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主流敘事與人性書寫

論文類別:文化論文 > 文化研究論文
論文作者: 劉艷萍
上傳時間:2012/12/15 11:20:00

姜敬爱(1906-1944)與蕭紅(1911-1942)分別是20世紀30年代朝鮮和中國现代文學史上頗有影響力的女作家。她們雖身處不同國度,但同樣生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有著階級壓迫的體驗和國破家亡的民族恥辱,因此,獨特的時代、民族體驗是其無法摆脫的社會文化語境。在小說主題表現上,她們並不單純停留於民眾苦難的真實再現,而是秉持強烈的愛憎和时代使命感,深刻揭示階級與民族壓迫給予社會弱勢群體——底层人民的災難和悲劇,展現了民眾的覺醒及其頑強的反抗精神。同時,她們還進一步反思民眾受壓迫的深層原因,以一顆冷靜的心去探索國民的精神狀态。基於此,本文運用比較文學和敘事學的研究方法,著重從階級壓迫、民族矛盾、精神覺醒和人性書寫等方面比較分析姜敬愛与蕭紅小說的主題意蘊。

1.“怨沼”與“亂墳岗子”:階級壓迫與階級災難的隱喻

20世紀30年代中朝社會的主要社會矛盾之一就是階級压迫,而描寫地主對农民,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與壓迫相應成為姜敬愛與蕭紅小說表現的共同主題。地主階級靠從窮人那裏剥奪和壓榨來的金錢和土地獲得強勢地位,反過来欺壓並奴役窮人。譬如,在姜敬愛的《人間問題》裏,鄭德浩橫征暴斂,將農民們的土地一點點地蠶食到手中。農民們只得被迫租用“他”的土地,卻交不起昂貴的租金和地稅。到了秋收季節,農民們辛辛苦苦種得的糧食卻被鄭德浩悉數搶走,還欠下了不少的債。農民們真是有冤無處訴,有苦說不出。有的被逼得遠走他鄉,有的被迫去偷竊。巴威(《父子》)等農民起早貪黑、流血流汗开墾的火耕田硬是被農場主以詭計奪走。老實能幹的老金(《解雇》)在面長家做牛做馬地辛苦了一輩子,到老非但未得到老東家許諾給他的“前頭那塊地”,自己也因年老體衰被面長用五塊錢給打發(解雇)了。可見,在嚴酷的階級剝削的現實下,農民們已被異化為“物”,“就像牧場裏餵養的牛、羊、豬。他們是為了某種特殊階级的人活著的,是為了給人提供毛、奶和肉而活著的,這和供牧羊人驅使,為他提供毛、肉和奶,而牧羊人給糧食吃以延长生命的牛、羊、豬有什麽不同呢?”

蕭紅的代表作《生死場》也突出展示了階級壓迫的現實。王婆為了繳納地租,被迫賣掉心愛的老馬。可是用老馬換來的三張票子也被“地主的使人”①奪了去。不僅如此,地主還要加租,農民們不僅租不起地,而且還買不起布匹和盐,掙紮在生死線上。王阿嫂(《王阿嫂的死》)的丈夫被張地主活活燒死,懷有七個月身孕的王阿嫂只因坐在地上稍喘息一會,就被地主一腳踹在肚子上淒慘死去。不僅如此,在精神文化上,統治階級也享有絕對特權。呼兰河鎮每年秋天都要在河邊唱野臺子戲,看台上既有大眾池座,也有樓座。“坐在那樓座上是很好的,又風凉,又可以遠眺。不過,樓座是不大容易坐得到的,除非當地的官、紳,別人是不大坐得到的。既不賣票,哪怕你就有錢,也沒有辦法。”

