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理論和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2)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人口問題論文
論文標簽:清代史論文
論文作者: 曹樹基 陳意新
上傳時間:2006/4/24 16:36:00

四、與人口體系有關的其他因素

1. 生育控制措施

李中清等提出,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生育特征的低生育率,生育行為中的晚生、早停以及間隔長這三種機制,中國健康文化和生殖文化都起了作用。[49]我們當然可以舉出反證。比如,用赫瑞關於蕭山家族研究來說明晚生不是事實:這些家族的婦女在結婚兩年內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用冀東婦女生育觀來說明沒有早停的動機:她們一直要生到46歲;用周夷谷的數據來說明長間隔並非普遍:從1949年以前到1979年以前,中國農村婦女在生完第一胎後,往後各胎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與歐洲人口生育間隔一樣,而不是“比歐洲長得多”;用清代名醫汪樸齋的“種子術”來說明中國健康與生殖文化中有力的生育願望。[50]但反證不是問題的關鍵。正如勒裏頓認為,所有這些行為,包括長哺乳期等,都可以是自然生育率狀態下無意識的生育行為。關鍵是,人口體系的轉型要靠有意識的控制生育。這也是法國人口學家亨利(Louis Henry)在1961年提出“自然生育率”這一概念時的本意:把無控制的生育和有控制的生育區別開來。[51]所有這些行為有可能降低生育率,但它們並不改變無節制生育這一事實。因此,從這一點來說,李中清等並沒有令人信服地重建一個中國歷史人口體系。
李中清等認為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這些具有人為控制的措施也對中國歷史人口的生育率起到了作用,然而,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在研究遼寧道義屯時,李中清等只是從婚內的低生育率反過來推定避孕和流產的措施存在。在《人類的四分之一》一書中,李中清和王豐引用李伯重的一項研究,證明避孕和流產的方法的存在。[52]的確,李伯重的這項研究告訴了我們許多從漢代以來的避孕和流產方法,但問題是他沒有證明這些方法的成效、以及使用這些方法的節制生育率動機。根據曹錦清、張樂天等人的調查,在1949年以前的浙江北部,即“江南”的核心地帶,鄉間流行著三種打胎土法。一是草藥墮胎法,用水井裏的鳳尾草和屋腳邊的車前草蒸汁。一是用麝香制成的藥膏貼在孕婦臍部,據老中醫說,此方法確有效用,但也視不同的“胎氣”而異。一是針灸法,據說要請好的針灸師,否則無效。調查的結果表明這三種流產方法的效果都值得懷疑。[53]實際上,中國歷史的溺嬰也可以作為反證:避孕和流產對20世紀以前中國的生育率沒有影響。否則,避了流了即可,何必等孩子生下來再溺?

李中清等用婚姻率來解說歷史時期對人口生育的控制更是不合理。李中清和王豐認為,溺嬰造成了人口比例的失調和婚姻擠壓,使得18-19世紀的中國男性約20%在30歲時仍沒有結婚,到40-45歲仍有10%-15%是單身漢。這一解釋首先與理解歷史時期中國的生育率並沒有關系,因為生育率取決於女性。依李-王所說,中國女性在過去300年裏,到30歲沒結婚的只有1%。這1%對中國生育率並不產生重要影響。其次,人口性別比例的失調當然對婚姻市場有些影響,但中國的婚姻形式是男性年齡大於女性,性別比例的差異會自動在婚姻的年歲順差上產生一定程度的調整。中國男性單身的真正原因是貧窮。

