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詩歌的中國文化移入現象分析

  提 要:中國文化的移入現象在美國現代诗歌中十分普遍。一些美國现代詩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融入到詩歌內容中;運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表述方法進行英文詩歌創作,給現代美國詩歌注入了清新活力,促進了中美文化交流。然而,在文化移入過程中,也出現文化移入的位移現象。本文將從美國現代詩歌入手,探讨和研究現代美國詩歌中中國文化的移入現象。
  關鍵詞:美國詩歌;中國文化;移入现象;位移現象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Jiang Tao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Some modern American poets were so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that they often put them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poems. They liked to compose thEIr poems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se American poets brought a fresh air to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brought about a culture exchange of both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acculturation there appeared a culture displacement.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e displacemen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the Chinese culture; acculturation; culture displacement
  
  1 中國文化移入的背景
  
  在美國現代诗歌發展史上,有兩起詩歌運动導致美國現代詩人對作為邊緣文化的中國文化的關註。一起是發生於20世纪初的意象主義運動(imagism),另一起則是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舊金山文藝復興(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這兩起詩歌運動的共同特點是兩者都極具開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又積極參與歐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發展的勢頭势不可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構建,造就了美国學者的寬闊視野和開放胸懷,形成了他們對世界各國文化產生好奇並欲汲取的積極心态。戰後一些美國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或想成為作家的年輕人紛紛移居歐洲。他们去歐洲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義和清教徒主義” (Richard Gray 1990:51)。在汲取歐洲文化營養的同時一些人把目光投向遠東,投向古老的中國文化和古典詩歌。此時的意象派领軍人物艾滋拉•龐德不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創作意象派詩歌,而且還翻譯出版著名的汉詩英譯集《古中國》(Cathay,1915)。《古中國》的出版和此後引起的強烈反響不僅反映出龐德本人對中國古詩中生動意象和哲學思想的認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國現代詩人对中國文化和中國古典詩歌的喜愛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後期,美國青年中出現了一场民間文化運動。這場運动稱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当時美國政治上的霸權、經濟上的強勢、外交上的反共以及隨後出現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導致美国青年不滿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業廣告所左右,讨厭只顧金錢而缺乏高尚精神的無目的的現代生活,懷疑西方文明,甚至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這些美國青年在繼續高舉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時,開始尋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類文明。依照大衛•帕金斯(David 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運動的成員在尋求智慧時,很容易轉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還有轉向西方文化以內的次要傳統”(Parkins 1987: 545)。因此,處於邊緣的東方文明便成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這樣,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化,就成為他们認同和接受的東方文化之一。
  上個世紀的50、60年代,中國隋唐的一位詩僧寒山子的詩在美國青年人中廣為流傳。美國現代詩人加利•史奈德(Gary Snyder)翻譯寒山子的24首詩並於1956年發表在《長青評論》上,至此拉開了這一時期美國青年追崇中國古典詩歌的序幕。而傑克•克鲁亞克(Jack Kerouac)自傳體小說《得道的流浪漢》(The Dharma Bums)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書中講述克魯亞克如何通過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讀到他的詩,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塵欲,寧静自在的心境打動,最後歸隐山林的故事。此書在美國年輕人中引起廣泛轰動,紛紛效仿。為什麽一位中國隱士的詩會在美國青年中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歸隱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當時美國青年的心態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種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無求、自在寧靜的心態也正是他們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 認同与接受:中國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過程中,主流文化的選擇性和移入文化的適應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紀初,一些美國詩人就開始接觸和喜愛中国文化和中國詩歌。埃茲拉•龐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國》詩集,收錄他翻譯的李白的《長幹行》,此詩一直被英美學界視為創意英譯之經典。