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兼論黃宗智“沒有發展的增長”說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人口問題論文
論文標簽:人口消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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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2006/4/23 15:44:00

【內容提要】清代鹹豐朝以後,華北四省的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這一地區出現了人滿為患的局面。嚴重的人口壓力和由此產生的謀求基本生存條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在人口壓力的驅動下,近代華北農村技術經濟作物的擴大,亦農亦商的普遍趨向,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視為農業經濟發展的表征。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並不能僅僅局限於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狹窄範疇。衡量農業發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關 鍵 詞】人口/華北農村


【 正 文】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範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遊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範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誌》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於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並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後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註: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於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後,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註: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註: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後,清王朝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趨於穩定,人口總數恢復並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後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鹹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後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後期達94234910人,鹹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註: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註意的是,乾隆朝以後,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於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鹹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裏坤、烏魯木齊、吉林、雲南等邊緣地區(註: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

  鹹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後,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後“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裏無居民者,有二三十裏無居民者”(註: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於兵燹,死於饑餓,死於疾疫,蓋幾靡有孑遺”(註: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註:民國《安徽通誌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註: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後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於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後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撚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註: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鹹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註: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

  “正因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災人禍同是對人口增長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國人口史的先決條件是能正確的分期。”(註: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254頁。)何炳棣先生這一論斷,對於研究近代華北人口變化是極富意義的。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是鹹豐初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而華北人口的轉折點則是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緒元年(1875年),華北各省出現旱象,至1877-1878年(陰歷幹支丁醜、戊寅年)達到巔峰期,並波及陜西、隴東、川北及蘇、皖北部,史稱“丁戊奇荒”。整個華北呈現出殘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絳、霍、隰赤地千裏,太、汾、澤、潞、沁、遼次之,盂、壽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寧武、平定、忻、代、保德數處而已。”(註:王錫綸:《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個州縣報災,饑民五六百萬,“被災之廣,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

  山東青州饑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並草種以及樹葉樹皮磨面充饑,其中老弱不堪行動,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斃……自縊、投井、投河、服毒者,種種情形,筆難盡述”。

  直隸災情極廣,僅河間一府就有災民200余萬,災情之重為“數十年所未有”。為死裏求生,武強、霸州、通州等地災民紛紛組織武裝,進行抗糧鬥爭(註:參見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頁。)。

  “丁戊奇荒”致使華北地區人口大量耗減,晉豫兩省尤甚。據清戶部清冊,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僅存10744000人,凈減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劇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萬(註:梁方仲:《統計》甲表86。)。在某些重災州縣,“有全家俱斃者,有闔村同盡者”。“人十斃六七”、戶口減2/3的類似記載,可謂俯拾皆是。大體而言,經“丁戊奇荒”,華北四省人口減少約700萬,是為災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緒初年的特大災害後至1949年前,整個華北地區的人口又處在緩慢增長的過程中。清末戶口統計時,直隸全省人口為26721358人,山東為29556688人,山西為10099135人,河南為26109931人(註:梁方仲:《統計》甲表86。),四省合計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緒元年的人口數字。民國以後,無論是清末警察系統的人口登記,還是30年代保甲機構的人口統計,都存在著嚴重不實的現象,何炳棣認為,這是中國人口統計史上的“真空時期”。珀金斯明確指出,“凡是考察過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調查的人,不會不註意到這兩套各自為政獨立完成的資料之間有廣泛的一致性。這種看法不僅適用於人口總數,而且也同樣適用於各省的數字。”(註:〔美〕德·希·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277頁。)根據1953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河北人口總數為35984644人,山東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計為143390271人。若與鹹豐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長。反觀鹹豐以後江南各省區的人口發展,江蘇、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鹹豐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斷言,鹹豐朝以後,直至1949年前後的一個世紀中,江南地區人口在下降,而華北平原人口則在迅速地增加。

