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大學自治與教授治校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文化研究論文
上傳時間:2005/12/30 9:52:00

 歐洲最早的大學出現在公元11世紀末。大約從1087年開始,Tuscany的女伯爵Matilda邀請傑出的羅馬法教師Irnerius到意大利北部的波倫亞講授羅馬法,歐洲各地的學生慕名而來,這些人如何組織到一起很快成為。
  
  由於學生人數的大增,早期師生之間組成的合夥顯然不再合適。於是學生們先是按照同鄉會的方式組織起來,但同鄉會並不能擺脫各民族的屬人法,而學生們來此研習的恰恰是能夠成為各民族普通法的羅馬法。學校仍然需要一個符合它的形式。這個形式終於在羅馬法的概念工具中找到了,那就是universitas,一種具有獨立人格的社團。當時波倫亞有兩個這樣的universitas,一個由來自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學生組成,一個由來自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學生組成。Universitas的存在不以它的成員的存在為條件,大學的成員可以變動,但大學永存;大學終於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安定的法律形式。
  
  對內,Universitas對成員行使廣泛的刑事和民事管轄,組織成員間在生活上的互相扶助;對外,它則負責與城市當局、教授以及房東的交涉。這實際上是一個學生的自治體。其總理事會由各同鄉會選舉的代表組成,總理事會再選舉理事長。理事長負責授予學士學位。理事長還任命一個稱為“教授告發組”的學生組織,負責告發教授的失職行為。如果教師在教學時間上短斤少兩,便可能受到Universitas的罰金處罰。總理事會頒布了大學條例,對大學的事務、學生和教授的紀律以及課程的方方面面做出規定。大學條例在頒布後20年內不得改變,除非學生和教授兩方面一致同意。

  顯然,在波倫亞大學的自治中學生占主導地位。教授們組成的教授會有權組織和接納博士候選人;因為教授必須有博士學位,所以這項權力也就是教授會接納自己的會員的權力。

  學生的主導地位主要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學生不是來自歐洲各地的富家子弟就是有修道院的贊助,他們的到來給波倫亞帶了持久的繁榮。從12到13世紀,學生人數最多時曾達到1萬人,少的時候也有1千人。波倫亞的房地產和餐飲業端賴學生。教授報酬由上課的學生直接按大學條例付給。如果學生不滿意,他們可以輕易帶著教授到別的城市去。

  但是,這種建立在羅馬法法律概念基礎上、由學生的經濟能力維持的大學自治還是漸漸受到了侵蝕。波倫亞城市當局開始給教授付酬,並要求他們發誓不離開波倫亞。學生們不必向教授交講課費了,但他們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對大學的控制。

  在波倫亞大學創建後的第一個一百年裏,雖然傳說Irnerius曾因反對教皇被革除教籍,但教會並沒有試圖直接控制波倫亞大學。1219年,當時的教皇發布命令,規定教師的任命,也就是博士學位的獲取要經過波倫亞副主教的考試,教會的教學執照成為做大學教師的必備條件。教授會獨立決定接納自己成員的一去不返。

  日後出現的巴黎大學采取了不同的組織形式,學生和教師首先組織在神學、法學、醫學、文學這四個系中,各系再組成大學。大學由教授,而不是學生管理。從此以後,教授治校似乎成為穩定的大學自治形式。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則最終在19世紀初以後出現的性大學中穩定下來。

  美國的第一所研究性大學――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於1876年(北大的成立不過晚了23年)。不過和北大不一樣的是,霍普金斯大學是由私人——霍普金斯先生的遺贈建立的。在美國,慈善家的捐助使大學一開始就擺脫了地方教會的束縛。而且霍普金斯大學開辦時擁有的財政基礎就相當於哈佛兩個半世紀積累的總和。1892年芝加哥大學成立的時候,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捐助又是霍普金斯大學的許多倍。新的研究性大學的出現,最終到哈佛、耶魯那些悠久、主要從事自由和職業教育的學院式大學,和一些州立贈地大學,促使它們也建立研究生院,將研究和教學結合起來。

  在美國,大學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可以以二戰為界劃為兩段。在前一階段,對學術自由、大學獨立的威脅主要來自保守的董事會和唯唯諾諾的校長。比如1901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羅斯關於移民問題的言論觸怒了羅斯福夫人而遭到解職,該校7位教授隨即憤而辭職。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領導下,一些大學教師在紐約集會成立“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這次會議上誕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學術自由的主要原則:教授作為教師和學者有權自由發表言論;除非不稱職或有道德缺陷,教師的職位必須得到保證;教授受處分前有申訴的權利。大學教師類似於聯邦法官的“行為良好便終身任職”的終身制(tenure),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學術自由,就好像法官的終身制是為了保證司法獨立一樣。

  那時候學術自由還只是被理解為教授個人的一項言論自由權利。而大學校長則要同時捍衛教授的學術自由和大學的學術獨立。1936年,時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Robert Hutchins在《美國高教》一書中,對那些指手畫腳的校友和自以為是的董事,老實不客氣地寫下了這樣的話:“如果你認為學校的畢業生因為向學校交了錢就自認應該控制大學,那麽就請恕我提醒你,他們所發出的噪音是與他們所支付的錢成反比的。”“學校的董事與校友不同,他們至少無可置疑地擁有控制學校的法定權利。但是他們越明智,就越不會去試圖行使這種權利。”

  二戰以後,隨著美國聯邦政府對公私大學資助的不斷擴大,政府、以納稅人自居的公眾、以公眾代表自居的媒體、甚至大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社區,都對原本屬於大學自治範圍內的事務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而大學內部,古老的教授治校的傳統,似乎在復雜的現代綜合大學(multiversity)的管理中越來越力不從心,而讓位於學校的行政官僚;學生尤其是本科生參與大學民主管理的要求,隨著學生運動、黑人運動的來臨而高漲,但並沒有隨著運動高潮的過去而過去。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在這樣一個民主中何去何從?

  1957年,美國最高法院在SWEEZY v. NEW HAMPSHIRE, 354 U.S. 234 (1957)一案中,借南非的大學校長和學者在一次會議上發表的聲明,表明了他們對學術自由的看法:“大學的四大基本自由是:基於學術理由,決定誰來教,教什麽,怎麽教,以及誰可以入學”(the four essential freedoms' of a university - to determine for itself on academic grounds who may teach, what may be taught, how it shall be taught, and who may be admitted to study)。學術自由不光是教授的個人權利,而應該是大學運作的原則。但是,至少在誰可以入學這個問題上,聯邦最高法院後來也加入了幹預者的行列——比如公立大學在入學問題上優待黑人和少數族裔是否違反了法律的平等保護?在大學的歷史上,為了學術自由、大學獨立而尋找各種庇護者的例子屢見不鮮。但是,在司法的獨立也受到質疑的民主社會中,法律的庇護也並不總是那麽可靠。要維護大學的學術自由,最後還得是大學自己。

  和中國一樣,美國研究性大學的觀念也來自19世紀初洪堡的大學理念,這種理念首先體現在1808年威廉三世創辦的柏林大學:大學的存在是為了探究真理本身,而不是為了學生個人的職業前途。大學教育不是職業培訓,大學教育也不是由教師向學生灌輸已有的整理好的知識,而是通過進行教育(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師生關系不再是教師先進行探究,然後將探究的結果告訴學生,而是師生一起探究,或者是教師帶領下的探究;研究和教學不再是處於兩個階段,而是處於同一個過程;研究性大學,簡單說也就是教育、學習與研究的一體化。學術共同體不光存在於作為學者的教師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也結成學術共同體。裁決爭議的最高權威不再是教師的權威,而是真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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