法國著名哲學家、“结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奠基人阿爾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3)认為,作為一種存在,現实是某種被意識形態刻意表達、改造和建構的產物,這就是說,真正的社會現實應是不同層面的客觀現實和表達性現實的集合。正是在這个意義上,文學創作既反映社會現實,又參與社會現實的建構。雖然文學作品參與構建社會現實的途徑不一而足,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學生產的本能傾向是去形成与現實世界相對照相映襯的鏡像。而20世紀30年代的根本社會現實之一是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和階級壓迫,階级間的沖突呈現出壓迫——反抗的對立結構和場景,這已成为中朝現代文學對於阶級意識形態描寫的視覺敘事模式,也是那一時代的主流敘事模式。因為作家必須借助於“壓迫——反抗”的敘事性,才能更好地將階級壓迫的話语轉化成生動的視覺形象,從而实現文學作品的表達性力量。為此,作家需要對壓迫——反抗的主題進行再創造,采用各種藝術手段(顯性的、隐性的)對其做出獨到的藝術性诠釋。“怨沼”與“亂坟崗子”就是表現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與壓迫的創造性圖式與意象模式,並作為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加以呈現。

《人間問題》開篇就引入“怨沼”的傳說。很早以前,有一位長者佥知,他有數不盡的奴仆、田地和肥壮的牲畜。但是他非常吝嗇,宁肯讓吃不完的糧食爛在仓庫裏,也不肯接濟窮人。荒年到来,農民們走投無路,半夜搶走了他家的糧食和牲畜,結果他勾結官府把農民全抓走了。失去父母的孩子,死了兒女的老人都湧到僉知家。“他們哭了又哭眼淚越聚越多,一夜之間淹沒了僉知家的高房大屋,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大水池,就是眼前這個叫作“怨沼”的綠水池塘。”從空間方位上看,“怨沼”是坐落於龍淵村旁的一片湛藍的綠水池塘;從存在價值上看,“怨沼”是龍渊村村民們的生命線,是他們唯一值得驕傲的。因為它孕育了村莊,
灌溉了農田,滿足了人畜飲用水的需求;從精神價值上說,“怨沼”成為了村民們解悶消災祛病的心靈慰籍。每當有新搬來的人,或者是孩子會講話時,村民們就給他們講這“怨沼”的傳說。不僅如此,“怨沼”還成为村民虔誠的“宗教”信仰,成為其家幸福安康的保護神,受到他們的頂禮膜拜。可见,“怨沼”作為小說展示階級壓迫的現場,可以概括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沖突與對立的關系,即“持有者——财富——壓迫”的等式与“非持有者——貧穷——受壓迫”等式的对稱。前者是支配者,後者含有反抗因子。一般來說,敘事文學的本質是,在善惡的對立沖突中,現實主義地描寫恶(黑暗與醜陋世界)的典型性,達到暴露惡的虛伪性並終結之的目的,同時预告善(光明與幸福樂園)的到來,以此來結束小说。

姜敬愛以“怨沼”來結構小說,細致地描写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的漫长過程,結尾以簡潔的筆墨預示了自由與解放的到來,比较鮮明地表現了反抗阶級壓迫的主題。從這一意义上來說,“怨沼”具有以下幾層隐喻的含義:一是苦難與眼淚。充满苦難的“怨沼”仿佛是綿綿流淌的鄉民的淚水,既撫慰了郁结在鄉民心中的苦悶與悲愁,又化作溺死殘暴統治者的洪流;二是生命與希望。無論多少悲傷都扼殺不了鄉民頑強的生命力,無論如何壓迫也摧毀不了鄉民的反抗意誌。作者將“怨沼”的傳說設置在小說的開头,並且用了較長篇幅來敘述這个傳說,用意非常明显,就是為後來以男女主人公為代表的底層群眾的覺醒與反抗作鋪墊和蓄勢,因此“怨沼”傳说是賦予作品中人物行為的決定性力量,由此就揭示出了小说反映地主(壓迫)與農民(反抗)對立與矛盾的主題。


而蕭紅筆下的“亂墳岗子”是展示階級壓迫的又一現場和死域。“亂墳崗子是地主施舍給貧苦農民們死後的住宅。”這是窮人掩埋死人的地方,在《生死場》中,它一共出現過七次:

