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中各種未知內容的預警雷達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文化研究論文
論文作者: 賀紹俊
上傳時間:2008/8/25 10:45:00

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直接反映現實問題和社會熱點的作品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並且這類小說往往市场銷售看好,這首先是因為这類小說的內容扣緊了普遍的社會情绪,比如懲治腐敗,比如揭露貪官。由於這類小說的時興,人們便用一些新的命名來談論它,如反腐小說、官場小說、新黑幕小說,等等。這些命名在一定的程度上對當前文學創作的現狀作了比較清晰的描述和歸納,但從理論層次上說卻是比較模糊的,並不十分可取,因為這類命名掩飾了反映相似生活內容的作品中不同的美學追求和不同的創作立場。不過,从這些小說的時興,也讓我们看到了文學與現實的直接對應关系。比方說,這類小說都與“官場”有關,文學對官場的偏爱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在我們所处的這樣一個社會相對稳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內部的機制又正在進行著巨大的變革的環境,執政者的一舉一動自然就在全社會目光的註視之下。因此,無論這些寫現實的小說是預定的一個什麽樣的主題,描寫的是什么樣的生活領域,總會涉及到官場上的腐敗現象,總會出现一兩個貪官形象。文學其實就是社會情緒的晴雨表,作家描摹的現實生活,正折射出社會情緒的焦點之一就是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不管作家本人是懷著什麽樣的創作意圖,他的這类直接對應於現實生活和社會情绪的小說,自然而然地就为讀者提供了一個認知現實和評价現實的參照文本。這就涉及到社會学的問題,盡管批評界一度很貶斥社會學批评,但事實上,社會學批評在針對當代的小說,尤其是這些直接對应於社會焦點的小說,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社會學批評能夠更準確地揭示出這類小說的思想認識價值。即使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非常深刻也相當準確的小說,但由於文學形象不是理論判斷,缺乏認知的明晰性,這時候,就特別需要社會学的批評將隱含在形象中的社會內涵揭示出來。
  較早的反腐敗小說主要是把筆墨放在對社會普遍存在的嚴重腐敗現象的揭露上,展示了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和尖銳性。這類小說又有所區分,有的主要寫“鬥爭”,反映了腐敗與反腐敗的勢不兩立;有的則純粹是揭露腐敗的醜惡嘴臉。前者以張平的《抉擇》為代表,後者則可以列舉王跃文的《國畫》。這些小說以濃重的笔墨渲染了對腐敗現象的鞭撻和揭露,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说,它們首先呼應了社会普遍對腐敗的不滿情緒,因而在情感共鳴上就贏得了讀者的廣泛支持。特别像張平的《抉擇》,著力在“反”字上,以極大的熱情塑造了李高成這一與腐敗分子作堅決鬥爭的反贪英雄形象,正因為李高成的大義凜然,最终將腐敗分子拉下了馬。這樣的結局應該說切合了廣大讀者的心愿,鼓舞了一種社會的正气。而像《國畫》這類小說,则將“反”字隱退到背後,完全聚焦於“腐敗”的揭露,揭露腐敗官員的醜惡嘴臉。由于腐敗是在暗地裏進行的,是以偽裝的形式出现的,這種揭露也就類似於一種內幕的曝光,仿佛將一只害人的蟲抓出來公開亮相,令讀者大感解氣。這些小說從“反腐敗”入手,但也基本上只是止於“反腐敗”,在社會学的層面上並沒有給我們提供太多的具有新質的思想性內容。因此,對這類小說就有一些批評性的意見,如有的提出“清官”意識的問題,也有的將一些小說比作为“新官場現形記”。這些意見顯然包含著對反腐敗小說在思想層面上缺乏現代意識觀照的批评。盡管這些小說受到大量读者的歡迎,小說的基本傾向也应合了廣大群眾的普遍情緒和心理,但小說所對應的群眾的普遍情緒,並不一定就能揭示出现實社會的本質性內容。比方說“清官”意識,人們憎恨貪官因而也希望我們的社會多一些清官,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小說的思想主題停留在“清官”意識上,這樣的主題顯然不能幫助讀者更深刻地認識當代社會。
  一些作家也意識到這種思想上的局限,力圖通過反腐敗的題材去揭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比如畢四海的《財富與人性》(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其故事主幹就是檢察官對一樁重大的黃金走私案的偵破,但作者的著眼點不在反腐敗本身,而是想通过這樁案件,去揭示人性在物欲面前为什麽會變得不堪一擊的。当然這個主題並不是一個完全由當代社會滋生的新主题,在傳統的文學作品中,作家们就對這一個問題發生了興趣並進行了思考。如果把小說作為社會檔案來要求的话,我們更希望通過小說的描寫,反映出人們認識當代社會中的腐敗問題所達到的思想和理論高度。事實上,以後的反腐敗小說也正是立足於此而得以深入和突破的,一些作家通過對腐敗现象的揭露,提出了一個法制建設的问題。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說,反腐小說進入到第二階段,即是以作品的主題和視野不再停留在“反腐敗”三個字上為標誌的。