困難的生活也會從生理上降低傳統農村婦女的生育能力。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uthur Smith)通過他在19世紀中國農村豐富的30年生活經歷告訴我們,中國農村婦女衰老迅速的原因是農村婦女除了要照顧大家庭外,還要承擔繁重的戶外勞動,生養眾多的孩子有耗費了它們的大量體能。《人民日報》記者淩誌軍也告訴我們:在大躍進災荒期間,在安徽的“武店”公社,官員們統計後發現,“1034人浮腫,929子宮下垂,3047人閉經,1016人幹瘦”。[54]如果安徽中部一個公社大概可以有10000-13000名女性,淩的敘述等於在說武店的所有育齡婦女都不可能生孩子,而這些營養不良疾病在大躍進期間在全國大部分農村中存在。明和淩的敘述使我們懂得:艱難與饑餓的生活可以導致傳統中國農村婦女相對低的已婚生育率。正如李文海和他的研究小組告訴我們,在1840-1949年間頻繁發作。例如在1928-30年間,西北和華北大饑荒奪去了陜西1300萬人中300多萬人的生命,另外導致600多萬人淪為乞丐和流民。傳統歐洲的農村婦女雖然在經濟上也貧窮,但她們從主食的面包、土豆和肉類中獲得了相對好的營養,並且她們也較少經歷大規模的饑荒。[55]

2. 生活水準

李中清等告訴我們,從17世紀以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重要的提高。這說明中國沒有陷入馬爾薩斯人口陷阱,低生育率使中國人口增長與資源相比得到了控制。重要的證據之一是: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在過去的300年裏沒有出現下降,在一些地區甚至有所增長。李中清、王豐是根據李伯重、珀金斯、趙岡等人的觀點進行這一論述的,但有著理解上的問題。珀金斯對於明清時期中國農業產量的估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的:人口活著,證明糧食並不短缺。根據珀氏的說法,中國按人計算的原糧的平均產量,很少低於200公斤或高於350公斤。這一估算數據區間範圍較大,所以他並不企望據此而對各時期的人口生活水平進行估測,不過,這一假設的本身仍然意味著,14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口的生活水平沒有明顯的變動[56]。

李中清引李伯重的觀點:在16-18世紀,長江下遊地區平均糧食畝產量增長了47%。我們的觀點是,如果說從16世紀至18世紀是代表200年時間的話,畝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93‰;如果代表的時間更長,年平均增加的幅度就更小;如果只代表150年時間的話,畝產的年平均增長率也只有2.6‰。這一增幅低於同一時期江南的人口3‰-4‰的年平均增長率。另外,已有的研究也無法證明江南以外的地區的糧食畝產的增幅可能超過江南[57]。如果采用“期初--期末”這一增長幅度來比較,從明代末年至19世紀初,中國人口增加了1倍有余。但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國任何一個區域的畝產量在同一時期內都沒有可能達到同樣的增幅。我們可以說,這一時期江南地區通過其他方面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畝產量的提高瓦解了區域內人口壓力;通過商業化和貿易從其他地區獲得了糧食的供應。

李中清和王豐指出另一項關於中國生活水準上升的指標是中國人的身高。按歐洲人的標準來說,中國人一直較矮。這是飲食結構和卡路裏攝入量所決定的。20世紀下半葉,隨著人均營養獲取量大幅度增加,中國人身高隨之增加。對幾千名北京宮廷侍衛的分析表明:1900年左右,一般男性人口身高不超過163厘米,接近於20年代第一次全國範圍身高調查所推斷的城市人口身高。至1980年代,男性身高增長到了171厘米。農村地區甚至可能比城市增長得更快。這一論述或許沒有錯誤,但要將此推廣到18世紀或19世紀,卻是大可懷疑的。因為,清代末年的宮廷侍衛身高理應在同時代一般男子身高的平均水平以上,如果18世紀以來中國人口的身高已經在不斷增長的話,我真的不知道18世紀或19世紀的中國男性人口平均身高會是多少?難道不足160厘米?從李中清、王豐提供的資料看,中國人口的身高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才開始變化的。然而,在李氏、王氏著作的圖3.3中,中國男性身高從1900年已經開始了增長。這一圖示與他倆文字陳述的事實不符,有可能對讀者產生誤導,使人認為這一男性人口身高增長的斜線可以延伸至1900年以前。