第一次是王婆服毒自盡時,丈夫趙三“跑出去,亂墳崗子上,給她尋個位置。”讀者初次接觸到這片坟場,這片窮人死後的住宅:“墳場是死的城廓,沒有花香,沒有虫鳴;即使有花·即使有蟲,那都是唱奏著別離歌,陪伴著說不盡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第二次是剛足月的小金枝被爹爹成業摔死扔在“亂墳崗子”上,三天後父母去看望她,看到她已“被狗扯得什麽也沒有。”

第三次是寫村子裏害传染病,無數人死去,死屍被不斷地棄置暴曬在亂坟崗子上,成為眾野狗的享宴。

第四次是借趙三的視角觀看人們將死人送往“亂墳岗子”的情景:“人死了聽不見哭聲,靜悄悄地擡著草捆或是棺材向著亂坟崗子走去,接接連連的,不斷……”

第五次是麻面婆把病死的孩子送到“亂坟崗子”時,目睹野狗嚼食屍骨的慘象。

第六次是寫進步的女學生被日本兵殺害后被拋在“亂墳崗子”上。

第七次是因苦悶而喝了酒的趙三穿過荒凉的曠野,去“亂墳崗子”拜祭死去的朋友們。

就文本而言,“亂墳岗子”的意象反復出現,作者借此隱喻什麽呢?首先,它隱喻著人生舞臺。“亂墳崗子”仿佛是早已布置好的人生舞臺,正上演著一幕幕悲劇。吶喊的、無言的、哭泣的、沈默的,許多人物不斷登場,演繹著一個個凄慘的故事,無論什麽樣的矛盾最終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局——死亡。其次,它隱喻著階級壓迫的延續。正如作者所言:“亂墳崗子”是地主“施舍”給貧苦農民死後的住宅。地主們活著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死了也要建造豪華的墓地,過榮華富貴的日子。可是不幸的貧民只能成为“亂墳崗上”的孤魂野鬼,不得超生。從這個意义上說,“亂墳崗子”不正隱喻著階級壓迫在另一空間裏的延續嗎?再次,它隱喻著生命悲劇最後的歸宿。作為死別的現场,不管是病死的(二裏半的小孩子、重病的老人).還是自盡的(服毒自殺未遂的王婆、上吊而死的祖母與菱花);不管是被摔死的(小金枝).還是被统治階級殺害的(女學生、趙三死去的年輕時的夥伴們),“亂墳崗子”都是20世紀30年代所有“低賤”生命旅程的終點,也是他們生命悲劇最後的歸宿。

2.中國東北:蘊含著民族矛盾與壓迫的孤苦之地

姜敬愛與蕭紅小说所表現的另一主題意蘊就是以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這一史實為社會背景,把場景高度濃縮在中國東北這一特定空間,深刻揭露日帝及其走狗的燒殺掳掠,表現中朝人民與日帝間的民族矛盾和沖突,書写人民的英勇反抗與鬥爭。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由此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日本殖民者不僅瘋狂掠奪朝鮮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還借口實施“產米增殖計劃”等措施進一步掠奪農民的土地,致使農民破產,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為流民,民族矛盾
激化。朝鮮人民實在不堪忍受日帝的瘋狂掠奪、残酷壓榨以及饑餓的威脅,相繼移居到中國東北,特別是延边地區。亨哲爸(《破琴》)因為糧價下跌,欠了一身債,無法償還,才決定離開故鄉投奔住在中國東北的親戚。玉(《母與女》)從金老師口裏得知,鐵石一家去年秋天去了中国東北,今年春天又有十余口人去了中國東北。萧紅小說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现實。溫柔靜美的亞麗(《亞麗》)被迫隨父母來到中國,可是她思念故鄉,幻想自己化作一只飛鳥飛回到“可憐的朝鮮”。可见,移居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鲜人數量的增加是日帝加剧侵略與統治朝鮮的必然結果。

