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與人口管理科學的發展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人口問題論文
論文標簽:人口管理論文 生育管理論文 人口管理論文
論文作者: 楊成鋼
上傳時間:2011/3/30 15:20:00

  【論文摘要】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學的發展。回顧人口理學的發展歷史,研究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從舊機制轉向新機制,與人口管理科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密切聯系,積極推動人口管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論文關鍵詞】計劃生育;新機制;人口管理科學;人本主義
  全面深化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優質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為內容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是中央關於在新時期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所做出的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國特色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創新發展。它不僅反映了中國新一屆政府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先進執政理念,而且體現了人口管理方式的進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學的要求。如果我們回顧人口管理學的發展,進而追蹤管理科學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到,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從舊機制轉向新機制,與人口管理科學從傳統走向現代有密切聯系,並且對人口管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管理科學從理性主義到人本主義的演變
  人口管理科學是管理科學在人口管理領域的應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學的發展是和管理科學的發展演變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學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誕生於20世紀初,一百年來,經歷了從泰羅的古典科學管理理論到行為科學理論,再到現代管理科學理論的演變,其管理哲學也從理性主義逐步向人本主義升華。
  泰羅科學管理理論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泰羅是科學管理的創始人,他第一次系統地把科學方法引入管理實踐,提出了用科學研究和方法代替純粹的個人經驗的科學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說的“泰羅制”,開創了管理理論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為一門科學,泰羅因此被人們稱為“科學管理之父”。
  以泰羅制為代表的古典科學管理理論,雖然以其科學理性在管理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其理論本身包含著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即:“理性”與“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標準化和科學化的理性的同時,也在不斷壓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為發展。古典管理學視管理客體為“經濟動物”,主張對管理客體實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現為重物輕人,把人當工具來管理,工人只是作為“機器的附屬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學那裏,被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於是在其推行過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緊張,工人抵觸情緒嚴重等種種缺陷,最後其主導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際關系為核心的行為科學所取代。
  行為科學是通過把握人的心理和行為的發展變化規律,來提高對其個體、群體、組織心理及行為預測、引導、控制能力,及時協調個人、群體、組織之間相互關系和其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從而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與傳統的古典科學管理理論相反,行為科學強調重視人這一因素的作用。它認識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產都要靠人去實現,一切組織目標都需要人創造。因而強調應當把管理的重點放在人及其行為的管理上。行為科學研究了人的各種各樣不同層級的需要,提出必須針對人的需要和需要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對人的行為進行預測、激勵和引導,由此間接達到對事和物的有效控制,從而實現管理的預期目標。行為科學在管理哲學上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口號,帶來了管理與人的關系的重大轉變,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學的人本主義基礎。
  二戰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企業外部競爭愈加激烈,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科學經營決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乃至博弈論為代表的現代管理科學隨之誕生。現代管理科學既吸取了泰羅科學管理理性的營養,又註重了行為科學對“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開始以人的知識和能力為核心,進一步強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了具有現代化意義的“以人為本”。

  二、人口管理學從理性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轉變
  與一般管理科學的發展軌跡一樣,人口管理科學的發展也遵循了從理性主義到人本主義的演變邏輯。雖然“人口管理學”這一學科概念提出的歷史並不長,但是人口科學歷史久遠,內容豐富,並且人口科學的理論探索從來都沒有忽視過人口管理的內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學重要的思想來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圖(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亞裏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後來的重商主義都分別提出過國家幹預婚姻、調節人口的主張。色諾芬對當時國王用人口是否增長作為評價官員政績標準的做法十分贊賞;柏拉圖主張由統治者規定結婚年齡和男女配偶選擇,讓最優秀的男女互為配偶;亞裏士多德更認為國家的主要職責就是調節人口數量,使之穩定在一定程度並協調其相互關系。重商主義則提出國家應采取各種手段鼓勵人口增殖,甚至不惜從其他國家“獲得”人口。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人們對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更多的研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已認識到經濟上的需求是調節人El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康帕內拉更強調婚姻和生育都必須服從社會的控制和調節。