李中清和王豐認為從16世紀至19世紀,江南地區農業短工吃肉的日子有了明顯的增加,農忙季節每月20天有肉吃,一般農民也是如此。據此,他們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其中主要是長江下遊的人,卡路裏攝入量增大了,消費水平有了提高。[58]曹幸穗依據滿鐵在江南的調查資料而做出的研究告指出:民國年間,“蘇南的農業月工、日工的工錢較高一些,大抵與其他職業的報酬相等。但是這類季節性月工及日工的勞動最為辛苦,每年盛夏的農忙季節才有人雇傭短工,為了趕上農時,雇主總是最大限度地延長雇工的田間勞動及增加勞動強度。農業短工付出的勞動遠遠超出正常勞動所能完成的工作量”[59]。曹幸穗的描述使我們確認:如果農業短工在強度勞動下天天吃肉,那麽他們吃的肉更多是為支持為勞動而付出的體力。他們農忙時的吃肉的天數既不是他們自己的全年生活水準,更不能代表江南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

也許,轉換到恩格爾系數更有助於認識傳統中國農民的消費水平。曹幸穗關於20世紀30年代蘇南地區農村生活水平的分析指出:在蘇南農家生活費中,食品費占57.3%。根據恩格爾系數,這是一種貧困型的經濟類型。生活費中,顯示生活質量的教育費和醫藥費所占的份額都很低,兩項相加不足5%,它表明蘇南農村中絕大多數人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也沒有投醫問藥的能力[60]。關於江南及江南以外的農民生活水平,民國年間中國學者進行過許多調查和研究。根據喬啟明當年的研究,1920年代,中國農民消耗於衣、食、住和燃料四項的費用,占他們總收入的82%,其中華北占85.6%,華中和沿海占79%[61]。參照曹幸穗的研究可以看出,盡管江南農民的恩格爾系數最低,但也在貧困線以下。朱玉湘最近的研究指出,在1920年代,農戶年收入在150元以下者均為貧困戶,而“中國農民大部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超過150元的年收入,就“有足夠的糧食維持健康,有相當的衣服保護身體,有適宜的住屋避風雨,這就是所謂溫飽的水平,距小康水平還差相當遠……舊中國的農民,絕大多數還達不到溫飽的水平”[62]。這類分析比李中清和王豐根據一些零星記載所得結論更加翔實可靠。

李中清和王豐關於生活水準還有一項指標是中國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但也正如他們所理解,20世紀初在某些城市和農村地區平均預期壽命的些微增長是因為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所引起,而不是中國人真的平均活得長了些;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的快速增長發生在1950年代,那是因為戰爭死亡率的消失和嬰兒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國人口學家閻瑞和陳勝利的研究明白顯示: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人真正活得長了。在人口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或者說開始了有意義的增長。[63]

3. 家庭模式和國家政權

在李中清等看來,清代以來人口之所以存在低生育率的一個關鍵是中國有一個與西方不同的家庭模式:一個復雜而有權利的復合家庭制度,或者說在生育文化傳統上形成了與西方個人主義相對的中國集體主義[64]。他們在對遼寧和臺灣這兩個省20世紀之前家庭結構進行實證性縱向研究後發現,“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復雜的復合家庭之中。盡管這種模式在其他地方並不一定如此普遍,而且家庭戶也相對簡單,但家庭關系和家庭義務仍然很復雜。”但他們卻把這一模式推及全國,指出“過去和現在的中國人口行為主要是家庭體系的產物。”[65]
實際上,遼寧和臺灣的案例只是某種特殊地域生態背景的產物。臺灣是由移民構造的社會,區域人口相對稀少,土地較多,不存在人口過剩的危機。富裕的社會有利於大家庭的發展。在資源短缺人口壓力較大的地區,貧困往往是造成分家的原因之一。日本學者廣田豪佐研究了清末民初北滿地區的大家族,認為大家族的形成和地理環境、農耕技術、交通不便有關,但由於家族內的沖突或外在環境的改變,大家庭必須分家。賴惠敏的一項研究則表明,清代內務府官莊莊頭及親丁的家戶通常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的大家庭,人口眾多,而普通官莊壯丁家戶並非大家庭,人口不過五六人,多數為直系親屬的組合。李中清和王豐的觀點來源於他們對道義屯的研究。賴惠敏發現除了道義屯外,遼寧蓋州的戶口冊顯示當地也有大家庭。但是,賴指出:“家庭組織和他們的經濟來源有關,八旗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額,餉有定數,必須以少數兵丁的收入來養育多數人口,所以組合成復雜家庭”。內務府官莊的經濟狀況不同,家庭結構也與八旗不同。據此可見,從某些特殊地區特殊人口中歸納出來的特殊家庭結構,甚至無法推及同一地區其他類型的人口中去。其實,近年來的大量研究表明,歷史時期中國的家庭構成的主要形式是5口之家的核心家庭而非復合家庭,關於這一點,已無爭論的必要。