而朝鮮人民移居到中國東北就會過上好日子嗎?不是的。蕭紅小說為讀者揭示了日寇的鐵蹄對中國東北的侵染與踐踏。20世紀30年代初,日帝故意制造“滿洲事件”,趁機侵占了包括沈陽、哈爾濱在內的東北的广大土地。日本憲兵像蛛網一樣密布掌控著市區,把守着從鄉村到城鎮的去路,“無緣無故就要捕人”,還時不時地到鄉下擄掠搶劫;便衣警察和特務白天黑夜地遊蕩在馬路上,搜查形跡可疑之人和物品;漢奸、走狗則幹著告密的勾當。因演出进步劇目,日本憲兵隊將蕭军、蕭紅等青年作家組織的劇社剧員徐誌抓走了,灌涼水,打橡皮鞭子,連蕭紅與蕭軍的住處也時常有開著小“電驢子”的日本憲兵鬼頭鬼腦地加以監視。在這種嚴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哈爾濱城鄉成為流血、死亡的黑色屠宰場。日軍打著“王道”、“日滿親善”的幌子踐踏哈爾濱的鄉村,燒殺抢掠,奸淫婦女,鎮壓反抗勢力。而女性更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和犧牲品,在白色恐怖中,麥田荒蕪了,村莊破敗了,到處是死寂和悲涼。

乡間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小嵐(《啞老人》)和劉成的妹妹(《看風箏》)都是在日本人開的工廠裏做工時慘死的。在哈爾濱市区,日本勢力無孔不入,無事不插手、不幹預。在《北中國》中,作者借老管事的嘴說道:“跑毛子的時候,那俄大鼻子也殺也砍的,可是就只那麽一陣,過去也就完了。沒有像這個的,油、鹽、醬、醋、吃米、燒柴,沒有他管不著的;你說一句話吧,他也要聽聽;你寫一個字吧,他也要看看。……”正说著,兩個帶著短刀的日本兵說著日本話走在大門外。嚇得他連忙把“那掉在地上寫著‘大中华民國’字樣的信封,伸出腳去就用大氈鞋底踩住了”。日本侵略者還實行奴化教育,妄圖從兒童起就把中國人培養成為忠順的愚民。

在漢、朝、滿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延邊地區,日本統治者強行把人分成三等:日本人是高等民族;朝鲜人次之;漢族和滿族等是低等民族。日帝企圖通过制定這種民族分裂政策,挑撥各族間的關系,煽動民族仇恨,以此壓制各族人民的反抗,達到維護其統治的罪惡目的。為了壓制中朝人民的反抗情绪,並切斷各民族與抗日武裝部隊的聯絡,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日帝在鄉村实行了所謂的治安不良地域的农村集團部落化措施,即,將村莊合並為集團部落,實際上是日帝強化殖民統治的措施。不僅如此,日帝還構築土臺,修建炮楼,派憲兵和自衛團監視中国居民和朝鮮移民的行動,企圖將反日情緒扼杀在搖籃裏。

免費論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姜敬愛在延邊龍井地區生活過十幾年,她以真切的生活體驗,借隨筆與小說的形式敘寫了朝鮮移民與日帝的民族矛盾與沖突。奉艷媽(《盐》)的丈夫、兒子和女兒相繼慘死,她實在活不下去了,不顧生命危险走私食鹽,可是用命换來的鹽卻被日本憲兵搶走,自己也被捕入獄。在小說《有無》中,福純爸一到夜裏就做惡梦,夢見B們在險惡的世界裏用皮靴踢人,用皮鞭抽人,用刺刀殺死孩子,用汽車拖死進步人士,甚至把人當作靶子,並用尖刀刺進其心臟。這不斷困擾福純爸的“惡夢”,實際上象征着強占中國東北的日帝侵略者,B们影射的就是兇狠殘暴的日本憲兵。