  最著名的還是馬爾薩斯人口論。馬爾薩斯人口論可以說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種人口思想。這種爭議和分歧持續時間之長,涉及範圍之廣,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本思想為從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們所熟知,他的“兩個級數”、“兩種抑制”將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義的極致。
  到20世紀上半葉,伴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人口科學研究更加全面系統,技術方法也更加成熟先進,湧現出大批經典的人口研究理論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轉變理論”、“適度人口理論”,以及凱恩斯的“失業理論”等都發端和發展於這一時期。這些理論成果雖然對人口過程的變動規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學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義的,貫徹了較多的“國家意誌”和集體理性。
  人口科學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在行為科學和現代經濟學影響下而產生的微觀人口學。
  微觀人口學是以個人或家庭的人口行為為研究對象,它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1954年和1957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H.列賓斯坦分別發表了《經濟一人口發展理論》和《經濟落後與人口增長》兩本著作,首開從微觀角度對家庭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實際上是引用了經濟學的理論和概念,對家庭生育決策作經濟學模擬。他將父母為生養孩子所花費的種種費用及為其犧牲的時間、機會等,都視為孩子的成本,而將孩子為父母帶來的感情滿足,為家庭帶來的經濟收入、貢獻等視為孩子效用,然後像對產品進行成本效用邊際分析那樣,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對孩子取舍作模擬分析,從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觀人口經濟模型和著名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成為最先進行微觀人口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之一,為人口科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
  1960年,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貝克爾(Becker)發表《生育率的經濟分析》一文,在吸收列賓斯坦有關微觀人口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西方有關消費行為理論來分析家庭的生育決策,考察孩子的邊際家庭效用及其數量質量替代關系,創建了著名的“孩子數量質量替代理論”,貝克爾以新視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為對生育子女數目的影響,闡釋了家庭規模與收入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對後來微觀人口理論的研究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貝克爾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為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並於199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列賓斯坦和貝克爾的影響下,又有各種新的微觀人口理論,包括“勞動一閑暇時間分配理論”、“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選擇理論”等紛紛問世。微觀人口經濟分析,特別是生育率的微觀經濟分析在60年代興盛一時。
  微觀人口學可被看作是從人口行為發生機制的角度來對人口管理科學進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學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從技術上研究了人口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信息傳導機制和博弈反應機制,而且在於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學理念上將人口管理的目光從“國家”、“社會”的需要轉移到“家庭”和“母親”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學放置到了人本主義的基礎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學的一個巨大進步。
  近年來,人口管理科學註意吸收現代管理科學的理論營養,將人口行為的家庭人本需要與社會理性規範相結合,引導人們樹立對社會生育規範的文化認同,將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現代化意義的人本主義。
  中國學者也對人口管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除改革開放以來所湧現的大量人口管理學研究成果以外,根據《當代人口學學科體系研究》一書所作的檢索,人口管理學的學科名稱其實還是中國學者提出來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過建立人口管理學,抑或計劃生育學的討論,當時有幾種主張:一是主張建立一門計劃生育學。如史成禮、余亦之的論文《關於建立計劃生育學之我見》就主張建立計劃生育學。之後,在1984年,楊德清主編的《計劃生育學》就出版了。二是主張建立人口管理學。如曹占泉的論文《對建立“人口管理學”研究的設想》中寫道:“人口管理學是以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動態人口為對象,用計劃的方法來組織管理人口的科學,人口過程是一個動態過程,人口管理學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據人口的動態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性,通過國家確立的管理機構,有計劃地調節、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並從有計劃地調節、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實踐活動中逐步總結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體內容,為國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學論據。”三是主張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學。如向洪、鄧明主編的《人口管理實用辭典》中寫道:“人口生育管理學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動規律及其方法的學科。人口目標管理活動的規律及方法,人口計劃管理活動的規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動的規律及方法,人口決策管理活動的規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動的規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學應該研究的對象。通過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動規律,確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人口生育管理學的研究體系。”除了上述三種主張以外,還有主張把學科定名為“計劃生育組織與管理”、“計劃生育管理”等。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從本文要討論的問題角度看,問題主要有二:一是不應把人口管理狹隘地理解為人口計劃實施,而應理解為包括對人口行為發生環境、發生機制、控制機制等內容的全部人口行為的幹預活動。二是其學科定義,還普遍帶有很濃厚的理性主義色彩。要用於指導我們新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還必須進行理論創新,實現新的思維跨越。