可是,李中清和王豐卻在其虛構的中國復合家庭概念上展開論述。他們把中國人口行為的基本決策單位確定為擴展的家庭和戶,在其中個人或夫妻並沒有決定的權力。“家長對所有家庭成員擁有絕對權威,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年少的親戚(弟弟妹妹、表弟妹堂弟妹和侄子外甥)家庭”;“婚姻、生育以至死亡都要通過個別的交談和集體決策來決定”。如果這一表述超出了遼寧八旗人口的話,那麽李-王所描繪的已不是家庭而是“家族”。在許多地區,家族確實對其成員的婚姻、生育、死亡有著極大的權力,但就整個中國而言,家族的支配權並不普遍。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南核心地區的家族並不發達,在19世紀以後更是如此。但這一地區在清代的人口增長率卻是最低的,甚至從宋代以來人口就一直保持著一個極低的增長率。由此可見,江南的人口控制大體是由每個小家庭自行決定的,與家族沒有多少關系。
盡管如此,李中清和王豐還是從集體主義模式結構中展開自己的證明:“正如中國的父母對其孩子有財產權力一樣,中國的國家也對個人擁有財產權力。”但這一論述是對中國政治文化和財產權史的誤讀。限於篇幅,本文不就這一觀點展開。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五、馬爾薩斯陷阱與中國計劃生育

中國歷史上多次的戰爭和農民造反並不表示人口壓力是它們的起源,但它們同樣也不意味人口增長將永遠不會把整個中國社會推近危機的邊緣。漢末的黃巾起義和明末的李自成起義至少說明:當災荒使得一個區域內人口與資源失衡後,農民的反叛可能發生。當中國人口在19世紀初增長到了40000萬之後,我們完全有理由從此開始思考人口壓力與社會動蕩的關系。