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泰納( HippolyteAdolphe Tamne,1828-1893)在谈到環境和時代對藝术的影響時指出,包括風俗習惯、時代精神、社會制度、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諸因素在內的“精神的氣候”也決定著藝術品的產生。“某些持續的局面以及周圍的環境、頑強而巨大的壓力,都被加于一個人類集體而起著作用,使這一集體中從個別到一般,都受到這種作用的陶鑄和塑造。”特别是當民族、時代和社會遭受蠻族入侵,連年饑饉、疫疠頻生發生,天災人祸的慘事時,人民處于悲哀痛苦的生活之中,作家同樣深受苦難疾病的煎熬。加之,作家所特有的氣質,很快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家感受時代的精神氣候要比一般人更细致更全面,悲傷既是時代的特征,而“他所看到所描繪的事物,往往比當時別人所看到所描繪的色調更陰暗。”姜敬愛與蕭紅小說的背景主要設定在中国東北,而籠罩這一時空的“精神的氣候”是相同的,即日本殖民地社會文化語境下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這就使中國东北不僅成為日帝制造流血沖突的舞臺,而且成為郁结民族矛盾與壓迫的孤苦之地,更是中朝苦難民眾傾訴血淚与吶喊並由此醞釀反抗情绪
3.靈魂的鏡像:坚韌不屈的民族性格与扭曲病態的人性

姜敬愛與蕭紅不仅現實主義地書寫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文化語境下普通人的生存苦難與悲慘命運,還深入挖掘這些掙紮著的、求生存的人們生命中微弱卻從未泯滅的反抗因子,昭示出被壓迫階級自發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性格,透露出希望的曙光,這正是其小說積極進步的主題意蘊。

對堅韧不拔生命力的追求与謳歌不僅是朝鮮古代美學的重要传統之一,也是貫穿姜敬爱小說創作的伏線。它具体表現為:其小說主人公雖身處逆境,受侮辱遭踐踏,甚至达到死亡極限,卻 以頑強的生命力堅毅地活下去,並从殘酷的現實鬥爭中逐步認识到革命的道理,從而也使得他們的主體意識得以復蘇,產生反抗思想。奉艷媽是姜敬愛筆下被赋予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的生命之美的典型形象。盡管遭受現实的一次次打擊,甚至想到死,可是她仍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堅強地活著。她要看看害死丈夫、儿子的那幫家夥的下場。當她因走私食鹽被日本憲兵抓住,一想到兒子奉植參加了共產黨並且為了革命鬥爭而牺牲時,她的悲痛和恐惧頓時消失了,“她站在巡警们的前面,昂著頭,闊步走去”。這不正是高爾基《母親》中那位英勇不屈的偉大母親尼洛芙娜形象的生动再現嗎?此時的奉艷媽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覺醒和飛躍,这種覺醒和飛躍是通過其頑強的生命力和主體意識的复蘇而實現的。阿大(《人間問題》)經過慘痛現實和革命鬥爭的洗礼,思想逐漸覺醒,开始成為堅定而沈著的革命鬥士。巴威(《父子》)積極參加××会,決定不再走父親蠻幹冒險的老路,而是按組織的指令行動。面對日本憲兵的血腥鎮壓,以成浩和淑姬(《足球賽》)為代表的進步學生義無反顾,視死如歸。他們決定將足球场當作戰場,組織青年团員積極投入戰鬥,這充分显示出了正義和進步的力量。比賽雖然以失败告終,但是小說結尾描写“陽光下,D校的旗幟像血一样紅”,這預示著日帝的必然滅亡和革命事業的興旺。

蕭紅小說也揭示了沈積在民眾靈魂深處的不屈和反抗的性格,唱响了時代的最強音。長青與李三、劉福、小禿等雇農積极響應×軍.加入到攻打張地主家的戰鬥中。陳公公的兒子(《曠野的呼喊》)背著父母離開家,利用在松花江北沿修鐵路的機會,偷著拔除鐵道釘子,弄翻了日本人的火車,截斷了他們的彈藥與食品給養。王婆聽到女儿參加抗日而犧牲的消息時,没有退縮,更堅定了斗爭的決心。就連保守落后,小農意識極強的二裏半(《生死場》),在老婆孩子被日寇殺死和亡國滅種的現實激發下也最終覺醒了,他跟著李青山參加人民革命軍去了。可見,如果沒有年盤轉动、“王道”之旗的刺激,鄉民們還會沈醉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與死的機械輪回中,但是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們猛醒。他們從血的教訓中發出怒吼:“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当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從麻木到自醒,他們經歷了慘痛的生與死的代價。那震天撼地的宣誓充分表明,他們已從麻木渾沌中覺醒過來,並勇敢地加入到了抗日鬥争的行列中。正如胡風在《<生死場>讀後記》中所說的:“這寫的只是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村莊,而且是覺醒底最初的階段,然而这裏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它‘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同時贊美萧紅道:“這是用鋼戟向晴空一揮似的筆觸,發著顫響,飄著光帶,在女性作家裏面不能不說是創見了。”這樣,蕭紅就在小說的空間裏完成了“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

