年代後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迅速增長,到1989年,全國性社團增至1600個,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1992年全國性的社團為1200個,地方性社團約18萬個,到1997年,全國縣級以上的社團組織即達到18萬多個,其中省級社團組織21404個,全國性社團組織1848個。而縣以下的各類民間組織保守估計至少在300萬個以上”。叫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引人,不僅直接導致了民間組織在數量和種類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這些新產生的民間組織在性質上大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團體”,這些民間組織的自主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二、單位倫理實體的社會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
  現代國家法律賦予國民以公民的資格,並不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已具有公民的意識,因此強化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素質水平,往往需要借助於道德手段,通過公民道德建設來培養公民意識。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進程中,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與互動,中國的“單位社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單位社會”是中國在走向現代過程中建立的不同於西方的“理想城堡”,它是一個溫馨的地方,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互相依靠。這樣一個美好的“單位社會”共同體在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曾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保證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穩固以及飽受苦難的中國人對新社會的向往,同時也通過統一管制凝聚了人心,提升了社會道德水準。不管是在自然經濟的傳統中國社會,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社會”,人們都是生活在情境中心的,是需要在共同體的環境中界定自己的德行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的單位在道德監督和制裁方面曾發揮極大的規約功能。人們生活在一個到處都是熟人監督的氛圍中。“如果說家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實體,並且是中國古代倫理的基本範型和本位之所在的話,那麽單位則是我國建國後計劃經濟時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倫理實體。由於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以個體、單位和國家間行政隸屬意義上的倫理關系的存在為社會資源配置前提的經濟,是一種倫理經濟,這種經濟會要求倫理和道德的至上性,所以調節個人、單位、國家之間倫理關系的基本原則便是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和平等原則。單位制度作為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倫理的社會化機制,也使得集體主義道德這一最初由執政黨所認同的道德與倫理原則,因為單位的制度化而逐漸國體化,並建構起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民眾社會倫理的同一性。
  但是,中國“單位社會”發生演變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人而逐漸實現變革的。個體與共同體的分離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意味著農民成了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取得了生產的自主權和產品的分配權。家庭從公社單位體制的分離,重新成為組織生產的單位,之後個體又從家庭組織中離出,農村中個體勞動力不斷發生向城市的轉移,他們漸漸擺脫了以往對土地和地緣關系的依賴。原來依靠人緣、地緣、情緣維持的人際道德往來被陌生的靠契約、制度來規範的人際關系所取代。在城市,改革中單位成員的選擇權越來越大,而且人才流動、雙向選擇也變得合法化。這樣,原有單位成員與單位共同體的隸屬關系就發生了變化,二者的分離徹底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職工已經由原先的“單位人”轉而成為“社會人”,職工與單位的聯系已日益松散,傳統意義上的由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構成的覆蓋全體勞動者的社會組織網絡已經不復存在。而隨著整個社會發生的大規模、多層次的流動,人們在陌生場合的交往日益增多,作為個體自主掌管自我的權力不斷增大,這樣,以往那種靠熟人道德監督的力度與條件相應的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原來道德教育支撐的實施載體面臨著迅速解體的命運。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大多脫離不了這種“從共同體向個體”分離的趨勢,這樣隨著人們之間互動的加強,共同生活情景的消失,進行道德教育的共同體的外在約束功能必定被懸置,長期以來習慣於外在規束的人們其道德行為自然就會大打折扣。在這樣的公共社會中,公民道德教育的模式必然發生變化。
  但是,實際上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需要類似於共同體的倫理實體,以發揮道德教育的功能,所以對於我國社會的發展而言,傳統“單位”式的倫理實體在現代社會理應得到合理的揚棄。事實上,個體與共同體的分離在我國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漫長過程,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如何運用法律來保護自身的權利以及尊重他人的同等的權利,也就是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公民仍是現在乃至未來都需要學習的事情。“公民社會的形成最主要的關鍵是人民對於自己的政治身份認同;異言之,對於個人與國家與社會基本關系的覺醒與認知”。也就是公民社會中的公民自身要意識到自己是作為獨立個體而存在的,是能夠行事與監督政治權力和積極參與公共社會生活的,是有自主自律的現代公民品格的。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公民社會逐漸得以形成,公民作為獨立存在的個體,在公共社會生活中的積極參與意識與能力必將得到極大的提高,公民社會所需要的公民道德也將會得到極大的提升。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第三部門的興起及其道德教育功能