我們認為,到了19世紀初,中國已陷入馬爾薩斯陷阱,即大部分地區傳統農業經濟的資源已經用盡,如果沒有新資源的出現或農業技術在大範圍內的重大改良,中國人口與土地資源的脆弱平衡將很快被打破,整個社會將由此經歷因人口壓力而導致的馬爾薩斯危機。珀金斯通過他對19世紀中國人口和土地的計算已大致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已經面臨難以承擔的人口壓力。[66]清政府甚至更早在18世紀中期就通過一場關於糧價上漲原因的辯論而證明:它已認識到了人口壓力。最具說服性的是,這場辯論發生在乾隆的各項平抑糧價的措施失敗之後——增加生產、普免錢糧、動用國庫和鼓勵商運。盡管乾隆在1748年的辯論時反對絕大部分各省總督和巡撫的觀點,但43年以後乾隆不得不承認:人口的增長已使“家給人足、比戶豐盈”變得不可能,而他個人的辛勤和慷慨沒有使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形勢改觀。[67]
19世紀的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撚軍起義和西部回民戰爭。對於這些事件,李和王更不認為與人口壓力有任何聯系。只有雷偉力和王國斌討論了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來“危機死亡率”和人口壓力的關系,但是除了基於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研究而認為撚軍造反有人口壓力的因素外,所有其他19世紀的造反與沖突事件在他們眼裏都與人口增長無關。[68]例如他們指出,1793-1805年導致了1000萬人死亡的白蓮教造反是由18-19世紀湖北、四川和陜西的白蓮宗教所鼓動,是一種防衛性造反,反抗國家對這幾省邊界地帶日益增長的政治控制。[69]的確,中國近幾個世紀來的每一場較大的農民造反都可以被做出各種各樣的分析,也沒有哪個造反者明白地高喊他參加或發動起義是由於人口的壓力,但這並不表明這些造反中不存在人口壓力。例如,雲南回民戰爭起源於大理,本身和大理平原容納人口的能力有關,西北回民戰爭則與回漢兩族爭奪資源直接有關。至於北方的撚軍起義,正如雷—王所認為的,是貧窮農民和邊際人口在尋求生存時變為匪盜集團,是農民的生存戰略轉向大規模集體造反行為,與資源短缺有關。[70]
至於太平天國運動,雷偉力和王國斌也不認為有人口壓力的因素。在他們看來,這場造反是由一群旨在尋求幸福和贖救的宗教信仰者所發動,他們從西南貧瘠地區移向了比較富地區去傳播他們財富共享的理念。雷—王指出,如果西南人口壓力所造成的貧窮導致了這場造反,那麽必須解釋:為什麽中部和東部富裕地帶的農民,或者較少感到人口對資源壓力的農民也大批地卷入了這場農民戰爭。因此,中部和東部農民的卷入反過來說明西南部開始的造反並非由於人口壓力。可是,這一解說又是一個將事物絕對化的對比。太平天國雖然與廣西的人口壓力無關,但卻與廣東的人口壓力有關。起義的組織者和最早的參加者是粵東地區遷入的客家人,粵東客家人的外遷與當地資源的緊張很有關系,因此人口壓力可以被視為是這場起義根本性原因之一。如果象雷—王那樣將比較絕對化,那麽我們也可以對太平天國作出如下的解說:這場起義是一場西南部農民開始的基督教運動,中部和東部農民參加這場起義是因為他們都信上帝。

19世紀這些此起彼伏的農民戰爭和民族沖突都含有人口壓力的因素,連串起來時,它們表現出19世紀的中國很深切地感受到了馬爾薩斯陷阱的威脅。這些戰爭和沖突的規模、所造成的社會動蕩頻率都反映出了中國農業社會在這一個世紀之內的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如果我們把歷史稍作延伸,把1850-1949年間中國內部的戰爭和造反聯起來看,馬爾薩斯陷阱的壓力展現得更加明白:幾乎所有的戰爭和造反都得用“巨大”來描述其規模。盡管這些事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我們不得不尋求其長時段的根本性動力。這100年間大動蕩的背後是中國追求現代化伴之而來的社會轉型的痛苦,是中國持續人口壓力的宣泄。正因為如此,這100年間不斷的戰爭和造反才都覆蓋了廣闊的地區,它們吸引著眾多人口並不僅僅因為它們信誓旦旦允諾著一個光明的未來,還因為它們能更現實地填飽肚子,哪怕以生命為代價。
這100年動蕩也表現為馬爾薩斯的“現實性抑制”。正是因為現實性抑制的消失以及公共衛體系的建立,中國的人口才在1950-1980年間從巨大的基數上毫無阻礙地增長,迫使國家不得不采取強制的預防性抑制,即計劃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增長。而對馬爾薩斯理論認識的不足,也成為這一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1950年代對馬爾薩斯和人口學者馬寅初的不恰當批評後,中國人口的增長不僅毫無阻礙,並且毫無顧忌。