1918年亞瑟•韋理(Arthur Waley)翻譯出版《中國詩一百七十首》(170 Chinese Poems,1918),使中國的古典诗歌在美國得到進一步傳播。1922年一年內中國古典詩歌在美國的譯者就有19位之多,同時在《詩刊》(Poetry)雜誌上出現評論中国古典詩歌的文章。這是美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歐美以外的边緣文化。這主要是因為中国的古典詩歌迎合或者影響了意象派詩人詩歌創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國詩學引发和影響意象主義詩學觀點。美國現代詩人的選擇性和中國古典詩歌適應性在此交匯。到上個世紀50年代,美国詩歌出現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的高潮,這就是歷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舊金山文藝复興”運動。這一時期出現大量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比较有影響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羅斯(Kenneth Rexroth)翻譯的杜甫诗《中國詩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譯出版的《寒山詩》(Cold Mountain Poems, 1958)。雷克思羅斯這樣評述中國文化的移入,“繼波德萊尔之後,對西方詩歌影響最大的可能來自外面,來自中國與日本诗歌的譯文”(Rexroth 1986:131)。

  在文化移入的過程中,文本譯介起到先行作用。通過譯介中國古典诗歌,美國人開始了解和認識中国詩歌的表達內容和創作藝術,一些美國詩人也開始在他們的诗歌創作中接納和采用一些中國哲學思想和詩歌藝術。
  2.1 中國哲學思想的移入
  中國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現代美國詩歌中留下移入痕跡,道家思想影響最大。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並把道家思想引入詩中的美國現代詩人主要以雷克思羅斯、史奈德和羅伯特•勃萊(Robert Bly)為代表。雷克思羅斯1967年出版的長詩《心苑•苑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幾乎把《道德經》的第六章的整個內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許多道家思想痕迹,如《無》(“without”, Turtle Island 6),《高品質資料》(“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Left out in the Rain 130), 《道非道》(“The Way Is not the Way”, Regarding the Waves 51)和《為了無》(“ For Nothing”, Turtle Island 34)等。勃萊十分推崇道家的“無為”思想,有兩首詩可以證明:《一首無為的詩》(A Doing Nothing Poem)和《另一首無為的詩》(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中國古典詩歌富含中國傳統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觀念,其藝術成就極高。中國古典詩歌這種獨特的魅力深刻影響美國現代詩學和創作取向。雷克斯•羅斯在他的自傳中坦誠地說,“杜甫對我影响之大,無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沈浸在他的詩中,它使我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免費論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2.2 詩歌表達方式的移入
  美國現代詩人感興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國古典詩歌獨特的表達方式。中国古典詩歌(主要是山水詩)十分註重主體和客體的交融。中國山水詩的表述重點不在主體(敘述者)本身,而在主體融入客體(自然)的經驗。而主體在英文山水詩中往往居主導地位,诗人的主體思維、想象力仍是诗的重點。如孟浩然的山水詩《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这首詩通過展示天空、原野的高曠無垠,暗示主人公寓身於茫茫天地間的孤獨,與自己同在、接近於自己的只有清江中的一輪月影。詩中沒有主體思维和主體想象,詩人只是以主体的特定情感審視客觀景物,將景物感情化,完美實現主體融入客體,達到“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境地。下面是雷克思羅斯的一首詩《春》(“Spring”,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9),看得出詩人嘗试模仿中國古典詩歌的表述方式,試图在詩中消除主客體界限,讓主體融入客體。
  我坐在一棵老橡樹下,
  望着白色的果園,
  在滿月下開满了花。
  橡樹像獅子般地低鳴
  猶如發抖,犹如在呼吸。
  我嚇了一跳,然後我
  發現樹幹穴中的蜂巢
  今晚整晚都會忙碌。
  盡管詩中的主體痕跡仍然顯露無遺,但诗人對中國詩歌的模仿積極、認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詩《紅色手推車》更接近中國古典山水詩的表述形式:
  那麽多東西
  依靠
  一輛紅色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邊是一群
  白雞。
  主體——詩人隱匿起來,但主體的心境卻融入客體。與以上表述方式類似的中國古典诗歌還有“感懷體”詩。這类詩的論述過程往往是絕大部分為書写自然客體,只是到結尾處才轉到主體感受。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
  枯滕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中國古典山水詩的這種表述方式影響一些美國現代詩人,他們也試圖用這种表述方式進行創作,如史奈德的《松樹頂》(“Pine Tree Tops”, Turtle Island 33):
  在藍色的夜裏
  霜霧,天空微微發光
  由於月亮
  松树頂
  因雪藍而彎身
  融入天空,霜,星光之中。
  靴子的軋軋聲,
  野兔的足印,鹿的足印,
  我們知道些什麽。
  詩中沒有傳統英詩那種直接抒情和鋪陳式描写,而是通過明月、藍天、霜霧、松樹、鹿和野兔的足跡等意象編織一幅優美畫面,把詩人主體心境(對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贊美)融入客體。然而,最後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轉向主體感悟,道出主體對人类有限認識能力的遺憾。
  中國古典山水自然詩中“無我之境”的物我觀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標準深受美國詩人推崇。無論在中國詩歌英译方面還是在英文詩歌創作方面,美国現代詩人竭力效仿中國古典詩歌的這種表述方法。雷克思羅斯在翻译杜甫的《玉華宮》、《宿府》和《夜在左氏莊》時就曾竭力保留和處理好原詩的這種表述方式。
  此外,中國古典詩歌中十分常見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傳統英語詩歌中極为少見,但在現代美國诗歌中卻可讀到效法中國古詩的對仗诗句,如雷克斯羅斯的詩句:
  The flowers are back in thEir places,
  The birds back in thEIr usual trees.