  三、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是對人口管理科學的政策實踐和理論推動
  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而提出的一種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國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學的發展引領,從理性主義向人本主義轉變。它不僅是對傳統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學的革命,而且是對微觀人口管理學的超越和對現代人口管理科學的呼喚。這表現在:
  1.在政策基點上,新機制完全遵循了“以人為本”的理念。美國密執安大學社會學系的竹下讓(Takeshita)教授曾經這樣描述現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動機(或生育意願)取決於兩種變量的權衡輕重:一是行為者的生育觀,生育態度;一是行為者對群體社會生育規範、生育準則的感知以及對遵循這些規範的評價。如果前一變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觀性成分大,就易產生失範生育行為;反之,後一變量作用大即群體性社會性成分大,就易產生合理的生育行為即規範性生育行為。竹下讓認為,人的生育行為就是主觀生育觀、生育態度,客觀社會生育規範、生育準則兩股力量在社會支持和自信心的影響下較量鬥爭的結果,這就是人們生育行為的內在動作過程。按照現代人口管理“以人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變人們的生育行為,就應該對影響人們生育行為的各個要素特別是社會支持和自信心進行調控,通過引導人們對社會生育規範的感知和對遵循規範的評價,建立一種生育文化認同,使人們生育行為規範化。
  竹下讓的觀點反映了現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義追求,而這恰恰是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正在進行的實踐。
  新機制深刻理解在現有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文化背景下人民群眾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眾的生育意願,在追求與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社會管理目標時,不采用過去那種簡單的控制生育行為的做法,而是通過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困難,提供各種生殖衛生、醫療保健等“優質服務”,滿足其生活需要,同時輔以各種政策宣傳,文化引導,在群眾對社會生育規範和原則充分感知和評價認同基礎上,將個體生育觀、生育意向納入群體社會生育規範之中。這完全符合現代人口管理科學對人口行為的人本管理原則。

  2.在政策內容上,新機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優質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不僅體現了現代公民社會的理政原則,而且從人口管理學的意義上講,這正反映了現代人口管理科學將理性主義與人本主義有機結合的要求。所謂“依法管理”,是既要對個體人口行為進行必要的制度約束,同時要求這種約束必須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進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體法律權利的前提和基礎上,通過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將個體人口行為納入社會制度規範之中,而絕不能以行政壓迫和簡單隨意的方式對個體人口行為進行強制規範。所謂“村(居)民自治”,是既要註重村(居)民的組織角色,又註重其作為決策者和行動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組織、自學習和自適應能力,將對個人激勵的理論和方法轉換到樹立村(居)民整體的共同價值觀念上,通過共同價值的認同,實現村(居)民的自我約束。所謂“優質服務”,則是要充分尊重和保護人們在物質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長期以來,我們的計劃生育工作較多考慮的是貫徹國家意誌和集體理性要求,而較少考慮為生育群眾的個體需要提供服務;在工作方式上,更多註重的是對人口生育狀況的監控管理,而較少關註生育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這些都與執政為民的理政原則不符,也與人本主義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優質服務”就是要對此作出糾正。而“政策推動”則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優質服務的基礎上再輔以政策來發揮引導調控功能,從而把硬性管理技術和軟性管理藝術結合起來,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結合起來,實現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轉變。計劃生育是系統工程,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參與。當人本主義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為大家的共識,各部門從多個角度共同為生育群眾提供服務,解決群眾的問題,滿足群眾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優質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的新機制就落到了實處,計劃生育工作就進入了人人有責,齊抓共管,綜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3.在政策目標上,新機制是為了統籌解決、綜合治理人口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人口行為在很多情況下代表著人口個體的利益,反映其個體理性要求,當個體目標取向與集體目標取向暫時不一致時,如何做出科學合理的體制安排,正確有效地引導個體人口行為,使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相協調,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要經常面對的實踐問題。現代管理科學越來越轉向人與人關系的研究,特別是人與人之問行為的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研究,並且,開始註意到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矛盾與沖突,即理性人的個人理性行為可能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並不是像傳統管理學主張的那樣通過政府幹預,而是認為,如果一種制度安排不能滿足個人理性的話,就不是有效的。所以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沖突的辦法不是否認個人理性,而是設計一種機制,在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正是認識到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對於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而在設計上全面遵循了法制管理原則、民主參與原則,處處體現出執政為民的精神和以人為本的精神,是一種既科學、又務實的制度安排。
  作為管理科學的重要分支,人口管理科學的各種理論成果都可以成為人口管理的思想工具,人口管理科學的進步,也必將帶動人口管理的發展,使人口管理在理念上和方式上都由低級向高級發生轉變和提升。新機制就是要推動人口管理從過去那種簡單的、粗放的管理方式向科學的、人本的管理方式轉變,從過去那種行政命令的落後管理方式向法制民主的先進管理方式轉變。這不僅是對人口管理科學的一次政策實踐,而且將成為對人口管理科學的一種理論推動。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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