  二

  華北地區的人口流動是在人口數量消長的基礎上展開的。

  由於黃河中下遊地區開發時間早,人口相對集中,因而自古以來,華北地區就是人口流動的主要遷出區。早在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就征發數十萬人越南嶺、征越族,在嶺南地區建立郡縣,這可以視為北方人口南遷的先聲。至西漢後期,華北平原地區人口集中,而長江流域人口卻相對稀少,江南雖開發困難卻易於維持生計,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遷成為人口流動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漢至元末,華北地區的人口南遷出現過三次高潮,即西晉永嘉年間、唐安史之亂後和南宋靖康年間。這三次南遷高潮幾乎遍及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時間持續百年以上,移民總數均在百萬以上。葛劍雄先生明確指出:“從秦漢至元末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國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註: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頁。)時至明代,南方地區不僅再也無法容納過多的華北移民,而且連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邊疆、山區和海外尋找出路了,中國人口流動由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華北地區人口流動的主流是本區域內的自遷,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區的遷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區再一次陷入混亂的局面,先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元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繼則朱元璋出兵江淮,舉師北伐,收復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來,中原地區災荒頻仍,水旱並襲,致使人煙稀少,土地荒蕪。而山西大部分地區則風調雨順,天災人禍很少波及,是一個相對人丁興盛,安定繁榮的歷史時期。《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萬余,河北人口189萬余,而山西則有403萬余,相當於河南、河北人口之總和(註:《明太祖實錄》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郎中劉九臯建議:“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則認為,“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註:《明太祖實錄》卷193。)當時,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晉南,而洪洞又是平陽一帶人口稠密之縣,且地處交通要道,以此作為遷民的重點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據載,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裏的廣勝寺設局駐員,集中移民,編排隊伍,發放“憑照”。廣勝寺前的漢植大槐樹下,成為移民外遷的集中地,於是便有“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句數百年來世代相傳、綿延神州的民謠(註:有關洪洞大槐樹移民的資料,包括正史、方誌、碑刻、族譜、傳說等極為豐富。詳見張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樹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從明代山西移民的遷出地來看,除洪洞而外,平陽、太原、澤州、潞州、遼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遷出。而移民的遷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魯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區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懷慶府、開封府、歸德府、河南府、汝寧府、南陽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廣平府、順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東之東昌府、濟南府、兗州府、萊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蘇、湖北、陜西、甘肅、寧夏、內蒙也吸收了不同數量的移民。

  清代以來,全國人口總數迅速增加,內地大有人滿之勢。與歷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遷移流向不同,這時大量內地人口開始向東北、西南、西北等邊緣地區遷移,形成了內地向邊疆擴散的移民浪潮(註:參見行龍《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頁。)。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計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其勢日益浩大,成為中國移民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

  華北地區人口向東北地區的遷移,俗稱“走關東”。關東為滿族發源地,清軍入關後,以其為“龍興之地”而禁止漢人自由遷入,但關內民人,尤其是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動一直連綿不斷,民國以後形成高潮。史載,康乾之際,清政府多次頒布法令,厲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關東,而事實上內地人民自發地流遷一直在進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僅“吉林寧古塔及船廠地方所有商賈、工匠、傭工等三四萬不等,多系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各省之人”(註:《盛京通誌》卷129。)。時至近代,沙俄大有吞並東北之勢,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實邊“以固邊圉”的呼聲日漸高漲。自鹹豐年間開始,清政府部分開放東北,光緒初年全面開禁,並采取放荒、免稅、補助等措施,積極鼓勵關內人民到關外開墾荒地,“直隸、山東遊民出關謀生者,日益眾多”(註:徐宗亮:《黑龍江述略》卷4,《貢賦》。)。清末中東鐵路通車後,關內人民向東北流遷的浪潮更加擴大,到宣統年間,東三省人口總數已達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從鹹豐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註:梁方仲:《統計》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國建立後,“走關東”的移民浪潮仍在繼續。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較多,民國時期,黑龍江省則成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區。據國際聯合會《中國代表處說帖》中的統計,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龍江地區的移民即有112萬人(註:引自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頁。)。就遷出地而言,山東人最多,其次為直隸,再次為河南、山西兩省。有人估計,到1911年華北地區移入東北的人口達1000萬人,而山東即占70%至80%(註:路遇:《清代和民國山東移民東北史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20頁。)。