  The winter star set in the ocean,
  The summer star rise from the mountain.
  運用數字“千”或“萬”傳達“無限”,是中國古典詩歌經常采用的一種独特的表達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千锤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等,不勝枚舉。在現代美国詩歌中可以見到這種模仿中國古代詩歌的表達方式,如:
  Ten thousand birds sing in the sunrise,
  Ten thousand years revolve without change,
  All this will never be again.
  2.3 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國古典詩歌有一種比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隱士人物模式,如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詩,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詩中加以塑造和推崇。這些人物的顯著特點是不求榮華富貴,不屑大權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寧靜,尋覓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棄高官厚祿,自我放逐於偏遠,有的滿足田園鄉居,自我縱情於自然。这類中國隱士傳統詩歌受到一些美國現代詩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潛》(“After T’ao Ch’ien”, Left Out in the Rain 195),《八月中旬於蘇竇山守卫站》( “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A Range of Poems 9);雷克思羅斯的《方丈記》(“Hojoki”,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7),《空中的光是星星》(“The Light in the Sky Are Stars”,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237-239);賴特的《一本劣詩集令我氣悶,我走向一片無人蹤跡的草地,邀請昆蟲加入我》(“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 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 Collected Poems 125),《望出小木屋的窗子,我想起一行李白的诗》(“Looking Outside the Cabin Window, I Remember a Line by Li Po” 97)等。一些诗人不僅把中國的隱士傳統詩歌方式運用到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去,而且還付諸實践,模仿中國詩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於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那種寧靜超脫的境界、那種脫離世俗的徹悟。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3 中心與邊緣: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國文化移入美國詩歌的过程很復雜,需要經過中西方文化的對話、選擇、吸納,形成不完全屬於雙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詩歌英譯中,中國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譯者自身文化域場中經過對話後才得以認同。中國經典古詩散發著對大自然美的傾慕,對天人合一和諧境界的尋覓,對權力與榮華的輕视以及對質樸與閑適生活的推崇。美國詩哲愛默生和梭羅崇尚自然,唾棄物欲,心靈凈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經被美国人民,特別是美國知識分子和學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偉大的文化傳統。当美國現代詩人有幸賞讀中国古典詩歌,在他們的心靈世界裏便產生中西方文化對話。共鸣之余開始捕捉中國文化精華,推介中國文化模式,吸收中國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國文化移入美國現代詩歌現象的同時,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题就是在文化移入過程中出現的移位或錯位現象。移位是指在詩歌翻譯和詩歌创作過程中源語言中的文化在進入目的語時出現偏差或錯位。從某种意義上講,這種移位現象不可避免,因為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大,要想在兩種語言文化中找到對應的位置確實不容易。如龐德翻譯李白的詩: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這是李白送別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詩,詩的標題為:黃鶴楼送孟浩然之廣陵。龐德的翻譯在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的材料基礎上完成。費諾羅薩是研究東方文化的美國學者,師從日本漢學家毛利先生,學習中國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費諾羅薩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國古詩的筆記(大部分是日譯漢詩)交給龐德。詩中斜體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應该是“江”的譯音,ko-jin是“故人”的音譯,而ko-kako-ro 是黃鶴樓的日文發音。顯然,龐德把Kiang 當作江的名字,把ko-jin當成人名。這表明當時的龐德对中國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長江。更有錯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辭”,即由西向東行錯譯成向西行。這種移位現象不僅發生在龐德身上,在其他翻譯者身上也时而可見。此外,由於對中國古詩中出現的典故認識和掌握不夠,導致美國翻譯者誤讀和錯譯中國古詩。
  美國現代詩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主要通過閱讀經典化英譯本的中國古典詩歌和有關中國文化的英文著述或英譯本。从這個意義上講,他们了解的中國並非是現實中國,而是歷史上的中國、書本中的中国,也就是說他們認同的和接受的是文本中的中國。龐德也好,其他美國現代詩人也好,他們在認同和接受中國文化時都無法擺脫西方立場。他們沿襲西方研究漢學的傳統,把主要興趣放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上。他們希望從東方文化,特別是從中国文化中汲取靈感。他們關註中國傳统文化,從中塑造歷史肖像的中國:“儒家中國”、“道家中國”和“佛家中國”。他們對當下中國、現實中國没有興趣深入了解,對中國持一種賽義德的“文本態度”(textual attitude)。美國現代詩人盡管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詩人同處一個時代,但他們關心、仰慕的是古代文化中國。無論是譯介還是著述或詩歌創作,美國現代詩人都以自己的認識和理解來書寫中國,美國人民通過他們的作品認识和了解中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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