李中清、王豐根本不承認中國人口嚴重過剩的現實。他們認為,“盡管馬爾薩斯的論證很有力,但事實從未如其所願。盡管中國人口從1750年的2.25億持續增長到1950年的6億和今天的12億以上,但人口過剩的陰影似乎一直是一個神話。”[71]如果按照李-王的解釋,那麽中國政府和學者在1990年代中期所估算的1.6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並不是真實的存在,0.8億-1億的流動民工的外出並不是因為農村人口和資源的擠壓,0.2億以上的工人下崗全是因為所屬工廠或公司經營不力所致。[72]李-王事實上為我們提出了一個絕對性人口過剩標準:活著的人口總是有機會在市場的競爭中或在權力對資源的計劃配置下生存,相對性人口過剩並不存在。

顯然,沒有過剩人口,也就不需要對人口控制。基於這一道理,李中清等新一代學者從人口學對中國革命和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根本性的解構:中國從13世紀,或從18世紀以來就有了一個對人口增長有效控制的,建立於復合家庭和集體主義之上的低已婚生育率體系;中國革命摧毀了傳統的復合家庭與集體主義,使已婚生育率體系隨之崩潰,導致了革命後的人口無節制的爆炸式增長;但這一增長還沒有足以導致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因此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只不過是對人口增長的過度反應,是對沒有依據的“馬爾薩斯擔憂”做出的誤判,是在傳統集體主義文化的延續中基於權力而不是基於現實做出的決策。在這一解構中,李中清等為我們顯示了對中國人口的另一種分析,把對現實的理解置入了歷史,從對歷史的理解中瓦解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現實。但問題是:他們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都不準確。

在這一認識之上,李中清等將中國人口史描繪為,“一種以低女性成活率和低已婚生育率為主的人口機制,使中國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總體水平上維持低增長——年平均增長率低於萬分之五……在公元1世紀,中國人可能已經多達7500萬。到1700年,盡管中國疆域擴大了兩倍以上,但中國人口也只有原來的兩倍。”[73] 但是這一認識無視了歷史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巨大波動,把中國人口史和人口體系看成為一種內均衡。它將2000年的中國人口變動描述成了平坦的增長曲線,一次次戰爭、瘟疫、災荒造成的人口大死亡在他們的解釋體系中不僅是統統消失,而且是統統被消失。這一神話不僅顛覆了2000年的中國人口史,不誇張地說,也顛覆了2000年的中國歷史。[74]

六、結論

第一,從17世紀晚期開始,中國的人口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增長。18世紀後半葉-19世紀中葉,人口的增長速度降低。19世紀中期以後的戰爭、瘟疫和災荒導致中國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1850-1949年的人口形成了緩慢的增長。李中清等新一代學者通過微觀人口研究和不恰當地使用宏觀人口數據,把17世紀以來的中國人口描述為穩定的指數增長,有悖於歷史真實。

第二,直到1950年代,中國一直處於傳統人口體系之下。自然生育率造成的高生育率支配著中國的生育率體系;嬰兒死亡率和不斷的危機死亡率導致的高死亡率支配著中國的死亡率體系。李中清等新一代學者通過改變溺嬰的範疇建立了一個中國獨特的低生育率的、下降的和轉型的人口體系。這一改變沒有中國歷史的依據。它只能誤導而不是澄清對歷史時期中國生育實踐的理解。

第三,19世紀起,中國就一直存在著人口的壓力。盡管1850-1949年的戰爭、瘟疫、災荒
對中國人口產生過現實性抑制,1970年代中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人口有著強制的預防性抑制,但由於人口基數的龐大,兩種抑制都沒有能夠根本性地舒緩壓力。李中清等新一代學者對人口過剩缺乏清晰的定義,無視現實地否定了中國人口的壓力,以一個虛構的歷史生育率體系和不具普遍性的傳統人口管理制度來批評當代中國國家的生育和人口政策,這一批評缺乏足夠的歷史和現實的依據。