  與“走關東”相呼應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長城西段的張家口、獨石口。進入內蒙古地區的移民除了從東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關外,大多經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幾乎成為華北民人移入內蒙古地區的代名詞。清初,統治者對蒙古采取懷柔政策,對塞外地區實行封禁。康熙以後,隨著“招墾令”在全國逐步推廣,清政府對口外蒙古的封禁稍為松弛,漢人已大量遷入察哈爾地區。雍正時設置多倫、張家口、獨石口三廳,至乾隆年間,僅張家口同知屬下即有村落286個,約計6000戶,3萬人,估計三廳村落總人口在5萬左右,且全屬移民(註:葛劍雄等:《簡明中國移民史》,455頁。)。乾隆十四年(1749年),華北各省百姓往“歸化城、八溝、多倫諾爾數處所集之人,已至數十萬”(註:《大清會典事例》卷994。)。陜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緊鄰內蒙古伊克昭盟,“地處沿邊,土多沙漠,各邑農民全賴耕種口外地畝以資生計,春出秋歸,歲以為常”(註:《皇清奏議》卷55。)。承德地區在乾隆以前“本無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達16339戶,110171人(註:道光《承德府誌》卷23,《田賦》。)。內蒙古西北部地區,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陜西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墾種,由是,伊盟七旗境內,凡近黃河、長城處,所在多有漢人足跡。嘉道年間,在天災饑荒的逼迫之下,華北四省及陜西、甘肅等地饑民,更是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地蜂擁塞外,覓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威逼之下,對內地人民移向塞外,實際上采取了默許和鼓勵的態度。光緒後期,完全廢除禁令,並設招墾局鼓勵移民,河套、土默特、鄂爾多斯、察哈爾、喀喇沁、科爾沁等地,均成為華北民人的樂遷之地。歸化、包頭、海拉爾、滿洲裏已發展成為相當規模的邊塞城鎮,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地人口總數即達3525937人(註: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6計算。)。民國建立後,在清代原有的基礎上曾設立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特別區,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華北地區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國經濟月刊》曾介紹說:“中國人向察哈爾的移植,不過在二十年以來才開始,而現在這個特別區,幾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滿了人。耕地連接著耕地,好幾百個村落和許多小的自治城鎮,已經成長起來。”至建省前,察哈爾、綏遠兩特區,“統計開放土地,無慮十余萬頃。”(註: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三聯書店,1957年,662頁。)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東人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諭中提及“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余”(註:《清聖祖實錄》卷250。)。其後,直隸、山西及陜北民人亦逐漸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數最多者當為山西人,次則河北、山東、河南人。據載,“光緒末年,蒙地放墾,口內貧民,接踵而來,遂至後套一帶,築室耕田,儼同內地。其中以山西人為最多,其臨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數亦不少,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魯、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註:《包寧線包臨段經濟調查報告書·社會概況》,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663頁。)。自光緒“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華北四省中山東、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長,惟山西一直沒有達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數字,或許大量人口流向內蒙古地區當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華北人口流動表現為三次大規模的南遷;明代華北地區人口流動則表現為本區內部的遷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區的遷移;清代以降,華北人口的流向轉為“走關東”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遷和明代區域內遷徙主要是軍事征戰及天災人禍引起的,而清代華北人口大量向邊疆地區遷移的動力則是謀求基本的生存條件。這種遷移表明,近代華北地區已承受著嚴重的人口壓力。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國內學者重點研究生產關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資本主義萌芽論”,即如毛澤東概括的那樣:“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註: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頁。)國外學者研究的側重點是生產力,尤其重視明清以來社會人口壓力問題。美國學者德懷特·希·珀金斯在其關於中國農業發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農業成長的條件:人口壓力下農業變化的經濟學》一書的模式,認為人口增長是歷史上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數量增加了7-9倍,而農業產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農業技術和土地所有制關系基本沒有變化,因此,“造成單產提高的主要動力是人口的增加”(註:參見〔美〕德·希·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論模式的基礎上,馬克·艾爾溫(Elvin,Mark)又提出了邊際勞動生產率遞減的概念。他認為,伴隨著人口的增長,中國農業集約化程度在提高,而邊際勞動生產率卻逐步下降,亦即吉爾茲所說的“內卷化”(Involution)(註:Elvin,Mark,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85-316.)。80年代以來,黃宗智在其有關兩部著作及前揭長篇論文中,將此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並系統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黃氏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發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學術界都承認的“規範認識”,而明清以來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農業長期並存,城市工業化和農村不發展並存,雖有增長而無發展等現象,又是對規範認識的“悖論”。中國明清以來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壓力條件下產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質變的“過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黃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壓力推動下的“過密型商品化”解釋“沒有發展的增長”。