  周梅森的《中國制造》可以說是反腐小说第二階段的代表作。作者是以某市的最高權力機構作為主要的活動舞臺,在舞臺上亮相的當然主要是权力機構的官員們,但他們的背景是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作者通过官員們的矛盾、交鋒以及互相之間的牽制和錯綜复雜的關系,所表達的则是改革開放這一大的政治決策和社會行動對政府領導層的思想觀念的激蕩。作品中寫到了官員的貪贓枉法,也寫到了以紀委书記孫亞東為首所進行的反腐敗的鬥爭。但作品中的反腐敗鬥争只是一條副線,而新老書記姜超林和高長河兩人之间在權力交接中的矛盾才是小说的主線。兩位書記在忠實於黨的事业、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根本原則上,可以說是共通的。新書記接手的是一個改革的輝煌成果,按說這樣的交接班應該一帆风順,皆大歡喜。但改革過程中隱含的問題正是通過權力的交接而凸顯出來,特別是像耿子敬等這些曾為開創改革大業作出貢獻的功臣也掉進腐败的泥淖,直到案情完全暴露,才使得新老兩位書記在對待幹部任用、權力监督等體制上的弊端有了清醒的共識。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作者不是為了揭露而揭露,他的這些描写,實際上暗寓了這樣一层主題: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早在1986年,經濟改革剛剛取得初步進展时,鄧小平同誌就高瞻遠矚地指出:“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後來他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詳细地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內容、措施及原則。事實上,我國在開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在謹慎地有步驟地進行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周梅森曾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黨政部門掛職体驗生活,參與了一個地方的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工作,顯然他在實際生活中已经很敏感地覺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孕動,應該說,《中國制造》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题是他從生活中直接獲得的。小說的結尾寓意深長,當高長河走出辦公室,發現將他的车換成了老書記交出的0001號牌照的奧迪車時,他要求換回原來的車,同時內心意識到,他和他這個新班子都必須面對一场場新的暴風雨。作者賦予這句话的象征意義十分明確,它告訴我們,即使我們的經濟改革已經取得重大的勝利,但前面的道路還長,還會面臨更大的困難,當然也將會有更輝煌的前途。如果說,周梅森在《中國制造》中提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社會問題,還僅僅是“提出”的話,那么,在他今年出版的《至高利益》中,他就試圖來問答,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键是什麽了。
  以反腐為題材的寫實性小說,其社會学的內涵特別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家對社會的體認,更多地也更形象地通過小說中的人物表达出來。這也正是小說在社會認知功能上區別於一般的思想理論著作的特殊之處。在最近的小說中,我們就可以發现一些具有新的社會意義的人物形象。如《至高利益》中的善於玩弄政治手腕、被稱为“政治人”的省委副書記赵啟功,《走私檔案》(作者劉平,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中的具有政治野心的民營企業家丁吾法。