第四, 馬爾薩斯對中國歷史人口的認識沒有重大錯誤,相反,李中清等新一代學者的對馬爾薩斯的認識存在重大錯誤。馬爾薩斯通過傳教士的述說了解了中國的溺嬰,並將它歸為非道德的現實性抑制;李中清等將其視作有理性的預防性抑制,把對馬爾薩斯的批評不適當地置於另立的坐標。馬爾薩斯確認中國為無控制的生育,並指出了人口壓力的危險性;[75]李中清等對於人口的生育存在理解上的問題,並忽視了宏觀的人口史,他們創立的生育率理論並不能夠替代馬爾薩斯對中國歷史人口的描述。馬爾薩斯對中國歷史人口的認識是基於200年前傳統的中國社會,但李中清和王豐主要是以現代中國,特別是以實行計劃生育後的中國人口變動對馬爾薩斯進行批評和修正。這種批評不僅很不恰當,並且也無助於我們真正理解或修正馬爾薩斯理論。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註釋
[49]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頁。
[50]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頁;Stevan Harrell and Thomas Pullum, “Marriage, mortality, and development cycle in three Xiaoshan lineages;” 周夷谷:《近代中國婦女婚後生育研究》;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8-999頁。
[51] Christopher Wilson, ed., The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 pp.156-157.
[52]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30-131,141頁;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
[53] 曹錦清、張樂天《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第100頁。
[54] 淩誌軍,1997:《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2頁。
[55] 李文海、程肅、劉仰東、夏明方,1994:《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4頁。李文海和他的研究小組所展示的1840-1949年的中國饑荒通常影響到四分之一到半個中國。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可以大致被視為與中國面積相似,但這種大規模的饑荒從1500年以來基本沒有發生過。對人口有較大影響的是1845-51年的愛爾蘭土豆大饑荒和1866-68的芬蘭大饑荒,它們在愛爾蘭導致了100多萬人死亡(總人口800多萬),在芬蘭導致了近10萬人死亡(總人口180萬),但從整個歐洲著眼,這些饑荒只是發生在極小部分地區。對人口稍有影響的饑荒發生在1550年代的英國,1690年代的法國,1740年代的愛爾蘭,和1810年代的大部分歐洲地區,但饑荒剛一終結,人口的增長已經平衡了饑荒中人口的損失。蘇聯1918-22年的大饑荒和烏克蘭1932-22的大饑荒除了與革命和政治有關外,也只不過發生在歐洲的一塊地區。參見:Crada, Cormac. 1999. Black ’47 and Beyo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n History, Economy, and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6, 226-231.
[56] 盡管如此,珀金斯的計算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他將1400年中國土地數量定為370萬頃,而根據本文第一作者的研究,其數量可能達到500萬頃。參見曹樹基《對明代初年田土數的新認識——兼論明初邊衛所轄民籍人口》,《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7] 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上),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346頁。
[58] 李中清等關於身高、卡路裏等生活水準的論述,請參見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44-47頁。
[59]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
[60] 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第221頁。
[61] 喬啟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386頁。
[62] 朱玉湘《中國近代農民問題與農村社會》,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1頁。
[63] 閻瑞、陳勝利:〈40年來中國人口分年齡死亡率與壽命水平的研究〉,載於常崇煊主編:《中國生育節育抽樣調查北京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510-529頁。
[64]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212頁。
[65]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第181頁。
[66] 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第30-34頁。
[67] 在乾隆朝1748年關於糧價上漲的辯論中,河南、兩廣、雲貴、貴州、安徽、江西、湖北、陜西、兩江、雲南等省的總督和巡撫等一致認為:糧價日增,原非一時頓長,實由生齒日繁。甘肅巡撫認為糧價的上漲是收成好壞所致,浙江巡撫認為是經濟作物擠掉了糧食作物。他們兩人的不同意見反映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和它的模式。在人口密度很小的甘肅,巡撫沒有感到人口壓力;而在商業發達的浙江,巡撫對經濟結構性改變比人口壓力感受更深。乾隆不理會大多數人的意見,但在1791年他還是最終認可了大多數的意見。參見: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
[68] Lavely and Wong, 19
[69] 關於白蓮教造反的死亡人數,參見:葛劍雄、侯楊方、張根福,1999:
[70] Lavely and Wong, 1998.
[71]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
[72] 田雪原:《大國之難:當代中國的人口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9;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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