另一方面,姜敬愛和蕭紅小說還通過一些人物的語言和行為深刻揭露病態的靈魂,批判人性的醜恶與扭曲,這是我們在閱读其小說時不能忽視的。但是姜敬愛著重從階級意識著眼,强調社會動蕩、階級關系變化和世俗偏見等現實客觀因素而導致的人情冷漠和精神病態,這是外因引起內因的過程。譬如,通过三子(《月謝金》)因上學交不起學費而偷竊的行為,揭示窮困窘迫使人墮落;通過承浩(《母子》)大伯对承浩母子態度的前後變化,揭示怕受牽連使人世間的親情完全喪失;通過保得爸(《鸦片》)為吸毒而典妻的行为描寫,揭示出苦悶失望使人性扭曲的過程。

蕭紅也描寫了貧窮等社会客觀因素導致人被異化的現實,譬如,金枝(《生死場>)因錯摘了青柿子就被母親打得鼻孔穿血。對女兒小鐘的慘死,王婆漠然視之:“孩子死.不算一回事”,還不如麥粒和老馬重要。可是當老馬被迫賣給私宰場時,卻像剜了她心頭肉一般,“悲傷立刻掠過王婆的心孔”。因此蕭紅说:“在鄉村永久不晓得,永遠體驗不到靈魂,只有物質來充實她們。”然而她更專註於從人性批判出发,描寫承繼著傳統因襲的人物靈魂的扭曲和病態,是由內向外發散的過程。譬如,《呼蘭河傳》把呼蘭河鎮東二道街紮彩鋪(出售死人在陰間所用物品的商店)琳瑯滿目的商品與小鎮人們物质生活的貧乏進行對比,揭示人們對生死價值判斷的顛倒和錯

位。人们生病不看醫生,而請人“跳大神”,這本身是對生命存在的漠視。不僅如此,生產的女人(如《生死場》裏五姑姑的姐姐)還被視作骯臟與災禍的象征,不許她將孩子生在席子和柴草上。在此,蕭紅繼承了魯迅揭示國民病態靈魂的文學傳统,極力書寫鄉民們因貧窮與苦难而導致的精神麻木和愚昧。不同的是,魯迅是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啟蒙者角度來揭示人的精神麻木的;而蕭紅則以一種悲天憫人的眼光真實地書寫人的生死,深刻地指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麻木和靈魂因物质匱乏而喪失的過程,她註重的是生命本原中的永恒的苦难。


可見,姜敬愛與蕭紅在小說創作上,都經歷了一個從同情並描寫民众苦難和命運,表現阶級仇與民族恨,塑造不屈反抗的民族性格,到揭示民眾人性扭曲與缺失的創作思想和審美情感的嬗變過程。不過在揭露人性的缺失和批判病態的靈魂時,姜敬愛側重從階級意識出發描寫時势變化導致的人的精神蛻變,而蕭紅則註重批判長久因襲在民眾潛意識裏的人性弱點。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於作家對底層生活的親歷體驗,即兩位作家都有著孤寂的童年、饑餓的困擾和漂泊的經歷,這成為她們共同具有的生活與創作資源;另一方面也源於作家不同的創作追求,即姜敬愛自覺地將小說創作納入到無產階级革命鬥爭的軌道之中,力求以階級分析的觀點來剖析人性,而蕭紅則秉承“对著人類的愚昧”的创作宗旨,挖掘出長久积澱在普通民眾心靈深處並腐蝕其靈魂的痼疾和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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