  我特別要提到《幕前幕後》(作者孫浩,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的一個領導幹部形象,這就是出任某市委顧問的李子民。李子民頂多算得上一個中层領導幹部,這一層次的幹部处在社會的基層,他们的工作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密切相關,可以說,他們是直接體现中央政府形象的窗口。所以,这一層次官員中的貪贓枉法最容易引起普通群眾的怨恨和不滿。但是,如果將贪贓枉法作為這一層次官員的代表形象,顯然是不公正的。我國改革開放在一個安定團結的環境下健康發展,這說明整個社會机制的良性運轉,而中下層政權的領導幹部就是這個社會機制運作最频繁部位的齒輪和螺絲钉。齒輪和螺絲釘默默无聞地、兢兢業業地坚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保證了機制的正常運轉,人們也許不會註意到齒輪和螺絲釘的作用,而一旦齒輪和螺絲釘在其崗位上松脫甚至被銹蝕了,馬上会引起人們的註意。這也是社會上普遍關註貪官汙吏的原因之一,要知道貪官汙吏給我們的社會造成了太大的危害。然而,我們同樣不應該忘記,還有大量忠於職守的齒輪和螺絲釘。其实不少小說都寫到了這些維護著社會机制正常運轉的中下層領導幹部,但從社會學意義上看,我們特別需要文學去揭示這樣一个問題:任何一個社會,必须有一批忠於職守的官員,才能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那麽,處在中國社會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官員,有什麽本质的不同呢?《幕前幕後》中的李子民由於被設置於一非常的處境下,他的本質性的東西便凸顯了出來。
  這個非常的處境是由一次換屆選舉的突發事件造成的。李子民是襄漢市市長,也是一位忠於職守的領導,得到了上級領導和群眾的公认,省委決定讓他繼任下一屆的市長,未曾料到在選舉中因副市長暗中舞弊而落選。在舞弊行為未暴露之前必須承認這次選舉的合法性,所以省委打算通過组織程序在省直部門給李子民以合適的安排。但李子民謝絕了組織的關照,主動提出就留在本市。他誠懇地對省委組織部長说,能在最後的幾年裏為襄漢的老百姓辦點實事,也就是他最大的願望,他想留在政府裏,做个顧問,幫助新當選的市長干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絕对不是一般之舉,如果平時沒有大公無私、以民為重的思想修煉,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是不會如此不計較個人榮辱和得失的。更重要的是,小說通過一系列的情節,描寫李子民當顧問後,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顾而不問,而是只要是老百姓的事,他分內分外都去管,甚至市委書記和新市長也將難以解決的棘手的工作全推給他,他對此仍以群眾利益為重。比如處理向陽學校的工作,他雖然明白“年輕的書記和市長在關鍵的時刻又把這個老頭兒推到了第一線。他完全可以一口回絕这件事,他手頭化工总廠的攤子還沒弄出個頭緒呢,可一想到那個學校想到鐘秀文校長那滿头的白發和那一群群的學生,他只有点頭了”。這才是一位真正以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己任的領導者的思维方式,這也區別了其他社會和其他時代的好官員。當然,他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連他的妻子也不理解他為什麽要如此多管閑事,指責他腦子有病。這時他嚴肅地對妻子說:“看著工人、農民們生活遇到了這样的困難,我不應當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嗎?不应當為他們辦點實事吗?如果都這樣下去,还要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幹什麽?還要我們這些領導幹部幹什麽?”真所謂“滄海橫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像李子民這樣的幹部,在正常的環境中,也許顯不出他的可貴之處,但在非常的情況下,他內心中崇高的精神必然會表現出來。李子民的社會意義就在于,他在現實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相對於反腐小說中所塑造的反腐敗英雄來說,反腐敗的鬥爭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矛盾激化的鬥爭,而更多的幹部是在日常工作中體現自己的精神的。
  一批描寫反腐鬥爭和官場生活的作品的出現,正是文學創作對社會現象和民眾情緒的一種積極回應,是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和文學的社會責任感在當代的延伸,這種創作趨勢還在向更深更廣的方面發展,這無疑對現实主義文學是一次可貴的深化的機會。但是,現實社會是复雜的,作家要對其進行准確清晰的分析和把握並非輕而易舉的事情;现實又與群眾的情緒密切相關,因而反映和描寫現實往往變得比較敏感。從這一角度說,我們對類似於反腐題材這樣的現實性的小說多做一些社會學的批评,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避免對這些小說作簡單的判斷。比方说,小說揭露的醜惡現象,因涉及到某些部門,而受到該部門人士的激烈批評。又比方說,小說寫到官場的一些腐敗行為,就被認為是對整體的否定和攻擊。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全面辯證的態度,這也不利於鼓勵作家們關註現實參与現實,不利於發揮文學的社会功能。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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