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梁漱溟對朱謙之文化哲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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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作者: 未知請聯系更改
上傳時間:2012/12/15 11:13:00

朱謙之的文化哲學思想體系的形成,受其師梁漱溟的影響很大,不僅在世界觀和人生觀上受其影響,而且在具體觀點上也多有借鑒。如梁先生的世界文化的三個路向及中国文化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問題在朱謙之的文化哲學中都有影子。
梁漱溟生於1893年,長朱謙之六歲,為朱謙之在北大的印度哲學教師,兩人由於年齡相若所以亦師亦友,常在一起論学,據朱謙之回憶:“於我放浪的生涯裏,時回北京過冬,在京有幾个頂好的朋友,一個是梁漱溟先生,一個是我友黃慶,他們的思想比我好,我常受了他們的益處” [3]朱謙之受梁漱溟的影響是由於他們之間有着共同的經歷。梁漱溟十六七歲時便傾向佛家的出世思想,並身體力行,十七岁時拒絕母親為其談論婚娶,二十歲开始研讀佛典,懷抱著出家為僧的念頭。信仰著虛無主義的朱謙之自然把過佛家生活的梁漱溟當成知己摯友,相互影響。當朱謙之的虛無思想走到盡頭,徘徊迷惘之際,梁漱溟的思想恰好也在變,由佛家轉入儒家,給朱謙之以很大啟發。
梁漱溟回到這世間來的表現在於,一是学問上認為儒家文化為世界未來文化的趨向,另一個则是在行為上娶妻成家。這兩方面對朱謙之都有直接影響,一個影響是朱謙之由此寫了阐述他信仰的《周易哲学》,另一個是從1923年5月开始了他與楊沒累的戀愛生活。
朱谦之在談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學》對他的影响時說是“當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我實受極大的影響,這時我的本體論完全折入生命一路,認情本有,不是無” [1]這是因他提出了一種和虛無主義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就是發揮儒學回到這世間來。
受梁漱溟的影響,朱謙之也把柏格森生命哲学與儒家人生哲學相糅合,突出生命、精神、心的意義。他把“真情之流”看作是《周易》的根本意思,其本質即孔子所謂“仁”。他說:“我這唯情哲學,就是孔家的本來面目,不幸孔家這一套哲学,自孟子以後失傳了数千百年……我的意思,是要掃清舊傳統,再接續起來,組織起來,而且應用到政治、倫理、教育、艺術、文化各方面,用真情的默識方法,使宇宙生命化,物質精神化,這么一為,‘真情之流’才可以完全實現了!神在人間實現了。”[2]朱謙之視孔子為中國生命派的代表,認為現在正是孔家思想的“綜合時代”,是生命哲學時代。他說:我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是我真情認識的真理,而這種真理,同時就是中國生命派的普遍真理——就是孔家的真理……孔子就是唯情論者,一個唯情論就是我,我和孔子在這生命的一条路上,是有一樣的價值的。”[3]很有替孔子說話的勇氣,这與其師梁漱溟重重的觀念影響不無关系。
梁漱溟之子梁培寬在《朱謙之與梁漱溟的半個世紀的友誼》裏談及,在其父親寫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初版(財政部印刷局1921年版)的扉頁上有一副照片,是其父親梁漱溟與北大哲学系朱謙之等三個學生的合影,並在“題記”說明:“这是我同三個頂好的朋友葉麔、朱謙之、黃慶的照相,他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卻四人年紀皆二十幾歲,差不許多。我們相與並無所謂先生和學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見解並不相同,幾乎一個人是一個樣子,所以议論每多不合,但是總觉得彼此相對是第一樂事。當我們相熟半年多後,就是今年四五月間,我有幡然改變態度的事,決定是作孔家的生活,而把這些年來作佛家生活心願斷然放棄,於是辭脫大學讲席,要離開北京到山東濱縣乡間去住一年半年。最先就同他們發表這個意思,適其時朱謙之要到西湖去,叶麔便約我們同照一像,即這個像片。”[1]從中可見,朱謙之在梁漱溟思想轉變時,與他有頻繁的交往,而且為此還常有爭論。在爭论中朱謙之不知不覺地受了影響。朱謙之早年就曾在《太極新圖說》、《政微书》、《周秦諸子學統述》中對儒學有專門的研究,雖在信仰虛無主義時曾批判一切,但對儒學則多有回護。此時經其師梁漱溟的啟發,便開始借《周易》談自己的真情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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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提出文化發展的三路向說,他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類第一類文化。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適中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類第二類文化。印度文化則是“以意欲反身向后為其根本精神”,代表了人類第三類文化。[2]所以按梁先生的意思,印度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類型,而西方文化是最落後的,但現正處于西方文化占優勢的階段,而由於西方文明已出現“疲蔽”,所以未來只有走“中國的路子,孔子的路子”,西方才能得救。所以世界未來文化的希望在中國。
而朱謙之雖也似其師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說:(一)高地發生宗教的文化---以印度為代表;(二)平原發生哲學的文化---以中國為代表;(三)海洋發生科學的文化---以歐洲為代表。認為印度文化是最落後的文化,中國哲學的文化雖有其優勢但由于現在處在科學的文化占優勢的阶段,而中國文化只註重談心說性,&l

dquo;這種‘人的文化’,當現在這競食的時代,實在拿不出來,其价值亦不易為世人所認識,要是勉強拿出,其結果也不過吃虧而已。”[3]所以認為只有順應文化的發展事實,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使中國文化有復興的可能与希望,而到了第四期藝術的文化,這時候中國的哲学文化才能大放異彩。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文化三步驟說,按著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奴隸主義的順序,實際上是文化的復古主義,這與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是背道而馳的,而相比較而言朱謙之則比較客觀地說明了當時的文化的歷史發展階段,但二者有個共同點是都認為中國哲學的文化必將復兴。由此便可看出朱謙之對儒學內在思想的發掘方面甚至超過了梁漱溟,但梁漱溟卻是新儒家公認的先驱,而朱謙之卻並未受重視。這也许是因為朱謙之更多的是以詩人的激情做哲學的沈思,裏边雖有真知灼見,卻終於不入現代新儒學的發展史之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許是他壓根沒有現代新儒家的自覺。不过這照樣不妨礙其繼續做儒學的傳承工作。
朱謙之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中國思想狀況的一個缩影,當時的許多思潮都曾經在他身上有過痕跡,而最後,只有傳統儒學驻足於其身並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使我們看到傳統儒學對朱谦之的影響程度是如何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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