  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黃宗智先生是以勞動生產率的增減為標準的,而勞動生產率又以單位工作日報酬作為惟一標準。我認為,“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範疇,這是因為,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農民除種植糧食作物外,還有各類技術農作物、家庭手工業、家庭副業等收入。計算農業勞動生產率應當計入這些生產項目的收入,然後按總產值確定其是否發展。事實上,隨著人口壓力的加重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近代農業生產中除糧食作物的收入外,農民的其它收入日漸增多。且不說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實際上是很難精確計算的指數(註: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57-160頁。),把糧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顯然是欠妥當的。

  以近代華北農村的具體情況而言,在嚴重的人口壓力驅動之下,技術農作物、亦農亦商、以副補農等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在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這些都可視為農業經濟發展的表征。這裏僅就此三個問題簡略述之。

  第一,技術農作物的發展。《劍橋中國晚清史》在談到清末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業時指出:“這段時期的主要變化是:人口有了緩慢的、但是可以覺察到的增長,而耕地沒有相應的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積的縮小,特別在華北更是如此;種植作物類型有了變化,這部分是人與地之比日趨不利所致,部分是對國外市場新出現的機會的反應。”(註:〔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0頁。)同全國大部分地區一樣,清中葉以來,華北人均耕地面積呈逐漸減少的趨勢。大體而言,19世紀一直沒有超出5畝,20世紀以後在4畝以下,三四十年代僅3畝略多(註:據章有義《近代中國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計》,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與土地比例關系日趨緊張的情況下,清末以來,各類技術農作物,包括棉花、蠶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罌粟在華北農村確是較為普遍地種植起來,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專門生產區域,其中棉花的種植更為突出。清末,直隸產棉區域,“以欒城、槁城為最,豐年可收三千余萬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萬斤左右。趙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縣、博野、滿城、蠡縣、祁州、磁州、灤州、武清、平谷、南宮、盧龍、正定、贊皇、無極、邯鄲等縣又次之”(註:農工商部:《棉業圖說》卷3,《中國棉業現狀考略》,宣統二年。)。山東“從前每年要從上海輸入三萬擔至五萬擔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東輸出的棉花在一萬五千擔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萬擔以上。這一事實,很好地說明了山東棉花生產的前途。”(註: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1輯,三聯書店,1957年,424頁。)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東道屬,雖有少數栽培,惟彼時民智閉塞,交通不便,收獲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並無余額外銷……此時適當歐戰,棉花需要特巨,市價極昂,農民植棉頗可獲利,故民九,棉田面積復增至五十余萬畝。”(註: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中國實業誌·山西省》(1937年)41編,7章。)“汴省產棉區域,以安陽、鄧縣、洛陽、通許、商水、孟縣為最,收數多至七百余萬斤,少亦二三百萬斤。商丘、虞城、項城、臨漳、武安、靈寶、閿鄉、汝陽、新野、羅山等縣次之,尉氏、洧川、蘭封、鄢陵、西華、汜水、滎澤、睢州、內黃、獲嘉等縣又次之。”(註:農工商部:《棉業圖說》卷3,《中國棉業現狀考略》,宣統二年。)1916年,華北四省棉花產量即達4655市擔(註:據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203-204頁表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種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術農作物的種植也在逐漸擴大(註:此類資料可見〔美〕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和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值得註意的是,除受到人口與耕地比例日趨緊張的驅使外,技術農作物的發展還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黃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談到:“中國農業在十九、二十世紀,成為世界商品市場的一部分。國際需求,大大刺激了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種植——像茶、絲、棉、糖、花生和大豆。對冀—魯西北區而言,棉花和花生,處於特別重要的地位。”(註: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124頁。)
  第二,亦農亦商的趨向。亦農亦商,甚至棄農經商的現象日益成為近代華北農村社會的普遍趨向,其中原因除了傳統價值觀念的變化、工商業利益的驅使外,人口與土地關系的緊張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來以山西最為典型。明清之際,山西商業、金融業一度執全國之牛耳,進入近代,山西商業之繁盛、商人之眾多,亦為時人所贊嘆,僅1918年統計,全省商戶就達54640戶(註:《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統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當然,此時所謂的商戶和商人,除了那些擁有巨資的票號和大資產者外,大部分當是“離土不離鄉”的中小商賈,即所謂“不攜眷,不娶外婦,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動產。業成之後,築室買田,養親娶婦,必在故鄉”(註:民國《徐溝縣誌》,《民生誌》。)。但是,人口壓力乃是推動山西商人足跡遍四方的主要動因之一,試舉各地方誌資料如下:

  五臺,“晉省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耕也。”(註:光緒《五臺新誌》卷2,《生計》。)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於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數薄有田產者得以耕鑿外,余皆恃行商為生。”(註:民國《太谷縣誌》卷4,《生業》。)
  沁源,“近年來增加人口,生計較難,而業商者較前為多矣。”(註:民國《沁源縣誌》卷2,《風土略》。)
  平定,“戶口日繁,計地所出歲莫能給,力農之外多陶冶鐵器以自食,他若賈易於燕趙齊魯間者幾十之五。”(註:光緒《平定直隸州誌》卷5,《食貨》、《風土》。)

  曲沃,“至於利之所在,趨之若鶩,服賈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則固土狹人滿,恒產不贍之所致也。”(註:光緒《續修曲沃縣誌》卷19,《風俗誌》。)

  芮城,“人稠地狹,營商於外者甚多。”(註:民國《芮城縣誌》卷5,《生業略》。)

  山西如此,直隸、山東、河南也情況略同。河北昌黎縣誌即有“惟因人稠地狹,習商者三分之一”的記載(註:光緒《昌黎縣誌》卷5,《風土誌》。)。值得重視的是,亦農亦商現象的普遍存在,不僅增加了農業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農素質的進步現象,實為明清時期華北農業發展的重要表征。列寧在談到俄國的情況時即有肯定的論述:“與居民離開農業而轉向城市一樣,外出做非農業的零工是進步的現象,它把居民從偏僻的、落後的、被歷史遺忘的窮鄉僻壤拉出來,卷入現代社會生活的漩渦。”(註:《列寧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頁。)

  第三,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在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縮小的情況下,以各種副業的收入補農業收入之不足成為近代華北農村的普遍現象。在種類各異的副業生產中,最為普遍的就是家庭紡織業。無可諱言,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下,隨著大量洋紗洋布的輸入,華北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也處在不斷的瓦解過程中,但自然經濟頑強的抵禦力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上,家庭紡織業的解體在華北地區經歷了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直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家庭紡織業的收入仍是華北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註:有關資料見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除家庭紡織業外,養蠶、制鐵、織席、制酒、造紙、榨油等家庭副業也程度不同地在華北各地農村存在,制草帽緶便是華北各地較普遍的一種,農民的收入也頗為可觀。英文《中華年鑒》載:“煙臺於一八六二年辟為對外通商口岸,當時,就發現了以麥草編成作草帽用的草緶,為山東北部中國人的一項非常特出的副業,因為這裏栽種小麥,麥草產量豐富……這個副業在國外市場刺激下,已經大大地發展起來,而且是山東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這個副業還推廣到鄰省直隸和山西,事實上凡是種小麥的地方都編織草緶。”(註:英文《中華年鑒》,China Year Book 1926年,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2輯,246頁。)一則反映山西潞城縣情況的材料更為具體:“制造草帽緶,敝處本系婦女之業,男子為之者蓋寡,不過東北鄉百余村。而約計此百余村之婦女,亦只兩萬余人。巧者歲取十余兩,拙者歲取數兩,總計不下三十余萬兩。夫職此業之婦女,豈嘗舍縫紉井臼而不操乎?第以縫紉井臼之余工,即能歲入如許之銀,不為不多矣。”(註:《山西農務公牘》卷3,光緒二十九年。)可以斷言,各類家庭副業生產收入是華北農民全部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外學者將人口壓力提高到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高度來認識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黃宗智先生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提出的理論模式也給國內學界以諸多啟發。然而,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並不能僅僅局限於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上。我以為,衡量農業發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就生產力而言,上舉技術農作物、亦農亦商、家庭副業各方面,都應視為發展才是。至於生產關系方面的進化,學界已多有研究,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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