  由於中國正面臨社會的轉型,“熟人社會”正在趨於解體,“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成為必然的趨勢,原來的依靠單位倫理實體進行社會道德教化的載體必然要隨之發生變化。在我國,公民社會的形成是我們重構公民時代倫理的基石。中國社會的倫理結構目前正從革命時代的政治倫理向市場社會的經濟倫理發生轉型。以往那種曾經激勵、塑造社會道德精神的理想主義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導倫理,中國正在進人一個大眾時代,進人一個公民時代。除了原來的政府和單位主導型教育模式外,社會資本論者認為公民道德教育的民間主導型或社會主導型可以彌補原先單位主導型的不足。因為,他們認為公民是在公民社會的組織中習得共同義務感、責任感等公民德性的。非政府組織的誌願性組織既可以彌補市場失靈,也可以彌補政府失靈造成的問題。在現代社會,民間誌願組織是社會中間組織,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民間誌願組織的發展以公民社會的公民主體意識為基礎,以公民社會的認同、信任等公共精神為紐帶。我國傳統的家族式社會實際上是缺乏作為現代社會資本基礎的民間組織的,這種“熟人社會”造就的是家族內部強調互信,而社會公共空間狹小,社會信任程度低。因此,中國在市場化進程中,由於高度現代化的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打破人們之間的血緣和地緣關系,使人群組織化為業緣關系。在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非常有必要依托非政府性的自願組織在其中發揮應有的凝聚作用,而現在中國社會中大量興起的第三部門可以說是發揮自願組織功能的突破口。

  現在我們就以第三部門中的非政府組織與城市社區組織為例來說明他們的社會道德教育功能。19%年以來,中國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異乎尋常的社區建設熱潮,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通過推進社區建設、加強社區管理的新要求:“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實現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區自我管理有效銜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動。”“健全社會組織……發揮各類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行為的作用。”這一要求體現出一種新型的政府、社會以及公民關系,對於中國現代公民道德教育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改革開放和政府的簡政放權,單位制逐漸趨於瓦解,以行政隸屬關系和中央集權為特征的金字塔式組織結構開始出現松動,出現了沒有主管部門的單位和沒有單位的個人。而在解決“企業辦社會”問題的同時,許多從單位組織中分解出來的社會功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居住小區。比如娛樂、養老、學生午飯、孩子人托、體育文藝活動、老年人集體活動、個人愛好、興趣小組、各種公益活動等等。而伴隨經濟全球化、服務社會化的同時、商業、服務業的社區化也日趨突出,各大商場紛紛打出服務社區的招牌,各種以社區居民為消費主體的促銷手段應運而生,許多原有的服務性企業開始深入社區建立連鎖店,各種新老社團也紛紛將自己的基層組織末梢植人社區。這樣就使社區這個原本無實質組織意義的居住單位,逐步變為地域性單位、社團、個人多方利益整合的、具有多種實際功能的城市基層社會實體。這種社區性的利益整合體,使新興“市民”對城市社會的參與程度和能力大大增強。那麽,此次社區建設熱潮,它是中國城市居民自主、自治、參與意識首次覺醒,為自身利益奔走呼號的結果。城市中真正有意義的“市民”、“市民意識”正在形成,正在覺醒,個體市民作為脫離單位的利益主體開始關註社區以及與自身利益有關的各種城市問題。涉及個人綜合利益的“市民社會組織”已經出現,居委會和由街道辦事處派生出來的中介組織正在努力扮演著中國城市社會結構的中間層。
  今年10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譚建光先生主編的《中國廣東誌願服務發展報告》一書中,提出了誌願服務團體的“公民道德自我教育”之觀點。他認為,誌願服務團體的誌願服務是一個將道德準則不斷深化和實現道德社會化的過程,是一種現代道德精神的實踐活動,能夠培養誌願者的道德認識、道德能力、道德情感和道德責任。所以,不管是誌願者組織還是城市社區組織不僅能夠對誌願者進行自我道德教育,而且這些組織本身所具有的誌願性、公益性、自治性等特點及其開展的活動所蘊含的豐富的倫理道德色彩也能夠強烈地感染和教育其他社會成員,具有自我道德教育和社會道德教育的雙重功能。毋庸置疑,這些組織的出現彌補了正式組織社會教育功能之不足,他們“產生出來主要就是為了表達其資助者與支持者的社會的、哲學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價值”,他們所開展的活動是“在表達著一種市場上所不存在的特殊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被稱為是愛、關懷、慈善或者別的什麽”。所以,他們具有豐富的倫理蘊含和濃厚的道德色彩。例如,它們格守尊重人的原則,信奉人的尊嚴和價值,提倡人文關懷,倡導建立一個公義、平等、互愛的社會。他們極力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關註那些被政府所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消除貧困、保護環境、實施人道主義救援等。它們向社會傳輸民主、平等、公正的價值規範,它們都是在自願基礎上的自由結社、自我管理,它們在各項活動中,平等相處、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另外,他們還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面對日益遭到極大破壞的環境和自然資源,各種非政府性綠色團體通過組織遊行、集會、請願、對話、談判等方式,對汙染者和政府施加壓力。
  所以,第三部門這種特有的性質,使其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是在道德建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首先,它能夠培育公民意識,提高社會自治水平。他們倡導人們將一部分時間、財物、技能捐獻給社會中有需要的人,這些捐助等社會互濟互助活動激發了人們的愛心,促進了人與人之間心靈的溝通,不僅在客觀上使服務對象受益,而且培育了組織成員的社會公民意識,增強了成員的社會責任感。而且,第三部門的彈性組織形態、靈活的應變能力和強烈的使命感,使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時比政府更加低成本、高效率。而公共物品提供主體的多元化是社會自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還為人們的善意行為提供實現條件。第三部門的建立與發展,為有意服務社會者提供了身體力行的機會,並使人們的捐助行動和誌願服務從短期的、偶發的行為逐步過渡為長的、規範的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地融合社會資源,高效地服務於社會公益性事業。這種組織的出現啟發了人們的社會良知和關愛他人服務社會的使命感,並為人們提供了將自己的部分時間、錢財、知識和技能拿出來造福社會的渠道。第三,促進社會道德的進步。面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相伴生的諸多道德問題,如何建立以誠信和相互關愛為核心的新的社會道德,受到普遍關註。第三部門強烈的誌願性特征不僅可以讓受惠者得到益處,而且也為有意服務社會者提供身體力行的機會。如美國的“9·11”事件中,最先行動起來就是社會的誌願性組織,並且在心理慰藉、醫療、難民救助、獻血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最後,它還能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扶貧濟弱,促進社會公平。第三部門的發展增加了資源利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擴大了社會公平程度,他們能夠充分利用社會過去未能利用的各種資源,從而推動社會關註與幫助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資源和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門,以及遭遇困難的弱勢群體,縮小經濟發展產生的貧富懸殊。另外,第三部門開展的多種形式、不同層次的捐助等慈善活動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再分配機制,在客觀上縮小了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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